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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2018-01-07 9页 doc 24KB 1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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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栏目编辑 杨建伟 “今天,大家都称我们是英雄,其实,我们不是什么英雄,也无意成为英雄。我想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可能还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只是在尽己所能。而当我们在痛失好友陷入悲痛与无助中时,是大家又将援助之手伸给了我们,将关注和温暖的目光投向了我们。正是这些人间的温暖与无私的帮助,让我们度过了心灵的煎熬与难舍好友的悲痛;也正是这些温暖与帮助,让我们深深地明白,我们生存的社会,需要正义、...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没有“人梯”,精神何以传承? 栏目编辑 杨建伟 “今天,大家都称我们是英雄,其实,我们不是什么英雄,也无意成为英雄。我想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可能还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只是在尽己所能。而当我们在痛失好友陷入悲痛与无助中时,是大家又将援助之手伸给了我们,将关注和温暖的目光投向了我们。正是这些人间的温暖与无私的帮助,让我们度过了心灵的煎熬与难舍好友的悲痛;也正是这些温暖与帮助,让我们深深地明白,我们生存的社会,需要正义、需要关怀、需要真情、需要友爱,我们的身边也永远洋溢着真爱。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勇敢地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我们定然会接到更多双援助之手,就像长城一样牢固和恒久。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触摸的和谐。” 这是救人英雄“90后”大学生徐彬程内心的感想与告白。转眼间,长江大学的学生救人一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社会各界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不计其数。江水依旧,斯人远逝。我们深切哀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死去的人以交代,给活着的人以启示。为什么现在的人依然围绕“见义勇为”的“价值”争论不休?“90后”真是“崩溃的一代”?这难道又会是被社会“玩弄”的“新闻”?面对纷纷攘攘的大众报道,我们提出几点疑问。 质疑一:生命价值还需要讨论吗? 人们在感叹这一英雄行为的同时,社会上再一次出现了对“3>2”问的大讨论。什么“大学生救小学生不值”啦,什么“三比二”吃亏啦,质疑话语不一而足。就是这种舍生取义的勇敢行为,却遭到世俗眼光的审视。生命的价值真的可以用数量或者地位来表示或者评价吗?生命价值还需要再讨论吗?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张伊丽来信说,此番质疑之声让她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张华事件”以及“华山人墙”。1982年,大学生张华为救一位69岁的淘粪农民英勇牺牲。在张华走后的第二年,华山“千尺幢”道上,10多名游人,从垂直80多度的崖梯上腾空跌落。 用身体连张华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150多名同学不顾生命危险,成人墙,护送游人脱离险境,并用手臂交错,编成担架,抬着受伤游人侧行跪走,送到数里外的医院救治„„ 事后,当记者采访那些华山抢险的英雄们在抢险当时是作何感想时,抢险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当时根本无暇思索,只是为了救人。相对于张华的牺牲,华山抢险中没有抢险人员伤亡,仅有部分学生受了皮外伤。试想,如果华山抢险中有学生为此牺牲了,人们肯定又要给他们冠以“舍己为人”的英雄头衔,那么现在又有谁还记得那些可爱的学生呢?对于张华,他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会引爆这场举国上下的大争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这个生命价值的争论做出了回答。他曾经对他的好朋友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但张华对董希武说:“这是他们的算法,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碰到邵小利碰到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那个年代人们已经对生命价值进行了讨论,如果说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思想上还有所波动,那么时至今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为什么还要对生命价值产生疑虑、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现在的社会是以经济为中心,如果仅仅从市场交易的观点来看问题,计算生命价值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从人出发,而不是从物出发;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曾说过:“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这就是物的法则和人的法则。前者建立城市和舰队,但是它野蛮奔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转型期金钱拜物教的盛行,使人的价值观念颠倒,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而是以利为本、以义为末,常常把美的说成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这是一些人对长江大学生舍己救人颇有微词的社会环境原因。 河南大学教育学院教师王振存则认为,在这样一个思想多元、信息公开、网络发达的社会,对于长江大学学生救人事件有不同的声音、争论是正常的,但对于“3>2”的认识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他也认为,这是一种物化、功利化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方式衡量人的生命价值,必然导致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误解和贬抑。这种评判方式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人有本能的自然生命,更重要的在于人有价值追求、意义向往、精神渴望、求真、趋善、达美的超越的价值生命,他在关注、呵护自己生命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尊重、呵护他人乃至自然万物之生命。 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省学联主席蔡路则认为,不应该去评价是否值得,因为他们救起的不仅是两个生命,还是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以及民族信仰。他们在救人的时候,没有考虑自己的生命,而是用行为捍卫了崇高的价值观。 质疑二:什么造成了生命价值的物质化? 当无情的江水将三名风华正茂的青年带走的时候,留给人们的难道仅仅是无奈的叹息和无休止的争论?似乎人们更愿意对这件事情说说而已,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人们的谈资,包括舍己救人这样的事情,把所有的东西都物质化,作为对象来处理。无怪有的人会对生命价值进行衡量,为此,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秀军教授说:“一个生命甘于或勇于牺牲自己而去挽救他者的生命,这只能是生命自身的自由的道德选择与精神追求,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价值的算计与考量。”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生命价值的物质化? 王振存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认为,首先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利己”和“利他”两个价值体系的冲突和对抗。我们在承认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好的的同时,应该认识到“3>2”这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并非空穴来风,是与当前社会的一些不良社会思潮、风气有一定关系的,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改革开放让我们的思想空前解放,认识更加多元,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拜物主义、意义失落、信仰迷失的现实。我们 以往所坚守的人生价值观、社会理想信念开始去魅、去神圣化,走向世俗乃至庸俗,使我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失却了对精神、灵魂、信仰的关注,失却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深层追问和思考,金钱、地位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尺,“耻言道德”“躲避崇高”“追求时尚”“人情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与20年前相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生英雄集体的壮举同打捞公司劣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了“利己”和“利他”两个价值体系的冲突与碰撞。 其次,他认为教育的功利化、工具化对于这一风气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教育的规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教育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异化:“文革”前是被政治异化,这些年是被经济异化。由于受功利化的应试教育等因素的挤压和影响,以关注灵魂、尊重生命、涵养精神、提升道德、坚定信仰为旨趣的德育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异化为手段、工具。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一切以科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却发生了价值翻转,道德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道德值几个钱”成为人们的疑问。这是一个道德缺失的年代,更是一个呼唤道德的年代;这是一个贬抑道德的年代,更是一个急需道德的年代;这是一个解构道德的年代,更是一个亟待道德重建的年代。 再次,应试教育导致的生命教育的缺失。如果从叶澜教授《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发表之日算起,生命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生命教育理念已逐渐被接受并深深地植根于许多人的心中,生命教育实践也已经在内地的一些地区展开。但与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相比,我们的生命教育开展得还很不够,很不成功,尊重生命、呵护生命、提升生命的价值观还没有巍然成风。 正是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匮乏和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感动,才会万人空巷来送别英雄”。我们希望通过大学生“结梯救人”的事迹,“早日驱走人们心头的习惯性冷漠,用‘爱’去面对一切,让爱成为生活的常态”,而不是物质。 质疑三:谁有能力对“90后”进行真实的评价? 在这次救人行动中,有人置疑大学生救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在现今这个时代,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所谓的道德、人性的良知正在滑坡,没有人会毫无功利地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关系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些学生在救人时,一方面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在救人后,会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但当记者对参与救人的李佳隆问及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是想救人,要救出少年。”参与救人的姜梦淋则告诉我们:“排人梯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提议,就自发地手拉手,挽着向深水处走去,想救回少年。”在这个经济时代,一个彰显个性的时代,大学生们一方面有着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叛逆与冷漠,一方面又有着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关心和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谁又有资格、有能力评价“90后”的学生呢?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易连云教授认为,对道德的评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围绕着“80后”“90后”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焦点,人们纷纷指责这代人,说他们缺乏责任感,没有理想,玩世不恭等等。其实,这只是一个假问题,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却常常放大了他们中的问题,而对其中表现出的好的东西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忽视。就像1998年的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人们都从中看到了当时的青年们所表现出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因此,简单地对整个一代人进行评价是不妥当的,也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但他认为,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问题,特别是成人社会的道德水平。这是影响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孩子们身上的问题,要从成人身上去寻找,此次事件中的成人的不作为与表现出的令人指责的行为将会对青少年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会影响到他们对道德与理想境界的追求。其实,我们所看到的“80后”或者“90后”,他们对社会道德价值追求的怀疑与反叛很多都与他们对成人的道德水平的怀疑有关。由此,社会应该花大力气营造一个良好的、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气。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张忠华则直接指出,“90后”学生是值得信任的一代。他说,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我们学校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而且再次证明“80后”“90后”青年一代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社会建设者。用胡锦涛总书记在5•12大地震中的讲话说:“实践充分证明,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 质疑四:到底谁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这次救人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搜到这样一个贴子――“大学生救人事件背后的真相”。这个贴子讲述了一群社会成年人(游客、渔民等)不作为的事实,包括在打捞尸体时,打捞公司跟学生讨价还价的丑恶行径,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为已经去世的同学下跪求情,而那些“经济人”却无动于衷。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会挺身而出,而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却袖手旁观(比如那些游客)?到底谁是缺失了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或者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小学的李俊老师认为,原因很简单――学生是学校教育影响出来的,打捞者是社会风化影响出来的。从这起事件看,我们的学校德育是成功的。危急关头,大学生们表现出来的是救人于危难的美德和勇气,折射出的是大德大爱的人性光辉。“时间重新来过一百次,陈及时都会选择跳水救人。”陈及时的同学董烨君说。不需要利益驱使,不需要他人指挥,来不及讨论营救方法是否可行,甚至连自己的安危生死都顾不上考虑,这群大学生毅然接连下水救人,足见他们丰厚的道德底蕴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从哪里来?显然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 再看看那些抱怨学生缺乏社会公德的“大人”们。“我们同学都给渔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们看能否捞救方招三人,老板说,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当天参与救人的一名学生悲愤地说。那些麻木冷漠的打捞者或许也曾是学生,也曾受到过学校德育的影响,可为什么走出校门就忘记了根本的公德道义呢?李俊 认为,原因也很简单――“时位之移人也”。学校的学生,读的是圣贤书,听的是老师话,接触的是相对思想单纯的同学,他们的思想才有可能是“无污染”的,所以他们在捡到一分钱的时候知道必须物归原主,在救人危难的时候才能够舍生忘死。而一旦步入社会,听到的是明星 看到的是拿钱办事,心目中原有的英雄形象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暴富, 是“超女”和大腕。所以,在发现有人落水的时候,学生能马上意识到救人性命是天经地义的,救命时机是稍纵即逝的。而打捞者在师生求助的时候,他们“救人不如捞尸赚钱”的思想就会作怪,就会一心想着不能错过这个敲诈钱财的机会。 李俊告诉记者:不能再把某些人道德沦丧的责任都归结到学校德育上了。“5+2”尚且可能等于“0”,何况走出校门的社会人呢?社会责任感需要社会风尚的引导与强化,社会公德心需要社会机制的激励与监督,当什么时候“道德模范”的地位和影响超过明星富豪的时候,我们的社会风尚才是有希望的时候。 质疑五:舍身救人会成为转瞬即逝的“新闻”吗? 当人们对这件事情广为关注的时候,当人们对这种可贵的精神还能够清晰记忆的时候,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毕世响教授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我敢说,过不了多少时间,长江大学学生用自己的生命救人的事迹,将被其它‘新闻’,或者‘超女’‘超男’一类的人物淹没――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淡然了。这个英雄或者道德事件,早已经被新闻化了,商业化了。”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似乎是一个明星猖獗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制造明星的时代:体育明星、唱歌明星、学术明星„„这样的“星星”多得可能泛滥成灾了,形成的是社会民众头顶烂污的星空。我们的头顶,应该是康德说的那种星空: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社会的道德觉醒,是不能依靠现在这样的明星的举手投足来启蒙的。这是一个科学时代,民主时代,应该用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和人物来 进行教育,它需要深沉的思考,轻浮的、装腔作势的、没有文化底子的明星“文化”和“新闻”文化,只会庸俗文化,玷污道德,蛊惑人心。 以明星为道德人格的时代,社会并不树立真正的道德人格,而是把道德和道德人格新闻化和商业化。反正这个时代是快餐时代、新鲜时代,不需要用理性思考的时代。“新闻”时时刻刻都会有,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都是一阵风,用不着为谁负责,只为了商品自身。 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道德时代,人们不能容忍社会千方百计制造的商业偶像的地位受到丝毫动摇,死掉一个明星比一场大地震都了得;这又是一个能够容忍的道德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或者生存状况,不会受到社会的关心,即使一个普通人因为某个因被媒体关心了一下,一时成为新闻,第二天就是旧闻,第三天就不见了。社会关心的并不是哪个人,而是在新闻中的商品价值。 就此事来说,尽管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种研讨会、总结会、表彰会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正面引导,要关注事件本身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形式上的讨论以及表彰,否则就会让人们再次认为对学生救人的报道及表彰是一场有意安排的精神作秀。 总之,精神的传承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评价,因为没有精神,人类就不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90后”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已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常常把“90后”说成“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崩溃的一代”,但今天他们的行为却让我们这些自认为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深感汗颜。谁有资格对他们进行评论?我们能做的是给他们一个健康、整洁的成长空间,让他们自由、快乐地成长,不要让他们成为被社会“玩弄”的“焦点”和吸引眼球的“新闻”。如果说今天逝去的三名英烈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道德意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这种牺牲是值得的;但如果人们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做一个关注道德的“看客”,那么相信,这种让人感动的事情照样会发生,对生命价值的讨论还会继续,但却毫无价值。希望人们从这类事件中反思“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责任编辑/杨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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