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反噬

法家思想的反噬 法家思想的反噬 武侠小说中的高手在功夫练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欲念太多，心不贞正，发力过猛就会走火入魔。同样的，一种思想如果偏离了本质，走入极端，也会走火入魔，反噬自我。 为什么说反噬呢？思想总是超前的，它是观念形成、制度建立的向导。但是观念和制度的发展是有惯性的，一旦没有外力去遏制，没有贤人来驾驭，任其肆意狂奔的话，外在的变质会引起内在的扭曲。那时曾作为向导的思想仿佛也被制度和观念挟持了，不得不随之变化而变化，结果便偏离了本质，反噬了自我。 思想是人想出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过得更好。人便是思想的核心。一旦偏离了这个核心，无论你功力有多高深，都会走火入魔，例如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讲究法术势，说白了就是权力和如何玩好权力游戏，以及如何获得更多的权力。而权力既乃天下公器又是撒旦与上帝的共舞，具有无穷尽的诱惑力，让人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手握大权但只为自己服务，那便是一念成魔，玩火自焚。如果还要剥削全天下的人为自己为牛做马，并且幻想让自己及自己的子孙永享这样的待遇直至千秋万代，那便是万劫不复了，例如秦始皇。而庞大的秦帝国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实证。 池田大作说：“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的特性，人类必须永远警惕权力的罪恶。”《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这不禁让人想起智慧但冷峻的老子说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的愚弄百姓以便君王更好地驾驭百姓的南面之术与韩非子的观点惊人一致，难怪司马迁要将老子和韩非子的传写在一起。 韩非子只是愚民而已，商鞅则是将本原本统一的“国”与“民”对立起来。“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不知道为什么民弱了国反而能强，要国强必须民弱。有这样一个无理的前提，他得出的结论也就十分令人错愕。类似的话在《商君》中比比皆是：“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 这种赤裸裸的胜民、制民理论，令人不寒而栗。一部《商君书》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枯瘠、冷峻、蛮不讲理。 整个法家思想就是先将人民与统治者对立起来，然后站在统治者一边，帮助统治者战胜他的敌人。于是便有了制民、胜民、辱民、弱民、贫民思想的产生，于是便无视一切个体意志与个体差异，使社会目标单一化，蔑视并抹去了任何一个特殊个体的个人目标，个体幸福被当作不正当的欲求和国家集体的障碍物而踏平碾碎，个人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像《商君书》中的“民”，相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劣等人种，只是国家生产的工具和战争的工具。只有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关心的意义。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是一个机器中无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无独立价值与尊严，不仅其精神存在被当作无用有害的东两而彻底抹杀，甚至其肉休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视他能否充当政府工具而定。在法家的眼里，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是工具形式的存在，是国家的工具，更明白一点说，就是权力的工具！ 至此法家思想完全偏离了思想该有的担当和本质。当一种思想极端到只是为了奴役人或者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奴役绝大多数人，那么这种思想就走入了邪道，就会反噬自我，自己灭亡自己。林肯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法家的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排斥知识学问的反智论被漫长的历史所抛弃证明了这一点。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和弊端不只是让整个大秦帝国迅速灭亡，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著名法学家梅仲协曾就韩非子的思想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未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他认为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惨礉少恩’，'而终不免以人为殉'，致使吾国上下，即在近几十年来，对于法治的概念，还是弄不清楚，以为民主国家所励行的法治制度，便是韩非所主张的一套严刑峻法，残民以逞的法治。”韩非是法家的代，是法家集大成式的任务，梅仲协的评论对整个法家思想同样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