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对比研究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对比研究 江苏省震泽中学 陈瑶、钱思雨、谢冰雁、郭雪琪、茹青青、邱竹青、江昳宁 一(研究背景 今年来，关于鲁迅在初高中课本中的文章增删问题引起热议，与此同时，沉溺已久的鲁迅之弟周作人，似乎又浮现于大众视野中。这对同胞的兄弟、生死的交情，同样的才情卓著，同样的命运坎坷，为何一个文笔如刀般尖锐、一个人文字清雅如淡菊，为何一个享誉中华、为人所崇敬瞻仰，一个却惨遭“封杀”、甚至被人批判唾弃,这骨肉至亲又为何分道扬镳、关系破裂,作为中国文坛的两位大家，是十分具有探究意义的。我组就这两位大家的文章、性情、际遇等各方面展开研究。 二(目的和意义 ? 通过阅读鲁迅与周作人作品，陶冶文学修养。 ? 通过两人的对比研究，比较两人的性情、文章风格、命运的不同。 ? 结合具体史实，认识时代背景对人物的塑造作用。 ? 根据两人对比研究，探究价值观对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导向作用。 ? 增强集体意识、合作意识。 三(研究综述 2010年9月，确定课题;10月完成规划工作;11月进入研究状态 第一学期:阅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主要代作品， 形成对周氏兄弟文风思想等的初 步认识 寒假:组织共同观赏电影《鲁迅》并前往绍兴鲁迅故居进行实践活动，感受两人童 年的生活环境，加深对两人的印象 第二学期:阅读钱理群、止庵等人撰写的人物传记，通过大家的眼睛更深一步了解 周氏兄弟的人生历程及思想发展历程 最后:对比研究两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得出研究结论以及现实意义 四(研究分析 (一).相同点 ?唤民族之觉醒 鲁迅与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这两个名字都是“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青年心目中最光辉的名字。他们都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新文化，判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现实，针砭时政，周作人的性格中同样有着尖锐泼辣的一面，他讽刺军阀暴政，鼓励妇女追求自由解放，与鲁迅在统一战线上，为民族之觉醒而奋战，以笔为剑，让新文化的力量涤荡人心，从这一方面讲，两人存在的一致性。 ?开文学之先路 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都有着不可移易的文学地位。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现代杂文的开创者，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中国小说在他手中开始成熟，他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史上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独一无二的，是空前的。周作人同样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正如冯雪峰说的，“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周作人一生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他精通日语，英语，希腊语等多个语种，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杂论，其中，以他的小品文成就最为突出。周作人把写文章当做一种品味的过程，取材自然，平和冲淡，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秉理性之态度 很多人认为鲁迅是战士，而周作人不过是在民族大难前苟且屈身于伪政府的“闭门读人”两人在人生态度上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兄弟二人在这一方面依然有着共同点。胡适曾说过，新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怀疑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鲁迅一生秉承这样的态度，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新思想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与围攻者的论战都可以体现，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态度的标杆。而周作人后半生陷入无法翻身的政治环境，而能从容镇定，一如既往，在持续的写作和翻译中未曾丧失明净的理性精神，这也是一种态度，是兄弟二人的一种交汇。 (二).不同点 ?成长经历 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投枪”鲁迅，一个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汉奸”周作人，他们是亲兄弟，却也是狭路上的陌生人。为什么革命斗士和卖国汉奸竟生于同一个家庭,此处，若再论“橘生淮南”便显得毫无底气。是成长环境，还是后天经历，亦或是性情本身导致差异,面面俱到总是让人力不从心，那么，不妨从一个角度细细的品读，兴许可以窥到一丝端倪，抿出一点滋味。 孙犁曾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摸也抹不掉。因此，从成长经历入手，总能探寻出点什么，“三岁定终身”，即便过于偏激，也透着那么些许道理。 周作人生于绍兴古城一个名门望族。这是个古老的家族，相传为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之后。周氏家族在清乾隆年间曾鼎盛一时，拥有良田万亩，当铺十余所，为绍兴古城的巨富。但随着人丁繁衍，财产分离，加之族人多效奢侈，家族遂日渐中落。周作人就被放置在一个没落又充满书香气息的官宦家庭里。较好的家庭条件为他提供了收到较好的教育的可能性，于乡村经济的血脉关系又使周作人能经常地走出家门在自然的社会形态里潜移默化地了解社会和人生。世纪末的没落和伤感气息构成了他敏感善思的精神土壤。 天生的乖巧和柔弱的体质使得大人对他照看的十分小心，不让他随便乱跑。因此，周作人一直做着哥哥鲁迅的小跟班，很少自己瞎逛瞎闹。好静的性格颇似林黛玉，但与之不同的是，他更喜欢在别人玩闹的时候，静静地站在一边，歪着个大脑袋思考，似乎游离了属于孩童的天真浪漫。久而久之，与同龄孩子相比较起来，周作人显得相对的胆小、懦弱、温驯而且懂事，这断然与鲁迅活泼、顽皮、开朗的性情鲜明成比。周作人的童年趣事实在没有什么可的，莫说三味书屋和百草园，他的童年世界是不可能有像哥哥那样津津乐道的覆 盆子和蟋蟀的。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记述早年生活的时，也多讲一些读书的事，似乎他一生下来就是为了读书。想象一下，小周作人应该是个面色苍白的孩子吧，可能，还有一些迂阔和腐朽之气，鲜嫩是肯定谈不上的。 另外，鲁迅的长子意识，他对于周作人尽他大哥保护和榜样的责任和义务。周作人也乐于跟在呵护着他的兄长后面，以一种崇拜和羡慕的眼光看着大哥的一举一动。也许不能不说这样的一种东西造成了周作人独特的性格，以至于多年后，周作人温和甚至于软弱，以致其作品的风格平和冲淡。如其日后创作的散文中一些青涩往事的回忆的《初恋》《娱园》《怀旧》等作品。普淡的文字，简单的风格，却处处体现出真情的存在。 由日后的作为来看，鲁迅的犀利、周作人的婉和都能在童年里找到影子。我们不能否认这两条人生之路虽然是二者自己走来的，但与旁人也是有瓜葛的。试想，如果大人们对小周作人也怀了对他大哥那样“放纵”的许可，今日的周作人是不是可以摆脱沉重的“汉奸”二字,但是历史只能评说，不能改变，对周作人而言，这是什么分量的伤痛呢,我们不得而知。 ?文学道路 鲁迅和周作人幼年都是在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之后，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俗称“师爷”)，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而鲁迅与周作人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鲁迅先是进入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由于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周作人则是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 应该来说早年的求学经历，兄弟二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之后在日本，应该来说鲁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就是在那时候，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拯救国民精神便是在那个时期，在日本时，周作人跟着哥哥翻译著作。 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中说道，张中行先生说鲁迅区别在于，一个趋于信，一个止于疑。而他个人认为一人是守于象牙塔里，一个则是在书斋之外，起初似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后来就各自东西了。 我个人将同一起跑线理解为他们早年相似的求学经历，后来的各自东西指的不仅仅是政治方面，更多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概是文学道路上的分道扬镳。 鲁迅的作品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里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是从学术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这也正印证着二人经历上的不同，鲁迅是面对世界，而周作人的则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先前在上文中提过二人性感的差异，鲁迅属于动，而周作人则是静的。鲁迅风趣幽默有性情，而周作人缺少鲁迅的与人打交道的本事，因此只得退居书斋。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鲁 迅是个务实者，适合于将愿望落于实处，而周作人则是个思考者，之后的文学道路，二人也是沿着这分开的。 总的来说，鲁迅与周作人的性格与其对文学的不同看法及实施造就二者的不同，鲁迅吸收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他侧重于行动，因此他的文字具有张力，有朝气，似狂风拂过，而周作人则是注重于知识，因此他的文章文风沉稳，即使是针砭时政的文字仍旧透着厚重的文雅之气，不急不躁，似湖边柔风。 ?文学成就 总的来说，单纯从文学角度，周作人的成就比鲁迅高。 周作人的作品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周作人的晚年有许多作品都是回忆鲁迅的，这和他当时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鲁迅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因此他的名气大多是因为前两项。当然，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写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且在五四运动时担任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然，周作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时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工作》，并在那一时期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的文章大多在五四运动时期，而周作人则从新文化运动时就十分有名。应该说，周作人在当时的文学影响远远大于鲁迅。 周作人的作品大都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文学史上的评价)，而鲁迅则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著称。一个握淡雅之笔，一个那尖锐之“剑”，可谓截然不同。 周作人的散文在当代首屈一指，并且内容没有鲁迅写的文章那般“愤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多言辞激烈，是借事件来抨击现实的，或者说都是来刺激“国人的劣根性”的。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等，则用语平和，清新自然。 鲁迅比较突出的成就是他的杂文《而已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淮风月谈》、《花边文学》等。而周作人在这一方面略显薄弱。 ?性格兴趣 鲁迅先生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这一点从我们接触到的他的许多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性格的热烈，可以体现在他的童年生活上，有嬉戏玩闹的百草园，百草园之中美女蛇的传说，以及他上学的三味书屋，和少年闰土一起的玩耍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他的性格又是冷峻的，这便与他生活的时代的背景分不开了。他的家庭原先是个大家庭，可是由于祖父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庭就衰落了下来。作为家庭的长子，他不得不结束了天真无忧的童年，和母亲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时常在药店和当铺之间奔波，这也使他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事的冷暖，家境好的时候，他活在人们羡慕的眼光之中，而家境衰落了，周围人也开始冷漠、鄙视。这样的变故在鲁迅先生的心灵 中留下很深的痕迹，于是他批判这个冷漠的社会，称之为“人吃人”的社会。但是同时，这样的体验也使他愿意亲近底层劳动人民，在他的《社戏》中，他与农村的朋友一处玩耍，煮豆子吃，完全没有什么歧视和差距，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美好关系也被鲁迅先生当做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一生怀念着。 他的性格冷峻，因为他与这个封建社会格格不入，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批判旧道德，他的文章如那个时代的号角，就像鲁迅先生自己在《呐喊》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鲁迅先生的性格是浓烈的，又爱又恨，爱憎分明，色彩浓艳。 而周作人先生比较安静、和缓、低调，即使有强硬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周作人是家里的次子，身体又比较弱，家里对他的要求就不那么严格，无论是在三味书屋求学，还是到南京求学或是到日本留学，都是鲁迅先行一步，他便只要跟着哥哥的脚步就行了。兄弟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多是老大做主，这就造成了他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比如对于那段在亲戚家避难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受到别人奚落，受族人欺侮的经历，于鲁迅先生来说是一段一辈子都不可磨灭的深刻的记忆，而周作人却鲜有触动，甚至觉得鲁迅小题大做，过分敏感。由此可见他的短处:依赖性强，对家庭没有什么责任感，比较自私，他还比较犹豫，比如在“七七事变”后，他看到同事纷纷离开北平，便也动了这样的念头，但却遭到了他的日本妻子的反对，她认为北平有许多“日本朋友”，是不会为难他们的。于是犹犹豫豫，周作人便一直待在了北平。他的性格中也的确有一种淡漠，他对一切都看的很淡，不通世故。他的性格之中的长处是爱整洁，性格和顺，遇事好商量，对人谦和。 周作人先生的性格就是比较淡漠的，不似鲁迅先生那般棱角分明，他们的矛盾冲突，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性格上的激烈与淡漠的碰撞。 五(研究结论 世人多认为周作人先生此番言论荒唐至极。可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名声比鲁迅先生还响的学者、作为人称的“五四时期书读得最多的人”、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他又岂会是信口胡言之辈,况且，他与鲁迅先生有着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在文学交流上也会有隐藏的共鸣,„„ 据学者朱正所言，在兄弟失和之后，在鲁迅先生创作并发表《伤逝》之前，周作人先生先于《京报副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伤逝》的短文，此文翻译罗马诗人“客都路死”的一首诗，配上英国画家“瑟亚词侣”的一幅画，《伤逝》之名乃周作人先生自行添加的。而原诗中反复出现的“兄弟～”的热切激昂的字眼，是否可以理解为周作人先生对以断绝的兄弟之情的触念, 而鲁迅先生作为《京报副刊》的常约撰稿人与忠实读者，是否也是在阅读其弟之作后有所感而作小说《伤逝》? 人们并非不知道周作人先生在文坛中的地位;更并非不知二周之间复杂的关系。可大多数人却偏偏在这“并非”之上，固执地以为周作人先生言论是“荒唐”的。其中缘故大约也在于周作人先生的“留平”举动并出任伪政权职务以致后来周被普遍以为是“汉奸”吧。 也许可以这样说，周作人先生较之于鲁迅先生，两者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先生 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斗士，铁屋呐喊，他急于以辛辣的言语与残酷的现实激醒国人麻木的灵魂。他的失望的愤怒与绝望的悲痛诠释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于是在兄长高大激愤的形象下，生性孤僻执拗的周作人先生的“留平行为”等变成了“叛国”的最佳证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受北大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周作人先生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对于人们“汉奸”的职责，我是为周作人先生抱有不平的。我们都懂得文化的重要性。家喻户晓的教材课文:都德的《最后一课》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它好好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当北平沦陷，是眼看着外来入侵者向国人灌输外来的文化，使传承几千年的本国文化被封藏于战争的硝烟之后吗,周作人先生明白:学校可以停办，但教育不可以停止～而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周作人先生就曾指出，当敌人强大，抵抗必不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选择忍褥求和再谋发展是当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无疑体现先生不重视个人名誉，而为百姓的命运、为民族的长远利益承担被后世辱骂的勇气。 再者，联系他后来的所做所为，不论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为人接受，已足可见其人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刚烈不屈、视死如归的反抗者是民族的精英;忍辱负重、为民请命的同样是民族的精英。 然个人言论必带有其主观色彩。正如周作人先生之作《蔼理斯的话》中所引译之语:“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Herakleitos)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谨以此番胡言乱语作为研究结论，也表对两位周先生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