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四梦文本传播的不均衡现象发表稿

《临川四梦》文本传播与接受中的不均衡现象 “临川四梦”文本传播的不均衡现象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王省民 发表在《四川戏剧》2009年第5期 【内容摘要】在“临川四梦”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所形成的偏爱心理，使其传播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牡丹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越来越受人关注，而其他三梦却遭到了冷落。我们对明清时期“临川四梦”的版本、题跋和其他评论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剖析“临川四梦”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其传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关键词】“临川四梦”；文本传播；不均衡现象 “临川四梦”代表了汤显祖戏剧的艺术成就，它们共同构成了汤显祖戏剧创作中宏伟的梦剧结构，我们应该将“临川四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能够割裂开来。但是，在其传播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这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从《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所收集的资料来看，《牡丹亭》的资料有209篇，共398页，而其他三梦分述的资料总共也只有110篇，共157页。徐扶明撰写了《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一书，还补充了《牡丹亭》传播的大量史料。从中国期刊网上所登的看，以《牡丹亭》为题的论文有近六百篇，而以其他三梦为题的论文总共不到一百篇，这说明“临川四梦”的传播与接受都是不均衡的。学术界有关《牡丹亭》的研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其他三梦的研究却显得十分粗浅，不但研究理论有待于更新，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急需拓宽。 [1]本文对“临川四梦”文本传播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其他三梦较少受人关注的原因，并对这一现象作出传播学的解释。 一、“临川四梦”印刷传播的不均衡现象 “临川四梦”文本的印刷、出版、流传和保存，对于满足明清读者的阅读需要，繁荣明清的戏剧创作，扩大“临川四梦”的社会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临川四梦”传刻、出版现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临川四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究戏曲文献的传播与戏曲艺术的繁荣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掘潜藏其后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从《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收集的资料来看，“临川四梦”有9个合刻本：1、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2、明末柳浪馆刻本。3、明末张弘毅著壇刻《玉茗堂四梦》所收本。4、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5、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6、清初竹林堂辑刻《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7、乾隆六年金阊映雪草堂刊《玉茗堂四种传奇》所收本。8、光绪年间贵池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奇》所收本。9、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七十七种（对明清版本的翻刻）。此外，在《玉茗堂全集》、《玉茗堂集》等集子中也收入“临川四梦”。[2]这些合刻本有利于保存“临川四梦”的历史面貌，有利于《临川四梦》在古代的传播。如果不是这些合刻的版本保留了《牡丹亭》之外的其他三梦，那么其他三梦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更是难觅踪迹。我们再来看“临川四梦”在明清时期单刻本的情况： 《牡丹亭》的单刻本有：1、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2、万历石林居士刻本。3、万历金陵唐振吾刻本。4、泰昌朱墨套印本。5、明末朱元镇校刻本。6、明末蒲水斋校刻本。7、康熙刻本。8、笠阁渔翁刻本。书名标作《才子牡丹亭》。9、芥子园刻本。10、梦园刻陈同、谈则、钱宜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11、乾隆怡府精刻本。12、乾隆冰丝馆刻本。13、绿野山房刻陈同、谈则、钱宜合评本。14、清芬阁刻陈同、谈则、钱宜合评本。15、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印本。16、光绪三十三年贵池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录所收本。书名《按对大元九宫词谱格正全本还魂记词调》。而其他三梦的单刻本：《紫钗记》有一个是万历金陵继志斋刻本。 《邯郸记》有一个是天启刻朱墨套印本。《南柯记》单刻本有四个，分别是：1、万历金陵唐振吾刻本。2、万历刻本。3、明刻朱墨套印本。4、贵池刘世珩校刻《重编暖红室汇刻传剧》第十五种，据柳浪馆本重刻。[3] 如此看来，明清时期书坊主对“临川四梦”的刊刻都集中在《牡丹亭》上，《牡丹亭》的单刻本有十六个，而其他三梦的单刻本总共也只有六个，《牡丹亭》一书的单刻本是其他三梦单刻本总和的两倍半，这说明“临川四梦”的印刷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牡丹亭》的单刻本在明清两代传播频率高，为各个时期的书商所刊印，而且还衍生出两个新的评点本：一是《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二是《才子牡丹亭》，这两个评点本在女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女性对《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这一版本偏爱有加，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一股阅读热潮，引起许多女性读者的好感，致使这一版本在女性中被广泛地传播。明清时期对《牡丹亭》的大量刊刻，与其说是书坊主的选择，不如说是读者的选择。因为读者的客观需求往往是书坊主的追逐目标，书坊主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大量刊印《牡丹亭》，客观上却成为《牡丹亭》文本的积极传播者。正是通过一代代书坊主的刊刻，通过《牡丹亭》文本的大量印刷，扩大了这一剧作的接受群体。随着一本本图书的出版流播，《牡丹亭》走入了千家万户，迅速成为脍炙人口的戏剧名著。 二、“临川四梦”题跋传播的不均衡现象 戏剧传播史既是剧本的发展演变史，也是剧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接受、被改造的历史，各个时期文本的编辑者通过对文本的作序、题跋，与戏剧家建立起某种文化传递关系，既传播了戏剧文本，也传播了编辑者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由于人们对“临川四梦”阐释的水平上存在着差距，使得后来的读者不仅在获取信息的量上有差异，而且在质上也有区别。《牡丹亭》不仅题跋者众多，而且题跋的水平高，思想丰富。 我们先看看“临川四梦”的题跋：1、《紫钗记》的题跋有沈际飞《题紫钗记》、刘世珩《玉茗堂紫钗记跋》、吴梅《紫钗记跋》、吴梅《小玲珑山馆旧藏紫钗记跋》、吴梅《暖红室刊紫钗记跋》、柳浪馆《紫钗记总评》，共6篇。2、《邯郸记》的题跋有沈际飞《题邯郸梦》、刘世珩《玉茗堂邯郸记跋》、吴梅《邯郸记跋》、臧懋循《邯郸梦记总评》、袁宏道《邯郸梦记总评》、许中翰《邯郸梦记总评》、刘放翁《邯郸梦记总评》、刘志禅《邯郸梦记题辞》、闵光瑜《邯郸梦记小引》、冯梦龙《墨憨斋定本邯郸梦总评》、吴梅《墨憨斋定本邯郸梦题评》，共11篇。3、《南柯记》的题跋有沈际飞《题南柯梦》、刘世珩《玉茗堂南柯记跋》、吴梅《南柯记跋》、柳浪馆《南柯梦记总评》、吴梅《暖红室刊玉茗堂南柯记跋》，共5篇。4、《牡丹亭》题跋有茅元仪《批点牡丹亭记序》、茅暎《题牡丹亭记》、陈继儒《牡丹亭题词》、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沈际飞《牡丹亭题词》、胡介祉《格正还魂记词调序》、林以宁《还魂记》题序、吴人、谈则、钱宜《还魂记序》、李淑《还魂记跋》、顾姒《还魂记跋》、洪之则《还魂记跋》、吴震《刻才子牡丹亭序》、程琼《批才子牡丹亭序》、快雨堂(王文治)《冰丝馆重刻还魂记叙》、杨复吉《三妇评牡丹亭杂记跋》、刘世珩《玉茗堂还魂记跋》、刘世珩《格正还魂记词调跋》、吴梅《还魂记跋》、吴梅《三妇合评本还魂记跋》、吴梅《怡府本还魂记跋》、吴梅《冰丝馆本还魂记跋》、俞平伯《牡丹亭赞》、冯梦龙《风流梦小引》、冯梦龙《风流梦总评》（《风流梦》是冯梦龙对《牡丹亭》的改编本）、徐日曦《牡丹亭序》，共计25篇。[4] 我们将“临川四梦”的题跋类文章作一比较，《牡丹亭》一书的题跋多达25篇，而《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三本书的题跋加起来也才只有22篇；将参与《临川四梦》题跋的作者进行比较，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参与《牡丹亭》题跋的作者多达23人，而参与三梦题跋的作者总和也仅仅为11人，两者的差距十分悬殊。由此可见，“临川四梦”题跋的创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题跋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严重地影响人们对《临川四梦》的理解与接受，进而影响到“临川四梦”的传播。我们进一步对“临川四梦”题跋作者进行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参与《牡丹亭》题跋的有林以宁、吴人、谈则、钱宜、李淑、顾姒、洪之则、程琼等八位女性，这是三梦题跋中所没有的，而且三梦题跋作者中没有一位女性，《牡丹亭》题跋之多与这部分女性读者的积极参与有关。 考察“临川四梦”题跋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四梦”总评中的题跋，有陆次云《玉茗堂四梦评》、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叶堂《纳书楹四梦全谱自序》、吴梅《四梦跋》、臧懋循《玉茗堂传奇引》等。在“临川四梦”的题跋中，存在着比较集中的现象，沈际飞、刘世珩、吴梅三人所作题跋最多，他们为三梦作题跋共13篇，为《牡丹亭》作题跋7篇，共21篇。特别是吴梅为“临川四梦”所作的题跋，数量最多，一人共作了12篇。吴梅的戏曲序跋往往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独出胸臆，一挥而就。这些短小精炼的序跋，真正体现了吴梅的美学思想与研究功力。吴梅在戏曲研究方面作出的许多贡献也体现在他的序跋之中，这些序跋是其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临川四梦”题跋从宏观上考察“临川四梦”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作用和版本源流等，从微观上深入研究“临川四梦”的思想价值、情感表现和艺术技巧等，它们在学术史、文化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在鉴定版本、考证真伪、反映学术兴衰等方面功不可没，这些题跋有助于我们研究汤显祖戏剧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文人对“临川四梦”的评价。 三、“临川四梦”评点传播的不均衡现象 除了题跋这种完整的评论文章外，还有许多零散的评语，这就是戏曲评点。评点是戏剧传播中最有影响力、最富感染力的传播方式，戏剧评点有自己独特的批评范式，它既是评点者对戏剧作品的接受，也是评点者通过评点活动参与戏剧传播的手段，它推动了对戏剧作品的进一步传播。“临川四梦”大部分评点都散见于各类史料之中，我们对《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的评语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发现“临川四梦”的这一类评语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先看看《牡丹亭》的评论，对《牡丹亭》进行评论的有王骥德《曲律》、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钱谦益《张元长墓誌铭》、潘之恒《墐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吴从先《小窗自纪》、郑元勳《花筵赚序评语》、《梦花酣题词》、张琦《衡曲麈谭》、徐士俊《添字昭君怨》、叶小鸾《又题美人遗照》、《又继前韵》、徐树丕《识小录》、汤传楹《闲余笔话》、黎遂球《顾修远选庚辰房书序》、祁彪佳《明剧品》、支如增《小青传》卫泳《悦容编》、贺贻孙《诗筏》、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李渔《闲情偶寄》、毛先舒《词曲》、《与李笠翁论歌书》、尤侗《艮斋杂说》、《奏对备忘录题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刘本沛《后虞书》、洪升《长生殿例言》、孔尚任《桃花扇评语》、《与王歙州》、宋荦《观桃花扇传奇漫题六绝句》（录第六）、王苹《桃花扇题辞》（录第七）、吴人、钱宜《还魂记或问》、钱宜《还魂记补白》、《还魂记纪事》、冯娴《还魂记像跋》、宋长白《柳亭诗话》、《曲海总目提要·还魂记》、史震林《西青散记》、吴震生《笠阁批评旧戏目》、《读曲歌》、《适阅牡丹亭再叠二首》、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王昶《孤鸾昙阳仙子祠》、赵翼《陔余丛考》、袁栋《书隐丛说》、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郑板桥《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李调元《雨村曲话》、《剧话》、蒋宗海《石榴记传奇序》、江熙《扫轨闲谈》、王应奎《柳南随笔》、石韫玉《吟香堂曲谱序》、顾公燮《消夏闲记》、杨复吉《梦兰琐笔》、吴翌凤《镫窗丛录》、曾廷枚《西江诗话》、熊琏《蝶恋花题挑灯闲看牡丹亭图》、舒位《书四弦秋乐府后》、《论曲绝句十四首，并示子云孝廉》（录第十首）、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陆继辂《江西船不施窗，小有风雨，即终日暗坐，戏书遣闷》、焦循《剧说》、钱泳《履园丛话》、《题曲目新编后》、杨懋建《梦华琐簿》、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周缙《桃溪雪传奇叙》、姚燮《今乐考证》、梁廷柟《曲话》、赵惠甫《能静居笔记》、倪鸿《桐荫清话》、杨镦《重建牡丹亭记》、杨恩寿《词余丛话》、邹弢《三借庐笔谈》、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浴血生等《小说丛话》、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况周仪《餐樱庑随笔》、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录曲余谈》、钱静方《小说丛考》、《小说枝谈》、姚华《菉猗室曲话》、吴梅《桃源景跋》、《画中人跋》、《小桃红跋》、《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元剧方言释略》、王季烈《螾庐曲谈》、任讷《曲谱》等，共92个文献资料，75位作者。[6] 我们再看看其他三梦的评论，对《紫钗记》进行评论的有王彥泓《闲事杂题》、祁彪佳《明曲品》、《曲海总目提要·紫钗记》、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捧花生《画舫余谭》、梁廷柟《曲话》、吴梅《幽闺记跋》、《踏雪寻梅跋》、《红梅记跋》、《顾曲麈谈》、王季烈《螾庐曲谈》等，共11个文献资料，8位作者。[7]对《邯郸记》进行评论的有钟惺《舟中看邯郸梦传奇，偶题左方》、王思任《猿声集序》、祁彪佳《明曲品》、陈瑚《得全堂夜宴后记》、洪升《扬州梦传奇序》、王正祥《卢鸣銮·宗北归音凡例》、《曲海总目提要·邯郸记》、袁栋《书隐丛说》、焦循《剧说》、钮树玉《日记》、梁廷柟《曲话》、钱静方《小说丛考》、吴梅《八仙庆寿跋》、《半夜朝元跋》、《牡丹仙跋》、《顾曲麈谈》等，共16个文献资料，13位作者。[8]对《南柯记》进行评论的有张玉谷《满江红·题南柯记传奇》、梁廷柟《曲话》、吴梅《小桃红跋》、王季烈《螾庐曲谈》等，共4个文献资料，4位作者。[9]以上三项加起来，共31个文献资料，18位作者（作者不重复计算）。 记录这些评语的有戏曲专著，学术著作，有稗官野史，有小说丛考，有诗话曲话，有书信札记，有诗词歌赋等，这一类的评语、题诗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为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临川四梦”提供了丰富的传播资料。我们将“临川四梦”中的评语作一比较，有关《牡丹亭》评语的文献资料有92个，作者有75位，而有关三梦评语的文献资料总共只有31个，作者18位，“临川四梦”评论中一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每个时期，戏剧名著总是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关注，而相对不那么著名的戏剧作品却常常被埋没，评点者、出版商和研究者的这种选择特点，通过信息的交流与反馈，形成了戏剧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产生强者益强，弱者益弱的现象，这就是戏剧传播中的马太效应。“临川四梦”的传播也出现了这种马太效应，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临川四梦”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认定，影响到“临川四梦”在文本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刊刻、出版的多少反映“临川四梦”文本传播的广度和传播的频率；题词、序跋的水平和数量反映戏剧爱好者对“临川四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评论、题诗的水平和数量反映社会各界人士对“临川四梦”关注、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在“临川四梦”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所形成的偏爱心理，使其传播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牡丹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明清戏剧的经典，而其他三梦却遭到了冷落。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历史地、社会性地决定着读者，另一方面，读者也反过来影响、支配、造就着作品和作者。黄曼君先生认为：“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和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10]就《牡丹亭》来说，它的成功和经典地位的确立是由读者来完成的，包括刊刻印刷、舞台演出、批评以及改编等不同手段和书坊主、演员、批评家等大量阅读群体共同促成的。随着《牡丹亭》的广泛流传，人们对《牡丹亭》越来越感兴趣，喜欢阅读、评点、刊印《牡丹亭》，喜欢观看《牡丹亭》的演出，专家也喜欢研究《牡丹亭》，不断诠释、传播这一戏剧名著。在书坊主、批评家、改编者和评点者等人的阅读活动中，他们通过文本的阐释，参与到了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重新建构起新的戏剧文本。卡西尔认为，关于文本的分析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基础，阐释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化作品了解其背后的意义，理解它所要传达的东西。然后是对文化本质的确定，全面分析人类的符号行为，对产生作品的心理过程加以研究和分析，探讨人类在符号活动中的符号意识，探讨感觉、想象和信仰的各种模式和指向。[11]从“临川四梦”传播中存在的这种不均衡现象可知，明清的读者对《牡丹亭》一书情有独钟，《牡丹亭》中的思想性、艺术性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而其他三梦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他三梦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为《牡丹亭》的光辉思想所遮蔽，至今都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既然同一个伟大戏剧家所创作的四部剧作，且合称为“临川四梦”，也只有《牡丹亭》能成为文学经典，其他三部作品却处于几乎被人们淡忘的境地，那么，以描述文学经典为能事的文学史真的能够反映文学发展的全貌吗？那些只注重研究文学经典而不去研究文学家创作的整体构成的学术行为，真的能够复原文学家创作的原生态吗？ 参考文献： [1]毛小曼 20世纪对《南柯记》《邯郸记》研究概述[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85—87页 [2][3][4][6][7][8][9]毛效同 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1418—1427页、第1420—1427页、第790—1339页、第845—984页、第792—812页、第1245—1270页、第1326—1340页 [5]王卫民 谈吴梅的戏曲序跋[J]戏剧艺术，1992年第2期第129—135页 [10]黄曼君 中国现代文化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第3期第149—159页 [11]刘大基 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恩·卡西尔·苏珊·朗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70页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临川四梦”的接受与传播研究 通迅地址：江西省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 王省民（1963—）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传播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邮编：344000 联系电话:13879480326 E_mail：pclpcl66666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