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赞美都需要说出来

爱和赞美都需要说出来 爱和赞美都需要说出来 丁启阵 有一天，去我家附近的邮局取稿费汇款。一个年轻职员，将我几张汇款单的钱数相加，把钱放在验钞机上过了一遍，然后递给我。其间一言未发。在他最后把钱递给我的时候，一位始终在旁边看着的老职员说话了，她告诉年轻职员：一，将几张汇款单的钱数相加后，要跟顾客核对一下，问一句：“是不是一共xxxx元？”二，要把验钞机钞票张数的显示屏朝着顾客，让顾客看得到，同时报一遍钱数，递给顾客的时候，最好说一声“一共xxxx元，请您拿好”。她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容易出差错，可以避免误会。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际，传递信息，表情达意，发为声音，或形诸文字，可以避免因信息交流不对称造成不必要的误会。道理至为简单，浅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简单、浅显的道理却被人们忽略了，以至于造成了误会，造成了损失。当忽略成为习惯、成为传统、成为文化的时候，误会和损失就会很深，很大，难以弥补。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表达爱之心、赞美之情的时候，就因为讲究含蓄，造成了永难弥补的损失，错过了太多美好的东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数以万计的市民涌上街头，热烈庆祝战争结束，和平到来。街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位海军士兵激动之下，揽住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护士的腰，与其热烈亲吻。这个场景被一位摄影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发表后，成为表现庆祝战争结束、呼唤世界和平主的经典之作。见过这照片的，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帧无比美好、非常动人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 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事情，它会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北京或上海吗？结论一定是三个字：不可能！或者四个字：绝不可能！ 二战期间，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遭受战争的苦难，远比美国人民更为沉痛，更为深重；当敌人投降、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之际，中国人民的激动、喜悦心情，至少不会亚于美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做不出那样貌似不礼貌、实则合乎人性的惊人举止。因为，在儒家倡导的礼仪文化思想笼罩、统治下的中国，那样的举止，被认为是严重违反礼仪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长期受着这种文化思想熏陶、约束的中国人民，尽管内心有这个冲动，但是，一定不敢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有一首爱情歌曲，可以有趣地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爱你在心口难开》，其实原创、原唱是英国人Leo Sayer，原名《more than I can say》。我国第一个将其翻唱成中文的是歌手张蔷。稍微比较一下两种唱法，马上可以发现：原唱的“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是夸张，其实是“说”了的；而翻唱版的“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是写实，实际上并没有“说”出来。原唱是西洋男歌手，翻唱是东方女歌手，听起来都很自然、顺耳。这是因为，西洋男子热烈外向，东方女性含蓄害羞。谓予不信，不妨换一位男歌手——最好是长得粗犷些的男歌手——来唱中文版的《爱你在心口难开》，一定是怪味儿的。 跟表达爱之心一样，表达赞美之情，也有着东西方的差异。莎士比亚把“连篇累牍的赞美”比喻为“无价的财宝”，富勒说“赞扬使好人变得更好”，马克·吐温说“恰到好处的称赞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托尔斯泰说“就是在最好的、最友善的、最单纯的人生关系中，称赞和推许也是必要的，正如润滑油对轮子一样，它可以使轮子转动得更快”。前三位不必说，都是西方人，托尔斯泰，论国籍不是地道的西方人，但众所周知，他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的影响。 而在我们中国，这种马克·吐温所说的高超艺术，不但不被推崇，反而是受到限制乃至严令禁止的。因为，咱们的祖先，信奉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思想家、文豪们讲的是“巧言令色鲜焉仁”、“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历史上虽然也有杜甫那样往死里称赞同行李白诗歌艺术的，有杨敬之那样“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但那是偶然事件，基本上只出现在唐朝那样的杰出朝代，大部分年代、大部分人，是不习惯这样做，不擅此道的。 情况既然如上所述，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何去何从呢？ 我认为，道路无非两条：一条是，退回宋明、退回孔孟时代去，谨遵“辞达而已”、“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诲与准则，做讷于言、敏于行的正人君子；另一条是，向西方学习，爱就说出口，赞美他人的话大声说出来，做一个真性情的快乐之人。笔者的意见，与其沉浮在表里不一的一潭死水里，还不如漂流在清澈见底的小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