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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的审美特质浅谈 《中国古代文体流变史》作业 人文学院09级古代文学专业 魏晋方向 温怀伟 20090113066 建安诗歌的审美特质浅谈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年)，建安诗歌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段的诗歌。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动乱的时代，战乱频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 大量生命非正常死亡，使得大量诗人饱受离乱之苦，思想和情感倍受煎熬。但这一时期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坛中，集中了王粲、刘桢、蔡琰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家，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且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典范，形成建安诗歌独特的审美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建安诗歌的审美特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 一、思想上，政治热情高涨，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的共同理想追求，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成为建安诗歌的一大主题。最典型的莫过于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最具有代表性。他的《嵩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体现出他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流露出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想要统一疆土、结束战乱的胸怀和抱负。他的《短歌行》就更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政治抱负;“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更加充分地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寄予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向往。王粲的《从军诗》写道:“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陈琳的《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建安诗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使建安诗歌普遍具有昂扬向上的时代特色。 二、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抒写自我怀抱，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华夏大地。建安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图景。如曹操的《蒿里行》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更加令人痛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怀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缩影。著名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惨遭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诗人在内容上的一个特征。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真正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诗人多高标自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诗人在各自不同人生和情感经历指引下创作出不同风格的诗歌作品。曹操诗歌的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歌的便娟婉约，有文士气;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段与段之间环环相扣，委婉缠绕，同时在诗中寄予一种悲凉的心情，充分体现他诗歌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等等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成为建安诗歌最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建安诗人们大都经历过战乱和生离死别,“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所以建安诗歌普遍表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大部分诗人都“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韬荡，辞不离于哀思”。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伧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一方面处于乱世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理想抱负无法得以施展,处在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力业，由此作品都带有对个人命运和时代、社会前途的深切忧虑使得作品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三、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诗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同时，建安诗歌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势不允许作家进行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往往都是感情激动或紧急情况下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故后世盛传建安作家之神思敏捷，即所谓“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秦”，加之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作家们敢于直抒胸臆，用不着使用多么深曲隐晦的笔调。基于以上原因，恰如刘勰所说，他们“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也就是说，建安诗人都力求用朴素明快的语言来叙事抒情，从而形成了建安诗歌明朗刚健的艺术特色。 建安诗人“不尚雕琢”，“不求纤密”，并不是质木无文，不讲艺术，而是恰恰做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相称，情采兼备。即以曹操为例，其诗向以古直质朴著称，然直如“洪波涌起”，气势磅礴，故其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形式与内容知相契合，诵之余音缭绕，荡气回肠。从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建安诗人已开始由质朴走向华丽。这与曹丕所谓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大概不无关系。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要数曹植最为讲究，其《白马篇》妙语叠出，化采盈篇，调动了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烘托等多种修辞手法，且借游侠儿寓已情怀，构思行文俱称精妙。其它文篇目也多工于起调，讲究锤炼，技巧高明，词采华茂。他展开了后世偏重形式的先河，但就其作品本身来说，它是“为情而造文”，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体被文质，仍不失明朗通俗的特色并没有专事雕琢和过于纤巧的毛病。 建安作家还很注重艺术上的创新，这首先是体裁上的创新。曹操对四言、五言、杂言等形式都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并对旧歌行的音节句式加以改造，推陈出新。如《蒿里行》古辞是杂言体的挽歌，他改为五言体来记写时事。他还较早以山水题材和哲理内容入诗，如《观沧海》、《龟虽寿》。曹丕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楚辞体、歌谣体都写过，其作品以形式多样为特点，在这方面探索最为有力。其《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曹植“三、四、五、六、七言俱工”，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最大。其次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继承与发展。建安作家把《诗经》、《楚辞》长于抒情和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结合起来，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结合 起来，并发展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曹植的《美女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在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上，他们也有一定的探索和创新。 四、风格上:慷慨任气，刚健有力。由于建安诗人敢于直抒胸臆，表现个性，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如曹操古直苍莽，气韵沉雄;曹丕短歌微吟，婉转清丽;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化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苍凉悲怆;蔡琰凄恻;皆各有特色。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慷慨之气，刘勰早就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正是建安诗人在风格上的基本特征。它和《古诗》“怊怅切情”的风格显然是不同的。所谓“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就是指充满激情和感慨、笔力矫健高朗这样一种艺术风格。曹操“颇有悲凉之句”，王粲多“发愀怆之辞”，曹植“颇有忧生之嗟”，都是慷慨任气的表现。建安作家之所以激情澎湃，慨当以慷，首先是由于时代的丧乱和作家的经历所使然。其时正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不免带有悲凉、激昂和慷慨了。”其次，是由于作家们拯世济物的热情壮志以及思想解放，能够摆脱一节的抒情方式所使然。总之，诚如刘勰所说:“良由世积乱离，，我衰欲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诗歌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第一股诗歌潮流，它体现着建安诗人的政治理想，有着对人生苦短的哀叹，有着强烈的个性特征，有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