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艺谋，罚太少了

对张艺谋，罚太少了 对张艺谋，罚太少了 苏振华 今天 11:08 我大致主张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这一立场来自于我的生活体验。1997年我在深圳的一条马路上，看到以千计的站街女在马路上静候买春客的挑选，有买春客会托起女子的下颌一个个地挑过去，那一刻我想起的是骡马市场。1998年，深圳东门附近的一家工厂，年轻的女工加上加班工资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50元，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那是在深圳，白领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街上那是何等的繁荣。这两个场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挥之不去。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是目的，可是骡马一样的站街女和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他们有半点人的尊严吗？ 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是没有说服力的，除了说服我确信某种立场。我的同事的研究表明，在2006年之前的十多年的时期内，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就没有涨过，这是一个可怕的“寻底效应”，由于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工人竞相比拼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以获得工作机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在极限生存工资的水平上。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拿有经济学学位，我对类似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人具有无限的创造性，人不是负担而是最大的生产力，的变迁与技术的变革能交互影响从而带来社会福祉的改进……但我看到的事实同样让我坚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口数量太多了，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得不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存困境面前，尊严是不存在的。 在美国，我看到了一望无垠的没有开垦的原野，让我更坚信这一点。当然中国的事情远比美国复杂，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影响，相当糟糕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人口数量或许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可以用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状态来决定现实选择呢？ 生存竞争是如此的惨烈，如此数量巨大的人们卑微地活着，这会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产生影响吗？即民众是否因此可能自愿节育？我对此相当的悲观，我不认为多数人有这样的理性，否则“工资寻底”这样的事实就不会发生。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Ronald Inglehart教授有一个已被广为接受的理论：人类的价值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改变，工业化时代民众会更倾向于物质追求，后工业化时代民众在生存问题解决后，会更追求诸如自由、尊严、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但道理是同样的，一个未来可能的场景不应该影响今天的选择。很多论者会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日本大吗？比韩国大吗？这样的论证，在我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与日本韩国一样了。我也并不认为，政治清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为此，我主张在中国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我当然坚决反对野蛮计生，这是一个很低级的话题，无讨论的必要。我所期待的节育政策是这样的：执行一胎政策，超生者施以经济处罚，在一个最低罚金金额基础上，按照超生数量与家庭财产数量累进比例地罚款，这笔罚款专款用于婴幼儿的保健节育或用于奖励一胎家庭，当然目前的计生政策中有一点很好，即公职人员一旦超生则无条件地开除公职。好象有个外国的学者提出拍卖生育指标以及允许转让生育指标，如果对市场理论有一定的认知，会知道这是很好的建议。总之，用经济奖惩手段来保障节育政策的执行是有效的。中国的事情，难就难在于，由于各种基础性制度条件的缺失，任何政策都是会走样的，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要不要取消生育政策，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主张取消的论者，主要持两种理据。其一，权利论者，认为自由生育乃基本权利，不容公权力干预。其二，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并不会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人口结构已不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是两种不同的论证角度。权利论者主张生育只应该是夫妻双方的事，是人之基本权利，这一立论堂堂正正，反对的看法很难说出口，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后一种理据，则是从政策后果以及相关的利益关系来进行论证。这两种论证方式，的确是社会问题讨论中通常的两种方式，但放在生育这一具体问题上，我对这两种论证方式都不以为然。 用“权利”进行论证，在智力上是一种相当偷懒的行为。在论证的方法论上，“权利”只能是论证最终形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权利是复杂的，观念上任何的权利主张都无不可，但落实为现实的权利，则是须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场景相一致的，将观念上的权利落实为现实，须一一进行细致的论证。我不认为自由生育在今天中国应成为一项权利，我的论证很简单，沦落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的权利在哪里？而在他们的权利集合得到等度的落实时，我会捍卫自由生育的权利。 其二，我相当反感“人口红利”这一说法，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以人口红利来论证某种政策的正当性时，其立足点就是把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工具了。此外，我坚信一点，在某种资源结构前提下，市场机制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这种状态是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美好状态。作为“工具”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人之价值观会相应改变，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会形成既定人口数量下对“幸福”的新的理解，在观念上人们会认同这就是“美好”。 最后我想说，在中国，有利于相对意义上的穷人的政策很少，如个税、养老金制度等等，但生育政策或许是唯一的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位的公职人员鲜见违反者，其次富人的超生罚款会更多（和权力勾结会得以轻微处罚的是另一回事）。（再声明一下，野蛮计生政策不是一个有效的值得讨论的话题，其中的价值判断一目了然，我是在野蛮手段之外的意义上讨论这一话题。）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权力和富人阶层在资源占有上据有绝对的优势，而且这个阶层日趋固化，穷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自由生育，将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富人阶层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他们竞争的结果就是加剧穷人的苦难；而穷人之间将陷入无以复加的惨烈竞争，他们竞争的结果是陷入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惨绝人寰的苦难。而生育政策对富人阶层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形成了限制，这意味着穷人能获得多一点的机会。 （资料图：张艺谋；AS / 东方IC供图） 张艺谋超生了三个孩子，需缴纳社会抚养费748万余元，罚太少了，这几乎就是在鼓励张艺谋这样的权贵超生。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