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学_定义问题

49 迄今为止，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 ology）在中国考古学中仍然是个模糊的形象[1]。 不仅在学科价值、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存在诸多 歧见，甚至在连民族考古学是否构成独立的分 支学科上也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2]。在欧美考 古学中已经确立的民族考古学之所以在中国 仍然地位不清，甚至遭遇质疑或者抵制，究其 原因，是中国考古学语境中的民族考古学定义 混乱造成的。 这种混乱存在于多个层面。首先，自境外 考古学引入的词汇、概念和理论的翻译本身就 是传统再造过程。“民族考古学”这一术语即 属于此例。这个译法的准确性问已经引起 众多学者的反省和讨论 [3]。“ethno-”的涵义确 实与“民族”不尽相同，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各种 替代的命名方式，但尚无一例可以被广泛接 受。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之中，“民族考古学”很 容易被理解成为“少数民族考古学”，暗扣二十 世纪初期以来定型的四裔之学传统。然而，以 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范畴的考古 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无异于常规 意义的考古学，少数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以及由 此派生的边疆地区考古学研究都不是民族考 古学[4]。其次，有学者将民族考古学划属为“交 叉学科”，但是有必要对“交叉学科”这一术语 进行准确界定。民族考古学不是相互独立的 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和方法的缀合，以及和 历史文献的综合比较研究[5]。自考古学和民族 学的草创时期开始，以民族志资料印证考古问 题或者以考古资料印证民族问题都是屡见不 鲜的 [6]。但是，资料的简单借用和组合不是构 成一个学科领域的充分条件。如果这些都可 以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话，那么“民族考古学” 将是普遍见于世界各地考古学的学术传统，中 国考古学根本没有必要在二十世纪输入学理。 在清除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引介具有 学科范式意义的民族考古学的进程中，民族考 古学概念的混乱是由于时间关系和发展逻辑 上的错置造成的。以往学者往往忽略了民族 考古学在欧美考古学中经历了显著的范式更 迭[7]，在西方考古学传统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以后的民族考古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民族考古学截然不同，更不用说与殖民主义时 代的民族志类比观念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考 古学在引介民族考古学时往往将具有前后更 替关系的概念表述成为处在同一平面的不同 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 摘要：中国考古学中关于民族考古学的歧义是由于其定义模糊而引起的。现阶段西方考古学中的民 族考古学是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引介的民族考古学仍然从属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的研究范式，以殖民主义视角和单线进化主义为基础的两种类比观仍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主要 方法。新考古学范式下的民族考古学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对比研究对象不再局限在生活在边缘地区 的前工业社会少数族群，因此可能称之为人类考古学更为恰当。 关键词：民族考古学；类比；《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宾福德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09)04-0049-07 徐 坚 （广东 广州 510275） 江汉考古 2009.4/总第 113期 收稿日期：2009-03-27 考 古 研 究 徐坚（1971- ），男，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作者简介： 50 学术流派观点的差异，导致民族考古学的概念 和方法看起来相互抵牾、莫衷一是。在学术史 讨论中，众多介绍误将“民族考古学”的词源追 溯等同于民族考古学的学术史溯源，以“民族 考古学”甚至“民族考古学家”这一术语的出现 作为民族考古学形成的标志，由此进一步增加 了混乱。此外，学术观念的阐发受到诠释者身 处的学科范式的制约。在以区域文化编年为 主要任务的时代，对民族考古学的引介也相应 偏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分类-历史范式（clas- sificatory-historical paradigm）下的民族考古学 概念 [8]，这直接导致目前中国考古学中的民族 考古学仍然充斥了欧美考古学自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以来先后被否定和扬弃的理论和方法。 众多中国考古学家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 方同行一样抵制了建立在民族志资料类比基 础之上的民族考古学，但却忽略了新考古学曾 经对民族考古学进行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改 造，而因其名排斥了全新的民族考古学。因此， 在中国考古学中，厘清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既有 必要又很迫切。 民族考古学的理解错位： 范式差异 中西考古学之间对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解 不同反映了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换言之， 中国考古学对民族考古学的主流认识尚处于 “前新考古学”时代。由于诸多原因，中国考古 学对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和基本方法等关 键问题一直没有取得清晰的认识。 在民族考古学的确立问题上，大多数引介 则将民族考古学的兴起和“民族考古学”词汇 的出现混为一谈，甚至根据“民族考古学”词汇 的最初使用方式，将这一方法的出现上溯到殖 民主义考古学时代。在中国考古学的引介中， 普遍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源头的是二十世纪 初期，美国考古学家费克斯（Jesse Fewkes）的 《图萨扬人的迁移传统》（Tuseyan Migration Tradition）一书。正是在这本书中，首次出现了 作为专有术语的“民族考古学家（ethno-archae- ologist）”[9]。然而，这仅仅只是词源追溯，而不 是理论和方法意义上的追溯。在不同的研究 范式下，同样的词汇可能表达截然不同的学术 诉求。费克斯的民族考古学观念实际上早在 1896年的题为“图萨扬人的史前文化”（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usayan）的论文中已经表 达得非常清楚[10]。作为研究北美大陆中西部大 平原上的早期印第安人文化的考古学家，费克 斯提出，“民族考古学”可以用来解决诸如器物 命名和功能判断等问题。费克斯首先假定，由 于新大陆的孤立性，历史上居住在大平原上的 印第安人和居住于此的现代印第安人之间具 有密切的历史关联性，而且当地的文化没有受 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保持静止或者缓慢发 展状态。通过一些精心挑选的例子，费克斯在 史前遗物和现代社会的器物之间构建了一种 平行关系，历史器物的名称和功能可以通过观 察现存土著居民的生活中使用的器具推导出 来。费克斯所用方法并非民族考古学，而仅仅 只是民族志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其类比 方法恰好是后来被抨击得最为强烈的“直接历 史类比”方法。这种视角不是费克斯所特有的， 同时期研究美国西南土著印第安人文化的考 古学家大都认同这一观念。 这种以现代社会中的前工业时代文明孑 遗为参照对象的比较研究在欧洲早有先例。不 过，与北美不同的是，这些部落文明甚至狩猎 者集团不见于欧洲本土，而是地理大发现时代 以来，欧洲探险者在太平洋岛屿、非洲、澳洲等 地发现的。显然，欧洲殖民主义学者不认为存 在于这些地区的部落文明和他们自身的早期 文明有任何历史关联性，但是，他们相信，这些 部落文明保留了在欧洲已经见不到的早期文 明的特征，因此可以用来作为重建欧洲史前史 的对比资料。1865年出版的卢伯克（John Lub- bock）的《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就是表 达这种理念的范例。《史前时代》采用明确的 两分结构，上部介绍当时已经知晓的欧洲考古 学文化，包括青铜时代、巨石圈文化、湖居遗址、 贝丘遗址等；而下部则介绍地理大发现时代以 51 来欧洲殖民者所接触到的现代部落社会，包括 安达曼岛屿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北美印 第安人等等。对后者的观察可以用来帮助对 前者的解释。这一假设的成立与作为理论情 境的传播论、单线进化论和国家主义考古学休 戚相关。卢伯克对民族志材料的使用方法代 表了不同于费克斯方法的一个倾向，即考古学 资料和民族志资料之间没有历史延续性，但是 按照单线式进化模式，可以用部落文明的现状 印证欧洲文明的童年。由于两者之间的关联 是建立在文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基础之上，所 以可以归入到“一般性类比”中。 无论是费克斯，还是卢伯克，都不是民族 志类比方法的首创者。类比方法在考古学中 的运用实际上是由考古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 的，在世界各地发展的考古学传统都存在类比 作业的传统。作为通过历史形成的物质文化 研究古代的人类社会的学科，考古学具有显著 不同于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特征， 考古学家不能直接接触到物质文化的生产者、 使用者、改造者和遗弃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满足于从物质形态进行有限的推理。从 考古学发展早期的分类－描述阶段开始，对通 过各种方式收集到的遗物进行描述和命名就 不得不依赖外部证据。极少数遗物带有可释 读的铭文，而大多数缺乏铭文的遗物则必须依 靠辅助性证据，进行名称和功能判定。在文献 传统发达的地区，很容易形成以文献为导向的 器物研究；而在文献缺乏的地区，或者根本没 有文字和文献的史前时代，考古学不得不转而 求助于本地的或者来自非洲、北美、澳洲和太 平洋岛屿地区的原始部落居民，根据他们的器 物文化来推断考古遗址中所见到的器物的形 态和功能。 “以今证古”的民族考古学模式的出现有 赖于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基本假设分别奠 立了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核心的两种类比方 法[11]。两种类比方法至迟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完 全定形，并得到广泛使用。但是，在新考古学 崛起之后，还不断有学者对这两种类比方式进 行概念化和理论化整理，以至于与新考古学所 提倡的民族考古学存在时间上的交错重叠关 系。两种类比方法的理论化表述出现较晚，最 早可以追溯到 1961年罗伯特·艾舍尔（Robert Asher）的《考古学阐释中的类比》（Analogue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 [12]，丹尼尔 ·斯泰尔（Daniel Stiles）于 1977年的《民族考 古学：方法和运用的讨论》（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中 作出进一步完善。通常情况下，这两种类比方 式分别表述为“直接历史法”和“一般比较法”。 但是，在不同的考古学传统中也存在其他的称 法。在欧洲考古学中，“直接历史法”被称为“民 俗文化法”；而在澳洲考古学中，这两种方法分 别被命名为“连续模式”和“断裂模式”[13]。费克 斯的类比法属于前者，而卢伯克的类比法则属 于后者。“直接历史法”假设在一个相对孤立 的地区，文化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变化缓慢，制 造和使用该种文化的居民成分没有任何变化。 这一取向在美洲殖民主义考古学中表现尤为 明显，而在欧洲，表述为“民俗文化法”的“直接 历史法”多运用于历史考古学而不是史前考古 学。而且，相对于“直接历史法”，“民俗文化法” 为历史上可能发生的变化留下更大的回旋空 间 [14]。这种方法主要流行于二十世纪早期之 前。二十世纪之后的众多民族学调查都显示， 大部分之前被认为孤立而停滞的印第安文明 实际上早在民族学家调查之前就已经通过和 殖民者之间的皮毛贸易而发生了改变[15]。这种 民族志材料的借用大多被证明是无效的。很 多被频繁引用的原始社会经典个案的特征恰 恰是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在 大多数“直接历史类比”被证明无效，同时大量 民族志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时间和空间 关联性难以证明时，很多学者转向“一般比较 法”。这种类比在艾舍尔文中尚未能准确定义， 称之为“新类比法”，到斯泰尔的总结中，才提 出这种基于“对类似环境的类似处置方式”的 类比。这种类比暗含的理论前提是世界各地 相距遥远的文明都会遵循类似的发展轨迹，但 52 是，单线式文明发展观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 考古学文化中都是被否定的。因此，以直接历 史法和一般类比法为内核的“民族考古学”从 属于新考古学之前的学科典范，和殖民主义学 术有不可割裂的关系。从学科目的上看，建立 在两种类比基础之上的“民族考古学”都是出 于解决具体器物的名称、功能和意义判断的目 的的，如果我们按照新考古学所区分的三个理 论层次上观察这种“民族考古学”的话，所有的 类比都是集中在“初级通则”层面上。而考古 学文化的初级通则都是和具体的考古学情境 密切相关的，摆脱具体的考古学情境的跨时 间、跨空间和跨文化的类比既不可能，也无意 义[16]。 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宾 福德的《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 在当代西方考古学情境下，民族考古学是 指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而与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前的以民族志资料在考古学中的运 用为特征的民族考古学具有范式意义的差别。 虽然此前有学者提出，民族考古学是“从新考 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17]，民族考古学的 确立是新考古学的成就之一[18]，但是，在民族考 古学如何具体体现了新考古学的诉求上却都 语焉不详，而且也没有准确地将新考古学之前 的民族志类比排除在民族考古学之外。对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不是 将战后的发展视为战前学术的自然延续[19]，就 是将其和战后的复原工作联系在一起[20]。中国 考古学对民族考古学的介绍常常选择性地回 避了新考古学内容，迄今为止对民族考古学的 学术史意义的溯源都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 将作为表象的词汇、概念、论说、著作和它们的 学术情境隔离开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的考古学而言，最显著的转变就是新考古学的 崛起。在新考古学范式下，考古学的学科目的 和方法的断裂性远多于连续性。旧有的“民族 考古学”已经被彻底摒弃。单线式进化论、文 化生态主义纷纷破产，一度导致从考古学到历 史学领域中，跨时段、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都被视为伪命题。新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理 论层面，即中程理论的讨论才令“民族考古学” 这一术语出现“旧瓶装新酒”的机会。在新考 古学中，民族考古学不再被视为能够映射性地 直接提供任何细节判断的方法，而是在中程理 论上提供模式验证机会的方法。 论及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的确立， 单纯依靠写作早晚时间的顺序进行判断不是 恰当的方法。无论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意义 上，还是在学科范式的构建上，真正重新确立 民族考古学的标志是宾福德对阿拉斯加土著 居民的研究。 在艾舍尔总结了两种考古学类比方式之 后，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宾福德（Lewis Binford） 曾经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21]，但是 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到 1978年宾福 德的《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Nunamiut Ethno- archaeology）的出版之时，才完全确立起来。这 部作品可以看成是全新的民族考古学的奠基 之作。初看起来，这是一本建立在宾福德于 1969-1972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关于生活 在极地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一支—纽纳米特 人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但是民族 学田野调查的动因却在考古学。正如与宾福 德同一时代的民族考古学先驱们指出的，民族 考古学的出现，不是考古学家将各种民族志资 料从它们的情境中分离出来，进行事实层面的 类比，而是考古学家意识到由民族学家提供的 民族志资料不能有效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出于 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目的展开的民族学调查。宾 福德的出发点是对众多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采集-狩猎经济遗址的观察。他发现遗址中 的兽骨埋藏具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这种空间分 布的差异性是否具有文化意义？这个想法促 使宾福德观察纽纳米特人的狩猎和饮食上的 空间使用状况。该书重点观察了这个由 100位 成员构成的人类群体在捕猎驯鹿和山羊两种 动物的行为，并且动物遗骸分布和人类活 动之间的关系。结果，他发现，纽纳米特人的 53 兽骨扔弃模式和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者的 兽骨扔弃模式上有近似之处。但是，这并不能 直接推导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行为方 式，宾福德认为，他的研究目的是寻找“导致形 成静态模式的考古学记录的文化动力的一整 套具体描述”[22]。宾福德通过连续几个整年周 期的跟踪调查，通过全书列出的上百个表格和 各种示意图，形成并检验了一个中程假设，即 一个小小的群体可能因为猎物不同、时间不 同、参与者不同、地点不同以及活动性质不同 而形成完全不同的遗物堆积。这样，以往在考 古学记录中用来区分不同人群的埋藏堆积，很 有可能是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形成的。 《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至少在三个方面 体现了新考古学的基本诉求。首先，民族考古 学从属于考古学而不是民族学。考古学家从 事民族学调查的目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而民 族学家进行的前工业社会的民族调查几乎不 能回答考古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其中最突出 的矛盾是民族学调查常常忽略导致物质文化 发生变化的行为特征。其次，民族考古学着眼 于物质文化中不可直接观察的行为和意识，而 不是在“前新考古学范式”下对名称和功能等 主题的关心。民族考古学之所以能够重新兴 起，并不是因为民族志资料或者考古学资料的 积累，使得战前流行的通过民族志资料判断考 古学器物的名称和功能得以实现。相反，是新 考古学对于行为的兴趣使民族考古学得以复 兴。新考古学家有兴趣观察现存的社会是通 过什么样的行为产生了物质文化。由于新考 古学本身是一个群体性的学术运动，因此，早 于宾福德著述之前，西方考古学中已经出现了 新的民族考古学观念的提出，其中“活态考古 学”（living archaeology）、“行为考古学”（Action archaeology）等观念就表达了对行为而不是分 类的新考古学关怀。最近的考古学进展更关 注行为背后的思想，物质不仅仅具有行为指征 意义，也能反映思想的变迁[23]。最后，作为新考 古学的民族考古学不关注具体事实层面的映 射关系，而致力于构建中程假设和检验假设。 丹尼尔·斯泰尔曾经对民族考古学的基本学 术旨趣作了一个初步的界定，即“用于辅助考 古学资料阐释的民族志资料和方法的运用”[24]。 这个界定其实已经表明民族考古学和新考古 学之间的关系。从行为模式出发，新考古学关 心的民族考古学不再局限于初级通则层面，而 是服务于新考古学的模式构建和假设验证层 面。 以上三点正是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 学的最基本的定义和特征。 超越民族的民族考古学 如果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在于构建中 程模式和检验假设的话，则民族考古学实际上 也就和“民族”没有必然的联系。所有行为和 思维可以被观察的现存社会都可以被纳入到 民族考古学的范畴之中。在中国学术情境之 中，由于“民族”常常特指边疆地区处于相对隔 绝状态的前工业文明的少数民族，影响了此前 的民族考古学惯用边缘族群的现状阐释和印 证主流族群的历史状态。很多学者因此认为 民族考古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史前时代和 原史时代，由于文献不足，而不得不求证于现 存少数民族的资料。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 夷”的“礼失求诸野”模式和卢伯克在《史前时 代》中表达的理念并无二致。因此，从内涵的 准确性上看，民族考古学可能表述成为人类考 古学更为贴切，也更能避免旧有的民族志类比 观念造成的负面影响。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 考古学不排斥以前工业时代文明作为参照系 的类比，但可纳入类比范畴的文化类型显著增 加了。 不过，在中国考古学中发展超越民族的民 族考古学仍然存在学科基础上的障碍。中国 考古学中的历史考古学尚未完全摆脱作为文 献史学的附庸的地位。不少考古学家认为历 史时代的考古学的贡献已经显著降低[25]。工业 时代考古学在中国远未形成，甚至连可以援引 的个案都乏善可陈。中国考古学家尚不具备 观察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的应有的态势。 54 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主持的图 森市的现代垃圾研究是一个值得学习的 超越了民族的民族考古学范例[26]。这个研究同 样从考古学诉求出发，以理解作为考古学学科 的内核问题之一的埋藏问题为目的。从埋藏 学的角度，除了属于有意埋藏类型的墓葬 和窖藏之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以古代 垃圾为主。在新考古学之前，考古学家对考古 遗物的分析片面局限在分类上，而在分类之后 的历史重建却显示出学科思维的贫乏。大多 数研究都采用直接映射的观念，根据考古遗物 直接推衍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物质文化构成。 拉什耶质疑这个推衍过程的有效性，希望通过 对现代垃圾的研究，建立有效的中程模式，反 思我们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通过长时期的 跟踪调查，拉什耶团队像分析考古发掘得到的 遗物一样分析来自图森市居民垃圾桶的各类 垃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排序。同时，对居民 的消费行为和过程，以及消费观念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揭示，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提 出的物质的前埋藏过程中的原料采集和加工、 生产、使用、改造和再利用以及遗弃过程都对 考古学遗迹的形成具有等同作用的判断是完 全正确的，而由考古学遗物直接逆推其使用状 态的做法无疑是过度简单化处理[27]。同样，麦 克·施斐尔（Michael Schiffer）提出考古学遗物 形成的文化转型（C-transform）观念，以及考古 学遗物不过是“过去行为的扭曲镜像”的判断， 也是针对以往考古学研究的简单直接推论有 感而发的[28]。其次，从考古学遗存分析推测认 知问题远比考古学家在处理古代社会的认知 上要复杂而多变。拉什耶的调查报告显示，居 民对消费和弃置的认知，与通过垃圾进行物质 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这个研究对 我们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复原古代社会和古 代认知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在构建中程模式 的层面上，民族考古学完全没有理由排斥对工 业时代个案的分析。 注释： [1]关于民族考古学的代表性讨论，见于丁一、徐明：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对话》，《中国文物报》1989年 7月。7 日；何驽：《也谈民族考古学的定义与方法》，《中国文物报》 1989年 8月 18日；陈星灿：《民族考古学之我见》，《中国 文物报》1989年 9月 22 日；李仰松：《略谈“新考古学”与 国情》，《中国文物报》1990年 1月 4 日；陈淳：《谈谈民族 考古学》，《中国文物报》1990年 5月 10日；容观琼、乔晓 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梁钊 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 4期，206~213页；李仰松：《中国民族考古学及相关问题》，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343~348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汪宁生：《再谈民 族考古学》，《“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350~354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许永 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四川文物》2005年 2期，88~93 页。 [2]许永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四川文物》2005年 第 2期，88~93页。 [3]曹兵武：《谈 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东 南文化》1991年第 5期，236~238页；陈淳《“民族考古学” 的译法、涵义及其他》，《东南文化》1992年增刊第 1期， 40~41页。 [4]蔡葵：《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思 想战线》1992年第 4期，67~72页。 [5]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 1983年第 4期，206~213页。 [6]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 化》，《东南文化》2000年第 3期，8~14页。 [7]范式指学科实践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和理论。有关考古学思想史上的范式概念的讨论，参见 Bruce Trigger,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hapter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本文所用“范式”概念悉遵循威利和萨波罗夫， 即将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史区分成为玄想和猜测、分类-描 述、分类-历史和阐释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参见G. R. Wil- ley and J. A.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9]Jesse Fewkes, Tuseyan Migration Tradition, 579, 1900. [10]Jesse Fewkes,“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usay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 151-173, 1896. [1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迎接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0~354页，科学 出版社，1998年。 [12]Robert Asher,“Analogy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 tation”,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7, no. 4: 317-325. 1961. [13]Richard Gould,“Ethno-archaeology: or where do models come from?”,第 13届国际土著人研究协会学术会 议论文。1974年。 [14]同注[12]，319页。 [15]Lewis Binford, Working at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55 [16]Bruce Trigger,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 ghts, 20-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同注[5]。 [18]容观琼、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 版社，1992年。 [19]容观琼：《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历史上的几个问 题》，《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96页。 [20]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 线》，1983年第 4期，206~213页；张寿祺：《关于“民族考古 学”形成的时间与因素诸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 第 1期，331~338页。 [21]Lewis Binford,“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1968. [22]Lewis Binford,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2, 1978. [23]Collin Renfrew and Ezra Zubrow, The Ancient Mind: Elements of Cognitive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Daniel Stiles,“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Man, vol. 12. no. 1, 878. [25]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2期，318页。 [26]William Rathje,“The Garbage Project: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the problems of archaeology”, 27: 236-241.拉什杰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垃圾之歌》，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David Clarke, Analytical Archaeologis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28]Michael Schiffer, Behavioral Arch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Ethnoarchaeology: Issues of Definations Xujian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n ethnoarchaeology in China is aroused by its am- biguous definitions. While in the West ethnoarchaeology is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New Archae- ology, the concept of ethnoarchaeology in China today is still discussed under the paradigms prevailing before the WWII. Two analytic analogs based on the colonialism and single-lineal evolutionism are still widely accepted.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New Archaeology paradigm aims to understand behaviors from material cultures, and the comparison is not necessarily to narrowly focus on the marginal minor ethnic groups which remain in the pre-industrial mode. Therefore, it is more proper to rename ethnoar- chaeology as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Keywords：Ethnoarchaeology; analog;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Lewis Binford （责任编辑、校对：陈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