传播的偏向

《传播的偏向》 《传播的偏向》 译者序言 伊尼斯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他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8页） 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6页）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他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时间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空间的束缚。（[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6页） 伊尼斯说：“l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和印刷术一样，摄影术也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7页） “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口语，他可以诉求于人数少的群体和民族……和印刷工业的需求相关的政治边界，在这个新的传播媒介面前已经不复存在。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于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 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 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8页） 伊尼斯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9页） 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9页） 麦克卢汉序言 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 伊尼斯关注的是，一种媒介与其他媒介遭遇时，会释放出什么力量使其他媒介改变。（[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3页） 伊尼斯说过，“希腊人接过拼音字母，用来造字，使之成为适合灵活的口头传统需要的灵活的工具。”（[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4页） 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 有的时候，伊尼斯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的相互作用搞错了。他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杂交的结果算到了书面形态的头上：“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加上元音，使之更加适合希腊口语的需要。于是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随着文字的流布，口头传统反而开发出了新的抵抗力，表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之中。”（[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4页） 伊尼斯把广播和电力技术误认为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线，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广播这个新媒介是个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因此它强调的是集中化。”突然之间，他从广播的听觉世界转入视觉世界的轨道，把眼睛和视觉文化的一切集中化力量都套到广播的头上。（[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5页） 伊尼斯认为印刷术的发展对20世纪文化的极大冲击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他认为“视觉本位传播的垄断，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它对听觉本位传播的发展会构成威胁。听觉本位的传播建立在广播中，建立在声音和影视的结合中。”伊尼斯在此失误了，他没有对视觉形态和听觉形态做结构分析。他只是假定，信息的空间延伸具有集中化的力量，无论它放大和延伸的是人的哪一种官能。视觉技术创造一种中心-边缘的组织模式，无论它借助的是什么手段，文字、产业、价格体系的手段都是如此。然而电子技术传递的信息是瞬息完成的、无所不在的，它创造没有边缘的多中心。视觉技术创造的国家是同一、均质、一体的国家，无论这种视觉技术用的是文字的还是产业的手段。但是，电子技术创造的却不是国家模式，而是部落模式——不是平等人肤浅联系的模式，而是全身心介入的亲属群体的、凝聚力强大的深度模式。视觉技术——无论它的基础是纸莎草还是纸张，都哺育分割化、专门化、军队和帝国。电子技术宠爱的不是分割而是整合，不是机械的东西而是有机的东西。伊尼斯没有想到，电子技术实际上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好像是覆盖全球的一张膜。他搞经济史，对人体力量的延伸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看到这个最新、最令人吃惊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性质，这一点不足为怪。（[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6页） 第一章 密涅瓦的猫头鹰 伊尼斯在《密涅瓦的猫头鹰》一章中，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10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l9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l9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l9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在每一个时期，我都试图追踪，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性质有何含义，并试图说明，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平衡就扰乱了。（[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复杂的文字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支持贵族。简单而灵活的文字，留有余地，适应口语。但是其适应过程缓慢，因此它又有利于知识的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阅读与文字相应，暗示着对写作能力的被动承认。传播中的种种发明，迫使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的重新组合。与文字专项能力偶然挂钩的知识垄断，由于它削弱了和口语的接触，最终要被外力瓦解。用休谟的话说：“力量总是站在被治者一边，治人者除舆论外，没有其他东西支持。因此，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这个原理适用于最自由和最得人心的政府，也适用于最暴虐和最好战的政府。”（[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据说，公元267年，哥特人占领雅典时，曾经说过：“我们让希腊人把这些书留下来吧，因为书使他们柔弱，使他们不喜欢打仗。”（[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对黏土的依赖，需要一种独特的文字和独特的书写工具，即苇管笔。泥版上的楔形文字需要精湛的技术，需要强化训练，需要将持久的集中保存。僧侣集中的寺庙成为城市的中心。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武力，入侵这里的城邦。新技术围绕马而发展起来，先是有马车，后是用骑兵。外来的入侵带来了城邦的联合，但是这里的文化以楔形文字为基础，文字能力需要强化训练。这种文化使集中控制不稳定，给有组织的宗教以巨大的影响。于是法律就冒出来，以抑制武力和宗教的影响。在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宗教的影响在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发展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相信命运，七天一轮的周期，60进位的计时制，都反映了宗教的影响。虽然埃及以象形文字为传播媒介，但以法老为代表的统治力量还是建立了成功的帝国组织。埃及帝国之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承袭了这种帝国组织。（[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希伯来的先知能够更加方便地用上羊皮纸、莎草纸等媒介，可以使用更加有效的字母表，他们给口头和文字的传统以刺激。这种传统在《圣经》里，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长期保存下来。这些宗教的经典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躲过了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寺庙的沉重压力。 埃及人有大量的莎草纸，又有软笔，所以创造出了精细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依靠泥版和硬笔，开发出了一种简洁的楔形文字。闪米特人借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又在和埃及人接触的过程中改进了文字。腓尼基人这个地处边缘的闪米特民族，喜欢在地中海沿岸交流经商，他们改进了的文字把辅音从元音里分离出来。希腊人把这个字母表接过来，使之成为灵活的工具，以适应他们构词灵活的口语传统。这个口语传统的繁荣，反映在泛雅典娜节日的庆典中。这个节日给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提供了机会，又为公元前500年之后悲剧的诞生提供了舞台。（[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公元前670年，埃及的港口向希腊开放，公元前650年，诺克里特斯港建立，使埃及莎草纸的进口更加便利。公元前7世纪希腊抒情诗的勃兴，就归功于莎草纸的流布。 与政治自由伴生的是经济自由，公元前700年金属货币大量使用之后，尤其是如此。用米拉波的话说：“人脑最伟大的两种发明是文字和货币——这是思想的共同语言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语言。”（[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如果马和牛长着脑袋，并且能够创作图画和雕刻，马就可能用马的形态来表现神，牛就可能用牛的形态来表现神。”苏格拉底反对物理科学的形而下漂移，他从寻求起点转向寻求终点。他集中精力思考人生，发现了灵魂。灵魂的独裁意味着人的自治。（[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简化而灵活的字母表和读书写字的传播，都强化了逻辑，并必然加强广泛的一致性。文字的传播拓宽了可供筛选的范围，使人才的筛选成为可能。对文字的倚重削弱了希腊的封建等级制，文字已经成为对智力的考验，一个倚重书写的时代基本上是自我取向的时代。（[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用简化字母表写作遏制了口头传统的习惯势力，但是它又暗示着表达力的衰落，形成了新的常规。这些常规决定了读者和后来作家的思想渠道。莎草纸卷难以摆弄，又不耐久。虽然莎草纸便于修改，但是它的影响受到局限，至少在帝国体制组织之下的图书馆出现之前，其影响是受到限制的。希腊有一个强大的口头传统，有单一语言的集中优势。由于欧洲民族强大的父权制结构，希腊一方面抵抗巴比伦僧侣集团和女神的强权，另一方面又抵抗金字塔反映的埃及君主制。（[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正如希腊人吸收了一个较早的文化，使之适应自己的语言一样，拉丁人吸收了埃特鲁斯坎人的文化。希腊、罗马和英格兰的语言，具有很强吸收能力。语言与较早而发达的文化接触，又不完全被淹没，就能够避免发达文化中某些精湛成分的影响。这就促进了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兴起，使其哲学和科学与宗教形成强烈的反差。希腊人倚重方法的统一。罗马人却吸收修辞，排斥科学。在东方，波斯和阿拉伯文献排斥了希腊文学，吸收了希腊的科学。语言的广泛渗透力成为调动力量的有利因素，尤其成为在各阶级中传播舆论的重要载体。受到重大入侵的语言更加灵活，促进了阶级流动，有利于技术的扩散，有利于迅速的调整。源源不断的莎草纸使图书馆繁荣，使政府机关兴旺。（[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罗马的建筑、道路和法律提高了罗马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威望。（[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希伯来字母表之类的相当固化的字母表和有限的传播工具，使教育局限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圈子或特殊阶级的手里。这个字母表在《旧约》里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它在保持与变化中的口语的接触中，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明显的危险。人们的口语是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则成为学者的书面语言。基督教之所以没有沦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那是因为它需要向希腊口语提出诉求。所以《新约》是用希腊口语写就的。“书是写的……但是主对你们说话。” 基督教利用了一种新技术的长处，使用了一种新材料。抄《圣经》的羊皮纸取代了抄卷中的莎草纸。羊皮纸抄的《圣经》更加耐用、紧凑，且容易翻检。《福音书》和《祈祷文》既可以抄成单独的四卷羊皮纸，也可以合成一卷。翻检的方便加强了《圣经》的地位，也加强了法典的地位。有了羊皮纸的耐久和翻检的方便，就突出了《圣经》的厚重和权威。（[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基督教以《新约》和《旧约》合而为一的《圣经》为依据。（[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罗马帝国未能驾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分裂势头。帝国无力吸收希腊文化，其显著表现是：帝国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希腊语言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支撑东罗马帝国，直至1453年。在方言的压力下，希腊语在罗马消失，拉丁语也在君士坦丁堡消失。字母表对语言的变通力和适应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事实证明，语言胜于武力，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历史就是武力适应语言的历史。在拜占庭帝国，希腊文明资源丰厚，宗教、法律与皇帝力量平衡，凭借这两个特点，拜占庭帝国能够抗衡新的武力发展势头。（[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东罗马皇帝的地位与修道制度冲突，与关于偶像崇拜的争论冲突，导致它与西罗马教会的分裂。西罗马不受限制的修道制度，突出了独身禁欲的影响和拉丁文在教会的影响。在东方，修道制度受到控制。在西方，它的地位却得到加强。政治史受到政教斗争的强大影响，直至今天。埃及的莎草纸供应被伊斯兰教徒切断之后，产生了知识的垄断，修道制度的势力因此而得到加强。“地中海曾经是罗马的小湖，如今它大多数时候成了穆斯林的小湖。”(皮雷纳语)。在东方，雅典的最后一批学校在529年被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的新的学问中心。然而在西方，修道院的传统挫败了学习经典的兴趣。修道院只关注《圣经》和注经。《圣经》取代了希腊经典。穆斯林堵塞了来自西班牙的学问，欧洲对新闻的兴趣受到局限。（[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伊斯兰教传播开来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进一步减少，羊皮纸遂成为必需品。羊皮纸适合写大部头的书，无论它是罗马法还是希伯来圣经。拜占庭帝国继续不断地制定罗马法典。凌驾在教会之上的政府和反对偶像崇拜的争论，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在西方，蛮族的法律是个人性质的，教会强调的是《圣经》和注经。对希腊人而言，美德即是知识；不了解的知识，更是美德。对希伯来的先知来说，知识是邪恶。也许，这是为了抗议埃及和巴比伦的抄书人对知识的垄断。西部强调《圣经》和注经的权威性，并且辅之以宗教仪式和和讽喻著作。古典诗歌的韵律被重音和节奏取代。阅读预设服从权威。（[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然而，此前很久，希腊文化的影响经过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过滤，已经传到了南方的西班牙、西西里，并最终传到了欧洲大陆。这个传播过程由于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而加快了。这种媒介就是来自中国的纸。公元2世纪的初期，中国发明用碎布造纸。中国还发明了用毛笔画画写字，用灯烟造墨。所有这些发明，都标志着一个文字传统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读书人阶级的兴起。中文里保留着象形文字，虽然大多数的汉字还是形声字。大约靠有限的1500个汉字，中国的文字就能够以非凡的能力，成为表现许多方言的媒介。但是，其复杂性突出了读书人的重要地位，舆论的有限影响、政治宗教制度的持久性，也突显出来。儒学和经典至为重要，人们崇拜文字，准确地再生产书籍的印刷术随之发明。当时的中国忽视了劳苦大众，这就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加速了印经技术的开发，尤其是符咒印刷的开发。佛教来自印度。在这里，婆罗门的口头传统繁荣辉煌，可是它牺牲了文字传统。口头传统适应文盲众多的印度，是它得天独厚的传统。印刷术的出现就适应了佛教的需要，所以它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同时，印刷术也适应儒学的需要，儒学的兴趣在经典，经典是读书人需要的文献。因为汉字复杂，所以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大量地印制经书，都需要国家的支持。第一本雕版经书，是公元668年印制的。舆论受到严重的束缚，造成长期的动荡，引起改朝换代，导致蒙古人征服中原。然而，口头传统的韧性给中国的制度和文人赋予巨大的力量。（[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随着伊斯兰教扩张和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夺取土耳其斯坦，纸传到西方。巴格达成为造纸中心。纸的引进恰好与哈伦·赖世德在位时的文学繁荣相吻合。9世纪中叶，纸进入埃及。10世纪，纸迅速传播开来。11世纪，用纸量迅速减少。12世纪纸进入西班牙，13世纪进入意大利。到l4世纪末，纸在意大利的价格只及羊皮纸价格的l／6。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用亨利·哈兰的话说，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垄断了莎草纸和纸张之后，穆斯林支持对图书馆的兴趣，支持希腊经典，尤其是支持亚里士多德和科学的传播。伊斯兰教对偶像崇拜的禁止，促使穆斯林倚重学问。从西班牙的图书馆那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传到了欧洲，成为马格努斯和阿奎那著作的重要源泉。阿拉伯数字、数学、天文学、科学和医学知识，从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欧洲。著书立说在修道院的墙外兴起。到l2世纪，出现了攻击教会腐败的著作。桑巴特强调指出，阿拉伯数字对精确计算的传播，对商业的发展，对1275年至1325年的商业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l3世纪出现了草写体。商业扩张有利于世俗学校的发展。修道院把世俗的学生关在门外，这就使教会办的各级学校更加重要。乡下人对修道院的兴趣，让位于都市人对大学的兴趣。从君士坦丁堡引进的建筑学知识，为适应北欧环境而改造的建筑风格，导致了1150年到l250年修建哥特式教堂的热潮。与教堂同时来临的，是艺术的改进，比如彩绘玻璃和对位法音乐。ll70年建立了巴黎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成为后来大学模仿的对象。（[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中国纸的推广加速了意大利和北欧商业的发展。它促进了修道院院墙之外的著书立说。穿过穆斯林地区，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效率更高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凭借阿拉伯文，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迈蒙尼德和阿奎那的著作，显然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圣经》。大教堂中心区出现了大学。这些大学支持对口头传统、辩证法和经院哲学的兴趣。（[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起初，欧洲人歧视纸，因为它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产品。但是这种歧视由于商业的普及而崩溃。作为抄写《圣经》和经典的媒介，羊皮纸的地位反而提高，手抄书和精印插图书因而升值。对手抄书的垄断及手抄书的较高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促使人们开发一种复制书的技术，像抄书人复制书那样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德国成功了。从油画中用油墨延伸到在印刷中用油墨、开发低温溶解的合金、冲压技术的提高、可调节排字范型的发明，印刷机的改进——所有这些技术都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系统，构成了印刷业的基础。大批量地印刷《圣经》之类的书籍，要求相当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必然造成源源不断的书籍生产。有限的运输设施和书籍的有限市场，加速了印刷工人的流动，尤其是向意大利的移民。那里有充足的纸张供应，纸成了适用于印刷机的商品。印刷业向新市场的迁移，迫使人们使用新型铅字。意大利的罗马体代替了德国特有的粗黑哥特体。法国抄书人的抵制造成了该国印刷业的滞后，但是这种滞后可能反而促进了法国铅字艺术的发展。印刷机需要很多手稿，印刷业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这就促成希腊经典作品的大量生产，促成了更加紧凑的排版，促成了袖珍的意大利体的版本，促成了人们对俗语的倚重。印刷技术跨过英吉利海峡，印刷机发明人卡克斯顿关心市场，他集中印英语书，避免古典语言的不景气市场。（[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书籍的产量和种类急剧增加，要不断寻求新的市场，这就加速了出版商的兴起。出版社倚重商业，损害了印刷商，忽视了技艺。千百年积累的羊皮纸手稿书，由于印刷业的发展而付梓出版，用俗语创作的作家逐渐训练成为书稿的作者。但是，他们难得有能力生产大部头的作品，反而被迫写颇有争议的小册子。小册子可以是急就章，可以横跨不同的领域，可以使资金迅速周转。出版社关心的是利润。欧洲的字母表灵活，其字母不过几十个，字母组合的可能性不计其数。这一切都促成印刷厂大量诞生，调动了书籍商品的市场，这个商品能够适应各种消费者的需要。出版商对市场的了解多样化了，他们有意识地和拓宽自己的市场。广告的使用就反映了他们对市场的了解。（[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刷的俗语《圣经》的广阔市场和对《圣经》的释义的关注。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印刷商使我们再也不能心宁神静、意见统一”。用雨果的话来说，机器印刷的书籍“毁灭了古老的哥特建筑天才，那个光辉的太阳在梅因兹(德国地名——译者注)巨大的印刷机背后落山了”。六千年来，建筑一直是“人类伟大的手笔”，可是它不再地位至上。意味深长的是，印刷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大教堂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是政治分裂最令人注目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始终有联系，意大利印书的重点是古典书籍。在德国，印书的重点首先是大部头的神学著作。后来，印刷业中心转移到莱比锡之后，印书的重点就转为论辩性的小册子，还有用高地德语翻译的《圣经》。小册子是路德写作的特点，也是其他宗教改革后继者写作的特点。“这个大胆的教派[路德教派]的发展和令人吃惊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刷术发明得比较晚，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来得晚。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休谟语)“路德及其教徒的书，义愤洋溢、大声呼号、论辩粗鲁，普及速度快，印刷数量大。”(休谟语)“印刷术初期的效果之一就是：骄傲者认为它使人斯文扫地，因为它把学问送到了普通人的手里。”(骚塞语)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正如教会在纸媒介的革命中作出反击一样，它不得不调动其资源对印刷术进行反击。（[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反宗教改革的失败反映了武力的影响。工业主义的成长，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城市的繁荣，都对火药和大炮的使用产生影响。1453年，大炮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这显然说明，骑兵和防御系统衰落了。它们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进攻的工具比防御的工具强大，非集中化开始让位于集中化。（[加]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对印刷业的压制、l572年的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l685年撤销的南特敕令，1598年4月13日法国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敕令，给新教徒广泛的自由，1685年11月18日，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使法国失去最勤劳的商业阶层。]——这些都是法国反宗教改革的结果。在基督教的要求之下，印刷业受到压制，与此同时，公众对纸的生产和出口，却越来越感兴趣。一方面是限制消费，一方面是增加生产和出口。限制和增加必然要产生冲突。结果，荷兰和日内瓦的纸很便宜。在这些国家里，印刷业是自由的。印刷品从这些处在边缘的地区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英国和欧洲的书商大规模地向殖民地贩卖书籍。殖民地的印刷业主则把注意力转向报纸。美国《人权法案》的第一条，就承认了报纸在美国革命中的突出作用。18世纪下半叶和l9世纪初，英国通过税收限制新闻业。与此同时，美国却坚持新闻自由。意大利向美国出口的用于造纸的碎布迅速增加，就说明了新闻自由的结果。（[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从纸的发明到l9世纪初，纸和印刷品的生产用的是手工艺流程。机制纸的发明和印刷机的使用，引起了传播设施的一场革命。在英国，对纸张和广告课税的政策，有利于19世纪中叶《时代》报的垄断。1861年，停止对纸张和广告征税之后，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都急剧增加，对原料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美国，报纸众多，市场需求很大。快速印刷机的问世，广告的普及，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的发明，整行铸排饥的发明，从碎布造纸迅速转向用木浆造纸——所有这一切，都由于报业的要求而加速发展。由于缺乏版权保护，美国作家转向新闻。阿蒂默斯·沃德说：“莎士比亚写了优秀剧本，可是他的成功，赶不上纽约一家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成功。”（[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技术进步对“边疆”的冲击，使政府对传播和教育的兴趣时起时落。从旧金山起家的赫斯特和从圣路易斯起家的普利策，在纽约的报界引起了革命性变化。贝内特(J．G．Bennett)和里德(Whitelaw Reid)加速了英国和欧洲的革命性变化。特许经营的延伸和军事组织的问题，都要求技术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才，因此它们推动了邮政的改进和义务教育学制的延长。在欧洲，书籍占据支配的地位。其后果是，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的报纸发展比较慢，限制也比较多，法国的新闻业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和政治色彩。传播设施发展速度的不同，加剧了彼此理解的困难。传播手段的改进，就像两国边境桥梁上把门的大兵一样，反而使交流的困难增加。电报迫使语言紧缩，加剧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鸿沟。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广阔的小说界，报纸、电影和电台对畅销书的影响显而易见。报纸、电影和电台在培养专门读者群方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读者群之间沟通的前景微乎其微。出版商追求名人名著，尤其是不需要买版权的名人名著。知识的大规模机械化以不完全的竞争、积极制造语言的垄断为特征。这就阻碍了理解，加速了对武力的诉求。（[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印刷术发明的后果，在16世纪和17世纪野蛮的宗教战争中，彰显出来。武力在传播产业中的运用，加速了俗语的巩固，加速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也加速了20世纪野蛮行为的重新爆发。印刷术发明之前，拉丁语的地位和双语能力对脑力的消耗，表现在经院哲学研究的问题之中。印刷术发明之后，意大利和法国对经典的兴趣，新教国家对《圣经》的兴趣，使西方世界产生分裂。（[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在欧洲的自由国家中，经典的复兴，印刷对逻辑的要求，反映在笛卡尔身上是数学对哲学的冲击，反映在霍布斯身上是数学对政治学的冲击。权力在传播产业中的运用，在1800年以后加速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报纸的兴起，加强了人们对俗语的兴趣，加速了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机械化的传播使理性和情感分裂，它强调的是情感。印刷术标志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激情对集会者的影响，随着集会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理性对集会者的影响却不是这样。”印刷术越来越关注印刷品的销售和广告的问题。但是印刷术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书籍降低到名牌广告的水平，摩天大厦和商业大厦对建筑艺术的取代，简化的拼写和语义，都显示了印刷术的局限性。 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从君士坦丁堡起飞之后，它只是短暂地在西方找到了栖息之地。它从意大利飞到法国、荷兰、德国。法国革命之后，它飞回法国，飞到英国，最后它又飞到美国。它来去匆匆，举棋不定，没有留下多少精力，这使它容易遭到各种敌人的伤害。（[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黏土的使用有利于庙堂至上，突出了僧侣和宗教的作用。在巴比仑和亚述首都尼尼微修建图书馆，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莎草纸有利于埃及政治组织的发展。在希腊，莎草纸和简化的字母表，促进民主组织、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继之而起的帝国，或将首都迁回到亚历山大城，或建都在其他地方，但是无论定都何方，图书馆始终是帝国君主力量的源泉。罗马发展了希腊的政治组织，强调法律，并最终突出帝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之后，帝国的政治组织模仿东方的模式，尤其是在官方正式承认基督教之后。经典的完善，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大，使犹太人能够大难不死。他们凭借的力量，是《旧约》和书籍。反过来，基督教也利用羊皮纸和《圣经》手抄本的优点。凭借纸张的力量，巴格达的穆斯林以及后来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给西方世界送来一种新的媒介——纸。他们用纸来传播希腊科学。希腊科学和纸促使人们用俗语写作。这就在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使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对科学的刺激。同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对希腊文学和哲学的刺激。印刷术重新强调书籍的作用，带来宗教改革的兴起。反过来，新的传播方法削弱了对书籍的崇拜，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建立起来，处于守势的力量需要这样的垄断或寡头。但是技术的改进，使处于攻势的力量得到加强。这就迫使力量的重组有利于俗语的发展。以武力治国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就出现文化的动荡。动荡之后又是平静，平静时期的法律，又确保天下太平。（[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第二章 传播的偏向 黏土和石头上的文字比莎草纸上的文字，能够更加有效地保存，因为物质产品突出时间和持久性。现代文明和报纸广播有密切关系，它在考察其他媒介支配的其他文明时，自然要偏重视觉。现代人对古老文明的了解全凭古老文明所使用的媒介能否保存下来可供考古发现。（[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埃及文明似乎受到尼罗河特性的强烈影响。要利用定期泛滥的河水，就要依赖一个绝对权威的统一的领导。有人说，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发现恒星年以后，能够计算出新的历法，从而避免太阴历遭遇的困难。恒星年年历的发现和使用，使宗教节日固定。这就促进了绝对王权的建立，也把奥西里斯和太阳神拉的权威强加于人，把尼罗河和太阳的权威强加于人。这样的王权和神权首先在上埃及出现。君主制度在空间上成功控制了埃及以后，对万世千秋的关注，即对时间的关注，就应运而生。永生的观念加强了君主的地位。木乃伊的制作和金字塔的修建成为强调时间控制的手段，同时出现的还有葬礼中的象形艺术和象形文字的雏形。君主饬令依赖的口语本身，也具有创新的有效性。墓葬中的文字使这种有效性永存不息。这样的装饰演变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逐渐向腓尼基人的拼音文字前进。到了美尼斯王时代(约公元前3315年)，许多字符已经具有纯音符的价值，而且逐渐按照拼音文字书写。君权神授的独裁制度，终于在公元前2850年促进了金字塔的产生。私有财产不复存在，一切可耕地非王土莫属。（[加]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以石头和象形文字为核心的知识垄断，受到莎草纸的挑战。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新媒介。公元前2540年之后，国王的权威开始走下了坡路。王权的衰落也许和太阳历的发现同时发生。僧侣阶级用太阳历来克服恒星年的缺点，恒星年每年要多出一天。自此，国王的地位下降，从伟大的王降格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太阳神崇拜的主祭被推崇到主神的显赫位置，日光城成为僧侣权力的中心。寡头政治取代了绝对的王权。约公元前2000年之后，普通人获准参加宗教仪式，可以流芳百世，可以享受政治权利。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虎口同时向人打开，“一种驾驭人的桀骜不驯的最有力的工具”就设计成功了。莎草纸和软管笔日益普及，僧侣书写体和职业抄书人也同时出现。文字和思想因此而世俗化。读书写字普及以后，国家的行政管理随之而延伸。这场社会革命的结果，是读书写字的媒介从石头转为莎草纸，僧侣阶级的地位日益重要。这就给埃及文明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使之暴露在入侵者的锋芒之下。这些入侵者装备了有效的进攻武器。公元前1660年至公元前1580年，入侵者建立的喜克索王朝即“牧人”王朝夺取并统治埃及。但是，埃及的文化成分促进了力量的重组，资源的调动向着驱逐入侵者的目标前进。马的引进，轻型马车的使用，不仅使埃及统治者赶走喜克索人，而且使之征服大量的领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政治组织的拓展包容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民族，这反映了用时间办法解决空间问题的行政管理。于是，国王就不得不解决政权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于是，日轮崇拜应运而生。这种崇拜提供的帝国宗教，表示埃及人和外族人的区别。但是，埃及没有解决强大僧侣阶级的敌视问题，所以帝国还是慢慢走向衰落，并且最终被亚述人和波斯人征服。难以书写的象形文字支撑的知识垄断，抗拒变革的要求，终于使埃及帝国寿终正寝。莎草纸的供应充足，宗教又对文字产生保守的影响，所以象形文字维持不变。辅音符号的出现，主要是用来转写外国人的姓名和词汇。口语越来越和文字脱节，尽管伊坷拉顿(Ikhnaton)曾经努力使之接近一些。（[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和尼罗河文明相比，两河流域缺乏团结的必然要求，所以它一早就出现了若干个神权政治的城邦。在这些城邦里，神庙的首席僧侣直接代表神。这些城邦的发展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表现出读写文化的成长过程。凭借读书写字，复杂的计算系统使人能够彼此交流，后代也可以看懂这些计算系统了。黏土作为书写的媒介，隐藏着一些必然的结果。这些泥版难以运输，有促进非集中化的倾向。潮湿的泥版上刻字比较困难，象形文字因而消失。约定俗成的符号和程式化的楔形文字模式随之产生。和黏土刻写相关的硬笔应运而生。这里的语言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汇，字符的开发要满足简单和一致的需要，以确保分散城邦的交流。寺院财产和贸易的管理，自然要在早期文字的发展中突出数学的作用，又在以后的发展中强调抽象过程的作用。（[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寺庙财富的积累引起城邦之间的竞争和战乱，因此而出现了军事领袖和军队。宗教组织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与此相对的空间控制问题，必然使权力向国王的集中。对广袤的领土进行控制，必然要求权威的委任，必然要强调法律，以抵消宗教组织的嫉妒。苏美尔帝国最终崩溃。 巴比伦成为新的都城，汉穆拉比的改革，是闪米特民族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君主集权有利于宫殿建筑的发展，君主们喜欢用石头雕刻，把石头作为铭刻的媒介，尤其喜欢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其意图是建立庞大的帝国并使之协调一致。征服者的语言不能和被征服者的语言统一，但是征服者还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字。汉穆拉比把闪米特语定为官方语言。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但是他们的书面语言却是苏美尔人的非闪米特文字。征服者的需要加速了文字的定形。“苏美尔文字是词本位，阿卡德文字是以音节为本位。”苏美尔语固化为僧侣阶级的神圣语言。汉穆拉比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有共同的成文法、共同的首都、共同的历法。统一的度量衡促进了辽阔领土上的贸易。60进位制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两河流域先后更替的种族政权有苏美尔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公元前729年巴比伦陷落，万神殿又重新排序，亚述人的亚设神(Ashur)身居众神之首。巴比伦的宗教和文化力量强大，所以亚述人发现它难以管理，公元前689年，亚述人摧毁巴比伦，在尼尼微建立一个图书馆，来收藏苏美尔人的文献，试图以此建立一个有威望的都城。 知识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僧侣组织的支配，受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这类复杂文字的保护。知识垄断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发展。摆脱这些知识垄断的现象，发生在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区。在这些地区，原始民族中新兴的语言需要简单明快。公元前l500年之前，闪米特民族在和埃及的接触中，显然是在巴勒斯坦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然后在腓尼基海岸边完善了这个字母表。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莎草纸，又熟悉苇管笔，所以这些处在边缘的闪米特人能够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简单的符号，并抛弃其中复杂的成分。喜克索人的入侵显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南部之间制造了一条壁垒，使阿拉米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分道扬镳。阿拉米文字的演变和陆路贸易有关，它要一套简明规范的字母、可以写在羊皮纸上的字母。腓尼基文字的演变，要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这和莎草纸的使用有关。腓尼基文字把人类语音分解为代表22个辅音的基本成分。（[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灵活的字母表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腓尼基商贸中心的兴起，依靠独特语言的一些小国应运而生。公元前1200年之后，巴勒斯坦地区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希伯来语。口头传统有了文字记录，而且埃及人强调文字的神圣也反映在希伯来人留下的文献中。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重视雕塑，这反映在希伯来人对偶像的禁止中。于是，文字取代了雕像。对文字抽象的专注，为从血缘关系走向普遍的伦理铺平了道路，为反对绝对王权的先知铺平了道路，也为强调一神教铺平了道路。（[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2页） 波斯人拥有长弓长矛这类新武器的优势，还有改良后的拼音字母的优势，他们迅速建立了一个取代亚述帝国的波斯帝国。在僧侣的支持下，居鲁士于公元前536年成为巴比伦国王。冈比西斯于公元前525年又把埃及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亚述人统治两个风格迥异的宗教中心所遭遇的困难，由波斯人继承下来。 波斯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系统，其基础是一个道路网和邮路网。他们用驿马维持地方和首都之间的通讯联系。帝国划分为三个总督辖区，每区由三位官员治理，总督、都督、国务秘书各一位。三人各自为政，直接向都城和国王负责，由国王任命。然而，国王集权的体制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行政能力的问题，一个连续性即时间的问题。巴比伦、埃及和耶路撒冷等顽强的宗教中心的问题，帝国边缘的民族比如希腊人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帝国千秋万代的困难。亚历山大引进新战术，在公元前333年和公元前331年的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闪米特人辅音型的字母表。由于没有文字，希腊人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而且善辩。他们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北方来的王朝何以能够征服其他民族。《荷马史诗》这个代代相传的反复吟唱作品，反映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需要。这个强大的口头传统，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辅音型字母表，使之适合希腊人自己的需要。他们用24个字母中的5个字母来表现元音。元音和辅音同样重要，所以每个词里都要使用元音字母。他们的书面语成为适应口头传统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音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以前的几个帝国建立在以视觉为基础的传播之上。与此相对，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讨论。希腊免于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困扰，东方的帝国被它搞得很尴尬。在希腊，文字的引进大概拖延到公元前7世纪初。大量而经常从埃及得到莎草纸有困难，石头用作媒介又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相加的结果，是保护了希腊人的口语传统。他们没有浪费精力去学习第二语言，围绕复杂的文字，是无法建立知识垄断的。（[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口头传统及其活力在希腊文明中至关重要。这个传统对西方后来的历史产生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口头传统的影响如此深重，以至于产生这样的后果：凡是传承了这个传统的欧洲人，都不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传统。文字和印刷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增加了理解以这个传统为基础的文明的困难。（[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口头传统的强大，在荷马史诗和六韵步诗行中表露无遗。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埃及的莎草纸传人希腊，里拉琴问世，职业行吟诗人的地位因此而削弱，抒情诗歌的大发展令人瞩目。 口头传统的强大不仅使字母表适应其需要，而且使希腊人借用的文明得到适当的修正。《荷马史诗》中的神祗被赋予了人的形象。对自然和科学的关注取代了超自然力。（[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公元前168年罗马人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新的都城。（[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罗马帝国向东方的扩张，使它充分感受到希腊的文化成就。它把大量的希腊藏书搬运回国。莎草纸从埃及流传进来。书籍贸易发展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建立起来。文字的流布激起了人们编制法典的兴趣。官僚行政机构冒出来。帝国取代了共和国。 罗马帝国不能给希腊和波斯架设联系的桥梁，因为希腊人拒绝接受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罗马被迫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接近波斯模式的政权。后来，帝国分裂为操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和操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这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要求。 罗马帝国官僚机构的发展，以及它对广袤国土进行行政管理的成功，都有赖于莎草纸的供应。这种媒介的偏向是显而易见的。莎草纸被官僚机构垄断，它不能找到解决帝国第三种问题即时间问题的办法。一种新的媒介浮出水面，以解决莎草纸的局限问题。耐久的羊皮纸抄本弥补了容易破损的莎草纸卷的缺陷，有了羊皮纸之后，基督徒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希伯来经文，就可以积累大量的基督教文献了。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在和官僚机构的关系中，长期积累的莎草纸的偏向，由于转向使用羊皮纸而被抵消了。羊皮纸成为一个力量强大的宗教组织的传播媒介。帝国承认基督教之后，接着就出现了对异教的严厉镇压。（[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伊斯兰教的传播切断了莎草纸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出口。西方用羊皮纸取代莎草纸的时间，大约是从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的兴起到默洛温王朝衰落的时间。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它适合集权政府的需要。相反，羊皮纸适合非集中化的农业经济。羊皮纸耐久，用它抄的书查检方便，所以它特别适合大部头的书，尤其是《圣经》和法律书。反过来，抄写大部头的书又很困难，所以其产量很受限制。大部头不多的小型图书馆可以修建在很多地区。因为主要靠莎草纸保存的材料，必须用羊皮纸重新抄写，因此就兴起了一个彻底的审查制度。异教的著作受到忽视，基督教的著作则受到重视。“凡是《圣经》之外的知识，只要它有害，就宣判死刑，凡是它有益，就加以收录。”围绕羊皮纸的知识垄断重视宗教，损害了法律。 羊皮纸这种媒介适合隐修制度从埃及向欧洲的传播。保存书籍成为修道院的神圣使命。传教的热情开花结果，修道院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相继建立；公元7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也建立了修道院。（[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神圣罗马帝国蚕食罗马教廷的势力，接着出现了宗教改革，形成了强大的传教士组织。羊皮纸成为通用的媒介。凭借这个媒介，基督教逐渐建立起了对知识的垄断。 知识垄断激起了一种新媒介的竞争。这个新媒介就是中国传到欧洲的纸。中国人发明了用碎布造纸，用毛笔写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约四五千字，用以满足一般的需要。“用笔而不是用舌头使彼此不能通话的人能够交流。”[Edward Clodd，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New York，1913)，p．182．]用汉字通话的效果，使中国人不用再去开发字母表。 精妙的文字，对仕宦阶级在管理帝国中的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反过来，少数的治人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鸿沟，又导致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婆罗门对知识的垄断建立在口头传统之上。这种传播的局限，导致了佛教的流布，因为它强调的是文字，而且对下层阶级有吸引力。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之后，佛教受到鼓励。但是，马其顿帝国衰落之后，婆罗门的势力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影响向中国迁移。纸在中国的大量应用，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儒家势力由于国家的影响和儒家经典的大量刊布而壮大。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从l280年到l368年，它受到蒙古人统治。（[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伊斯兰教向东传播之后，造纸术传入西方。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都之后，造纸业大发展，为满足强烈的学术兴趣提供了基础。（[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页） 造纸术从巴格达流传到西方。1258年，蒙古人攻占巴格达之后，造纸只集中在西部一些中心。13世纪后期，意大利开发了造纸术的新工艺，纸的质量大大改善。14世纪，造纸术又传入法国。因为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大城市是主要市场，于是纸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靠近城市，是否有充足的水和动力。l275年前后，商业革命兴起，纸的产量随之增加。意大利商业都市的活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对由阿拉伯人传来的纸的宗教偏见，随之瓦解。随着城市、大教堂和大学的发展，乡村地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