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的“马赛克拼图”.doc

范立欣的“马赛克拼图”.doc 范立欣的“马赛克拼图” 美国纽约，范立欣身着黑色西服，脸上洋溢着兴奋，愈显俊秀，款款走上舞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了手捧原子的天使形状的金色奖杯。在素有“电视奥斯卡”之称的艾美奖颁奖晚会上，凭借导演纪录片《归途列车》，范立欣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他也因此成为首位获艾美奖两项大奖的华人。 这一天，是2012年10月1日。范立欣仅35岁。晚会结束，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查尔斯?福格森(Charles H. Ferguson)找到范立欣，“范，你的《归途列车》没有被提名奥斯卡，其实是一个特别糟糕的阴谋。” 就在此前一年，由福格森执导的纪录片《监守自盗》获得了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监守自盗》讲述了在全球财富金字塔体系中，最顶端的一群人如何通过骗局来企图控制世界;而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则展现了在金字塔下端，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现状。 “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就展现了今天世界的一个真相，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最后我进了奥斯卡，你没却进，这很不公平。”福格森替范立欣鸣不平。 以记录中国底层民众生活而赢得国际声誉后，范立欣并未仅仅停留于此，他在尝试拍摄新的群体，例如已完成后期制作的纪录片《快乐男声》。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他分析:“纪录片的一个魅力来自于 时间重量，它在记录一段发生着的历史，一项社会变革。不论是关注社会边缘人群，还是关注社会主流人群，其实都是记录社会变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去记录和思考这个过程，让观众有一个能够停下来思考的机会。” 范立欣把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比喻成马赛克拼图，在这个拼图里，既需要暗淡的色块，也需要亮丽的色块。他认为那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关切农村命运 范立欣生于武汉市区，对农村的印象停留于捉鱼摸虾的“好玩”。 大二时，范立欣读到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全景式展现城乡社会生活的作品里，范立欣看到了一个此前从未了解过的世界。他被小说所描绘的陌生世界所吸引。他为此逃课一周，一口气读完这部百万字的巨著。读完，他希望为农村的改变做点什么。 “当时差点辍学，去农村当支教老师。”范立欣笑着回忆。那一年，他18岁。不过，他发现，当老师教出的学生数量毕竟有限。他想干点别的事儿，影响更多的人。1998年，从华中理工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 2002年，武汉电视台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拍完《好死不如赖活着》―一部关于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他找到范立欣，让范参与剪辑。片子的主角是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马深义一家，这是一个典型的爱滋病受害者家庭，一家五口人，有四人感染了艾滋病。花了10个月，范立欣剪辑完片子。整日面对悲苦与无望的画面，范立欣反复地问自己:“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片子剪完，范立欣偶然间读到贺雪峰教授的一篇关于城乡社会问题的文章。贺雪峰当时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教授社会学，更具体点，研究乡村基层民主和乡村建设理论，并以此赢得大名。“读完后热血沸腾，我找到了我想要做的事情。”范立欣说。 华中师范大学与范立欣家相距不远。读完贺雪峰的文章，范立欣放下报纸，跑出家，骑上自行车，急速地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他把刚剪辑完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片段放给贺雪峰看，然后达了想要研究社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愿望。他希望报考贺雪峰的研究生。 “像你这样愿意关注农村问题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贺雪峰告诉范立欣，要成为他的研究生，只要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 就在范立欣复习备考之际，中央电视台的一纸调令，让他最终选择离开武汉，从而放弃考研。这也成为范立欣多年来的遗憾。 进入央视，范立欣成为摄影记者，他开始更多地前往农村采访。在城市与农村的来回奔波中，他被农民生活的艰苦所震撼，同时，他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了怀疑，“农民会告诉你，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天安门看升旗。对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但是他却把他内心最珍贵的东西分享给了你，你真的把它带走了吗,没有，你在半路就把它扔掉了，因为你到那里不是拿他的这个东西，你不过是去做几分钟新闻而已。” 范立欣说，每当从贫穷的农村回到繁华的北京，他的内心都会因为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而受到冲击和折磨。“回到城市，几个小时前还在跟你讲话的那个人，彷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可能再见到他了。”范立欣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 “通过纪录片的镜头，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自由发言，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范立欣说。 用柔软改变社会 拍摄纪录片，是范立欣用柔软改变中国的方式。 年底，春运大幕拉开，火车站的天桥下，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拖着沉重的行李涌向火车站。在一张张焦灼的脸上，流露着渴望回家团圆的急切情绪。 这是范立欣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开场镜头。 影片的主人公是来自四川广安的张昌华夫妇。在女儿张琴只有两岁时，夫妇俩就伴随打工潮，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打工。他们省吃俭用，将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寄回家乡，让一双儿女安心读书，希望有朝一日儿女能够离开农村。对他们而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春节回家。 但由于夫妇俩常年在外，无暇顾家。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女儿张琴，与张昌华夫妇的关系变得生疏。更让夫妇俩痛心的是，日渐长大的张琴听不进他们的劝解，在张琴16岁那年，她坚持辍学离家，进城打工。 影片中，家人分离的辛酸、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尴尬生存和挣扎，无不展现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目前并没有机会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他们的归途在哪里,” “我希望用这部影片，以及未来用更多的影片给他们一个交待，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牺牲和付出得太多，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脊梁，理应被记录下来。”范立欣说。 2012年，这部讲述中国农民工的纪录片获得第33届艾美奖。此前，《归途列车》已获得200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 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和第53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因为导演的《归途列车》，范立欣在海内外纪录片圈内备受赞誉。 “很多人看完《归途列车》，都很激动，说感谢你做了这样的纪录片。其实他们的心里不是不柔软，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纪录片的作用。”范立欣说。 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范立欣至今都对一张照片感触深刻。 照片中，一位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苏丹女童跪倒在地，在她身后，是一只虎视眈眈的秃鹰，它正等待时机猎杀这名女童。 这张著名的《饥饿的苏丹》，是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 Carter)于1994年赢得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它在震撼世人的同时，也引来了诸多批判和质疑。实际上，凯文?卡特本人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就一直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但纠结之后的他还是选择了对准镜头。而在获大奖仅三个月后，凯文?卡特因不堪舆论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 范立欣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他能够体会到当时卡特内心的痛苦，因为他自己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往往也面临着类似的纠结和痛苦。 “拍纪录片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能够承载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和纠结。因为你会游走在道德的边缘。”范立欣说。 《归途列车》中，有一段这样的画面。张昌华一家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农村老家。然而刚进家门，一家人就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女儿张琴公然挑战父亲张昌华的权威，顶嘴，扭打。 当时范立欣的第一反应是冲过去把他们分开，但是进门前他必须推开 他的摄影师，摄影师往后挡了一下，不让他进去。范立欣的内心纠结起来，有太多的事件，需要他在一瞬间内做出判断和衡量，“是做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纪录片导演，以一个抽离的方式来观察和记录事件，还是以跟这个家庭是朋友的身份来劝架。” 就在范立欣思考的时候，父亲和女儿的冲突再次升级，张昌华将张琴甩在了地上。范立欣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看下去，他立刻冲进房间，拉开了扭打在一起的父女俩。 “其实我们把它拍下来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因为至少对于张昌华一家而言，这是一种残忍的观察方式。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你会永远游走在道德的边缘，很有可能就坠入道德的深渊。但你又希望有一个好的作品去影响世界，你的发心是好的，可能你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范立欣反思。 冲突结束后，范立欣跟张昌华一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交流，在经过张昌华一家同意后，他将这段内容放进了影片，但是剪掉了他进屋劝架的画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真相。而纪录片就是把真相放在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直视真相。这也是我要做纪录片的原因。”范立欣说。 艺术还是商业 范立欣刚刚完成纪录电影《快乐男声》的拍摄和后期制作工作。2013年《快乐男声》音乐选秀比赛走红，范立欣应约为其拍摄纪录电影。他希望通过纪实的手法，展现参加选秀的90后男生的成长过程。 不同于范立欣以往任何一部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电影自开拍 以来，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遭遇了不少非议。 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问过他，“你靠拍农民工出了名，现在是不是要靠《快乐男声》去挣钱了,” 不过，范立欣有自己的看法，“我理解他们，如果从表面上来看这件事，大家会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纪录片是一个可以提供给观众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式的工具。” 在范立欣看来，不论是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还是一群90后的男孩实现他们音乐梦想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当下社会里的大事件。他说，《快乐男声》的纪录电影与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快乐男声》选秀节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电视观众可能看到的是选秀男孩在聚光灯下最光鲜的一面，而纪录片展现的是聚光灯之外，这些男孩所经历的磨难、付出，以及他们内心的成长过程。 除了内容的变化，这部纪录片电影更融入了众多的商业元素，例如，广告植入。 商业与艺术，如何取舍,这是范立欣矛盾的地方。 广告商们希望导演按照他们的要求在影片中植入广告，却会破坏电影的艺术性和独立性。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导演就很难完成影片的拍摄。“究竟是艺术第一性还是商业第一性,”范立欣把这个问题设计成纪录电影《快乐男声》当中的一个桥段。 一群“快男”并排坐在一起，在他们前面的茶几上，摆放着广告客户提供的产品。范立欣告诉这些男孩，广告客户给这部电影投了钱，客户要求将自己的产品在影片中展示出来，所以他想让快男在镜头前谈谈自己对 这件事的看法，讨论一下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你这是典型的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干嘛要拿他们的钱呢,”一位快男脱口而出。 “我觉得商业与艺术之间并不矛盾，就像我们唱歌一样，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品牌植入，谁给你搭这个台子,我们要唱歌谁买单,”另一位快男则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范立欣说，“我觉得在任何一个阶段里，你都只能试图去找到一个相对更好的平衡点。” 对范立欣而言，商业只是作用于作品的外壳，比如作品的形态、表现方式，但不能伤害作品本身的精神内涵。 城市化进程中的观察者 尽管当初无缘跟随社会学家贺雪峰读研究生，不过范立欣对社会学保持了足够的热爱。 在范立欣的书单里，《江村经济》是他最喜爱的书之一。《江村经济》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大作。尽管是70多年前的著作，范立欣仍读了多遍，爱不释手，但凡有空闲，仍要拿出翻看。 在范立欣的朋友圈子里，排在第一列的是社会学家，例如影响力广泛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于建嵘先生，还有近年声名鹊起的学者梁鸿。 范立欣说，尽管执导了商业味道浓厚的纪录片《快乐男声》，但是他内心最关注的还是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变化，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个体命运的故事。 2013年夏天，范立欣和一位美国导演来到北京著名的城乡结合部―崔 各庄，他们准备拍摄一部题材为外乡人到城市打拼的纪录片。 寻找故事题材时，范立欣发现了一家纹身店。 店铺的老板是来自河南的80后男孩，体型魁梧，不苟言笑。范立欣说他像极了日本的相扑选手，“但是他满身都是漂亮的纹身。” 男孩告诉范立欣，他没上过几年学，辍学后，他的父亲希望他在家种地，但他自己认为种地太辛苦。“我坚决不种地，我一定要出来。”这名男孩说，他怀着一腔热血跑到北京，“当时真的觉得自己要把这个世界都打下来。” 然而在北京闯荡了五六年后，男孩发现自己赚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甚至过年都不敢回家。“不是出不起这个路费，而是一回到老家，不仅要给父母拿钱，还得给七大姑八大姨钱。我给不起这么多钱，索性就不回去了，给爸妈寄点钱就行了。”男孩说。 在男孩的身上，刻满了龙飞凤舞的纹身，但是在他的右手臂上，却有一串的数字，这让范立欣感到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范立欣问男孩。男孩没接话茬，低头继续忙着手上的活儿。沉默了足有一分钟，男孩叹了口气，“我告诉你吧，这个数字是我爸爸的生日，旁边的数字是我妈妈的生日，最下面的数字是我妹妹的生日。”男孩告诉范立欣，他到北京闯荡了几年，并没有让家人过得更好，他很想念他的家人，于是就把他们的生日刻在了手臂上，每次想他们的时候，他就看看这些数字。“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想他们。”男孩说。 听到这里，范立欣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这名男孩就是范立欣想要拍的人。 “明年，再来这里找你。”临走前，范立欣说。他希望第二年正式拍纪录片时，以这个男孩作主人公。 “明年,可能等不到年底，这里就会被拆迁，我们也会被赶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你怎么找我,”男孩无奈。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这正是范立欣接下来要拍摄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