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

论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 刘 军 美国妇女史学是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虽然在此前的很长时期内，美国史书中也有关于妇女的记载和论述，但它们不能算作独立的研究领域，因其没有明确的研究宗旨，也缺乏独特的理论与方法。相较其他史学分支，美国妇女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着很强的政治倾向。一位学者曾就《社会科学摘要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杂志上题目中有“性”、“妇女”、或“社会性别”和“政治”、或“政治的”文章作过一番统计，1972年有16篇， 11978年66篇，1985年114篇，可见学者们对妇女与政治问题关注的程度有很 斯考特在《社会性别和历史的政治》一书的前大增长。美国妇女史学家J. W. 言中明确指出，妇女史的目的就是政治性的:“指出和改变男女之间的不平等”。2从妇女史的政治特点出发，有助于提纲挈领地从总体上把握美国妇女史学(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妇女史学)的本质。为此，本文试就美国妇女史学政治特点的社会原因和学术背景、理论与方法及经验研究的意义，作一初步的。 一、 社会原因和学术背景 美国妇女史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的直接产物。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斗争，以反战、学运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对主流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批判，极大地开阔了妇女们的视野，鼓舞了她们的斗争勇气。妇女们认识到，她们就是这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美国社会中的“第三世界”。各种社会改革思潮和激进社会运动，使妇女们看到了社会黑暗和腐朽的一面，越来越多地现出参与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妇女史既是妇女运动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女权主义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妇女史与女权主义(femin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说妇女史的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是指妇女史学的女权主义特点。女权主义者往往是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宣传者或理论家，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就是妇女运动的思想旗帜。美国的女权主义流派甚多，这里不能详介，广义上讲，凡努力改变妇女地位和有关妇女观念 1 Sidney Verba, “Women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Women Politics and Change, ed. by L. A. Tilly and P. Guri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1990, p570. 2 J. W.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3. 1的团体，均可用女权主义的称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妇女史学家本人就是女 2权主义者，其中有许多人以各种形式参与甚至直接领导了妇运。这些女史学家在社会活动和职业生涯中对男女不平等有着亲身体会，她们的立场和情感不可避免的要反映在作品中。 妇女在争取自身权益的实际活动中，需要探寻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和社会性根源，以往妇女社会活动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需要研究妇女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妇女的角度重新研究整个人类以往的历史。如今妇女史研究已成为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其他史学分支所不可比的社会批判意识。所以，研究妇女史学不能离开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美国妇女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后尤其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史学也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型，其实质是以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为中心内容的史学，让位于以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为主的社会生活史学。随着史学观念的改变，出现了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和新的史学分支。这些学术上的发展与变化在各方面促成了妇女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对妇女史学影响最大的也许要算社会史，因为妇女史研究初期是在社会史领域进行的。社会史对妇女史的促进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史批判了传统政治史学观念，极大地扩展了研究领域，为研究以往被史学家所忽视的群体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为历史所遗忘的最大的群体正是妇女。其次，社会史还提供了研究群体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计量方法，和来自社会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等跨学科方法，提供了研究诸如家庭关系、人口出生率、性别关系等历史现象的概念化工具。 新政治史对妇女史的贡献也很重要，除了全面系统地批判传统政治史外，它极大地扩展了政治一词的含义，使政治从白宫和议会大厦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治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传统上公共与私人、国家与家庭的划分，实际上是对男女活动领域的划分，日益受到置疑和批判。妇女们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的口号。越来越多的妇女认识到，她们的许多“个人私事”，实际上有着社会社会和 1 See What is Feminism? ed. by J.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12. 2 例如，Ray Strachey, The Cause, Bell, Londen 1928, reprinted 1978. 仍是介绍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女权主义的最好的著作，作者本人是当时活跃的女权主义活动家福西特女士的秘书，参与了妇女运动，这本书是那一时期女权主义活动的直接产物和写照。 政治原因。比如，丈夫虐待妻子，往往不是丈夫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有为社会所认可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作祟;厨房水管堵漏，垃圾无人运，很可能是市政管理混乱、官员渎职;妇女查禁妓女，不仅是捍卫个人和家庭利益，也在规范社会道德。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妇女们的许多活动就有了新的社会政治意义。 从哲学和从重新思想解放意义上，对妇女史有重大影响的是当代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以批评、否定西方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与妇女史的反传统文化和社会批判意识形成思想共鸣是很自然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社会行为准则，不是什麽真理，而是人为的。后现代主义妇女史学家认为，性别差异、性别角色及性别歧视是由历史上长期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话语相对于日常语言(language)，它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功能，也泛指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社会话语是人为的，也是可以改变和“解构”(deconstruction)的，只要解构有关社会话语并阐发新意，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进而改变现实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破除传统性别角色的一个有效方法是“男女混装”(cross-dressing)，即对广义上的“服装发式”等一切能体现性别差 1异的外在形式不加区别。在女权主义者坚持和努力下，一些原先反映职业性别的称谓被改变了，如议员congressman改为congress member，主席chairman改为chair person，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无疑为妇女史提供了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武器。影响妇女史的学科还有许多，如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 妇女史大致沿两种思路进行，一种认为，过去的史学中没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活动，不能算作真正的或完整的人类历史，所谓历史完全是以男性的体验和眼光写的关于男人的历史，或称“他史”(history)。与此相对，妇女史应该是关于妇女的历史即“她史”(herstory)。在这种历史中，妇女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男性只是一个团体或可有可无的陪衬。这种单纯的妇女史往往游离于史学界主流之外，引起一些妇女史学家的思考。她们认为，不能脱离男性孤立地研究妇女，这样会使妇女史成为一个特殊的、个别的课题，应该设法使妇女史融入史 1 关于后现代主义对妇女史的影响，限于题目这里不作更多的评论。参见南希?弗雷泽和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6-10页;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6页。 学发展的主流。另外，孤立地研究妇女易于强化传统观念，即男性的历史与女性没有什麽关系。但也有人认为，很难将妇女史纳入史学主流中，不对史学传统在观念、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一番改造，很难写出真正的妇女史。或者说，写妇女史 1本身就需要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 另一种认为，妇女史就是妇女受父权制(patriarchy)压迫的历史，因此，妇女史必须围绕研究父权制这个核心进行，研究父权制的起源、发展和其在各个 2时期的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父权制不同于封建社会中的家长制概念，而是有着特定的性别压迫含义，或许称“男权制”更准确些。虽然妇女史学家们对父权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父权制“指任何组织(政治的、经济的、工业的、金融的、宗教的或社会的)的等级制中，绝大多数的上层位置为男人所占据”。3有的学者认为，父权制“是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一整套男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 4过等级制，在男人之间建立和产生相互依赖和团结，并使他们统治女人”。还有的学者对当代的父权制作了概括:“我们发现在所有地方，妇女被排除于某些经济的或政治的活动之外，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有着比男人更少的权力和特权。似乎可以公平地讲，所有当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男人统治的，虽然妇女的从属地位在程度和表现方式上有很大不同，但这种性别不平衡显然是人类社 5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的事实”。 说妇女史学中有这两种思路，并不意味着所有妇女史研究均可以此划分，相反，妇女史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很丰富多采的。作此划分只是想指出，许多妇女史学作品中自觉不自觉的、程度不同的流露出这两种倾向性。无论是对“他史”的纠正与补充，还是对父权制的控诉与斗争，都使妇女史表现出强烈的要改变人们对历史中性别观念认识的政治倾向。 二、理论与方法 妇女史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很多，但最能反映其学科特点和独特性的是社会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社会性别(gender)也译 1 See J. W. Scott, “Women’s History”,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p15-27. 2 Judith Bennett, “Feminist and History”，in Gender and History, 1(1989) p251-272. 3 Drude Dahlerup, Confusing Concepts, Confusing Reality: A Theo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atriarchal State, in A.S.Sassoon,ed., Women and the State, Hutchinson, London1987. 4 同上文。 5 同上文。 作“后天性别”，是与生理性别(sex)也译作“先天性别”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的是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生理条件决定的，其目的用一位学者的话概括就是，“(社会)性别是一个 1在争取缩小性差异的概念”。对这一方法的理解和运用，美国妇女史学家斯考特作过很好的阐述，她指出，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二十世纪末最先由美国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是对性别生理决定论的反对。在她看来，社会性别意味着关于性别的知识，知识即人类社会与文化中产生的理解，这里指对男女关系的理解。知识不是绝对的或真的，总是相对的，是在认识论的大框架下经过复杂方式形成的。知识不仅指观念，还包括制度、结构、日常活动及特殊仪式等，知识是一种社会规范方式和社会关系。按照这种理解，社会性别并不固定地自然地反映男女生理区别，而是给这种区别以意义的知识，这些意义因文化、社会集团、时间而不同。或者说，社会性别代表着的是性别的文化、历史特征和社会关系，而这些是生理性别所不能解释的。从这一角度看，斯考特认为，妇女史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历史上性别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合法化的,如何受到妇女挑战的,以及如何延续下来的,在理论上要回答:社会性别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社会性别对历史知识的结构和理解有何意义,她特别强调这一方法极其理论意义对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因为单纯的经验性研究或新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妇女在过 2去的存在，但并不必然证明其活动的重要性。 斯考特对社会性别的定义由两大部分和若干小部分组成，两大部分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是:“社会性别是以所意识的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第一部分社会性别作为社会关系中，包括四个相关因素:(1)各种文化象征，如在基督教传统中，夏娃和玛利亚是妇女的象征。史学家要注意的是，某一种象征在什麽环境下怎样产生的,(2)解释文化象征的含义，限定比喻的各种可能性的规范性概念，这些概念通常在正统文化中以固定的两极对立的形式出现，如解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成为社会认同的标准和人们的行为准则。(3)与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关系，这需要扩大原有性别的定义，将性别与劳动市场、教育、和政体联系起来。(4)主观认同，史学家应该研究社会性别认同的实质性构成的方式，并与人们的各种 1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8页。 2 J. W. Scott, “Introduction”,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p 2-3. 活动、社会组织、历史上特定的文化表现一同考察。第二部分是对社会性别的理论概括，即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或者说，社会性别是权力表现的基本方式和场所。斯考特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性别与政治无关，所以这一领域历来无人问及;二是政治史一向排斥妇 1女及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和史料。 强调社会性别的社会属性并将其引入学术研究，对妇女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有着重要意义:(1)它表明社会性别是在特定文化环境的期望和规范下形成的，社会性别特征代表着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化的“性别制度”和“性别阶级”，性别的不同，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不同。因此，性别压迫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从这一观点看，社会性别分析首先是一种政治分析，它的着重点是男女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2)它有助于妇女史学家摆脱史学界以男性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和概念方法，从女性独特的自身经验出发理解和解释历史。鉴于妇女史的宗旨，其产生和发展不得不面临史学知识体系和职业机构的阻力。 (3)社会性别分析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实际上是一种男女比较性研究，因为只有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比较，才能看出男女在经济、政治、教育、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社会参与，和在观念、意识、传统习俗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异同，才能解释所谓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是如何被社会和历史所塑造的。这种方法有助于纠正妇女史只单纯研究妇女的倾向。 (4)社会性别分析不仅对妇女史、妇女学研究至关重要，对整个社会科学和人类文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我们已有很多社会分析和文化研究方法，最基本的有:阶级分析、社会阶层分析、种族或民族分析、文化比较、宗教比较等，这些方法在分类学意义上各具特色，但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忽略了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而性别关系正是人类最古老和最基本的分类关系。这种学术上的“疏忽”或许也是男权制的一种表现吧。不管怎样，社会性别方法填补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项空白，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妇女学者的一项贡献，应予充分肯定。 无疑，社会性格分析开阔了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1 J.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p42-43,46. 首先，社会性格分析仅揭示男女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是社会环境塑造出男女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它并没有涉及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同的。现实中的男女不仅要扮演既定社会文化为他们安排的社会性别角色，还要承载其阶级或阶层，民族或种族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就其生理性而言，确只有男女两种人，但就其社会性而言要复杂得多。显然，所有的社会冲突不能用男女对立来解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压迫女人，所有的女人都受压迫。从社会性格分析的角度看，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某些领域被放大甚至夸大了，而整个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则被缩小甚至忽视了。其次，社会性格分析也没有对男女间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的根本原因作出进一步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为什么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化要以男性压迫女性或男性优于女性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相反,所以，尽管社会性格分析有其长处，还不能替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民族分析，也不能替代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而只能是对这些方法的一种补充。这一点已为大量经验性研究所证实，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不能以一种政治声音来说话。一些妇女史学家尤其黑人女史学家都认为，社会性别分析必须与阶级分析和民族分析相结合，否则无法解释广 1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广大非白人妇女的历史和现状。在妇女史中突出阶级、种族和性别三大分类概念的作用，意味着学者们重视妇女受压迫的状况，重视对压迫的意义和本质的分析。同时，也意味着学者们从学术角度来理解这一领域中的以这三大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三、经验研究中的政治倾向 考察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首先要更新观念，扩展有关政治概念的含义。比如， 学者们对政治一词的定义多有不同，但在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权力这一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权力与女性的过去与现在都相距甚远，但在广义上讲，“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激烈反对，漠不关心，还是热烈响应，积极参与，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再如，从整个美国历史上看，政治参与的主要检验标准基本上是选举，而在 1 See Eileen Boris,“The Power of Motherhood: Black and White Activist Women Redefine the `Political’ ”,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ed., by Seth Koven and Sonya Michel, Routledge 1993, New York, p213-245. 1920年以前，美国妇女普遍没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是否就没有参与政治呢,政治参与一词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显然要算政治参与。历史上美国妇女的活动确确实实对政府决策和立法产生了影响，即使她们没有选举权。 近20多年来，大量妇女史研究成果显示，美国妇女在废除奴隶制，规范社会风气，争取普选权，产生福利国家，反对战争，民主化改革等方面，对社会生活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尤其是妇女与福利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近来妇女史学的一个热点。因这一课题充分展示妇女是如何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值得在此作一些简要综述。 史学界以往将妇女运动和福利国家的发展看作两个不同领域分别研究，经广大妇女史学家的努力，学者们现在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福利国家产生的问题上，学术界以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现代化理论将福利国家的产生看作是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种自然的和逻辑的反映。社会中心理论大致有两类:一是社会民主分析认为，福利政策的产生是工人阶级领袖将其争取到的政治权利转化为社会的和经济的利益;二是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福利政策是一种稳定和控制劳工的政策，旨在同化工人阶级中原本冲突的政治情绪。国家中心理论则强调福利政策表明，在二十世纪国家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过程中，官僚的首创 1性和政府机制的必要性。这些观点均解释了福利国家产生的某一重要方面，但都没有注意到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和性别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在美国妇女与福利国家发展的研究中，斯考克波的专著《保护士兵和母亲》2颇有名气。有意思的是，作者将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分为母性式的(maternalist)和父性式的(faternalist)。美国是前者，即福利国家体系主要是在妇女改革团体和公共机构推动下形成的，福利对象直接针对妇幼。大多数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是后者，即由男性政府官僚决策，福利对象主要是家庭中的男性收入者，妇幼的权益仅是作为妻子和孩子而被附带考虑的。对西方福利国家发展中的性别特征，学者们说法不一，但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福利制度的产生 1 Seth Koven andSonya Michel, “Womanly Duties: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80-1920”,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0, vol.95,no.4, p1081. 2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1992. 确与妇女活动有直接的关系。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美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环境，或者说，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决定了它的妇女运动更为活跃。 首先，早期美国政治传统中有限制政府的倾向，认为国家是人类自由的一种潜在威胁，这种情况不利于政府发展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部门，也妨碍了福利立法的产生。因此，在官方的男性政治途径受阻的同时，许多社会问题、福利问题成了各种非官方组织的专业，而妇女组织因其特点和切身利益往往首当其冲。另外，与限制国家权力的男性政治文化相反，妇女将国家视为个人和社会权利的保卫者，有学者指出，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美国是一种重要观念创新。 第二，美国独立以来奉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教堂在经济上必须依靠教民的支持，新教教堂一般都是自我管理，与英国教堂的等级式管理不同，而妇女占教民的绝大多数。宗教是18-19世纪妇女唯一被容许参加的非家庭活动，妇女通过宗教团体建立相互关系，至19世纪宗教已被看作是妇女的领域。这种情况有利于妇女以新教观念和组织为纽带，形成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妇女基层组织，包括各种泛新教的慈善性的、教育性的志愿者组织。这些非政治性和准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为以后妇女们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尽管美国的儿童和母亲生产的死亡率很高，职业死亡和工伤率也很高，但由于美国的劳工没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而欧洲移民劳工又源源而至，劳工没有自己的政党，很难像在西欧国家那样成为争取福利政策的骨干。相比之下，德国企业家因受到高度政治化工人组织的威胁和生育率下降的压力，为保持工业增长和人口稳定，必须在有利于工人劳动的立法和福利上让步。而美国企业家则没有这种压力，不会成为国家福利政策的促进派。英国的乡绅曾是解决工业化问题包括福利问题的一种政治势力，但美国不同，政治家大多依靠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1很难指望他们支持不利于企业主的立法。 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产生于废除奴隶制运动中，在废奴运动中生出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观念唤醒了妇女的权利意识，她们从种族歧视联系到性别歧视。一般认为，中产阶级妇女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解放妇女的妇女”，她们家务负担 1 Ref. K. K. Sklar,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Women’s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s, 1830-1930”,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ed. by Seth Koven and Sonya Michel, Routleedge, New York 1993, p43-93. 少，所受教育程度高，有经济和社会活动能力。中产阶级妇女政治文化形成于内战前。 1848年7月，在纽约州塞纳卡?富尔斯城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妇女们在后来被称为“妇女独立宣言”的文件中庄严宣布:“我们相信以下事实不言自喻:所有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他们都由其创造者赋予某些不 1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830-1860年是妇女政治文化的形成时期，这时的妇女活动已是有着自己目标，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自治组织，独立于男性的政治力量。其代表是美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American Female Moral Reform Society),1839年协会已有445个地方性分支机构。1860-1890年是中产阶级妇女政治文化的繁荣时期。1874年成立的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将妇女的泛新教活动 推向更深入的层次，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组织，它按照众议员选区组建基层组织，设有39个部，什麽都管，其中25个部完全或基本上与禁酒无关。到1889年，芝加哥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的活动已包括两个托儿所、两所礼拜日学校、一所工业学校、一所在12个月内收容4000名无家可归或赤贫妇女的贫民福利院、一家每年治疗1600位病人的免费诊所、一所为50000名男子提供临时住房的宿 2舍和一个廉价餐馆。1869年第14、15宪法修正案给予黑人男子选举权，极大地刺激了中产阶级妇女，以争取妇女普选权为中心，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七十年代北方中产阶级妇女组织进入国家政治主流的发展期。1900-1920年是中产阶级妇女政治文化的成熟时期。与限制国家权力的男性政治文化相反，妇女将国家视为个人和社会权利的保卫者，掀起大规模的争取妇女普选权和福利立法的活动浪潮。有学者认为，进步时期在国家对人类福利责任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1880年以前，这种责任是有限的，至1920年一种有节制的福利国家 3的基础已经奠定，妇女是这一转变的中坚。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妇女们是通过十分直接具体的方式介入公共政治生活 1 2 (美)S. M. 埃文斯:《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3 Ref. K. K. Sklar,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Women’s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1830-1930,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ed. by S.Koven and S. Michel, Routledge, New York. 3 Ref. K. K. Sklar,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Women’s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1830-1930,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ed. by S.Koven and S. Michel, Routledge, New York. 的。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女史学家A. F. 斯科特在其卸任演说中，详细列举了当时妇女们所作的各项工作:“她们建立图书馆;为保证水和牛奶的洁净而游说;对发展公共教育进行监督并施加巨大影响;推动住房改革;制订公共卫生保护措施;视察监狱;教育犯人;创办博物馆、管乐队和公共图书馆;组织妇女工会;保护移民不受剥削;废除有害的囚犯租赁制;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游说;组织和平团体;支援禁酒;努力禁止童工;为制订州级工资工时规章制度(尤其是为女工)而游说;努力控制卖淫;着手解决肺结核问题;罢免法官;研究管理机构;创办女子学院或使现有院校招收女生;视察工厂并对女工和童工进行深入的实情调查;建立学校午餐制、少年法庭和流动图书馆;创办公园和游乐场;调查分租公寓和就业事务所??”她还特别声明，虽然“男人也参与了其中某些工 1作，但我所列举的大都是由妇女发起的活动”。 十九世纪初美国妇女就有被史学家称为“纯洁女性崇拜”和“共和国母亲”的传统，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在道德观、虔诚、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等方面均优于男性。将模范的家庭主妇模式，扩大到公共生活领域，就形成了被称作“母性主义政治”(maternalist politics的基础。虽然妇女们的活动常常以儿童、母亲和家庭的名义，但她们所反映的不止是这些利益，而是广大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和其他劳苦大众对工业化的反映。 正是工业化迫使贫困母亲离开孩子外出工作，打破了母亲在家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传统生活模式。如果父亲的工资不够一家生活，母亲尤其是单亲家庭的母亲必须外出工作，孩子怎么办,显然不能对这些共和国的未来采取不负责任的放任态度。成立托儿所就是应急性措施，但妇女们很快发现，仅仅依靠教会和其他民间慈善机构显然无法承担这个任务，于是争取更为普遍的托幼制度就被提上议程。但最初的托幼制遇到许多麻烦，首先母亲为工作放弃孩子是与传统母亲责任相悖的;其次，托幼既为一项救济措施，必须有一系列标准，即具备什麽条件的母亲符合救济条件。于是，发放母亲津贴成为帮助贫苦母亲的又一渠道。争取母亲津贴运动在全国母亲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和妇女俱乐部总联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 Clubs)的领导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支持。一般认为，1909年白宫会议是母亲津贴运动的高潮，至此已得到上下普 1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500页。 遍的认可，只待各州的具体实施了。当然，母亲津贴在各州的执行中也有许多问 1题，但不管怎样，托幼和母亲津贴为美国福利发展史留下了妇女活动的烙印。在男性劳工向资方要求能养活家庭的工资受阻之时，妇女们从另一条渠道得到了补偿。妇女们在工薪母亲和儿童上开了先例，而后扩大到男性工薪者和非就业妇女、儿童和老人。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已建立起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援助系统，成为今天的社会保障框架。 从这一角度看，福利国家的发展就是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由最初教会的、私人的和其他民间慈善团体的临时性扶危济困，逐步转向由政府负责的全国性的、制度化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 学者们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深为母性主义改革家的经验和活动所影响，没有母性主义政治，福利国家的措施会更不适合妇幼的需要，因妇女提出的问题和办法都是男性政治家很少或不曾考虑的，男性承认只有妇女能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但妇女也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得到不仅是政治家的广大男性的支持，有时 2还需要等待一次国家危机或阶级冲突的机会来实现。如美国福利制度的基础是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奠定的，这不是一种偶然。所以，评价女性政治活动既不能离开男性，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 四、几点结论 妇女史中的政治倾向是由妇女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只要有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就会有这种倾向性。但随着男女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的不断改善，妇女以性别压迫为凝聚力的政治倾向将逐渐减弱。 妇女史中有政治倾向，并不是必然意味着妇女是一个政治集团，相反，对妇女的政治性应有适当的估计。妇女所在的家庭仍在种族集团、宗教社区和社会阶级中，并受到家庭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妇女作为一名家庭成员:妻子与丈夫、女儿与家长、母亲与孩子，因其家庭成员的种族、阶级、政治和经济地位等原因而荣辱与共，这些情况限定了妇女作为一个性别政治集团的可能性。 运用性别分析方法解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既是有益的，也是有限的。夸 1 Ref. Sonya Michel, “The Limits of Maternalism: Policies Toward American Wage-Earning Mother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p 277-320. 2 Seth Koven and Sonya Michel, “Introduction: Mother World”, in Mothers of a New World: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Welfare States, p 29. 大这一方法的适用性，有将男女差异或对立普遍化、固定化的倾向，在实际上导致强化男女的生理差异，与提倡这一方法的初衷相悖。 正如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不应没有妇女，今天的妇女史中也应该有男性。 妇女史不仅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也增加了评价原有学术内容的新角度。忽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活动，也就忽视了几乎无所不在的妇女们的活动领域，这可以说是以往社会科学的最大疏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