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

“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 如何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 ——反思“文字观”和“语言观” 北京语言大学 张朋朋 前不久，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考察了在国外建立的几百所孔子学院后发现“随着汉语热不断升温，现有汉语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不能适应海外需求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更加突出。”于是她强烈呼吁科研部门要破解“汉学难学”的瓶颈。 如何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呢？许琳认为应“从跨文化角度，在教师、教材和教学法三个方面实现理念上的创新，在应用上有所突破。”许琳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教学法是教师使用教材进行教学的方法，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理念的，教材也是根据教学理念编写的，而使用教材和教学法的教师都是根据教学理念培养的，所以在教学理念上创新是破解教学瓶颈的关键。 如何在教学理念上创新呢？我认为教语言和文字的教学理念源于人们对语言和文字的理性认识，因此，我们先分析一下，现有的教材和教学法采用的是怎样的教学理念？然后分析一下，这种教学理念源于什么样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接着反思一下，这样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是否正确，最后根据正确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提出新的教学理念。 一、“语文一体”的教学理念 长期以来，我们教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采用的是“语文一体”的教学理念，如下图： “语文一体” 汉语（汉文）教学 什么是“语文一体”呢？ 在教材编写上，“言文一致”，用白话文代表口说的语言，如： 甲：你去哪儿？ 乙：我去中国。 甲：你去过中国吗？ 乙：我没去过。 在教学方法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说什么话，教什么字，是“文从语”，“语”和“文”同步进行，听、说、读、写齐头并进。 “语文一体”的教学理念只提教“汉语”，不提教“汉字”，因为这种教学理念认为教文字也是教语言，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古文是古代汉语，所以只教现代白话文，不教古文或文言文。这种教学理念是： ● 教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音义系统） ● 教人的一种能力——语言能力（听说读写） 为什么这种教学理念认为是教一种符号系统和人的一种能力呢？为什么认为教文字也是教语言呢？为什么不区分语言和文字，不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呢？ 这种教学理念源于西方语言学，因为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1，“文字代表语言”，“文字表现语言”2，“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3，所以这种文字观就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4也就是说，字音是文字的本质，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5也就是说，字形不表示意义。西方的这种文字观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文字 语言 形 音 义 表现 表示 我认为西方的这种文字观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可以证伪，中国汉族讲多种方言，但“书同文”。如果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代表语言，表现语言，那汉族就应该有多种文字，怎么使用一种文字呢？如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读写文言文呢？为什么中国有“言文不一致”的语言文字现象呢？其实，被誉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并没有认为西方的文字观适用于汉字，他知道“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6所以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7 那西方的文字是不是表现语言呢？索绪尔在观察西方的文字时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8因此，他认为“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9索绪尔既认为“文字表现于语言”，又说后来写法已经不表现语言了，成了“假装”了，索绪尔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说明一个学者对西方传统的文字观是否正确正处于思考之中，所以他到死没有把他的课堂讲义作为学术著作正式出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实是他的学生在索绪尔死后根据他们的课堂笔记以老师的名义自行出版的。10 我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符号都是由人的感官感知的，因此，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也就是说，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而是可视的字形，没有字形就没有文字，而且人一旦认识了字形所表示的意义，不读出字音（默读）或不能读出字音（聋哑人），就是把字音读错了，也是可以看懂文章的，而只知道文字的读音，但不知道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就是把文章读出来也还是看不懂文章。因为语言是无形的，文字是有形的，所以语言和文字不是像物体和照片那样的“表现”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表义方式，语言以音示义，文字以形示义。看到字形读出音来，这是人通过学习把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可以把文字读出音来，也可以把语言写成文字，这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但不能因为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可以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就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我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音 语言——————（听觉符号） 联系、转化（人脑） 表示 义 形 文字——————（视觉符号） 二、“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 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们教学中应该区分语言和文字。我们教中国的语言，汉语不是一种语言的名称，而是多种方言的总称，普通话是汉族的通用语，也就是说，汉语不等于普通话，我们不是教汉语，而是教听说“普通话”（Mandarin）。 我们不仅教听说“普通话”，还教“汉字”。教“文字”，一是使学生能读懂用文字写的文章，二是能用文字来写文章。简言之，教“文字”是使学生获得读写文章的能力。用“汉字”写的文章叫“汉文”，教“汉字”就是使学生获得读写“汉文”的能力。 因为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所以“汉文”不是“普通话”，因此，我们是教外国人听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 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分开的。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都有文盲，文盲只有语言能力，没有文字能力。为什么会有文盲呢？因为人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人听说语言的能力自然可以获得，而人读写文字的能力必须通过教学才可以获得。这说明人的器官天生具有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而不具有获得读写文字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因为文字是视觉符号，而视觉符号必须写在纸上才能呈现和传递，才能被人的眼睛看见，也就是说，文字是人创造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除了视觉符号以外，还应包括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三者缺一不可。而人的器官使用人所创造的任何工具的能力都必须通过教学才能获得，所以上不起学，买不起书和笔、墨、纸、砚的孩子就成了文盲。 因为人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分开的，因此，我们应把教“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分开，分别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来教人的两种不同的能力。如下图： “语文分开” 教听说“普通话”能力 教读写“汉文”的能力 “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是： ● 教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听觉的符号系统和视觉的符号系统 （语言的音义系统和文字的形义系统） ● 教人的两种不同的能力——听说语言的能力和读写文章的能力 因为“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分开的，所以有人只学“语”，不学“文”，如香港人；有人不学“语”，只学“文”，如一些海外华人子女；有人既学“语”，又学“文”；有人多学“语”，少学“文”，如汉字文化圈的人；有人少学“语”，多学“文”，如非汉字文化圈的人。“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可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一）、怎么教听说“普通话” 教外国人听说“普通话”是让学生获得“第二语言”的听说能力。长期以来，教师是使用“语文一体”的教材来教第二语言的听说能力。是用文字来教语言，先用拉丁字母教音素的发音，然后用字母和字母的拼合教音节的发音，再教由音节拼出词汇，最后是讲解以词造句的语法规则。这种方法是“合成法”，“合成法”是先部分，后整体。教师用“合成法”来教第二语言，结果是学生只获得了读写文字的能力（仅拉丁字母文字），但没有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学生听不懂，说不出，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不仅教中国人学英语出现了“哑巴英语”的现象，教外国人学“普通话”也出现了“哑巴汉语”的现象。 “合成法”源于西方语言学的“合成论”。西方语言学认为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音素合成音节，音节合成词汇，词汇合成句子。为什么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合成的呢？因为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所以就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把西方文字的文法（grammar）当成了语法，认为字母是音素的符号，认为由字母拼写的文字单位——词（word）是语言的单位，所以西方语言学就认为语言是以“词”为单位的符号系统，因为文字是合成的，所以就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也就是说，合成论的语言观是由西方错误的文字观得出的。其实，西方文字也是视觉符号，也有字形，有形的文字也不表现无形的语言，因此，根据文字是合成的，就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是不对的。 听觉的语言是表示意义的语流，音素、音节和词汇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人们从一段语流中分析出来的，但不能因为从语流中能分析出音素、音节和词汇就认为句子是合成的。一棵大树可以分析出树干、树枝和树叶，能说大树是由树干、树枝和树叶合成的吗？不能，因为大树不是合成的，是种子在环境中生长成的，是整体生成的。 儿童自然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证明人听说语言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因为儿童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是从“听”到“说”，儿童生活在说句子的语言环境中，儿童在语言环境中听不到孤立的音素、音节和词汇，听到的是句子，儿童是先听懂的句子，也就是说，儿童的听觉认知不是先部分，后整体，而是先整体，后部分，儿童不是在获得了音素、音节、词汇和语法规则后造出句子的，而是在听懂句子后整体模仿说出的，是先模仿，后仿造，儿童语言能力的生成过程是从模仿少量的句子到能仿造大量的句子。 “母语”和“第二语言”都是“语言”，人听说“母语”的能力是在语言环境的作用下自然生成的，但听说“第二语言”的能力需要人工来培养。我们知道，生物学上，人工如何培养生物应遵循生物自然生成的规律。如冬天人们在大棚中种西瓜，就应遵循西瓜在自然环境下生成的规律，只要能提供适合种子生长的环境，种子就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否则，是不可能在大棚中种出西瓜的，因此，第二语言的教学理念是： （1）遵循母语整体生成的规律，用“生成论”的语言观指导第二语言教学，采用“生成法”，以“句本位”为纲。 （2）因为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天生具有获得听说语言的潜能，缺少的是语言环境，所以教师要在课堂上为学习者提供一个真实的听说第二语言的环境。 （3）教学过程从“听”到“说”，不是先教音素、音节、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是先让学生听短的、日常生活中常听到的、真实的语言，也就是“句子”，在听懂的基础上让学生模仿说出，“词”不孤立地教，而是放在“句子”中教。 （4）通过大量的句型练习培养学生“仿造句子”的能力。 （5）教材不是编写，而是采集，应做成表现语言环境的音像制品，也可以把语料转化成文本，但文本仅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因为文字不是语言，文本没有声音，使用文本时教师要把无声的文字材料转化成有声的语言材料来使用，因为西方人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所以为了便于西方人学“普通话”，文本先使用用拉丁字母创造的《汉语拼音》。 人生在北京就会说普通话，生在广州就会说广东话，生在纽约就会说英语，生在巴黎就会说法语，这说明人具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力是由环境决定的，人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环境的作用下经过一定的过程逐渐整体生成的，所以没有语言环境是万万不成的，但过程不对也不行。因此，教师一定要知道如何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如利用先进的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和互联网终端把真实的语言环境搬进课堂，不仅要知道先提供什么，后提供什么，还要知道遵循怎样的一个教学过程才能使学生逐渐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我认为应先提供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交际环境，课堂教学过程分四步，“四步教学法”是： 一“听” 听中国人怎么说普通话，教师把视觉的文字材料转化成听觉的语言材料 二“懂” 让学生听懂句子，教师可以借助环境、实物、图像或学生的母语、母文 三“模仿” 让学生把听懂的句子模仿说出，发音可借助容易转化成语音的视觉符号 四“仿造” 通过大量的句型练习，如师生对话、学生之间对话、表演小品、做猜一 猜的游戏等，使学生由“模仿句子”到能“仿造句子” 用这种方法教听说“普通话”，学生不会成为哑巴，很快就能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 目前国际上第二语言教学法已经转向了。《新概念英语》的作者亚历山大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区分语言和文字，但他提出了“句本位”的概念，他认为“语言单位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词’，而是‘句子’。”他的教学法是让学生从直接听“句子”入手，他强调教学的过程一定要“听到的再说出”。《新概念英语》采用了新概念，所以教学效果显著。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母语式自然教学法”“浸入式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其实都是遵循儿童母语自然生成的规律，在课堂上不是讲词汇和语法，而是创造出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让学习者“浸入”其中。国际上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的转向所反映的是从事实际教学活动的教师们已经摆脱了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理论的束缚，正在从“合成论”的语言观转向“生成论”的语言观。 （二）、怎么教读写“汉文”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文”是超越时空的。是从古至今的，有古人的文章，也有今人的文章，“汉文”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文言文、白话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 教外国人读写“汉文”是让学生获得读写“第二文字”的能力。因为人读写文字的能力是通过教学获得的，所以我们如何使学生获得读写“第二文字”的能力应遵循文字的教学规律。那什么人最了解“汉文”的教学规律呢？ 当然是中国人，因为汉字这一工具是中国人创造的，自中国人的祖先创造了汉字，中国就有了“汉文”教学，距今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纸张和印刷术又是中国人发明的，重视读书是中国人的传统，可以说，中国人在书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教学规律是通过教学实践逐渐认识的，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被中断使用的古老文字，而且中国历史上文人辈出，不乏博览群书的年轻的学者和文学家，这说明经过三千多年“汉文”教学的实践，中国人已经认识了“汉文”教学的规律，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已经找到了使人快速获得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的捷径。也就是说，最了解“汉文”教学规律的不是西方的语言学家和西方的教育家，而是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文字学家和中国的教育家，所以教外国人读写“汉文”，我们应研究中国的文字学家是如何研究汉字的，研究中国人是如何教孩子读写“汉文”的。 我们研究今人如何教“汉文”呢？还是研究古人如何教“汉文”？ 我认为应该研究古人如何教“汉文”，因为近代“西学东渐”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根据西方的文字观，汉字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字，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的理论，提出了“我笔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教学原则，结果，不仅进行了文字改革，还进行了文字教学的改革，取消了少儿读经。今天的文字教学是学习西方的，但几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今天的教法是不成功的，不仅用时长，而且效率还低，因为学生花很长时间只获得了读写现代白话文的能力，是半文盲，而且是文化盲。回头看中国古人进行汉文教学的经验是成功的，因为用时少，效率高，学生获得的是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因此，我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人是怎么教中国孩子在短期内获得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的。 古人是怎么教“汉文”的呢？ 第一、只教“古文”，不教“白话” 中国教育史告诉我们，古人是只教孩子学经典古文，不教白话文。为什么中国古人只教孩子学习经典古文呢？因为只教经典古文的结果是学生兼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曹雪芹、鲁迅、胡适、毛泽东等幼年时都是只学古文，不学白话文。老师没教过曹雪芹写白话文，但曹雪芹却写出了白话小说《红楼梦》，老师也没教过鲁迅写白话文，但鲁迅却成了最著名的白话文大师。 为什么教“古文”能一举两得呢？为什么“白话文”不用教呢？因为古人知道古文不是古代汉语，见下图： 汉语 汉文 汉字 中国的音韵学告诉我们，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不同时期的人用不同的读音来朗读古文，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段古文的。也就是说，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读写文言文的能力。语言是现时的，我们只能听说当下现时的语言，而文字是超时的，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因为古文和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先产生的古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础和源流，没有古文的“以己之矛，克己之盾”（《韩非子》），哪有白话文中的“矛盾”一词呢？白话文中大量的多字词是由汉字构成的，以“字”构“词”是白话文的特点，而构成“老师”“朋友”等词汇中的汉字都是源于古文的。因此，学了古文也就学了白话文中所使用的汉字。而且古文短小精练，合辙押韵，易于背诵和记忆，小孩子记忆力好，不怎么费劲就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基础。孩子是自然会说话的，因为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基本一致，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所以就不用教，也就是说，学习古文和使用白话文并不矛盾，曹雪芹和鲁迅等人的例子说明，反而是学习古文才能提高读写白话文的能力。 白话文和文言文是汉字的两种文体，白话文通俗、易懂，而模仿古文的文言文精炼、高雅，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补共存。我们应认识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如何获得的和各自的功能。白话文主要用于传播现代人文和科技知识，而通过学习古文获得读写文言文的能力主要是用于传承中国文化。用汉字书写的经典古文记载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这是中国前人所创造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传到今天，就是因为经典古文的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今天中国教育部又开始在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了，因为中国人现在已经认识到：只有让孩子学习用汉字书写的经典古文才能使中国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古人是怎么教“古文”的呢？ 第二、先“识字”，后“读书” 文字是视觉符号，先“识字”是先让孩子通过学习由教育家编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韵文来识记表示意义的字形。后“读书”就是在识字后让孩子读现成的书，也就是《四书》《五经》《道德经》等经典古文。 古人是怎么教“写字”的呢？ 第三、先“识字”，后“写字” 古人不是让学生一边“识字”，一边“写字”，而是把“识字”和“写字”分开，是先“识字阅读”，后“写字作文”。中国古代有专门的写字教学和作文教学，也正是有专门的写字教学，中国人才创造了独特的书法艺术，正是有专门的写作教学，中国才有了“以文取士”的传统，才有了专门论述写作的传世之作《文心雕龙》。 为什么古人教汉字，要识、写分开，先识，后写呢？ 因为识字容易，写字难，字能识不一定会写，识字只要记住字形的有区别性的特征就可以了，但写出字形，学生要知道字形的结构和构件。因此，先让学生识字阅读，识字阅读时不马上让学生写所识的字，而是等学生识了大量的汉字后再讲解汉字的字形系统，让学生学会通过分析字形的结构和构件来记忆字形。 古人是怎么讲解汉字的字形的呢？ 第四、先“说文”，后“解字” 中国汉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是先“说文”后“解字”，他在《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文”，如：“人”“日”“月”“口”等；会意字和形声字是“字”，如：“明”“好”“男”“妈”等；大量的“字”是由少量的“文”孳乳派生出来的。许慎是先说明“部首”，也就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等少量的“独体字”，然后解释会意字和形声字等大量的“合体字”，于是郑樵在《通典·六书略》中就指出：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部为字之母。也就是说，部首是汉字之母。 教文字，要教文字之母（字母），只教笔划是不行的，这是文字教学的普遍规律。 我曾经做过实验，如教“赢”字，一笔一画教，学生很难记住，我把这个字拆开，告诉学生“赢”字是由“亡”“口”“月”“贝”“凡”按照一定的结构拼合而成，他们很容易就记住了。可见，学生觉得汉字难写、难记，并不是因为汉字落后，而是我们把古人教汉字的方法丢弃了，是我们没有把汉字的字形作为一个拼合系统来教。 以上四点：只教古文，不教白话文；先识字，后读书；先识字，后写字；先说文，后解字；这是中国古人教“汉文”的方法，中国古人的教法是符合汉文的教学规律的。我们教外国人读写“汉文”应遵循“汉文”的教学规律，教学理念是： （1）先“古文”，后“白话” （2）先“识字”，后“读书” （3）先“识字”，后“写字” （4）先“说文”，后“解字” 因为古文是汉文的基础和源流，所以要先教古文，后教白话文，否则，汉文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做法是先用翻译法进行识字教学，后教经典古文，要教学生用普通话的读音来朗读古文，在学生识了2000多汉字后教听说“普通话”的文本由用《汉语拼音方案》书写改用汉字书写的“白话文”，在教听说“普通话”后让学生读写“白话文”。此时，不用讲解，学生就能读写“白话文”。因为古文和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人之初”的“人”就是“你是哪国人”的“人”；“三人行”的“行”就是“自行车”的“行”；“大学之道”的“大学”也是白话文中的“大学”两个字，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古文时也就学习了白话文中的汉字，而且我们是教学生用普通话的读音朗读古文的，所以学生在学了普通话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见下图： 先“古文”，后“白话” 教说话的文本用拼音方案 教说话的文本用“白话文” 教“古文”和“汉字” 有人担心外国初学者能学习古文吗？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历史证明：明、清两代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是学古文的，是他们把中国的经典古文翻译成了西文，使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我看过他们学习古文的教材，我在比利时的孔子学院也亲自做过实验，学生通过字词的翻译不仅可以学古文，而且很喜欢学，对于初学者来说，古文更容易学，因为古文短小精练。今天如果我们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教学，学生学习古文和汉字就更容易了。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说明中国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学院以“孔子”命名标志着今天的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孔子学院的教师不能只教外国人说话，还要传道，传孔孟之道，要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国是有经典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教经典古文，必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教经典古文不仅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而且还能把孔子学院办成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孔子学院。 结束语 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是根据视觉符号的文字观和生成论的语言观提出来的。这种新的教学理念主张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来教人的两种不同的能力。因为人听说语言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所以第二语言教学应遵循语言整体生成的规律。因为人读写文字的能力是通过教学获得的，所以第二文字教学应遵循文字的教学规律。与西方文字相比，汉字是一种由中国人创造的独特的视觉符号，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文化是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和老子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汉文经典是靠文字教学传承的，教汉字，要教汉字之母，教汉文，要教经典古文，中国古人的教法是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的，因此，教外国人读写汉文应使用由中国古人所创造的使人能获得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的方法。另外，文字是人类创造的工具，随着新的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电脑）的出现，汉文教学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方书春译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 3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4 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5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页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页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2页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6页 10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前言和序告知我们，此书是由他的学生根据他们的课堂笔记以老师的名义自行出版的。本文作者的主要著述：《文字论》华语教学出版社，2007 《怎么教外国人“普通话”和“汉文”》湖北大学出版社，2009《口语速成》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常用汉字部首》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 《集中识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 《部首三字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通讯地址：张朋朋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23楼6门1402号 电话：010—62314936电邮：zhpp2004@vip.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