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考实

八旗考实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汊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覆钩考矣。 《武皇帝实录》：“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 《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原案云：“谨案是年为编牛录之始，嗣后设固山额真、梅勒辛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额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为固山谙班。兹谨按年月，于改定以后书新名，改定以前仍旧称，以昭初制。”甲寅年(《实录》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原注：“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午录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录中，有满洲、蒙古牛录，当是满、蒙混合之牛录；七十六蒙古牛录，则为纯粹之收编蒙古牛录。当设四旗时，牛录额真以上无统辖之上级官，知其初即以一牛录为一旗。后来牛录之数滋多，甲喇固山，层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级之统辖，特至乙卯始勒定制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至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馀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不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东华录•太宗录》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 (清《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 《东华录•太祖录》：“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中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 《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录》云：“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 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奉恩镇国公，八奉恩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皇子之封，降至辅国公世袭。亲王以下馀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将军乃世袭。明《诸王传》首：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利、。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子皆世袭亲王，亲王诸子皆世袭郡王，郡王诸子乃降至奉国中尉世袭。 观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硕之号，止冠于亲王，贝勒所冠之号止有多罗字样，与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亲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亲王，并稍定亲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顺治九年，始仿明制设宗人府，即于此时斟酌明宗入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硕贝勒所议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 《清史稿•职官志》宗人府：“初制，列暑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 此所叙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聪以前事，笃恭殿为天聪以前原名，笃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聪以前之旧制。太祖都沈阳后，以迄天聪，所营宫阙无外朝与内廷之别，笃恭殿即正寝，亦即正朝。所谓列署，即殿前东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宫前已临大道，无地可拓，乃于宫之东别建一殿，谓之大政殿。左右列署十。而笃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为列署。凡此因陋就简，皆见清创业时，实亦能撙节以养战士，无致美乎宫室之意。 《清一统志》盛京宫殿：“大政殿，在大内宫闽之东，崇德二年建，国初视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又大内宫阙，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正门曰大清门。 (崇德元年始改国号曰清，则此门名亦太宗时所定。)太祖时于门砌旁设谏木二，以达民隐。朝房东西楹各五。旧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笃恭殿。” 当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井景德未改麻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谓贝勒，乃沿女真旧有尊称；所谓和硕，据满洲语译汉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为美名而取之，其后则贝勒之上既累亲王、郡王两级，仍以和硕冠亲王，明乎亲王即以前之贝勒也。后来之贝勒止冠多罗，与郡王同号，多罗在满语译汉乃“理”字，以此冠贝勒上，明乎后来之贝勒非以前之贝勒也。 四大贝勒称和硕贝勒，原非若后来有封册之典。考清《国史》清初宗室《济尔哈朗传》：“幼育于太祖宮中，封和硕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尔沁有功。”叙封和硕贝勒在天命十年前，则济尔哈朗乃太祖时和硕贝勒见有明文者。自馀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贝勒外，皆称台吉。惟太祖长子以诛死之褚英，其长子都督(后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俱云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俱云初封贝勒，不书年，当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后。盖其时多尔衮年方十五，多铎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从太祖死时，犹以此二子托于诸王，则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属之机会，而于太宗之嗣位，已以贝勒之名义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长子豪格，初封贝勒，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豪格之封贝勒，亦当是太祖崩时，《传》言其以从征蒙古功，不过叙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与于太宗嗣位誓告诸贝勒之列。盖皆一时事。凡预于誓告者亦尽于以上数人。其杜度之贝勒，《传》称封于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与科尔沁盟时，杜度尚称台吉，或封贝勒在其后。济尔哈朗之封和硕贝勒，《传》叙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领兵收喀尔喀人民，尚称济尔哈朗为台吉，则《传》文亦未必尽确，即使确矣，太祖诸子侄中，亦惟济尔哈朗一人为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以外之和硕贝勒。合之天聪间豪格为和硕贝勒，清一代为和硕贝勒者不过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间，则所云天命间之八和硕贝勒，皆为口语随意所命，无明文可据，凡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硕贝勒。故求八旗之缘起，但当考其旗主，不当拘和硕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间既以八和硕贝勒为后来永远隆重之八分，至天聪间，四贝勒已为君矣。然《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第一班仍为八和硕贝勒，尤可见八和硕贝勒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间原有之人，当时四大贝勒原人，惟大贝勒在列，二贝勒四年幽禁，三贝勒六年死，四贝勒正位为君。至八固山之贝勒，则两黄、正蓝又归太宗自将，所云八和硕贝勒，其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 《八旗通志》蒙古佐领缘起云：“天聪八年六月，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所获察哈尔国千余户，分给八旗。”德格类本传不言其为和硕贝勒，而《八旗通志》中有此文，又《东华录》于德格类死时，亦书其衔为和硕贝勒。恐皆口语所命。而德格类之未尝独主一旗，但入其同母兄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为贝勒，则自有证据详后。今且先详旗主。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千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国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棱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棱、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青、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棱、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徵、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惟此祝词于清父子兄弟中，大有关系。录如下： 《武皇帝实录》：“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祐，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此祝词以名告天者，自是国之主要人物。其人则四大贝勒之外，有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数。此后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遗属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尔衮，若多铎，皆不在内。则八和硕贝勒随时更定，今尚非确定也。惟其告天之词谓：子孙有不善者，待天自灭之，勿自开杀戮。一念操戈，即天夺其算。右请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据此云云，乃忏其既往操戈之悔也。后来改本，渐隐约其词，无此显露。至《东华录》则全无此文。要其子弟中，先有推刃之祸，则可信矣。今以明纪载证之，太祖一弟一子，皆为太祖所杀，而《清实录》讳之：《从信录》：“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通纪辑要》文同。 黄道周《建夷考》：“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私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绑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困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从信录》于万历四十一年末引《建夷考》，有云：“御史翟凤翀新入辽，疏称奴酋(从略)长子洪巴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速儿哈赤，《武皇帝实录》作黍儿哈奇，后改舒尔哈齐。太祖杀之而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盖速儿哈赤有私于兀喇，故杀之也。石斋谓奴酋有一兄一弟，此属传闻不确。太祖有四弟，同母者二。其母弟雅儿哈齐先卒无嗣，或以此误传为太祖之兄。至舒尔哈赤之不得于太祖，则《清实录》自有可征。石斋谓私三都督，三都督殆谓兀喇酋布占泰。太祖图兀喇，舒尔哈赤辄保持之。太祖兄弟之后母为兀喇女，太祖不得于后母，或舒尔哈赤不然。至布占太为兀喇酋，以其妹配舒尔哈赤。又舒尔哈赤两女，先后嫁布占太。太祖志灭兀喇，舒尔哈赤屡掣其计。以《清实录》证之： 《武皇帝实录》：“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将妹滹奈送太祖弟黍尔哈奇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又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恩，带从者三百来谒。太祖以弟黍尔哈奇贝勒女厄石太妻之。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往送。” 己亥年(万历二十七)，速尔哈赤已有被太祖怒喝之事，见《实录》，尚系征哈达而非征兀喇。意速尔哈赤于并吞建州近族之外，对海西用兵，已不踊跃。其袒兀喇而得罪者则如下： 《武皇帝实录》：“丁未年(万历三十五)，东海斡儿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谒太祖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兀喇国主布占太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太祖令弟黍儿哈奇与长子烘把土鲁贝勒，次子带善贝勒，与大将非英冻、虎儿憨(后改扈尔 汉)等率兵三千，往蜚敖城搬接。是夜阴晦，忽见旗有白光一耀。众王大臣尽皆惊异，以手摩之，竟无所有，竖之复然。黍儿哈奇王曰：‘吾自幼随征，无处不到，从未见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师。烘把土鲁、带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见矣。果何据而遂欲回兵?此兵一回，吾父以后勿复用尔我矣。’言讫，率兵强进。至蜚敖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先令非英冻、虎儿憨领兵三百护送。不意兀喇国布占太发兵一万截于路。虎儿憨见之，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岭，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驰报众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相持。兀喇来战，杀其兵七人，我兵止伤一人。是日未时，三王兵齐至，烘把土鲁、带善二王各领兵五百，登山直冲入营，兀喇兵遂败。时追杀败兵之际，黍儿哈奇贝勒原率五百兵，落后立于山下，至是方驱兵前进，绕山而来，未得掩杀大敌。及班师，太祖赐弟黍儿哈奇名为打喇汉把土鲁，出燕(即烘把土鲁之名，后改褚英)名为阿儿哈兔土门，带善名为古英把土鲁。常书、纳奇布二将，负太祖所托，不随两贝勒进战破敌，领兵百名，与打喇汉贝勒立于一处，因定以死罪。打喇汉把土鲁恳曰：‘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罚常书银百两，夺纳奇布所属人民。” 速儿哈赤之不欲与乌喇战，太祖之欲杀二将以示惩，皆为明纪载杀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之佐证。常书、纳奇布二将，殆即石斋所谓二名裨，此时不死，或后终不免。 《武皇帝实录》：“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 《实录》不书杀，然于太宗朝《实录》书太祖坐舒尔哈齐父子罪。《太祖实录》尚未见，录《东华录》： 天聪四年(崇祯三年)，议舒尔哈齐子贝勒阿敏罪状十六款。第一款云：“贝勒阿敏，怙恶不悛，由来久矣。阿敏之父，乃叔父行。当太祖在时，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闻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与己子毫无分别，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体皇考遗爱，仍以三大贝勒之礼待之。此其一也。” 据此，则太祖确曾罪舒尔哈齐父子。所云移居黑扯木事，《太祖实录》未见，至天聪间议阿敏罪时始涉及，可知为当时不欲宣布之事。四大贝勒之名，在天聪间成三贝勒，太宗不欲复居旧名矣。 至烘把土鲁之为诛死，《武皇帝实录》但于戊申年(万历三十六)三月，书阿儿哈兔土门及侄阿敏台吉克兀喇部异憨山城后，遂不复见。后来修《高皇帝实录》，乃于乙卯年(万历四十三)闰八月乙巳朔，增书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似亦非凶死也者。然《宗室王公传》褚英本传则云：“乙卯闰八月，以罪伏诛，爵除。”则清《国史》中原未尽讳，特《实录》讳之耳。清室世世以褚英之后为有仇视列帝，欲为乃祖报仇之意，又深明太祖父子之不相容，明代之说益信。 《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辛丑，幽系肃亲王豪格。“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内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皇太子允礽，累日谕旨，其中庚寅谕有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许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子法。” 丙午谕又云：“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雍正朝上谕八旗：“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将所奉皇考谕旨，恭录缮奏。从前拘禁二阿哥时，皇考召众阿哥入乾清宫谕，有曰：‘八阿哥潜结党与，苏努、马齐等俱入其党。’观此可知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以上因八贝勒告天祝词，考及太祖之推刃子弟，是为天命六年之八贝勒。于四大贝勒外所具名者，为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四人。及七年三月初三日，更由太祖明示八固山共治国政之国体： 《武皇帝实录》：“壬戌，天命七年(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问曰：‘上天所子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近重译《满洲老档》亦有此段，其首数语直云：“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幹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诛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傥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出，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繙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繙，其文及较后繙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栈。是推选之制，且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箝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太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纪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纪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奴，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 《武皇帝实录》：“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子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 (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再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该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状，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命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心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形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 《东华录·太宗录》首云：“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遇劲敌辄躬冒矢石。太祖每谕令勿前。诸贝勒大臣咸谓圣心默注，爱护独深。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渝云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馀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庚子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祐，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祐。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多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王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馀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駙、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宁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儿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干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布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机首子刑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僧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僧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僧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子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碟于市。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归为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蒋氏《东华录》：“太祖元妃佟甲氏，讳哈哈纳札青，生子二：长褚英，次代善；继妃富察氏，名衮代，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此皆在孝慈高皇后来归之前。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继妃富察氏，名衮代，为莽塞杜诸祐女。初适人，生子昂阿拉。(原注：昂阿拉，天聪九年十二月，坐知莽古济格格逆谋并处死。)后方归太祖。明万历十五年，生皇五子原封贝勒莽古尔泰。逾数年，生削籍皇三女莽古济格格。二十四年，生皇子原封贝勒德格类。天命五年，以窃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 《满洲老档秘录•大福晋获罪大归》：“(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上(先已告宫婢纳札私通达海)曰：‘大福晋以酒食与大贝勒者二，大贝勒皆受而食之；以与四贝勒者一，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日必二三次谴人诣大贝勒家，而大福晋深夜私自出宫，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迹近非礼，宜察之。’上闻此言，遂命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巴克什额尔德尼、雅孙、蒙噶图等四人，澈底查究。知泰察所告非虚诬。大福晋因上曾言，俟千秋万岁之后，以大福晋及众贝勒悉托诸大贝勒，故倾心于大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每值赐宴会议之际，必艳妆往来大贝勒之侧。众贝勒大臣虽微有所知，亦不过私自馥非，决不敢质直上闻，以触大福晋、大贝勒之忌也。上闻言，不欲以曖昧事加罪大贝勒，乃假大福晋窃藏金帛为词，遣使查抄。查抄之使至界凡，大福晋急以金帛三包，送至达尔汉侍卫所居山上，还宫后遣人往取。为达尔汉侍卫所觉，即与查抄之使同见上曰：‘福晋私藏财物于臣家，臣岂有容受之理!今福晋私藏一事，臣实未知觉。即遣人来取，上亦未知，显系臣家奴婢所为，请予澈究。’上闻奏，立遣人往达尔汉所居山上查察，果系属实，即杀容受财物之奴婢。蒙古福晋告查抄之使言：‘小阿哥家藏有大福晋寄存之彩帛三百端。’使者闻言，往小阿哥家，果获彩帛三百端。又在大福晋母家抄出银钱盈箧。大福晋告使者言：‘蒙古福晋处，亦存有珍珠一串。’使者以问蒙古福晋，蒙古福晋认为大福晋所寄藏，使者遂取其珠。又闻总兵巴都里之二妻，曾献大福晋以精美倭段若干端；又大福晋曾以朝服私给参将蒙噶图之妻；以财物私给村民，秘不上闻。使者查抄既毕，遂将前情复奏。上历问村民，皆认为大福晋所赐，且举所得财物悉数送还。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晋罪状告众曰：‘大福晋私藏金帛，擅自授受，实属罪无可逭。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遽失所恃，不免中心悲痛!姑宽其死，遣令大归。’遂取大福晋遗留宫中之衣物，发而观之，所有私置庋藏之物，已无多矣。因命叶赫之纳纳宽乌珠、阿巴该二福晋来观，且告以大福晋之罪状。遂以大福晋所制蟒缎被褥各二，衣饰若干，赐叶赫之二福晋，其余衣物悉赐大福晋所出之公主。又以皇妃泰察不避嫌怨，首先举发，遂命侍膳。” 以上为莽古尔泰兄弟之母。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太祖安寝，滚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已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藉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