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娘与朱丽叶

文化意蕴差异性的呈示 ——杜丽娘与朱丽叶的形象比较分析 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和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形象，指认二者的差异性，进而透视“死而复生”和“生而复死”的不同结局的背后的文化观念，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大团圆结局。 关键词：杜丽娘 朱丽叶 大团圆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著名的戏剧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居于重要位置，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作品中所分别刻画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和朱丽叶的有很大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杜丽娘和朱丽叶的形象进行比较，进而透视形象背后不同的文化意蕴。 一、杜丽娘——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牡丹亭》的主题是对理想爱情的歌颂，对封建礼教的罪恶的揭露。这种歌颂和揭露主要是通过对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现的。在《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一个追求自由、幸福和人生理想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形象。 自“被诗章讲动情肠”到游园时春情难遣这一过程中，杜丽娘对“良辰美景”充满渴望，但在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下，其追求又无法实现，便造成了沉郁的心灵苦闷。杜丽娘生于官宦之家，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训女》），其父便请来陈最良教其习女德，修女言。按照父母的意图，她就要被培养成“安分守己”、贤孝才良的贞女烈妇，而无丝毫独立人格可言。杜丽娘也确实不负众望，表现出了应有的恬静与顺从。比如，听到父亲责备便连忙说：“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功夫，玉镜台前插架书。”正如其母后来所形容的：“每日绕娘身百千遭，并不见你向人前轻笑。”然而这种性格本非杜丽娘的天性，也便如沙滩上的建筑，稍触即倾，而《关雎》之鸣，春园之游，正是这倾倒的导火索。 当《关雎》终于以其特有的情韵叩开杜丽娘久闭的心灵之窗，唤醒她沉睡的人性时，少女幽闭的春情便如滚滚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杜丽娘是位具有绝世才情的少女，既是豆蔻的年华，偏又一生爱好是天然，她一出场便唱到：“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这说明她已有了珍惜青春、热爱生活的朦胧意识。不过，由于她“尊贵小姐”的身份，又不得不“深藏若虚”，不得不如她侍婢说的：“看她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等到“被诗章讲动情肠”，她感到了婚姻不自由，用春香的话说：“书要埋头，那景致可要抬头望”，她开始敢于触犯封建礼教的禁例了，她要窥探闺阁以外的大自然的景色，她这时的意识开始由朦胧转向清醒。 游园是杜丽娘珍惜青春、追求自由幸福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久闭深闺的少女第一次步入春天的花园，自然要感到无限的惊异与喜悦了，但同时也惹起她新的感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任春光万般柔媚，千种风情，杜丽娘却说“奈何天”、“谁家院”，显然触景伤情了。而且，她珍惜这美丽的春光和自己的年华，所以埋怨“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她“不得早成佳配”，所以看到“成对莺燕”，而触动了心事。本来游园是为了消遣，而这时反觉春情难遣了。 内心矛盾的进一步强化，更促使她对现实生活不满和新要求的产生。她在无人时曾吟到：“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偏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尔！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想通过“幽期密约”得以早成夫妇，这是多么大胆的叛逆性要求！她接着又说：“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问青天！”这是她内心秘密的表达，也是她对现实不满的反映。她不以封建婚姻的父母包办和门第选择为然，她所珍惜的是自己的青春，所要求的是爱情自由。可是她处在几乎与社会隔绝的闺阁之中，她这种对现实不满，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既无人理解，又无法告人，便只有“搔首问天”而已。苦闷越厉，要求越烈，于是乎美丽的幻想顿成“现实”——梦中。 感梦虽是幻想，然通过这美丽的梦境，她却从片时的欢娱中有了自由幸福的理想，而这种理想的获得，不只是由于春意的动荡，而更是由于她从思想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产生了叛逆性的要求。因而，她醒后“心内思想梦中 之事，何曾放怀”，“天哪，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自此，梦便成了她唯一追求的理想。于是便“寻思展转，竟夜无眠”，“睡起无滋味，茶饭怎 生咽”，不顾母亲的训诫，“背着春香悄向花园寻看”。可见，杜丽娘感梦之深，寻梦之切，正是她顽强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她一方面想到梦中的自由幸福，一方面感到现实的禁锢，便叹息：“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江儿水》） 当她寻梦“寻来寻去都不见了”时，便想以死来同封建礼教分庭抗礼。这样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少女被封建社会摧残了。杜丽娘的死也恰恰反映了人道主义在萌芽之初太软弱，尚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封建礼教，杜丽娘可谓人道主义的殉道者。 二、朱丽叶——追求忠贞爱情的家族传统的反叛者 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家族世仇的故事背景下为我们讲述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故事。剧作中，女主人公朱丽叶反叛的是家族传统，在这一反叛过程中，其性格显现了出来，那就是纯真热烈，乐观愉快。 在追求爱情幸福的过程中，朱丽叶表现得积极而又主动，她首先表露出自己对罗密欧的爱慕，“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整个的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同时，朱丽叶对爱情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希望。比如，在第二幕第五场戏中，朱丽叶在急切的心情中等待着罗密欧的消息，此时她的内心波澜起伏，跌跌踏踏：“恋爱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它比驱散山坡上的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十倍。”她希望自己的乳母的行动“会像球儿一样敏捷，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她抛到我心爱的情人那里，他也可以用一句话把她抛回到我这里”，然而，令人可惜的是乳母“手脚滞钝，呼唤不灵，慢腾腾的没有一点精神”，这些让她在焦急的等待中备受煎熬。通过她对于自己内心真实世界的表达，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朱丽叶的热情，像火一样的热情。 此外，朱丽叶勇敢、坚强，这也是她人格不朽的魅力。黑格尔说她“好像一朵玫瑰突然放蕊，每一条皱纹都显出来，又好像潜伏在心灵深处的一股清泉突然源源不断地迸射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灵的全部力量”。凯普莱特在没有征求女儿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把女儿许配给帕里斯，“我可以大胆替我的孩子做主，我想她一定会绝对服从我的意志；是的，我对于这一点可以断定”。父亲的强权和长辈身份的压制让朱丽叶手足无措，感到无助，但她并没有因此懈怠，更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选择了求助，“我要到神父那儿去向他求救；要是一切办法都已用尽，我还有死这条路”，面对势力远远比自己强大许多的父亲，她选择了不屈服，朱丽叶决定用生命来捍卫爱情，这种决绝的态度表现了朱丽叶对待爱情的忠贞。 三、杜丽娘与朱丽叶形象差异性的指认 作为著名的爱情悲剧，这两部剧中的女主角杜丽娘和朱丽叶被刻画地栩栩如生，她们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她们具有鲜明的个性，她们的奋斗与抗争再现了当时生活的矛盾及时代的特征。我们不妨将她们的反叛视为一种突围，以此来对杜丽娘和朱丽叶形象的差异性进行指认。 首先，突围的对象不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杜丽娘所反叛的是封建礼教，而朱丽叶所反叛的则是家族传统。从反叛的难度上来说，杜丽娘要大于朱丽叶，因为其所面对的是几千年传统，包括影响深远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从文本的阅读体验上来看，我们总会觉得杜丽娘的突围显现的是无奈，而朱丽叶则显得比较从容。 其次，突围的心态不同。都具有追求美好爱情态度的坚决性，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朱丽叶决绝无比，而杜丽娘则有着顾虑，主要是因为她对父母的亲情。杜丽娘身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性格没有被人充分注意到，那就是孝道。即使在阴间，她除了对自己伤春而亡原因的关心外，首先想到的也是父母；起死回生之后的杜丽娘，面对柳梦梅的成亲要求，马上拒绝了，理由是成亲要父母在场。这种意识，朱丽叶要弱得多。 第三，突围的策略不同。同是以死抗争，对朱丽叶来说，死本来是一种策略；对杜丽娘来说，死则是一种结局或一种宿命。说得通俗一点，杜丽娘是不想死而死去，死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选择，可以说是愤而死去；而朱丽叶则将自己的死当成一种必然，是一种自觉，是生命的一部分。 最后，突围的结局不同。从风格上来说，《牡丹亭》要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浪漫，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杜丽娘的死而复生和朱丽叶的生而复死。杜丽娘感梦伤春而死，最终死而复生，美好的情愫在作品中洋溢；朱丽叶因为用计假死，随后有自己的复生，后又追随罗密欧而死去，作品中充盈着的是浓浓的悲剧氛围。 四、杜丽娘与朱丽叶形象差异的文化内蕴透视 文学文本是由不同的层面构成的，现在比较通行的层面划分策略是讲文学作品划分为三个层面：话语层面、形象层面和内蕴层面。话语层面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这一点上，《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形象层面是作品所呈示给我们的人物形象，这一点我们在刚才的行文中对于杜丽娘和朱丽叶的形象进行了对比。文学作品的最终的层面就是内蕴，也就是深层的蕴涵，而这一层面则受制于文学作品得以生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刚才我们说过，同是追求美满的爱情，杜丽娘因为爱情死而复生，而朱丽叶则因为爱情而生而复死，二者不同的命运结局呈示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于死的不同的观念。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曾经比对过屈原和苏格拉底的死：“苏格拉底与屈原遭到差不多的厄运，被国家政权判了罪。两人都毅然赴死，但一个心安理得，一个走投无路；一个绝望而又慷慨，一个平静从容地说：‘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屈原和苏格拉底都是文化精英，或者说是文化的符号，但是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是不同的。中国文化受到儒家的入世哲学影响极深，有志者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普通人也“身体肤发受之于父母”，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西方文化注重人的存在的独立性，也就是张扬人的个性，人的命运有自己来决定。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未必有这种文化归属的自觉，但不同的文化背景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由此，就有了杜丽娘和朱丽叶不同的命运。 从审美品格上来说，《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具有悲剧的色彩，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而从故事层面上来说，两部作品的结局是不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故事层面），而《牡丹亭》则以大团圆收场。大团圆是中国文学作品所重视的结局，甚而形成了一种模式，也就是鲁迅和余秋雨等人曾经批判过的大团圆模式。大团圆模式的好与坏这一问题，我们姑且将其悬置起来，这一模式的成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大团圆强调的是“圆”和“满”，而真正的圆满则是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的身心之间的和谐。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品格，由此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这样看来，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之所在，是值得张扬的。 总之，同是追求爱情，而在追求的过程中却显现出并不相同的性格，杜丽娘与朱丽叶同是充满魅力的文学史人物画廊中的经典形象，分别所属的文化语境则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⒈[明]汤显祖《牡丹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出版。 ⒉[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⒊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