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

 所谓的乡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所以叫做乡产权房。     对小产权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解释，目前面临整治的小产权房，指的是下面的第三种。  &nb sp;  第一种解释是针对发展商的产权而言，将发展商的产权叫大产权，购房人的产权叫小产权，这种叫法是因为购房人的产权是由发展商一个产权分割来的。     第二种解释是按房屋再转让时是否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来区分的，不用再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大产权，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小产权。按这种解释普通商品房就是大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就是小产权房。     第三种解释是按产权证的发证机关来区分的，国家发产权证的叫大产权，国家不发产权证的，由乡镇政府发证书的叫小产权，又被称为乡产权，乡产权并不构成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产权。     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的小产权是合法的，只要交足购房款，或转让时补缴土地出让金就可以自由买卖，其法律规定较为明确。而第三种解释的小产权的法律属性存在较大争议，而且拿不到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证。     从价格看，乡产权房价格只有同样位置商品房价格的40％至60％。     从住房形态看，一样是普通住宅。     从买卖手续看，没有缴纳商品房买卖的契税。     从使用成本看，物业费便宜、水电费便宜、采暖费便宜。     从物业管理看，由乡政府指定的开发商成立物业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服务管理水平不是很高。（李力）   相关评论       网民热议小产权房政策 业主期待产权“扶正” www.zzhz.com.cn　 2008年10月30日 14:20:52 　住在杭州网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伴随着对农村土地流转新政的各种猜想和希冀,一种有关小产权房命运的激辩声也重新在各种场合凸显出来。很多研究者纷纷表示,已从有关政策中嗅到了一丝气息,小产权房这个曾一度在政策暧昧的夹缝中脱生并壮大起来的事物真的要迎来相关法律法规的终极审判了。 　　是扶正?还是被彻底打入冷宫?是区别对待?还是"一刀切"?是维护市场或是消费的自由与"公平"?日前,东莞本地一家网站就该主发起了一次调查。最新统计结果显示,有7成参与者认为,政府不能一刀切,现有小产权房应适当合法化。尽管一切暂时还没有定论,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这些类似的民调和政策猜想已经令市场中的若干主体开始有所期待,而市场中一些小产权性质的楼盘的开发和销售势头却没有受到政策影响出现衰减。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小产权房业主们对"扶正"似乎充满信心,而一些在建的小产权楼盘的销售势头也没有受到停建政策影响出现衰减。 　　心声 　　业主彭先生：若能合法化,补交税费能接受 　　10月28日,站在自己即将装修完毕的新家大厅,彭先生脸上堆满了笑容。下个月底,新家就可以入住了。这几天,他在工作之余忙于跟弟弟一道将家电、家具等提前搬进来。 　　对于这套购买之前就知道是无法获得个人产权证明的房产,彭先生还是觉得自己买得很值,这是跟区域内同类商品房价格比较,以及同该楼盘后期房价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彭先生购买这套新房的时间距今已近两年,当时东莞的商品房住宅价格正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中,在一些莫名的推力作用下,房价一直在往上涨。就在那时,小产权房进入了彭先生的视野。 　　"没有考虑那么多,是它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置业还有希望。"从老家湛江来莞打拼10余年的张先生如是说。他和彭先生几乎是在相近的时间里分别购买了一套没有个人产权证明的小产权房,每平米约1800元,总价值不超过20万元的市价为自己圆了住房梦。 　　彭先生说,一开始他很担心,听说没有产权会面临很多风险。不过,等到房子建成,这种担心就开始放下来了。在他看来,房子拿在自己手中,住进去风险就小了很多。因此,在房子初步建成后,很多买主都会主动介入并验收,有些甚至提前申请进行装修并入住。 　　彭先生不是最早装修入住的那批人,但作为一名对信息相当敏感的销售人员,他说自己一直都很关心国家对小产权房的"态度"。这期间,伴随着各地方在处理小产权房问题上的不同尝试,他对自己这套新房的最终命运走向也有过迷茫,但近来国家的态度已越来越明确,特别是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一次表态---"小产权房违法,绝对不允许再建设,但政府将对已购者的合法利益予以保护"让他更是有了释重感。"如果能够合法化,补交一些税费还是能够接受的。"彭先生说。 　　业主张先生：有使用权,没有产权证不重要 　　与彭先生不同,张先生对政策并不做过多的分析和猜测,他的观点也显得更加感性。他认为,只要是不违反城市的整体建筑规划,已经建起来的房子再拆除从政府所要投入的成本上看也是不划算的。"如果不打算转让,只要是没有大变化,能用这么低的价格买来房子50年的居住权也是很划得来的。所以只要能保证约定时间内使用权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有没有产权证其实并不是太重要。"据他介绍,他的4个同事也在那里购买了自己的住房,而这也客观上减少了他对这套房子未来命运的担忧。 　　其实,彭先生和张先生两人购买小产权房前后的各种心理表现在同类自住消费人群中都有体现。网络调查中,7成参与者对他们的"扶正"期待投出了赞成票,对既有小产权房进行有条件的合法化似乎有着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现状 　　部分小产权房交易仍火爆 　　尽管担忧一直存在,而最近来自中央的基本定调以及所衍生的坊间争论似乎还没有对小产权房交易市场造成明显影响。 　　与在开发建设上默默无闻、略显低调有所不同,小产权房营销则往往比较大胆、积极。除了在宣传模式上一如既往的上街派传单外,一些楼盘在营销手段上也有所"创新",本报就曾经报道过一家小产权性质的楼盘打着"反公摊"的旗号招揽客户。区别于近两年东莞商品房价格走了一个倒U形轨迹,小产权房整体价格似乎变动不大。在对比了解了万江一家小产权楼盘的销售情况后记者发现,该楼盘的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与普通商品房的市场行情有着较大反差,而万江区内几个小产权项目的关注度也仍旧火热。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小产权房的需求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增长势头,一些楼盘还对价格进行了小幅上调。 　　"10楼以下基本上全卖完了,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考虑余下的楼层,有电梯也很方便,而且可以看到更多景色。"日前,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来到万江一处小产权房销售中心,置业顾问侯小姐这样告诉记者。万江是东莞集体产权房建设规模较为集中的镇街之一,靠近市区,有区位优势,这里的小产权房吸引了一部分关注群体。据了解,该楼盘目前已建成的1栋和2栋150余户已售罄,而才建了两层雏形的3栋,计划开建16层80余户,目前销售量也已超过一大半。据侯小姐介绍,在该楼盘的规划中,未来几年还将新建9栋同类型的房子,届时将形成一个总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的住宅社区。然而,如果按照国家相关部门传达的声音,小产权房建设已经叫停,那么该楼盘的社区化梦想很可能就只能存在于规划之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该楼盘的销售,该处业主说:"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销售中心咨询,即使是近期全市商品房消费形势偏淡的时候。" 　　名词解释 　　什么叫"小产权房"? 　　所谓小产权房(又称乡产权房屋),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由享有该土地所有权的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单独开发或联合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合开发建设,并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制作权属证书的房屋。这种房屋权属证书没有房管部门盖章,仅有乡(镇)政府或村委会的盖章以证明其权属。 小产权房政策 盛夏八月，小产权房将迎来生死定夺的关键时刻。在此之前，一份由国土资源部成文的小产权房调查报告已经上报国务院。2008年8月，国务院将根据这份报告，对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的小产权房做出最后处置。 新老划断求平衡 一位接近国土资源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国土资源部提出了处置小产权房的相应“原则建议”，其中之一便是新老划断——对于在建、新建小产权房，一律严格查处、整顿；而对于已经形成规模性入住的小产权房，则要妥善予以处理。“这其中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但在土地属性仍为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形成规模入住的小产权房，要妥善处理。”他解释道。 目前，在很多规划中已经列入城市区划的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大量未履行转用手续而继续保持着非城镇建设用地属性的土地，而在这一类土地上，即有大量小产权房存在。消息人士透露，对于这部分小产权房，很可能采取补缴部分土地出让金的形式，使其获得合法身份。“对于那些新建的小产权房，一定会坚决处理。”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强调。 针对重点城市解决 对于小产权房，无论是国土资源部还是国务院，态度向来强硬。但这一次，促使国土资源部寻求小产权房处置方式的，是全国大量小产权房“既成事实”的现状，上述接近国土资源部的人士透露，小产权房已经占到中国村镇住房总量的20％。 “这次调查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抽样，不是普查。”日前，针对已经呈送国务院审阅的有关小产权房的调查报告，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解释。 记者了解到，这份调查报告中，在提出解决的建议之前，首先对全国小产权房的现状进行了陈述，并指出了相对问题比较集中的几个城市，以利于此后具有针对性地安排处置方式。 接近国土资源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报告中“点明”小产权房问题比较集中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济南、郑州等。其中的规律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区扩张速度越快，小产权房的问题也就越突出。上述人士表示，对于这几个城市小产权房的保有总量“已经到了非处理不可的程度”了。 仍是商业开发禁区 “无论最终国务院批复的处理意见是怎样的，开发商肯定都不能介入小产权房的处置，更不可能以后介入进行开发。”张新宝明确表态。 “决策层比较倾向的意见是，把现在已经形成的问题处理妥当就视为结束，未来也不可能在政策上给小产权房新的空间，基本原则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后，严格执行既有的土地管理政策与制度。”消息人士称。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小产权房”现象透视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21 14:05:00 ]    作者：高军    编辑：Studa_hasgo122    - [摘要] “小产权房”现象在我国出现并迅速漫延，暴露出了我国改革与社会 HYPERLINK "http://www.studa.net/fazhan/" 发展进程中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其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平等权利保护、公权约束的问题，同时，还折射出法律的稳定性与法律变革、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小产权房”现象启示我国必须实行法律变革、实现民主，并进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 “小产权房” 土地管理 城乡二元对立 法社会学 “小产权房”又称“乡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由于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不能取得由政府房管部门颁发的正式产权证，而是由享有该土地所有权的乡(镇)合作经济联合社或村经济合作社的机构制作颁发权属证书的“准商品房”。“小产权房”最初起源于民间，即农民将自家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出售给他人，这种现象在我国已存在多年，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气候。近年，“小产权房”之所以能兴起并迅速漫延，和前些年涌动的“单位集资建房”、“个人合作建房”等一样，“小产权房”产生的背景，也是在现行中国土地下，对过高的、远远超过一般居民购买能力的房价无奈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各地房价日益高涨的现状下，小产权房已渐渐成为除商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单位集建房外的另一种城市房屋供应类型。但是，自“小产权房”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的意见认为：“小产权房”一旦放开，土地调控和规划方面将出现失控的状况，最终必将危及农业安全与农民的生存。此外，“小产权房”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而法律应当被严格遵守。因此，反对者们手握“道德”与法律双重利器，必欲除“小产权房”而后快。而赞成的意见则认为：“小产权房”打破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格局，从而使地价和房价大幅度回落，它有利于农民、购房者和政府，为政府寻找到了多年想解决而一直又难以突破的“三农”困境的新思路，因此称“小产权房”的产生为农民“自我城市化”的一场革命。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是当代中国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利益群体之争的一个缩影，暴露出了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可以从多个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小产权房”现象之争关涉法律、法律实施及其评价，因此，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透视“小产权房”现象，寻求突破当前“小商品房”困境的出路不无裨益。 一、“小产权房”之争本质上是农民群体的权利平等对待与保护的问题 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权利的不平等才是真的不平等，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力的剥夺。[1]森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我国“三农”现象。“小产权房”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并无相应的对照物，“小产权房”能否转让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群体的权利平等对待与保护的问题。 1.农民财产权未受到平等的保护。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地市及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村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无所有权。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用于城市商品房开发建设，如果用于商品房建设用途，必须先由当地政府进行征地，给予相应的征地补偿，将“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后，再通过拍卖等手段，将附期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这样开发商才可以在原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现属于“国有”的土地上搞商品房开发。事实上，政府往往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制征收土地，然后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可以看出，在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虽然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即意味着不归任何具体的个人所有，农村土地实际处于所有权缺位的状态。这种体制使得“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中最核心的处置权和收益权被公权所剥夺，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农民已经自发地通过出租、变卖集体土地使用权、出售宅在地上所建房屋等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土地权益。决策层已意识到了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为了维护这种“村民集体所有”的体制，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布反复重申农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不得向本集体组织以外的人出售。由于农民对土地无所有权，因此，在该制度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地方政府在征地中则处于主动的地位，同时由于其握有强大的政治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完全掌握了土地的主宰权，这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因征地而侵犯农民权益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根源。 2.在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农民缺少利益代言人。首先，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的规定，在全国、省级、县级等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为，“农村每一代表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亦即从选举权的意义上，四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由于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的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只有在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中采用的是直接选举，而地市级、省级及全国人大代表则采用的是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事实上，从民主的角度来看，直接选举代表了直接民主，而间接选举的民主性则较低，间接代表的层级越多则民主性越低，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其次，在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出身农民的代表人数聊聊无几。在每次人代会上，“三农问题”及农民群体总是“被关怀”的对象，但农民群体却始终缺乏通过广泛参与、平等商谈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机会。事实上，政府维持目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土地制度，无不声称是从保护农民的利益角度出发的，主要理由为：(1)土地所有权如果归农民所有将会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现象，将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2)由于农民每户只能享有一处宅基地，如果房屋转让，宅基地随之转移，农民就失去了唯一的生存基础，必定造成社会问题；(3)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特定身份的社会福利，其他人无权享受，等等。事实上，这种逻辑的背后是一种反平等、反法治的主客体际思维，即农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只是客体，体现的是一种“父爱主义”。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农民是“非理性的”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代表”，只能成为“被讨论”、被施以阳光雨露的对象，而这种“代表”和“施与”则是绝对善的，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的。事实上，这只是有关部门一厢情愿的空想。而众多的封杀“小产权房”的法律或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由这些法律或政策所规制的对象农民群体参加的听证会，以充分听取农民群体的意见。在现行的体制下，农民群体由于没有参加谈判的权利，作为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代言人，他们的土地权利事实上被掠夺了。 由于以上制度性的原因，使得作为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不能充分实现土地权利，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无发言权“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而农民住房不能和城市居民住房一样上市交易的法律与政策，实质上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堵塞了农民筹措资金扩大经营的道路，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居民依靠房产升值，财富不断得到累积相比，作为农民财产的核心部分的房产只能是不能升值甚至还会不断贬值的死资产，因此，该制度实质上还侵犯了农民的宪法平等权。以上对农民制度性的束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导致了农村内部的生产要素无法实现优化配置，成为制约农民财富积累的主要制度障碍，它与户籍制度一道，构成了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是造成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制度性根源。 二、“小产权房”背后是公权行使与公权约束的问题 众所周知，“小产权房”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中是不合法的，但“小产权房”之所以能产生直至迅速漫延，购房者明知有风险却愿意购买，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愈演愈烈的畸高的房价远远的超出了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与商品房相比，“小产权房”较低的价格能满足广大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公民体面地、有尊严地居住这一最基本的需求。而房价为什么会畸高，政府的各项打压房价的举措为什么不能奏效，原因实则在于政府自身，事实上，公权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是导致我国房价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1.房地产市场税费过重。中国政府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的两倍，GDP以及税收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开发形成的。据悉，中国房地产三级市场上的税收几乎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上百项税费的结果必然是房价居高不下。小产权房省去的费用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各种税费。事实证明，刨去这两块费用，住房价格可以压低70%左右。[2] 2.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政府与房地商事实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进退关系。房价飞涨必然带来地价飞涨的结果，而现行的财政体制规定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政府独自享用，因此地方政府从地价飞涨中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在一些地方，政府卖地所得占了岁入的大半，甚至达到2／3。由于这些钱不必纳入预算、决算，事实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因此，有学者认为，房价疯长对于有权的官员实际上是“公私两利”的事：于公，一是政府有钱，二是拉上GDP；于私，一是自己口袋里钱见长，二是可以长官。这就是地方政府对中央遏制疯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经济原因。[3] 事实上，“小产权房”争论现象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搏弈。维持现行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部分“有官方背景的”开发商、以及一些炒房者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中央政府、农民、以及广大购房者成为受害者。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公权力，所有的政策都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来执行，事实上成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最大阻碍力量。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利益的搏弈中，处于权力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和权力最低层的乡镇政府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中央政府虽然处在权力的最高层，但政策的制定需要得到准确的信息，而且关键的是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需要下级各级政府去执行。为了解决高房价苦民的问题，中央政府不可谓不重视，所采取的措施从表面上看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所开处方却往往药不对症，采取的措施只是风声大、雨点小，相反一段时间过后，房价却还是扶摇直上。另外，虽然民间不乏好的思路，市场自发催生“小产权房”即是最好的说明，但迄今为止，中央政府的政策都是在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中进行的，这表明现行的政策反馈及民意上达的途径出现了严重问题。既得利益团体在权力精英、学术精英中不乏数量庞大且强有力的代言人，由于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央得到的信息往往是扭曲的。至于中央的一些惠民政策的执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澎渤之施，下有毫厘之给”的“官场文化”，中央政策被下级执行变味走样诚属惯常。而处于权力最低层的乡镇政府，土地是其辖区的，上级政府只要一征地倒手即可以获得巨额利益，而这其中乡镇政府是无利可图的，这是为什么经常会发生乡镇政府截留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导致征地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不在国家正式权力序列的村委会，由于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无人所有，进而变成了权力所有，土地的增值财富被权力所攫取，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由乡镇政府、村委会在集体土地上建房出售，显然比被国家征地要得到更多实惠，事实上，乡镇政府、村委会对“小产权房”的支持对“小产权房”兴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小产权房”现象折射了法律的稳定性与法律变革、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深层次的法理问题。 “小产权房”是对当前滞后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非理性房价的一种本能的反叛，是房地产市场所催生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虽然不合法，但却具有合理性，能带来多方共赢。它在能为一部分社会群体解决迫在眉睫的住房问题的同时，也为众多的开发商寻找低廉开发成本创造了可能，同时还帮助政府解决了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以及为解决“三农”困境寻找到突破口。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当然应当经过合理规划，以避免占用大量耕地），将改变土地垄断现状，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不足会得到缓解，而如果二元对立的土地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农民、诚实守信的开发商都将大受其害，同时政府的行政成本会越来越高。事实上，小产权房是对当前的土地管理和相关制度的严峻挑战，是继续维护这一制度还是断然进行改革？毫无疑问，目前是进行相关制度变革的契机。 对于那种认为“小产权房”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而法律应当被遵守的意见，笔者认为正如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认为的那样，“一项法律准则倘若没有比它在亨利四世被订立时更好的理由，固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更令人反感的是，即当它被订立时的理由早已消失时，却仅因盲目的附从过去而仍一味地固守着该项准则”。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一般安全中的社会利益促使人们去探寻某种据以彻底规制人之行动的确定基础，进而使一种坚实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得到保障。但是，社会生活情势的不断变化却要求法律根据其他社会利益的压力和种种危及安全的新形式不断作出新的调整。因此，法律秩序就必须既稳定又灵活”。[4]因此，“时移事易”，法律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因势利导回应时代的要求，而不能削足适履，硬将社会往僵化过时的法律中去套。那种教条主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法律空转，徒增行政成本，阻碍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法律的权威不是来自于强制，而来自于理性、公平与正义，“法律的威力与其说围绕法律的军事力量，远不如说在于法律符合正义和大众意志的原则。当法律原则是社会利益的时候，人民自己就是法律原则的支柱，全体公民的力量就是它的力量。”[5]“只有这些法律总是以自然和理性为依据，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都是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草案的目的所在，在得到普遍的赞同以后才制定的；这种为人民所拥护、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法律，人民当然总是怀着愉快甚至自豪的心情来执行”。[6]因此，“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7]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因脱离时代而显得严重滞后，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别是从现行土地制度中获得巨额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得改革步履维艰，但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三农”困境、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权益保护等均一致要求通过彻底的改革，突破土地制度路径束缚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事实上，改革需要勇气和魄力，正如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冒着风险按血印搞土地承包，土地承包制从不合法到合法，最终闯出了农村改革的新天地那样，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跳出旧有的框架和路径，及时变革土地管理法制，使其走向理性化的轨道，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不应墨守成规而固步自封，从而丧失制度变革的良好时机。 四、“小产权房”问题的启示 作为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而组成的。具体而言，即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度出部分权利以组织政府，由于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们的让度，故政府应当为民众提供安全、自由、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的公共产品。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写入神圣的宪法，从宪法解释角度来看，公民居住权保障是政府的宪法义务，当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题中之义。因此，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而不履行对公民居住权保障的义务。对于当前疯涨的房价，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政治道德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问题的实质。[9]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抱残守缺，法律也不能变动不居。 1.破除旧的观念，彻底抛弃长期以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待农民的那种主客体际思维和单方面施以恩惠的“父爱主义”，对农民的态度应当“从恩惠到权利”。事实上，农民在宪法上与城市居民一样是平等的公民，在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同时，农民是理性的人，是“经济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的维护者，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把握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从来不比任何一个群体差，他们不需要仅仅只是被动地“被代表”， 他们需要参与平等的协商与谈判，需要有直接的或通过平等的、直接的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表达其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机会。对于那种从主客体际思维出发、出于“父爱主义”的那种维护现行土地制度是出于“从农民利益角度考虑”的观点，其完全“是一种严重不了解农村实际的官僚假想”。[10]事实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均证明实现农民土地所有权不是可不可为的问题，而是为或不为的问题。 2. 在抛弃上述陈旧的、落后的观念基础上，彻底改革导致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法律制度。首先，解放农民，废除将农民捆绑在农村的法律与政策，废除50年代由公安部颁布的“暂行”了五十多年的，早已落后于时代，实质上侵犯了八亿农民受宪法保障的平等人身权、财产权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管理制度，真正实现农民的宪法上的身份平等权；其次，必须对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实行改革。前已述及，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土地管理制度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作为目前“小产权房”现象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63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本身就明显地违反了我国宪法第10条“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应当接受违宪审查。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要解决严峻的“三农”问题，必须使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让农民真正地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认的财产平等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公权，保障作为其财产权核心部分的土地权利不受来自公权的任意侵犯，平息当前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暴力和失控迹象的土地争端；只有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才能使农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克服农业生产中的短期行为，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同时，也只有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才能真正地可从土地增值中获得利益，农村社会保障系统将比较容易地得到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建成，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时代的发展呼吁新的农村体制改革，呼吁法律的及时变革，那种以稳定农村为理由继续维持对农民进行制度性歧视的制度是极不明智的。 3.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局面，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群体，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缺乏代言人，其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上层政策或制度的出台往往缺乏必要的、由各阶层，特别是作为政策或制度所规制对象的阶层平等参与商谈的程序，因此，才会有“要求中生跳交际舞、唱京剧”、“上海禁止合租房”、“东莞禁止养猪”等一系列荒唐政策的出台。而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绝对数量最大但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由于缺乏充分有效表达的途径，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使我们看到了实质性的进步。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应当更进一步，逐渐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政治文明，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外，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为此应从制度上保证社会各阶层能真正实现充分参与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政府行为应恪守行政伦理，不得从公权行为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得与民争利。因此，应切断地方政府从土地中获益的制度根源，并切实采取措施，减轻房地产行业、以及广大中小企业、工薪阶层的税负，培养税基，藏富于民。 4.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权力的异化。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只是一条腿在走路。经济体制改革活跃了市场，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缺乏必要约束，其所带来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并正在吞噬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阻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由于政治权力加盟经济利益，权力的行使与利益的关系日益密切，遂造成了严峻的腐败局面，特别是以维护“公有”之名，行部门利益保护之实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公有企业事实上不可能由“全民”享有，真正享有利益的只能是这些公有企业内部的人。因此，移动通信、中国电信、烟草、民航、铁路、供电、供水、供气等垄断行业的所有行为（包括涨价行为），无不声称是为了维护“公有制”，维护公共利益！但这些垄断部门职工的巨额工资福利，对照其落后的服务，再加上《反垄断法》出台前的利益之争最终使得这部法律只反“自然垄断”，却不反当代中国最严重的、最应当反的行政垄断，足已使任何稍具常识的人看出这些垄断行业的真正目的。在此背景下，那些以维护法律实施为名，主张彻底扼杀“小产权房”的利益群体，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社会主义应该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绝不能允许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神圣的旗号下由少数人、少数群体享受特权而致使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落空。为了防止利益集团攫取政治、经济利益，防止社会群体的分化与社会的动荡，必须坚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分权防止权力过于过集中，实现法律对权力的控制。虽然，“三权分立”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我们绝不走西方的老路。但权力的分立，通过权力约束权力以防止产生腐败是政治学的一条基本定律，所有法治社会的政治实践均无法逾越，因此，我们应当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通过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模式；另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角色定位，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应确立政府“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必须彻底退出市场经济的利益链，回归其本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邓小平同志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1]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和政府一直充当的是家长和全能保姆的角色，整个社会也习惯于依靠政策和指令办事，但政策和指令来自于上层直至最高层，其制定的过程中缺少社会各阶层的充分参与及辩论，长期以往遂导致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缺乏反思、反馈和自我纠错机制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许多政治运动的发动，许多决策的失误的原因即在于此。当代中国，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因此，应当从宪法保留、法律保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和其他各项宪法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营造下情上达渠道通畅，政策反馈与纠错机制灵活，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 HYPERLINK "http://book.studa.com/" 文献] [1]李华芳.权利的不平等才是真的不平等[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5-28. [2]叶檀.无需逼问开发成本 小产权房挑明楼市真相[EB/OL]. http://economist.icxo.com/htmlnews/2007/06/22/1147531.htm [3][9]周永坤.遏制疯房周氏三板斧[EB/OL] 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265268 [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 [5][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79.153. [6][法]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M].商务印书馆.1982.134. [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三联书店.1991.4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544. [10]宋庄艺术促进会（2007年7月16日）. 妥善解决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构建和谐诚信社会[EB/OL]. http://bbs.arts.tom.com/item_461_3049_0_1.html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2.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首页] [上一页] [1] [2]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