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人民时评) 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据报道，重庆近日查获1250公斤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的血旺。“甲醛血旺”早在两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揭露过，却一直没得到根治，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大行其道。 接连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让大家对表面上色香味俱全的各类食品几乎丧失了基本的安全信心。从三聚氰胺奶粉到化学火锅底料，从瘦肉精火腿肠到染色馒头，从硫磺生姜到福尔马林血旺，问题食品此起彼伏。大家禁不住要问，下一个被曝光的问题食品将是什么,依靠媒体曝光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是否太过被动,怎样才能让监管与惩处更有力有效,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百姓关注，高层重视。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颁布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来，食品安全在国家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在实际中，却表现出“一头热、一头凉，一头弱、一头强”的状况，即高层热、基层凉，食品产业弱、地方保护强。 从当前情况看，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意愿、举措还没能传递到基层农场、工厂、市场和监管层。在各地，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受制于薄弱的产业基础依然散乱，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难以计数，而在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监管能力显得捉襟见肘: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监管乏力。再加上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一些地方为了带动税收、拉动就业，纵容食品生产企业违规经营，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企业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使一些小隐患积累成大问题。 食品产业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高，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是食品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原因，但这决不能成为问题食品频现的借口。当此之时，更要把保障食品安全的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用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惩处，破除本不该强大的地方保护，淘汰劣质生产经营企业，逐步改变食品产业基础薄弱的状况。 基层监管执法不能总在媒体曝光之后才有力度。要让日常监管硬起来，一方面必须充实基层监管力量，配齐装备，更新标准，人员，提升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各地各部门既要支持企业发展，也要严格监管。只有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惩处体制机制，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强化对生产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力，促进其内部管理能力稳步提高。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却是强基固本之策，各地各部门务必严格落实责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普通”也是一种价值(来论) 新闻背景:近日，有天津市文史学者考察后披露，受旧城改造等因素影响，辛亥革命在津遗址在过去10年间至少消失了7处。 天津辛亥革命遗址“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多数是不起眼的普通建筑。然而，遗址是否有价值，并不在其宏伟的外观、华丽的内饰，而在于其中的历史文化内蕴。就拿辛亥革命遗址来说，正是因为建筑的普通，才掩护了志士们的革命活动。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普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其实，许多历史文化遗址，何止“普通”，有的甚至已经陈旧颓破。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其光彩。沧桑变迁，更是遗址上烙刻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文物的保护，也应包括对这种见证逝去岁月“年轮”的保护。不仅是辛亥革命遗址，在凝结着屈辱与奋争的近代历史中，还有更多有价值的“普通”，等待我们去保护。 “键对键”取代不了“面对面”(人民论坛) 面对面，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交际和工作方式。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双方坦诚、直接、充分地交换思想，有效沟通，增进感情。俗话说，“当面锣、对面鼓”，“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就是这个道理。 面对面，更是我们党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党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善于做“面对面”的群众工作。今天，应对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更需要提倡“面对面”。 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说的是心里话，看到的是实际问题，听到的是群众心声，收获的是真知灼见，有利于科学决策、化解矛盾、赢得民心。当然，面对面，不是我们工作的唯一方式，但却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我们能不能很好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试金石。 然而，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却忽视甚至丢弃了“面对面”的传统，把和群众面对面当成一种负担，群众感觉他们“电视报纸常露面，日常工作难见面，关键时候不出面”，只管自说自话，不听群众说话。这样做，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工作开展、事业发展。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最初问题并不严重，常常因为一些干部对群众不理不睬、对群众合理诉求不管不顾，导致小问题升级、小矛盾复杂化。有的决策，群众意见已经不小了，却缺少表达渠道和机会，往往就导致决策失误。 想不想、敢不敢、会不会和群众“面对面”，绝不是一件小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工作方式。有的人借口工作忙任务重，有的人说要抓大事、议大事，有的人强调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尤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随着“键对键”电脑办公的普及，工作方式也应该创新。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孰轻孰重,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最大的事情就在人民群众之中。孰“旧”孰“新”,工作方式可以现代化，技术手段可以多样化，但都是为了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键对键”更不是扔下“面对面”的理由。一位领导同志说得好:“当今时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不管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 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首先就要经常和群众“面对面”，使之制度化，成为一种常态。在新形势下，既应处理好“键对键”与“面对面”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更要切实提高“面对面”的能力，锻炼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的本领，掌握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更能接受的话语、交流方式，不仅要更好地创造“面对面”的机会，还要更好地珍惜和利用“面对面”的机会，在交流沟通中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让“面对面”最终成为“心贴心”、“心连心”。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人民时评)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来论 新闻背景:“你的发言能不能少讲点成绩、多谈些问题。”日前召开的上海市政协重点促办“完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提案专题协商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打断了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相关负责人的讲话。 履职需要打破“一团和气” 那些扬长避短的成绩展示、套话连篇的，本身就是对问题的逃避敷衍，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少讲成绩，多谈问题”，给其他政协委员的监督工作做出表率。政协委员履行工作职责，就得打破“一团和气”，较较真。 我国政协章程规定，政协委员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无论说话是重还是轻，职能部门也都有认真听取、认真回应的义务。因此，政协和政协委员不要让自己听政府部门专题介绍时止步于“眼前一亮、心头一热、为之一振”，而要大胆担当起“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敢说敢为，认真务实。保持这样的工作作风，方能有力地监督和推动政府工作，更好地建言献策。 (强国论坛网友 江南醉) 新闻背景:“我刚和一名人吃过饭”、“我认识那谁谁，这事能说得上话”„„近日，有调查显示，多达80.4%的人坦言自己有过这样的“拽人名”。 “拽人名”折射人情焦虑 如此高的“拽人名”比例，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人情焦虑”，总觉得“有人办得万事，无人寸步难行”，社会关系、人脉资源被当成办事的根本、成功的关键，可供炫耀的谈资。遇到交通纠纷，不是协商或报警，而是掏手机联系“熟人”;应聘职位，不是准备考试，而是四处打听谁在此任职„„“人情焦虑”往往造成“人情依赖”，在“关系”的借助下，秩序、规则退在了其次，甚至因此导致损公肥私、徇私枉法。 “拽人名”的本质，是借势和借力，有一定的合情成分。但如果这是以破坏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代价，以损害规则和秩序为垫脚石，就该反思:如何缓解其后的人情焦虑,如何重建规则的力量,如何让人际关系回归交流正轨, “楼车双控”给北京带来啥(深阅读) 一季度增速近10年来较低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6%。与全国平均水平9.7%相比，低了1.1个百分点。8.6%，也低于北京正常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首都近10年来发展中的较低水平。 8.6%，对于这一经济增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磊表示，北京近年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投资和消费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这个数字实际上并不“低”。“这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所必须经历的过程，逐步改变了‘消费靠汽车，投资靠房产’的状况。”赵磊说。 他同时强调，楼市调控和汽车消费替代需要一个过程，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仍面临较大压力。 商品房少卖两成抑投机 “楼车双控”政策出台后，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北京经济自身增长动力的减弱,赵磊表示，这种情况恰恰是“主动调控”、并可预见到的结果。 北京公布“稳中有降”的房价调控目标为房地产市场降温。通过主动调控，北京住房市场交易量出现下降趋势，价格有所松动。一季度，全市销售商品房26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3.8%，降幅比1至2月扩大4.9个百分点。单从3月份数据看，销量下滑态势更为明显。 3月份，全市销售商品房9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1.7%。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涨4.9%，涨幅已明显回落。第二套购房占比和非京籍居民购房占比明显降低，市场投资投机性购房得到抑制。 汽车零售额或少千亿 除了楼市调控，汽车限购政策也对投资、消费、税收及相关行业的增加值产生影响。据初步估算，北京实行“限购令”后，全年汽车零售额将减少600亿元至1000亿元。 但在另一方面，机动车过快增长得到了抑制。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李少明说，今年以来全市净增机动车8.3万辆，同比下降59.1%。 “新引擎”助推经济增长 “消费靠汽车，投资靠房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逐步改变，其空白如何填补, 北京市朝阳区的定福庄，原先是个不起眼的地方。而如今，这里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抢滩的热土，朝阳区提供了包括税收补贴、房租减免等多种服务，努力将CBD至定福庄40平方公里的地方建设成“CBD—定福庄传媒走廊”。截至目前，该传媒走廊吸引入驻企业1.2万家，吸纳社会投资150亿元，年实现收入600多亿元。 像定福庄这样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新引擎”的例子并不少，这折射出北京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 部分经济领域好于预期 北京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不论纵比还是横比都“放缓”，但北京经济主要领域运行状况基本符合预期，部分领域运行好于预期。 从消费领域看，北京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消费需求，开发消费替代领域，推动消费结构调整升级。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06.6亿元，同比增长11.9%。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86.9%，成为首都消费品市场的最大亮点。扣除汽车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3.7%，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汽车类零售额下降25.7%所留下的市场空间。 从产业看，一批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地，为产业升级和调整积蓄了力量。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较快增长，1—2月文化、体育与娱乐业实现收入125.6亿元，增长12.5%。移动互联、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成为推动结构调整的新生力量。 从效益看，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仍实现36.7%的较高增长，企业生存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2月，限额以上第三产业企 业实现利润888.8亿元，增长38.9%。 经济增长求质量效益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认为，尽管房地产结构调整、消费结构调整对“保增长”带来挑战，但也将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今后北京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平缓，但却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符合北京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瘦肉精”事件看食品安全监管 “瘦肉精”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但有关事件仍屡有出现。那么，发生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监管方面有何原因,应如何有效治理, 关于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产业集中度低，监管成本高。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诸多环节。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产业集中度非常低。据统计，在全国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0万元)仅3.7万多家，比例不足一成。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在食品行业的上游产业集中度更低。产业集中度低，必然导致监管成本高。从生猪产业的中游看，现有政策要求对生猪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检，但由于对散养户的检测费时费力，在实际操作中抽检对象主要选择规模养猪场，散养户的检查基本成了空白。从生猪产业的上游看，分散化的饲养格局导致饲料及兽药等产品的销售只能主要依靠当地的经销商。这些经销商一般规模小，大多是散兵游勇，很难监管。从生猪产业的下游看，以农户散养为主的生产结构导致流通环节存在大量经纪人、猪贩等中间商。这些中间商流动性强，导致猪肉产品的源头难以找到、生产过程难以追溯。 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效率低。一是多头管理，效率低下。从饲料、兽药生产到生猪饲养、流通、屠宰、销售等环节，涉及农业、质检、工商、卫生、商务等多个部门。众多监管部门在职责上存在重叠交叉，造成监管责任不清。一旦出现事故，难以问责，结果是多顶“大檐帽”管不好一顶“破草帽”。二是主体单一，势单力薄。目前，食品安全监管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事实上，像这样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监管，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执法环境差，政策执行难。一是少数监管人员失职、渎职。二是地方保护。就猪肉生产而言，产品一般主要供应外地市场，所以，有的地方政府缺乏监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出了事，则会影响当地干部的前途。三是劣币驱逐良币。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无论是当年的奶制品，还是现在的肉制品，只要能迎合消费者的直观判断，就能卖上好价钱。添加“瘦肉精”后，猪就成了“健美猪”，收购价就高，结果自然是违法者竞争力强，劣币驱逐良币。四是执法方式不当。执法者需要给市场明确的预期，无论何时何地都以明确的标准一以贯之地惩罚各种违规行为，不能让人存有侥幸心理。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开展“运动式”执法，缺乏长效机制。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 长远治理。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失职渎职、地方保护、执法方式等问题，涉及深层次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来解决。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在食品安全的长远治理方面，可以在产业链整合以及科技攻关等产业政策上有所作为。治理像“瘦肉精”这样的顽疾，需要对食品行业的产业链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瘦肉精”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消费者对瘦肉的偏好有关。因此，需要加强对瘦肉型生猪品种的研究，降低瘦肉型生猪仔猪的购买及饲养成本，从而使“瘦肉精”的市场逐渐丧失。 现实治理。应尽快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一是建立食品安全统一而垂直的管理体制。有效的必须是权力和责任对称的。应建立统一的食品监管机构，将各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全面负责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监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多头管理，而且可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二是构建立体监管网络。在食品安全监管上，需要构建以政府管理为主、社会监督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立体监管网络。媒体可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社会组织可在专业技能方面发挥优势，消费者则可通过维权行为(包括集体诉讼)遏制不法行为。 基层“晒账本”要防“技术处理”(人民时评) 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其中，要求地方及部门比照中央做法，做好财政预算、“三公”经费等的公开，受到关注。 公开“三公”经费，基层政府准备好了吗, 中央垂范、省市跟进，公开“三公”经费对基层来说，绝无推诿、拒绝之理。可基层也有难言之隐。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三公”经费公开对节约行政成本、监管专项资金等有好处，但有些经费却很难省下来。比如县乡政府要去跑项目，迎来送往、宴请招待等等，难以避免。 这让人想起四川巴中市的白庙乡。去年3月开始，白庙乡政府将“三公”经费等支出“晒”在网上，列明每笔费用，包括一次花1.5元买了一本信纸，引起广泛反响。据说白庙乡“裸账”后，乡党委记苦苦跑了两个月，也没有争取到一笔资金。所以有人称白庙乡为“孤本”。所幸一年之后媒体回访，情况有了好转，有企业准备要投资当地特产金银花，因为在企业看来，“敢于公开自己账本的政府，既能取信于民，也能取信于企业”。 乡镇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是一件简单的事，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公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技术上并不复杂，但这么多年来全国几万个乡镇只有白庙乡真正做到了全部公开，可见，确实有难度。 财政预算、“三公”经费公开，一直是热点话题，社会呼声很高，各级政府也尝试破题。2007年施行的监督法，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监督具体化;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建设阳光政府提供了制度支撑。公开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 现在，中央明确要求，地方和部门只有具体落实的问题。需要防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基层，在“如何公开”上动足脑筋，对公开的数据做“技术处理”，比如把“三公”经费调到其他支出项目里，使公布的数字远远小于实际支出。某县前几年搞办公经费厉行节约，在内部公开过包括“三公”经费的数字，有的乡上年支出了二三十万元，却只报了3万元。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增量改革，用俗语概括接近“紧烧火、慢揭锅”的意思，就是要统筹考虑改革的速度、效益与时机。基层实行“三公”经费公开，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白庙乡的“公开后效应”证明，它可以成为“范本”。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配套措施的完善，监督体制的健全，更多的基层政府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让“保密账”变成“明白账”，更成为“民心账”。 开放包容不应只在大运会赛场(人民时评) 通过举办盛会让世界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欢乐，既需要城市管理智慧，更需要常态治理机制 距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还有90多天，眼下，深圳正进行细致而严格的准备，希望为大运会顺利举行提供良好环境。继清理治安高危人员、禁烟、限行、禁排放污染物、禁租房客打110等措施后，日前，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又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作出一系列维稳部署。 举办大型展会活动或节庆活动，安全和有序都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条件。保护公众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安全，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有着“中国梦工场”之称的深圳，第一次在世界性活动的舞台上隆重亮相，自然备加珍惜。当地政府为此作出的各种努力，应该得到市民和社会的理解。 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最新维稳部署，还是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焦点。他们颁布的《》称:在大运会期间，严禁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凡是因此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企业，给予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禁止在深圳承接工程;同时，也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要工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说，公共场所禁烟、禁止企业乱排放等，是有利城市管理、造福民生之举，但“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薪”、“禁租房客打110”一类禁令，则很值得推敲。无论管理初衷多么合情合理，也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更不能有悖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讨薪上访只要不逾越法律底线，恐怕不能被“严肃处理”，相反还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帮助他们讨薪维权。否则，人们将无法区分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毕竟，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没有权利越法律之俎， 代行“追究刑责”之庖。 为筹办大运会，深圳曾提过一个口号:“办赛事、办城市”。前不久，深圳市领导也说，要通过大运会，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一样的精彩。这话很精辟，但如何将之化为具体的城市管理智慧、形成常态的治理机制，却不是一些简单化的禁令能一蹴而就的。 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确实必须保障治安稳定、交通流畅、环境整洁、社会和谐，但和谐与稳定的氛围要靠什么来打造,实践证明，“疏”的效果往往好于“堵”的措施。比如，如果能对建筑企业欠薪依法严惩，责罚落到实处，自然不必担心引发相关群体性事件。制定并执行这样的举措，才是以人为本的德治善政，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之举，也才是城市精彩的点睛之笔。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通过各个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深切地激活了人的创造潜能，城市管理也走在了中国内地城市前列。而深圳大运会之所以把会徽定为“欢乐的U”，正是想突出这个“U”所诠释的意义:欢乐的、开放的、包容的、青春的、世界的、未来的。我们期待这个“U”，不只是出现在大运会的赛场上，更能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在细节中呈现深圳风采。 “网络理想国”怎样创建,(人民论坛) 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不懂的词找百科，不会的事问搜索;谈思想有网友;记录生活、联络感情，有博客微博社交网站;遇到不平事，有热心人鼎力相助„„ 但互联网是不是人人道德高尚的“理想国”，是不是事事随心所欲的“乌托邦”,“数字化生存”坚定的支持者马云会说不是。他经营的阿里巴巴公司，刚刚清理掉贸易平台上1000多家涉嫌欺诈的供应商。“艾滋女事件”当事人闫德利会说不是。有人假她名义开博曝光279名所谓“性接触者”的手机号，引起轩然大波。网络发烧友李俊也会说不是。由他制作的“熊猫烧香”病毒，让上百万台电脑受害，也让制作者本人锒铛入狱。 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群知识精英曾梦想:靠人的道德自律，组成一个网上自由王国。他们失败了。这毫不奇怪。网络世界中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地址背后，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生命。到去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已达20.8亿，如果再加上52.8亿手机用户，几乎整个世界都已联网。一旦出现管理真空，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从电子商务到知识产权，合法行为、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将遭到冲击和破坏，造成的可能不只是混乱，而是灾难。 作为掌握最多管理资源和管理手段的政府，理应担负起互联网“管理员”职责，在互联网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已是全世界的普遍共识。美国有130多项互联网管理法规，堪称“世界之最”;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有法律授权调查机关必要时监控网络信息。对于很多行为，小到上网公布他人体重，大到进行黑客攻击，很多政府都会明确插手制止:“你不能～” 在一些人眼里，管理互联网意味着限制网民思想、钳制言论自由、阻碍信息流动。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体现在监控有害信息，打击网络犯罪，维持网络世界秩序;体现在填平网络鸿沟，提高信息使用效率，让更多人享受网络便利。看看我们身边，网络打假、微博打拐，培育不断成长的公民精神;网络问政、网络举报，更提升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 互联网推崇自由、促进自由，但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互联网的自由，也是法律之下、道德之下的自由。无论发表言论还是进行交易，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社会道德、尽到社会责任，可谓“底限原则”。 正因此，管理网络不仅需要政府，也需要全体网民的参与、社会各界的支持。网络这个典型的公共空间中，每一句发言、每一个行为，都可能进入几亿人的眼睛。网上的一则谣言，可能引发现实的恐慌;一次次不经意的拷贝和转发，可能让作者的版权受到严重侵犯„„每一个网民都应该谨慎对待自己在网络上的一言一行，像谨守在公共场合的规矩一样谨守在虚拟场合的规矩。管理者和全体成员共同努力，才能最大程度维护大多数人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接入互联网不到20年，然而无论网民数量还是国家顶级域名数量，都已是世界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是网络“管理员”的成绩，也是对“管理员”的挑战。政府只有不断适应网络发展的新情况，发挥网络“管理员”职责，才能真正奠定“网络理想国”的基石。 擅自扩大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本身质量有问题的食品添加剂等，已成为当前食 品添加剂使用的三大顽疾 食品添加剂，可以不加吗,(关注?食品添加剂) 每个成人一天大概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本意是让食品更安全，改善品质，延长保存期;非食用添加物质不属于添加剂 泡菜里有着色剂，果冻里有防腐剂;一支雪糕含16种食品添加剂，一袋方便面中有14种„„近九成的食品含有添加剂，而生活中的“食品添加剂”有2000多种。不管是直接添加，还是间接添加，每个成人每天大概要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 我国商品分类中的食品添加剂种类共有35类，包括增味剂、消泡剂、膨松剂、着色剂、防腐剂等。我国含添加剂的食品达万种以上。如生产面包使用碘酸钾等面团改良剂;生产饼干加入膨松剂亚硫酸或焦亚硫酸钠;方便面中添加防腐剂和抗氧化剂;肉制品生产中的发色剂亚硝酸盐;食用油中添加抗氧化剂等。 “不清不楚一滴香，清水变高汤”，“不用熬，白水也能添成辣椒油”，这些都是食品添加剂的“功劳”。中国疾控中心食品与营养所副研究员张柬波说，食品添加剂是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的一类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使用目的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以及防腐和满足加工工艺的需要。 很多情况下，没有食品添加剂会让食品更不安全。张柬波说，如果把防腐剂取消，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在货架上保存,方便面保存不了两天就会变质，果冻就没法吃了。 4月23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已发现的151种食品和饲料中非法添加物质名单，其中包括47种可能在食物中“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22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张柬波说，长期以来，一些单位和个人混淆了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的界限，将向食品中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如孔雀石绿、苏丹红等都称为添加剂，将添加非食用物质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归结为滥用食品添加剂，加深了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 卫生部健康教育专家、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赵霖教授分析说，因追求商业利益，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相当严重。甚至有某些企业非法使用非食用化学添加剂，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就是明证。 食品添加剂安全性认识需要过程—— 目前合法食品添加剂经过安全性评价，过量使用会造成不可逆转伤害;不明“添加剂”危害更大 5月1日起，卫生部明令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面粉增白剂的争议到停止使用的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全性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安 张柬波说，目前，国内外均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发达国家的管理措施基本一致，有一套完善的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和安全性评价制度。列入我国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均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并经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食品添加剂分委会严格审查，公开向社会及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确保其技术必要性和安全性。 但已经纳入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如果过量使用，也会对人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以最常见的添加剂亚硝酸铵为例，亚硝酸铵是经常用于肉制品生产的添加剂，进入人体后，只要与胺结合，就可能成为亚硝酸胺。如果超量使用，可能引起致癌等后果。 专家介绍说，以美国为例，一种食品添加剂在被批准使用后，隔若干年后，其安全性会被重新评价和公布。假如在1947年和1977年间经常吃美国牛肉，就会接触到高水平的性激素——二乙基固醇，它作为饲料添加剂在美国应用的历史长达30年。几十年以后，二乙基固醇已经被证实确有致癌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因此明确禁用该物质。 赵霖认为，食品添加剂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异物”，对人体是否有害，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长期跟踪观察，尤其是多种添加剂在人体内的作用，更需大量深入研究和毒性试验。大量研究表明，当前许多不明原因的现代病都与化学食品添加剂有关。 比过量使用合法食品添加剂更有害的是，目前在食品中使用的一些添加剂，并没有经过安全性评价，仅是实验室研究出的“毒理不明”的化学产品。以盐酸克伦特罗为代表的“瘦肉精”就是例子，“瘦肉精”实为“害人精”。 食品添加剂科学、合理应用很复杂—— 可添加可不添加的不添加，不得不添加的也要尽量少添加 目前，擅自扩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本身质量有问题的食品添加剂等，是目前食品添加剂的三大主要问题。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分析认为:法律、法规滞后，现有法律法规不能涵盖整条食品链;部门职责不清，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采取分段管理模式，涉及到农业、卫生、质检、工商等10多个部门;检测标准滞后不全，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我国有多项属于“服役”超过10年。这是造成食品添加剂顽疾未解的重要原因。 张柬波说，以往，面包中会加入面团改良剂、膨松剂、保湿剂等许多化学添加剂，但有些德国人现在要吃没有化学添加剂的“祖母的面包”。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欧盟规定，在食品标签上必须按成分、重量的顺序列出所有成分，并不得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属性产生误解。 赵霖提出，食品中化学添加剂的科学、合理应用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也是良心工程。使用食品添加剂应该多用“减法”，可添加可不添加的不添加，不得不添加的也要尽量少添加。食品添加剂行业应该从发展化学品为主转向以天然品为主，走生态经济之路。 新增加食品添加剂品种，应举行消费者听证制度。吴景明认为，往饭碗里加什么，消费者应有充分的知情权，建议建立公开透明的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同时建立责任倒追究机制。如果食品安全领域因食品添加剂出现安全事故，应该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官商合谋不治，矿难瞒报难止(人民时评) 严查有无合谋瞒报，对国家公职人员参与瞒报行为实行严惩，才能令监管者不敢疏忽大意 尽管从国家法律到部门规章，都对矿难瞒报行为作出了严厉惩处的规约，但瞒报现象并未因此减少。日前，国务院安委会通报了4月份以来发生的6起较大瞒报事故，要求必须“严厉打击事故瞒报行为”。(详见本版5月9日报道) 瞒报并非新现象，但最新通报的这6起事故显示了一些新特点。国务院安委会在通报情况时强调，事故反映出矿主及“有关人员”共同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安全监管、无视矿工生命安全。这些“有关人员”竟包括监管人员，甚至还有煤管所为瞒报出谋划策，出现了“官商合谋”、“猫鼠一窝”现象。这样的现象及其原因，值得警思。 对于煤矿安全事故的问责，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手段向来很硬，对瞒报的制裁措施也相当严厉。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针对不报或谎报情况作出了施刑规定;2007年，国办针对年初5起恶意隐瞒矿山事故而专门发出通报，亦要求“坚决依法惩处瞒报事故”。不过，诚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领导所言，对“瞒报”的处罚下手不狠。此次通报的几起矿难，矿主做法再次表明，一旦“瞒报”不比“实报”失去太多，甚至照样升官发财，瞒报就会成为矿主的第一选择。 监管部门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能否及时监管、第一时间施救，并在事后严格查处，尤为关键。令人震惊的正在这里:此次通报的6起矿难瞒报事故中，瞒报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已有群众纷纷举报，蛛丝马迹显而易见。但在鸡西“4?26”矿难中，当地监管部门在派出13个调查组、耗费4天时间后，居然得出“查无此事”的结论。是监管能力太差还是另有猫腻,而云南宣威市海岱镇杨梅山“4?15”矿难中，出事煤矿倒是及时报告了镇煤管所，但在自救过程中，镇煤管所竟然与矿主共同瞒报，销毁证据，伪造记录，这岂止是玩忽职守，分明已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 为什么这些监管部门能成为矿主为己所用的一枚重要棋子,从以往的情况看，矿主认为只要把监管人员搞定，矿难信息就可玩于股掌。这种搞定，不仅在于平时的经济利益输送，使他们对自己的生产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在于完成一种政治利益与事故责任的“绑定”: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出了问题你也脱不了干系。 “猫鼠一窝”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使安全生产失去了监管防线，矿工的生命得不到保障，而且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只有严查有无玩忽职守、有无贪污腐败、有无合谋瞒报，特别是严惩国家公职人员参与瞒报行为，才能令监管者不敢疏忽大意，不敢任其驱使。只有决不姑息瞒报，严惩官商合谋，才能有效杜绝矿难的不断“复制”。 集训道德可以有但别依赖(来论) 新闻背景: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少于40小时。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面广，有一定的复杂性。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非常严密的监管，也离不开规则意识和道德素养。三聚氰胺、染色馒头的一再现身，契约、法纪、道德的红灯一再被闯，“规则”屡屡失守，制度建设乏力，一次次说明:努力提升食品行业从业者的规则意识、道德水准，并非无关紧要。 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与惩戒体系建立有关。但道德有着相对独立性，它需要内部涵养，也需要外部引导。食品 集训道德”可以有，但别患上“依赖症”。 安全是系统工程，离不开道德建设，更离不开法制完善、市场监管。“ 由“二十年未变”想到的(人民论坛) “我们几乎天天都要‘被辐射’，而有毒工种补贴20年未变，每个月仅50块。”前不久，南京一家医院的科室主任如是说。在人们普遍关注日本核泄漏危害的情势下，预防“辐射”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天天“被辐射”而补贴“20年未变”，就显得有些滞后和不协调。 由此不禁想起“50年不变”的“高温法律”。在去年酷暑难耐的炎炎夏季，一些地方忍受烘烤、在高温下工作的工人，每人每天只有2元钱的防暑降温费。这个标准源自我国唯一一部高温作业可参照的法规——1960年7月1日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今天，不说2元钱的补偿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高温关怀，就是用它所能买到的一瓶矿泉水来衡量，只怕工人在这高温环境下一天所流的汗，都要比这一瓶水多。 类似的状况，远非孤例。根据1979年《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由铁路部门酌情给予80—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150元。这个最高300元的赔偿标准，一直“暂行”至2007年9月1日，时间长达28年。“火车撞死人就赔几百块，铁路上一个人还不如一头牛”，这是人们当时对铁路部门赔偿标准严重偏低的一种牢骚，也是对相关标准偏低又长年不变而发自心底的一种不满。 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变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快。大楼高了，马路宽了，收入翻了几番，物价涨了几个跟头。在这样的巨变之下，这“多少年不变”的标准，确实显得不合情理，不合时宜。 细细分析一下，上述那些个“不变”中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几乎都是基层一线的劳动者，都是辛苦工作着的人们。在骄阳似火烘烤下工作的，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开公交的司机，站岗的交警;在有毒有害岗位上工作的，除了医院放射科、介入科工作人员外，还有长期接触相关化学品的一线工人;而在铁路上被火车碰撞的，更多的可能是长期外流、无家可归的拾荒者、流浪者。 “五一”这个劳动者的节日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淡去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而应当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为劳动者特别是为基层一线辛苦工作着的普通劳动者办点实事好事，比如把这“多少年不变”的标准适时变一变，适当提高一点。 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始终起规范指导作用的规章制度，与时代合拍也应是其要义之一。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不但不可能成为时代发展的引领者，反而会成为时代进步的障碍。唯有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民众期许，及时清理、修改、调整有关规章制度，它们才不仅会有生命力，也才会真正具有制度本身的“尊严”。 下面为朱自清的散文欣赏，不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后编辑删除～～～谢谢～～～ 荷塘月色 作者: 朱自清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 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 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 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 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 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S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 ---------------朱自清《一封信》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载自《匆匆》 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载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