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论坛：破解企业高成长的密码文字实录

创业者论坛：破解企业高成长的密码文字实录 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2浦江创新论坛”于11月2日-3日在上海召开。以下是2012产业变革与创新生态——创业者论坛：破解企业高成长的密码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 赵明鹏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 论坛嘉宾： Laure Reinhart ，法国公共融资创新署 OSEO 副主任 Valerie D'Costa ，世界银行 InfoDev 负责人 江南春 分众传媒首席执行官兼董事局主席 童之磊 北京中文在线股份公司董事长、总裁 牛文文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元：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昨天晚上一阵秋雨之后，今天又迎来了一片阳光，让我们感觉到最好的季节，云桂飘香，我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中国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大会，那个大会上同时颁布了旨在促进创新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包括了10个方面60条具体政策方向，同时颁布了配套政策之后，各个部委又制定了将近100多条具体的实施条例，事隔6年之后，今年的7月份，我们又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据我所知，为了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所颁布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已经分解出来了60项的具体的任务，由各个部门在进行制定具体的措施，由此也将会产生很多的具体政策，据我们统计，目前大概包括中央和地方相继制定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政策，包括同样一种政策的不同的地区在制定，已经达到了600多项，今年大会的主叫做产业变革与创新生态，大家知道创新生态本身不仅仅是讲的是在生态系统当中的主体，同时又需要这个主体所充分的养分，创新政策的制定，类似于创新生态当中的雨露和阳光，当有了这样的雨露和阳光以后有了很好的雨水，当阳光过烈的时候，对种子的发育和植物的生长同样会产生阻碍作用。 本次论坛邀请了5位在科技政策，特别是创新政策方面极有造诣的专家和学者，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实际工作的生涯，他们不仅都有长达几十年以上的研究科技政策创新政策的经验，而且他们很多都直接参与了创新政策的制定，我们想他们每个人将演讲20分钟，此外我们会暂时休息15分钟，以便听他们很密切和丰富的内容之后，让我们慢慢体会在他们演讲当中所显露出来的智慧的看法，也许还包括留给我们更加困惑的观点，现在我们有请第一位演讲嘉宾，来自于OECD科技政策处，科技技术及产业主管Ken Guy先生，在科技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Ken Guy先生具有30年以上的经验，大家想想这30年，也就是1980年之后，在中国什么叫创新？什么叫国家创新体系？还有很多的概念我们还不知道，还不熟悉，而现在我们已经在耳熟能详在各界引起了一个广泛的讨论。 Ken Guy先生职务的范围很广泛，我很难一一介绍，我们十分愿意分享他在政策创新方面的经验，包括作为个人在亲历了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的个人体验，欢迎Ken Guy先生。 Ken Guy：大家早上好！我非常容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任务和大家分享我过去30年的经验，但是只在20分钟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任务不好，我今天的演讲就是科技技术与科技政策它的过去和未来，这个话题不大，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话题里面在很多的OECD经合组织里，过去30年里政策的特点，我给大家一路展开我的幻灯片的内容。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OECD经合组织国家里的不同的政策的特点，这是在过去30年里的一个情况。当然我首先要介绍一下英国，我们来看看在英国的科学方面政策的情况，大家可以想像肯定有这样一个1950年开始当时的皇家影响，受到了这种影响。当然在20年之后，有了一段演变，政府建立这样的政策目标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很多公民的需求，我们继续向前推进看，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重心有所变化，慢慢开始导向了一些科学方面，在185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开始处理一些科技方面的事项，开始建立这方面的政策，当时这些话题是全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从那个时候起很多后来年有很多政策导向，科技对于整个经济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1950年，1960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对于大的公司和比较大的业务非常支持，这个原因也是更多支持了科技方面的工作。 从1980年-2001年时候，我们的政策不仅仅是关注国家层面的内容，还有区域的层面以及国际的层面，包括欧盟层面的一些事项，比如说一些资助，要对一些国际的研究的活动去进行财富资助等等，我们对于创新系统的支持，在欧洲我们特别是在整个区域，在包括一些国际的层面上英国的政策也有所关注，我们更加国际化，我们更为关心参与到国际化框架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发展，也就是对于科技方面政策的演进，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我想给大家提的是讲到理论方面的内容，就是对于科技政策方面的理论，我们有不同的模型、模式，思想的模式，从技术为推进的模式到需求为拉动的模式，还有到非常复杂的混合的系统模式，只有这样的演进模式，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从简单的系统，比如比较专注于底层研究机构，一直到越来越复杂研究方面的项目支持的政策，这就是从1950年到新世纪整个科技政策的发展，你可以看到经合组织的很多国家，他们也做了科学政策方面的研究，我也很容幸在曼彻斯特，在我的博士学位里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是马克(音)，在中国有所听闻，在2009年的时候写了回顾，他当时做了演讲，很多知识就来源于他科学政策方面的研究。这里面他认为是科学政策研究里面的20个主要的要点，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我比较关注一条红色的一条款，应该从比较注重个人个体的手法，转变为更加注重整个创新的系统。 当然我们也会有多的创新系统的模型，当然我们在每个部门里面都会有一些互动，并且政府对所有部门有这样一个互动，我们还必须要不断地从一个科学的政策转型到创新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不仅仅只是支持科学，现在的观点要注重于创新，这是我们科学领域的模型，很多国家采用了一系列国家的创新政策的一个回顾，得出的一个结果，在整个欧盟从200个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做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但是也是非常好用的模型，可以把很多国家系统和创新进行回顾，总结出来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来建立整个科学的基础和研究的基础，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不管是在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来说都是这样，私有部门和创新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会促使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来看一下系统里面不同部分，每一个部分连接和支持流，可以建立起创新系统到底怎么运作以及单个创新的政策怎么样运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不仅仅只是欧盟的一个模型，同时也是经合组织的从2005年开始的政策模型。 最近我们也开始去分析对于我们欧盟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做很多的分析，我们分析当中用的是简单的模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单一的个体，我们在研究和创新方面都在做很多分析，很多的一些系统的连接里面到底有什么缺陷？很多组成部分有什么缺陷？很多管理方面有什么缺陷？我们都会研究。很多人在说过去10年里，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政策主要关注于支持研发，但是这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在研究政策以及怎么样改善我们的政策系统。这些是我们看到的变化，我们有哪些历史驱动了这些变化？我们看看过去科技方面的政策，看看政府为什么对科学进行投资？看到三个重要的驱动力，从一开始有了好奇心，这是一个变化产生的变化器，不仅仅是对于科学家来说，对于政府也是，他们意识到了对于科学支持有很重要的文化方面的发展。还有社会的需求，在欧洲也是非常明确的，现在越来越对于政府来说都有很大的压力，说他们为什么去支持科技研发和创新？ 另外我们的竞争力，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如果拿英国作为例子，可以看到现在在科学技术创新投入已经是很早就开始了，我们看到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很早开始和法国竞争，法国这一块也积极投入研发，他们也都出台一系列不同的政策，我们再看日本、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日益越来越投资科技创新这一块，我总结了三个驱动因素，也就是我们的好奇心，还有社会需求力，还有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于每个国家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有他们的优势，到了科技优势才能真正达成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国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来应对巨大的变化，我们看看现在的时代到底有什么特点？我今天跟大家探讨的也就是这些特点，这个时代有一些特有的特点，像我们看到的一些规模等等，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科学创新的政策，到底这些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本国的科技创新？首先我们现在是发展规模经济，就需要有这样的规模性的正来支持日益复杂的规模经济，以及整个的经济的系统，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所有的都是在全球化，我们不能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全球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达成这样的规模性，来应对日益赋有挑战性的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全球起伏不断，会经常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变化，我们国家怎么应对？未来有越来越不确定性，而且领导不断扩大，要求我们要有全面合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要鼓励他们的创业精神，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针对不同的情况，你的激励因素不一样，而且创业环境也不一样，要求我们相应的政策也有所不一样，对于所有的变化后面都是有不同的驱动因素，我也把它分为外在驱动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和表现力因素，外在对于很多国家，比如说美国西方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包括现在欧洲的国债危机等等，他们也都是驱动着这个国家整个经济，包括政策的变化，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以及我们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也是驱动着我们这些政策以及大环境的不断的变化，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全球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了，而且不光是一个国家面临着挑战，而是在全球的范围内都会有日益严重的挑战，这要求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进行一个整合来应对这些挑战，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政治不稳定性也是导致了这种变化的原因，要求我们从根本上，从技术创新这一块来应对社会的问题，我们只有各个国家真正能够互动起来，真正能够互助互利，可能才真能够把创新推到更高层次，来应对外在和内在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对于像IT包括很多技术，可能只是一个起步，未来我们会有新领域新的创新，新的科技发展像生命科学，这是很大的路要走，另外一点，我们还有内在的驱动因素，像我刚刚说的新技术发展，包括我们甚至希望通过政府制定的政策激励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它的表现力，我们也知道像很多国家，很多的私营的部门和公营的部门，他们的表现仍然还欠佳，我们可能需要用政策这一块的变化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激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很多国家政府，尤其是在欧盟这一块政策还有很多的缺陷性，也会导致了很多金融的赤字，这都是他们现在要面临解决的问题。我们再可以看到到底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目前政策的是什么？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怎么样应对日益变化的大环境和政策？首要的是对现有的科技政策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分析，随后我们才会有相应的深化和优化。我觉得政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不光是针对于未来的政策制定，同时你要对现有政策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更好的政策出台，而且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在我们在运行的创新的机制，到底能够为我们现在的创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激励？而且我们要有明确的聚焦点，要有明确的领域，这样才能真正应对日益赋有挑战性的大环境。 我还要强调一个聚焦点，任何事件都应该有聚焦点，对于我们的经合组织在未来的4年，我们也要考虑到到底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资金，主要的资源是放在哪里？我们必须考虑到哪些挑战是最重要的？哪些全球问题是首要克服的？我们首要任务是什么？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是经合组织真正考虑的问题，并且也是我们下一步首要做的任务。在明年具体不知道哪个月份，组织全球知识经济的论坛，在韩国举行，随后我们举行一系列创新活动，也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去激励创新政策的变化和改革。 王元：非常感谢Ken Guy先生在短短20分钟之内，向我们介绍了如此丰富的内容，他的演讲从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科技政策的演进开始，让我们回顾了16世纪开始以地区科学政策制定，一直发展到现在科学和技术，包括区域，包括国际政策的广泛的视野，同时又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源、科学基础、经济与市场发展以及企业创新方面的完整的模型，使我们得到对于科技政策和理解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过程当中的基本架构，特别是重要的是由于时间很短，没有介绍他的包括9个大特点的现代科技政策的9大趋势，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个规模化、整合、研究等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是特别重点的强调了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同挑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要制定自己的创新政策，同时要把自己的创新政策和更大范围世界所面临共同挑战需要的创新政策整合起来，非常感谢他20分钟精彩演讲。 下面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胡志坚书记，他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是在创新管理方面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很年轻，但他已经参加研究制定中国创新政策长达近20年的经验，是这期间中国制定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人，考虑到中国创新政策制定中面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和对象，可以说虽然他不如Ken Guy先生有30多年的从业经验，但是他20多年的制定政策的经验和Ken Guy先生有一拼，我们希望他在演讲中介绍一下中国制定政策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希望在休息之后互动过程中，希望他和Ken Guy先生PK。 胡志坚：谢谢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很容幸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们战略院一些研究成果。今天我的题目是：从国家创新指数看未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主要是从创新指数，我们战略院从2006年我们国家把建设创新性国家纳入2020年目标以后，为了监测创新国家建设的进程，我们提出了评价创新国家建设进程的指数，这个指数主要是为我们国家监测这样的进程服务的。这个指数从2001年就发布了，在国际论坛上发布，才是第一次，我们也是想扩大影响力。指数已经被国家十二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纳。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简单介绍一下。主要从创新国家的主要特征方面进行监测，中国在这些方面它的进展情况，它的走向，它的轨迹以及它存在的问题，从这些方面进行监测，包括体系的原则，我们都参考了世界上主要经济组织或者是民间和国际组织他们制定的评价体系，任何一个评价指标体系都不可能是完美，我们指标体系更多借鉴世界上各个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点，同时突出结合中国制定政策的需要，特别是借鉴中国建设国家创新的政策的需要，主要是为政府、企业，还有全社会提供一个讨论或者评价中国创新政策的可参考的平台。 指标选取原则包括可获得性，权威性以及国际可比性，注重科学性，包括整个框架设计，包括各方面。我们范围也不是说把世界上100多个全部包括进来，我们选择主要的创新能力较强主要的40多个国家，在研究开发中占全球98%，GDP占全球92%，人口占全球93%，有代表性，数据来源我们尽量采用国际可比，我们自己有一套，但是更多借鉴世界银行、OECD和美国洛桑等指标。包括测量方法，我们在全球发现全球实业家的能力，中国创新国家建设放在全球下面考察，不是跟自己比，放在全球下面，我们是2020年进一步创新国家行列是放在全球背景下说这个目标，所以在全球背景下监测这个进程，从创新资源五个方面，首先是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方面，过去10年左边的图曲线是增长非常显著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方面，线非常陡，研究开发经费占全世界总和的9%，对于中国大国来势虽然增长速度非常迅猛，但是它的量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开发人员从2000年-2010年速度也是非常快，是非常陡的斜率，我们占全球研究开发人员的24%，排在世界第一位，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来说研究开发远远不够，但是势头非常好的。 第二个方面是知识产出，包括任何专利总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个斜线我们主要特点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业绩占世界的9%，排在第二位，对我们这样规模同样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专利发明专利申请量我们占到了全球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布的22%，也是从过去之间由2000年占4.3%到现在22%，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中国的规模来说远远不够。 第三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同样高技术产业当前速度是世界第一，年均19.6%，产值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达到了20%，出口由2000年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2%，达到了2009年达到23.7%，这个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样一个规模与我们的规模相当，速度非常迅猛，从上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世界总体创新表现，比较创新能力也好，表现也好，处于什么位置？从总的创新指数得分来看，我们现在处在这40个国家里面的第20位，我们的2020年目标是进入前18位，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实现它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创新指数和人均GDP的关系，大部分国家分布来看符合这样的斜率，两根线范畴之内，有一些国家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中国，他们的表现比他们同样一个档次人均GDP差不多远远高于同一类国家，主要是这些国家更多的是政府或者国家主动采取了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的政策以及干预，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从我们国家创新指数这10年来表现来看也是进步非常快的，2000年第38位到现在已经到了20位，提高了18位，基本上年均提高2倍，所以应该跟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吻合的，如果分项来看5个方面，各个表现不一，创新资源方面我们只进步了8位，知识创造方面我们进步了10位，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进步显著，特别是企业创新进步了27位，这跟很多同事平时的感受可能有点差别，我们的企业创新表现思想是非常棒的，只不过可能更多的视角和评价标准看不到他们的表现。我们在相对5个指标里面创新资源和知识创造指标国际排名相对落后，同时提升也不是那么快，这也是下一步改革中要予以关注的。 第五个方面国家创新指数评价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具体的目标、影响或者促进了这样的表现？创新资源方面，为什么说相对提升比较慢，而且排名也落后？但是从总量上不管是研究开发投入还是人员，在世界上的比例都是非常高，但是相对中国这么大规模来说不够，是排在第30位，这个曲线进展非常平缓，创新资源的排名不是那么陡，比较平缓，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么平缓？我们研究开发经费提高了8位，2000年-2010年，每万名研究开发人员数量只提高了3位，虽然已经占到世界第一的总量，但是相对中国的大规模人口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是属于提速比较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了3位，信息技术费用提高了很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总额已经提高了很高，但是相对中国规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金砖五国创新资源指数排名来看，这几个国家在这些方面表现都不是十分突出，相对来说中国还处于比较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他几个国家表现也一般。在知识创造方面主要是和专利，我们排在29位，这也是相对我们的20位的总体排位来说比较滞后的。 我们看知识创造排名变化也是相对平缓，它保持了往上的好势头，总体来说比较平缓，不像其他企业和其他方面那么陡，这几个方面主要看学者部门百万研发经费论文征集总数上升比较慢，每万人论文指标下来了，只进步了1位，还有每百人互联网用户组织进步了2位，每1美元GDP发明专利数中基本显著，还有发明数靠前，前面主要三项拖了后腿，我们在改革方面非常有着眼点指标性的意义。金砖五国表现也不是特别突出，中国相对来说还是远远领先，但是总体表现大家都差不多，在企业创新方面，企业排在了世界第五，它是怎么表现的？为什么达到第五？我们现在在指标企业创新方面总体指数是15，这个斜率因为画图的原因，从25到15提高了10名，每年基本一年提高一个位置，对于这么大量的企业来说，作为企业整体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表现，特别是国际竞争那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企业创新指数的主要构成来看，它的表现好在哪里？差在什么地方？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来说位列世界第二，占一个国家GDP经济质量从第11上升到第5，企业研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提高缓慢，22-21，这跟大家的感受一致的，每万企业研究人员拥有三方专利数提升比较缓慢，很多企业都没有专利，知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很落后了，跟我们的感受一致。这里的指标很多指标有相关性的，产生很大矛盾，为什么企业研发经费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虽然本身增长每年增长20%，但是相对于GDP和产值并没有显著。 为什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产业GDP比重比较很快？反映了全球分工的问题，更多研发分工在海外，不在中国国内。创新绩效方面，中国排第五，这应该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名次，我们看怎么从32一下子到第五，在10年时间很多感受都是不一样，平常的感受很难接受，但是有一些指标构成的，评价作为它的怎么构成的？怎么一个指标。高技术产业出口额从第九到第一位，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进入世界前三，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非常发达了，如果从这个指标看。中国技术自主率也显著提高，从27-15，技术依赖性进步非常显著，但是总体生产率水平原地踏步，大家看了这不很矛盾？前面那么好，这一块也应该表现好，包括单位GDP产出也非常好，前面技术进步好象非常迅速，到后面好象没有进步，放在全球来看，是全球分工的结果，跟前面的优势一样，更多最终的产品产值表现在中国，但是更多研发投入包括风险更多分工在海外，所以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但是绩效有几个指标构成，国际可比。 创新环境来看，我们现在处于第18位，这个进步还是比较显著的，因为创新环境从27-18，金融危机以后稍微往下走了，总体来看改善比较显著，2006年中央发布了政策以后，我们的政策密切出台，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所以从创新环境的二级指标来看，它们方面表现好？哪些方面相对改革还要进行重点突破？宏观经济稳定性，政府规章的影响，收入与效率挂钩的程度，产业集群比较好，政府采购比较好，企业协同创新方面，研究与培训服务状况，还有IT、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反垄断政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企业创新的融资难2005年-2005年由过去35上升到11，改善非常显著的，对于企业创新来说非常关键，因为资金的获得非常关键。从创新环境金砖国家来看，大体曲线互相差异不是很大，各自有相对表现突出的地方，中国是红色的这一块，在各个方面都不落后，但是没有在哪两个方面特别突出。从这些指标看中国创新指标的进步，2020年创新能力的增长，红色各种颜色代表五项指标的各个趋势，趋势最明显的是知识创造，但是我们说了知识创造恰恰是在总体里面进步最慢的一种知识创新资源和知识创造，主要是基础太低，同时总量增长很快，但是相对中国规模来说，不管是专利还是论文，强度是远远不够的。 从创新总体增长来看，前面5年，2000年-2005年增长斜率比2005年-2010年更高，更头，斜率值更大，这也符合客观规律，随着不断快速发展，越到后面边际增长率日趋下降，越到后面创新国家建设，提高创新建设难度越来越大。科技体制改革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资源投入，资源投入还是根本，虽然过去资源投入增加缓慢，但是后面的难度决定了资源投入必须保持强度，我们国家研究开发的强度研究开发经费占GDP比例，已经达到1.84%2011年，到2020年达到2.5%以上还是有难度的，下一步是攻坚阶段，知识创造方面，科研机构、高校论文的引用次数和人均数需要进一步提高，差距比较大，专利数量也一样，专利的质量还需要提高，企业创新的核心应该说我们的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收入的比例2015年提出达到1.5，现在只有0.9左右，所以下一步还要改善政策，推动企业加大投入。 第四创新绩效，创新绩效虽然排名很靠前，但是它的分布包括高技术产业本身现在出现不好的趋势，它的利润率，它的效益还比不上传统产业，比不上制造业总体平均水平，这个应该值得关注。最主要的是全球分工原因是一样的，全球分工下一步我们参与分工向更高端分工努力的问题。创新绩效分布来看，从这个图看出沿海这一块分布不平衡，这也说明潜力还是很大的，中西部潜力很大，将来随着东部的传统优势减弱和新的挑战到来，日趋分布变化，改革需要关注的，创新环境从研究来看应该更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促进竞争的公平自由公开公正，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薄弱环节，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也是下一步要努力改进的方向，同时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营造更好的环境。 王元：谢谢胡志坚博士内容非常丰富的演讲，他介绍了我们持续多年的对于40个国家，在5项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研究当中的结果，他讲的内容很丰富，但是尽管给了他超过Ken Guy先生15分钟时间，但是与Ken Guy先生相比，Ken Guy先生所展示的更加清晰分析框架相比，他给我们展示的可能是留下更多疑问和困惑，希望在对话的时间我们再详细地拷问他。下面演讲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吕薇女士，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的委员，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官方但确实一个跨部门直接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智库，我也是国务院很荣幸的一员，吕薇女士积极团队参加的很多重大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最可贵的是她具有很深的经济学的背景，我们期盼她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她对创新政策的看法。 吕薇：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浦江创新论坛，特别是今天能够在政策论坛上交流我们研究的成果和想法，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建设企业为主体创新体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最近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对新形势下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作了全面部署，这个意见的核心内容和任务，就是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我们认为，企业是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主体，因为创新的本质将创造技术和知识的能力，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过程，创新包括研究开发、产业化和商业化各个环节，Ken Guy先生讲到了，他们在OECD已经把创新过程，他提到了STI，把科学研究和创新分成了两部分，所以市场是检验创新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随着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企业在我国的创新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刚才胡志坚先生也提到了我们企业创新在国际上的排名在不断提高。首先是创新资源和要素向企业集聚，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占全社会比例超过70%，特别是大中型研发开发比例超过了73%，企业科技人员，大中型企业的研发人员超过了50%，企业成为专利申请和技术交易的主体，目前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国内申请的50%，企业输出和吸纳技术的交易额约占全国的80%以上，特别是我们已经涌现了一批华为、中兴这样的国际专利申请，居世界前列的企业。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首先一个是从引进技术和跟踪模仿，转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研发结合。在市场驱动和利益驱动下，企业正在进行多种形式的创新，我们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创新不光是进行自己的研发，同时也有引进外部技术，技术改造等等多种形式。 目前我们的各个行业当中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呈二元结构，一些行业的排头兵已经开始具备创新能力，通过创新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但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跟随和模仿阶段。目前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仍然是我国创新体系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的研发活动还不够普遍，目前根据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当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不超过30%，低于30%，而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强度比较低，大中型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是0.93%，大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比较薄弱，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企业创新大部分还是渐进式创新和改进式创新，企业应用研究能力相对薄弱，研发效率不高，缺乏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尽管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有了一定的研发投入，但是这些投入也没有全部转化为生产力，因为创新不仅是研发，关键还是要后边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开拓能力跟上去。另外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在投资规模激励政策下创新动力不足，比如企业进行投资只要拿到零地价就不肯冒风险。 第二个内容从入手营造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企业为主体创新体系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第二个就是如何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合作？ 第三个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一个问题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企业是否愿意创新，取决于创新能否为企业带来效益？企业创新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关键要带来效益和盈利，企业创新的动力源自市场竞争压力，市场需求推动和对未来盈利的预期，因此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关键要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和能力，创新性企业分为两类，这两类企业既有共性，还有新兴行业的创新企业，这些行业利用新技术瞄准新市场，对外部环境要求更高，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投资，因此对企业创新的政策应该实行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相结合，首先要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要素资源，要有重点的落实政策，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很多企业说我们出了60条、100条政策，对企业创新来说关键有几条，一个研发技术开发投入佳绩扣除，还有人才队伍激励机制，政府采购，企业认为具体政策当中这几条比较管用的，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还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特别是针对创新企业的政策，目前来看，创新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引导企业提高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上，而不仅仅是追求的技术先进性，因为企业创新能力是渐进和积累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创新的含义不同，对发达国家来说，创新就是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应用，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创新可能就是这个地区比较新的技术的应用。 我们对企业的创新来说，不仅要看研究开发投入和专利的数量，关键是要看竞争力和效率，刚才胡志坚先生也提到了企业的创新绩效问题，为什么我们高技术企业出口比较多，但是它的效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把政策重点放在企业通过创新来提高竞争力上，而不是通过一些达到指标来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 第二点就是要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体制，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活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以企业为技术集成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平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并不意味着创新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在科学研究这个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和共性技术等方面，有效发挥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作用和优势，企业主要是主导创新过程，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产业化当中发挥主体作用。要重点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目前一些体制因素影响了产学研结合以及效果，首先是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考核目标，考核重点不同，成果转换和转移的渠道不畅，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有些大学转移技术，还要经过国有资产部门的审批等等，还有缺乏一些股权的激励机制，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社会保障、体系差距较大，所以阻碍了大学和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大家不愿意到企业，社会保障企业退休以后的工资要远远低于事业单位。 另外就是政府科技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当中，企业参与的程度不够，还有以前有一些政策导致了产学研功能错位，比如说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是把科研和企业完全分开，企业管生产，科研机构管研究，后来有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政策强调，大学和科研院所直接办企业，直接进行成果转换，所以对各个研发主体功能错位，所以要明确各类创新参与者的定位，以合理的利益机制发挥产学研结合的各自优势，促进协同创新，首先是要改进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增加企业在应用型科技计划项目决策中的参与程度，从源头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成果转移，责任和机制，以合理的知识产权和利益机制导向产学研合作，形成长期的合作研究机制，要减少体制障碍，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以及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人员流动，要根据行业的集中度对产业技术研究机构进行重组和改革，在前一段时间进行改革当中所有的应用研究机构都转变为企业，或者是进行企业化运行，这种情况下对于共性技术和基础性应用研究能力大大削弱，分类安排制度设计，有效发挥各类企业作用，在行业性科研机构改革不同上，按照行业特点进行分类，比如说高度集中行业，比如石油这种行业，就是一个企业集团相当于一个行业，这个时候科研院所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对于集中度不太高的行业，就要建立一些为行业服务的机构，对于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建立区域性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 第三个大的方面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分工，更有效发挥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外部性比较强，不像一般的产业发展，因为科学和技术外部性比较强，所以创新过程当中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主要在市场难以调节，企业无力或不愿意投入的领域有所作为，起到引导和补充作用，首先政府应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共性基础研究和战略领域的发展，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普遍性的激励作用，在新兴技术产业领域，要公平对待各种技术路线，以环境、能效、安全等标准作为市场准入的门槛，不要过早以规模标准限制小企业发展。我国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市场机制不完善，体制改革对创新体系具有方向性影响，因此政府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从目前投资激励导向的政策，转向创新激励导向的政策，刚才Ken Guy先生也讲到了，从国际上来看创新政策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向，因此要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创新环境包括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内的各种体制和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创新政策要体现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贸易和金融政策等等各个方面，我们要突破科技体制的局限，来制定创新政策，要把创新政策融入到我们国家的各个政策的方面去。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提升知识产权价值，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和创新者的权益，要健全和发展适应创新需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后要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新的环境下，对于我们的生产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为创新提供支撑，我们现在创新不仅需要研发人员和研发领军人才，即使在生产一线，也需要一些高技能生产一线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所以我们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优化教育结构，为我们创新提供各个方面的适用人才。 王元：谢谢吕薇女士，吕薇女士在发言当中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为主体的基本的现状，从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不足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又在解决企业动力问题，产学研结合问题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个方面，论述了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方向，大家知道，昨天晚上晚间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中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决定对于整个的新能源入网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这种市场的启动，对于我们的光伏产业会带来很重要的利好消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尽管我们过去一直非常关注的是供给性政策，我们增加投入，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增加税收给予企业各种各样的牌子，在创新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是丰富需求政策的框架，也许在下面对话的时候，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因为当有潜在的市场需求或者有稳定的长期市场预期的时候，我相信会极大的刺激创新的力度，也会刺激社会投资向一些研发领域的投入。 下面一个演讲嘉宾是来自于诺丁汉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David Greenaway先生，他是一位著书颇丰的经济学家，我就他的名字解释，他的名字代表了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因为David Greenaway名字可以翻成绿色之路，不仅是他本人，而且他父母具有极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重要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尽管如此，我们中国人在研究创新和创新政策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是美国和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好象我们有意无意忽视了英国，希望通过“绿色之路”先生精彩演讲，把我们的关注点重新拉回到英国，有请David Greenaway先生。 David Greenaway：主持人，我有一个中文名字，可能你们在上面没有显示出来。谢谢主持人，谢谢你对我名字的评价，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够受到邀请参加此次论坛，并且参加此次政策论坛，这是非常好的平台，有非常优秀的嘉宾，能够在共同平台中相互交换意见，现在看到创新政策发展很快，尤其在中国过去几年这个领域有很多变化，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也和很多大学和企业进行合作，也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日益的丰富了，而且我今天不会谈到创新的政策，我不是政策的制定人，虽然我在以前也在英国的政府做过顾问，但是我想从一个大学校长角度来看整个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以及这个系统能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积极地创建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告诉我们这个大学在这样的系统中，我们充当什么角色？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我们看经济增长有很多必要性，我们是非常追求创新性，因为是有几个基本原因支持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希望促进社会的进步，想要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这都需要科技的创新，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挑战，前面几位演讲嘉宾也提到了全球的挑战，我也可以看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会一一跟大家讲解，但是在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像劳动力增长、资本的投入、生产力的进步，还有我们全球的经济也受到进出口的驱动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20年有飞速发展，在深厚有动力因素，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有什么样更多的一些因素，能够促进下一步的快速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仅是中国，其实整个世界得大化学都在不断地变化，现在的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结构性的变化，这都是在中国的经济方面的一些影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现在人口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引起了中国劳动力架构的变化，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公共投资这一块，还存在很多的不利之处，并不能够促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结构的一些变化，引起了生产力的一些变化，而且新成立的变化现在已经是日趋减缓，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架构，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一些出口也会大幅的降低。 我们看到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动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更多的资源放在创新上面？我们需要有更多创新力，需要有更多好的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好的点子，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点，不光我们要建立高新区，把所有人才聚集在一起，而是需要我们创建整合系统，这里包括环境，包括了架构，同时也包括了这样的国际化的建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全球化，国际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都需要在现有的世界大环境中借助科技发展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看看技术转移，在过去的几年如果我们看到科技转移带给我们的价值是非常可观的数据，而且在中国十二五计划中也专门提出了加强技术的转移，现在到2015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产值会能够达到4.3万亿，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达到11.4万亿，我们也看到从2011年-2015年间，根据我们新的五年计划，新兴产业它的一个预计年增长值可以达到20%以上，我们还将大力发展这些新兴的产业，它们也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更多贡献，也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成长点，但是要求中国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说人才，我们的创新架构，创新环境的一些建立。我们再来看看十二五规划，有几个重点发展的领域，信息技术、新的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新材料制作和新能源汽车，每一个领域都是极赋予挑战，都需要我们和各方和共同应对挑战，以我的大学为例，在你的右边可以看到，我列举出来的诺丁汉大学重点发展的科研领域，我们的能源高价值的制造，包括全球粮食、安全数字的经济，还有医药的研发，还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包括新能源的研发，还有一些特定的领域，像航空航天，还有全球化也是我现在目前积极研究的领域。 我们看到大学起到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再创建创新生态系统方面，我们首先是需要有资源来促进技术的创新和知识产权诞生，我们知道像对于创新这不光是这些新的专利，新的一些发明，更关键的是人，人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人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系统，所以在大学里面，我们的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和培养人才，而且我们必须要重点培养那些具有创造力，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我们希望能为社会创造一种财富，一种人才的财富，而且我们也能够为整个世界创造一种国际化的网络，一种国际化的平台，我们每年都会为世界培养很多的领导者，他们不光是创新的领导者，也是商业和别的领域的领导者，这也是我们诺丁汉大学也积极拓展合作伙伴的网络，例如说我们和宁波创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积累了很多知识产权和技术的转移的经验，我刚刚说了我们在积极创建一些专业的平台，例如说我们和中国科技交流中心，北京科技合作交流和促进中心，宁波科技局都创建了专业的科技合作发展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的平台能够促进国际技术转移，同时能够推广这些新的技术。 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是成立了诺丁汉大学亚洲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这是一个架构，更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平台，它们能够为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企业之间建立一个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他们都愿意来到中国，甚至是欧洲的这些大学和研发的机构，也都在积极和中国进行一系列合作，来寻求技术转移和商业发展的契机。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技术提供者，我们需要去更好的了解到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中国的一些需求，无论是对外国的大学，还是外国的研发机构和公司，他们都更需要了解中国的需求和中国的一些文化，我们不仅是需要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很好的管理者，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的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我们看到的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合作者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而且我们对这样的关系建立是很有自信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个关系延续下去，对任何一个项目都能够追踪下去，我们也成立了诺丁汉大学亚洲商业中心，能够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例如说像管理后续的行动，还有我们的管理技术的转移，同时我们也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不光是在英国，同时也是在宁波，我们都积极促进对内的投资，我们在每年都会组团，尤其是投资的代表团到各地来探究各种领域的研究机遇以及相应的挑战。 这样一来在我们第一年运作当中，就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好的成果，我们再来看看培养人才方面，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时候说，人力资源是中国的首要资源，中国从一个人口非常大的国家转变为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大国，所以充分展示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我们有1000多个千人人才的培养计划，另外有全球范围内3000多个专家都带到了行业当中来，提升关键技术，并且开发高新技术，我们主要行业里的在中国接触人，也就是说千人人才培养计划海外回来的人才，归国海归，中国面临地位非常好的，中国看到有世界上最移动性学生的资源，我们有400万的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3年里，在学生资源方面有20%增长，中国还有非常大量的中长期职业开发的机会，就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目前很多的西方的公司，对于中国的人才招纳吸引力现在慢慢改变到了中国的公司，也就是说更多中国公司现在对于中国的人才有更多的吸引力了。开始在这个方面有所改进了，在2011年我们有13万的海归，建立了4000多家公司，生产了100亿人民币的金额，整个行业在不断地进行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海归学生在整个国际化的市场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也在中国宁波建立起第一个中国英国合办的大学，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个大学在2004年建设起来，我们的合作伙伴是WEG，一开始有几百名学生，现在在宁波已经有5500个学生在我们的学校里学习，有很多是文科的学生，也有很多是科学理科学生，我们也有很多知识经验丰富的教师，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校企创新，做人才培养的工作。在人才开发方面我们和英国的机构一起合作，开发了青年领导培训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培训一些未来的职业专家，大学里的教授有一些进入到企业成为人才。我们激发人才的潜力，我们在这里也和行业建立了创新式合作关系，在这里有很好的案例给大家分享，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诺丁汉创新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首个海外研发中心，我们和很多工程师和科学家研究了很多项目，包括新材料研究，航空引擎新式涂层研究等等。我们和企业合作，比如航空引擎方面合作，飞行控制合资，高新材料合作，我感到非常激动，最近我们也收购了英国对于添加剂制造方面的研发机构， 中国有更多海外并购，这也进入的很大的良性循环，我是来自于西方，来自于英国，去年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日报也报道了这些新闻，在英国中国也成为了最大投资者，有很多日立、中国汽车、华为这些公司都为此感兴趣，都在英国非常感兴趣，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英国的层面更多给予一些支持。我最后两、三张幻灯片，我们作为一个大学，我们非常喜欢和企业进行合作，我们从诺丁汉搬到来，我们在诺丁汉的时候，也是在城市以外展开了很多和企业的交流，我们也建立了一些创新的园区，我们在中国也延续了同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的英国经验，对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发展铺垫了很好基础。我们不仅仅是在欧盟环境下进行合作，我们现在需要在全球的环境下和很多产学研进行合作。我想面临我们的是巨大的机会和契机，作为大学，我们绝对是整个创新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之前的很多嘉宾都讲到了这一点重要性，大学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自己大学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真的可以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可以激励，并且也可以和其他大学进行合作，让他们更多参与到创新的系统当中去。一旦初次建立关系之后，越来越方便，可以看到很多好处帮助创新系统和生态环境的建立。同时这个系统也会不断促进大学的发展。 王元：非常感谢David Greenaway先生的演讲。他演讲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诺丁汉大学在中国的合作投资，办学和企业的共同创办研发中心的案例分析和一些数据，在他演讲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很有意思的思考，第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分析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选择的7个重点方向，和诺丁汉大学所重点的学科方向，得出了一个结论叫中国的重点就是世界的重点，这个结论在10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很少有人会给予这样的结论，那个时候中国可能的重点恰恰是世界在退去的重点，而现在中国的重点变成了世界的重点，或者世界的重点成为中国发展的重点时候，整个战略取向和战略取向所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变化。 第二个引起我们很有意思的思考，过去对传统大学功能的认识三大功能，第一培养人才，第二科学探索真理探索，第三科学精神的社会传播，但是他一直给我们展示诺丁汉大学作为传统英国非常古老，久负盛名的大学，它的职能在悄然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提供了科学探索，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而且作为创新创业的伙伴关系，也在构建一个不断跨出英吉利海峡，给我们很有意思很丰富的信号，你会发现欧洲大学并不是仅仅延续欧洲的框架，而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战略构想副教务长Denis Simon先生。Denis Simon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踏入中国，并矢志不移将促进中美友谊，特别是推动中美科技合作作为毕生事业的人，他也可以讲一口流离的普通话还是上海话，因此获得了我国政府的各种奖章，而且是大连市的荣誉公民。Denis Simon先生现在在大学里担任的是国际战略构想的副教务长，他对中美创新政策有着深刻独到的研究，特别是2001中美对话当中，作为中美直接对话的直接参与者作出了很多贡献，当这样一位先生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期待他对中国创新政策的评价。有请Denis Simon先生。 Denis Simon：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您主席对我非常精彩的介绍，我也很容幸能够参与到这个非常好的峰会当中来，在我过去所有研究生涯里面，都在研究，像在座专家一样，研究的内容一样，我主要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方面的发展，过去30年职业生涯到中国学习和研究中国科技系统方面的发展，希望向世界其他国家诠释中国发展的怎么样？并且中国政策框架的情况。今天我的演讲给大家展示一个之前所有的一些四个演讲者的内容综合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