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

刊于《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1年第10期 收于胡舒立主编《中国2013关键问题》，线装书局2013年出版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及应对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在总结中国城市化经验的时候，国人常常自豪地强调一个特点：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和南美、东南亚相比，大面积的、大规模的贫民窟在中国的城市确实不常见。然而，中国城市化进城的真正特色恐怕不是没有贫民窟，而是它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制造了对农民工自身造成巨大伤害和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隐患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及其根源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农民工引起中央政府、社会各界、新闻界高度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 农民工已经存在了30年,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引起中央及媒体的关注竟然是以“农民工问题”的形式。那么什么是“农民工问题”呢？一个最简单直观的述就是农民工自身出了问题。2006年笔者到东莞去做调研，在东莞投资办厂很多年的老板抱怨：“现在的农民工出了很多问题。以前的农民工吃苦耐劳，好管理，现在的农民工情绪化，不好管理，经常跳槽。” 所谓“农民工问题”,还表现为一些农民工的个体行为累积而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说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的“连环跳”悲剧，还有最近几年经常报道的一些暴力事件。前者是自我毁灭，后者是伤害他人,这些都是个体行为，但累积起来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讲农民工问题时经常关注到的。还有就是被一些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一项针对春节返乡青年农民工的心理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各项心理健康因子上，阳性项目数和总和都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这项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强迫，然后依次是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敌对等。这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心理状况比一般人要差,这似乎也在支持去年富士康员工自杀跳楼时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 所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似乎都成立,可能农民工确实不安现状频繁调槽,可能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确实比一般的成人要差，可能农民工暴力犯罪的比例确实略高, 可是如果我们要想得更深一点，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何在？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现象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深的挖掘。 农民工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何在？笔者认为，直观来讲，首先要从“农民工”这个词来进行分析。“农民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词我们已经使用了20多年，并被当成非常自然而然的存在了，但认真一想就会发现这个词是多么奇怪和荒谬。被我们叫做农民工的人，不管是制造业工人，还是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自雇就业的小商小贩，他们早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主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收入都来自于现有的职业，可我们仍然将他们称作农民工。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农民是他的身份，工人是他的职业，他进入城市完成职业上的转换之后，其农民身份仍被保留和维系，以至于他一直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的身份。很多人说农民工这个词不好，带有歧视的意味，建议改用“工人”或“新工人”等新词。我们在面对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虽然倍感刺痛，可是仍然坚持使用，因为农民工背后的实质性歧视不会因为言语上的简单改变而消失。所以，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制度设计”。 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他们成了“农民工”。这个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 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办厂，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放松了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却没有彻底地废除户籍制度。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维持了30年，到今天农民工已经进入第二代，却仍然看不到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希望，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我们会问，农民工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然这么不合理，这么荒谬，为什么会一直存在？仅仅是认识不到位吗？要回答这一回答，最简单的思路就是问：这样一个制度符合谁的利益？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这两个方面的利益。过去30年里，依靠廉价劳动力持续不断的供应，中国经济维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以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往上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咋一听有道理，可是我们有工厂宿舍，大量的农民工是在宿舍里面住的。深圳市一千二百多万人口，除了两百万户籍人口，剩下的一千万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光鲜整洁的城市之外的工厂区。你一出关到宝安区，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深圳，那里没有整洁的街道，没有繁华的商业大厦，没有绿荫匝地的公园；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生产空间，到处是工厂，在每一个工厂围墙里面，兴建有为生产服务的宿舍，工人密集地住在宿舍里。可是宿舍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它仅仅是一个劳动力最简单再生产的场所，不要说不具备为农民工提供家庭生活的条件，即便是满足一个人完整的生活需求都有困难。在此，我们看到宿舍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而且是使得农民工进入工厂却不进入城市的一种“制度安排”。宿舍只是一个睡觉恢复体力的地方，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的生活需求则被抑制和忽略。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用宿舍替代了贫民窟，在维持城市建成区光鲜整洁的同时，却将数千万农民工置于“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处境中。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制造业不如商业服务业发达，农民工大多不住在工厂宿舍，而是住在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本是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它们之所以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并不是城市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当地农民出租房屋的市场需求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需求自然结合的产物。与工厂宿舍相比，城中村能够为农民工的生活需求提供更多满足，譬如很多城中村里的农民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但是他们仍然过的是一种简化、压缩的生活。在离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很近的六郎庄村，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往往挤居着一家数口，房间陈设简而又简，仿佛随时要搬家的样子。城中村不是农民工居留城市的合法化空间，不过是“寄住”之地罢了。一旦他们所在的城中村进入城市视野，就意味着他们“寄住”之地行将消亡。很多在北京居留的农民工都有频繁迁徙的历史，从二环到三环，从三环到四环，从四环到五环…… 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是不会轻易地离开城市的，因为他们的生计和生活目标就在这里，可是今天的城中村整治方式完全无视他们的居住需求。如果这种方式继续，恶果将无法避免。 　　新生代农民工使得农民工问题更加突出 　对于农民工来说，“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处境存在了30年，但是为什么到了最近这些年，农民工问题变得这么突出呢？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农民工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遭遇了新生代农民工。过去的农民工制度设计也给第一代农民工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他们的一些新特点，使得这样的制度设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难以维系。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很多是抱着挣钱回去建设美好的农村生活这样一个目的。打工是一种工具，是为了回家盖房子、结婚、养育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丰裕、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年代。他们属于“无土”一代，在他们的名下，大多数人都没有分到土地，很多人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和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城市早就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并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和梦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然而，由于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性支持，加上微博的收入，打工根本没有可能通向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居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看不到在城市长久生活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工的意义忽然坍塌，打工就成了一种“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而不能通向任何一个长远的生活目标。 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乃至行为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希望、进退两难的新生代农民工，身陷这一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他们走向打工之路以后都面临一个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从自我否定开始的。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成为城市人”浮现为强烈的欲望，甚至明晰为长远的生活目标。他们在饮食起居、穿衣戴帽、交友婚恋、甚至文化消费等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划清与农村人的界限、尝试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行动和选择表明自己“不是农民”，却没有办法在城市中确定自己的新的位置，自我否定的打工之旅通向的是一种漂泊的生存状态和主体体验，却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身份认同。“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我们常听到工厂老板抱怨这一代人不好管、情绪化、动辄辞工、没有人生规划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和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生存困境和认同危机之下，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间，“不爽”正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侵入骨髓，挥之不去。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 　　有人认为农民工问题是由于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等造成的，通过就可以解决。今天农民工大多接受的和高中教育，教育水准确实有待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普遍欠缺，难以胜任高技术的岗位。可是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一定会有帮助，对特定的人群意义更大。可是，在现有的结构下，培训无法整体上解决问题。设想一下，即使今天的初中生都被培养成高中生、大专生，在现有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之下，他们也很难逃脱成为普通务工者的命运，根本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通过培训提升职业技能很重要，可是培训如果不能连同回应结构性的问题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还有人认为农民工的问题是城市根本不能容纳这么多农民工。当然，城市的容纳能力不是无限的，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取消对农民工问题更深一步的思考和取消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倡导，完全是一种障眼法。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诉求，也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诉求。一个人要求在自己工作的地点生活下来，这不是一个基本的诉求吗？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就一个方向———“消灭农民工”。什么意思？他是农民就是农民，他是工人就是工人，让广大在城市有稳定生计的人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城市服务员。具体而言则涉及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是企业的责任，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第二是政府的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们当然知道解决农民工问题会碰到种种困难和障碍，企业不会自动给农民工涨工资，城市政府也经常囿于短期利益而拒绝承担本应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历史舞台，遭遇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时，紧张和冲突就注定不可避免。早日解决农民工问题，无论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还是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