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拈采笔赋离情”-论王阳明弟子词之特质

“强拈采笔赋离情”-论王阳明弟子词之特质 “强拈采笔赋离情”:论王阳明弟子词之特质 摘要:王阳明及门弟子中共有16人49首词传世，这些词极少男女怀思之情，主要以交际应酬为主，或友朋酬赠，或羁旅乡思，或论学述怀，皆“有为”而作，是典型的“诗人之词”。他们的词尽管在材内容上没有突破，但在写法上，能够秉承王阳明为文“修辞立诚”之理念，直抒胸臆，不刻意雕饰，不作浮言虚誉，具有“真”与“诚”之特质，实开明中后期词主情、求真风气之先声。 关键词:明词;心学;阳明弟子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38-05 王阳明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不同于程朱理学“作文害道”之极端观念，不反对为文，但反对刻意为文。他强调:“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这里王阳明强调“作文”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诚”，即“务道其心中之实”;二是“达”，即“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二者以“修辞立诚”统一起来。“修辞立诚”一语，源自《易?乾》:“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中“修辞”之“辞”，主要指文教，并非文词。但在王阳明这里，显然主要指的是文学表达之文词。“修辞立诚”是王阳明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观念，他对门下弟子的文词创作也以此为。其弟子记载一则小事，于此可见一斑:“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又作诗送人，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 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修辞立诚”这一创作原则，是因为在阳明心学这里，文学创作也是“致良知”的一种途径，是和内在修为密切相关的，二者并不冲突，不会因作文而害道。他指出:“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指出只要能消融功利之心，则一切都是“实学”，自然也不会有“作文害道”之担忧。这就把为文与为学统一起来，使“文”成为“道”的一部分，使“为文”带上“体道”之色彩。换句话说，“文”虽然不是阳明心学诸人的终极追求，却是他们道德修为的一种自然显现。因此，对于心学人士而言，文学创作是和其学术造诣互相关联的。正如吴梦评价焦兹文学成就时所说:“其文未尝凿凿求合乎道，而出之皆道也。„„则《诗》所谓唯其有之，是以似, 之。非求似于似而似，其质之所自有者而已。”不仅诗文如此，小词亦然。从这种精神共同性上来说，把阳明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词学群体进行分析，对于探讨阳明心学对明中后期词的影响，是有典型意义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阳明弟子，主要指王阳明门下“及门委贽”的弟子，即授业弟子。因为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传道，随处开讲，称其弟子者，达千人之多。在这上千人之中，各人的心学造诣也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惟其授业弟子，长期受王阳明点拨教诲，对心学精神领会较深，具备较明显的群体共性。其授业弟子名录，向来没有确切的记载，俞樟华《王学编年》据相关考证成果统计，共得阳明及门弟子462人。其中方献夫与方献科实为一人，“北方王门”的王道后来趋向迥异，黄宗羲《明儒学案》已将其排除在外，不能算王门弟子，故实为460人。笔者据《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所收词人统计，这460人之中，有词流传的有陈鼎、方献夫、顾应祥、胡松、季本、毛宪、穆孔晖、聂豹、钱应扬、乔宇、沈炼、舒芬、孙升、孙应奎、王激、徐祯卿等16人，诸人词作多寡不等，共计49首。 通观这些词作，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并非专业的词人，对词也谈不上有多深的造诣，但各随其机缘，随意挥洒，自由书写个人性灵，表现出一些群体共性。首先，在题材上几乎没有男思女怨之类的儿女情长，主要以士大夫之词为主，或友朋酬赠，或羁旅乡思，或以道自勉，或交游论学，皆“有为”而作;其次，在写法上极少因袭前人，很少追和宋词名家名作，直抒胸臆，自由书写个人情性;第三，在审美追求上，不作浮言虚饰，以真为美。下面，我们按其主要题材类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交游酬赠类 明人喜以词来交际应酬，前期大多数词作往往缺乏真情实意，流于形式。但阳明心学对于世人热衷或厌烦的应酬有着不同常人的认识。如有弟子认为日常应酬妨碍修行，王阳明指出:“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这就要求把致知之功，落实到具体的见闻酬酢中。因此，心学诸人大都能够以致良知为本，将为学、为人与为文很好的统一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做到人与文合一。故而交际应酬词也大多秉着“修辞立诚”原则，表现友朋、同志之间的真情实意。如陈鼎《满庭芳》(赠徐太守 养斋行): 才播江南，名高北斗，况当海国流芳。穷檐春雨，处处乐平康。经济未忘平日，比坡翁、先后翱翔。感明时，忧勤百集，鬓发欲为苍。喜闻重视篆，片帆秋水，直下淮扬。离愁禁不得，三叠霞觞。何日重联蕃榻，剪疏灯、笑语情长。愿我公、益隆旧德，勋业照无疆。 陈鼎，字大器，号大竹，登州卫人。此词初看上去，似乎也无甚特出之处。但结合相关资料，则知此词并非泛泛而写，句句都可落到实处。养斋乃徐问之号。徐问，字用中，江苏武进人。《明史》本传称其:“清节自励。居官四十年，敝庐萧然，田不满百亩。好学不倦，粹然深造，为士类所宗。”后“(从兵部)出为登州知府。地滨海多盗，问尽捕之。调临江。”据词中“喜闻重视篆，片帆秋水，直下淮扬”之句，可知此词作于徐问离开登州，赴任临江之时。由《明史》本传观之，其在登州任上，捕盗安民，确实有所作为，造福一方百姓。陈鼎即登州人，对其举措定然知之甚悉，称为“海国流芳”，也不算虚誉。“经济未忘平日”，写其心怀抱负;“忧勤百集”写其为政之勤勉。毛宪《徐养斋之广西方伯序》言其:“(为政)咸以正学从事，其操心之敬，应物之公，安土牧民之仁，信于上下”，可见也符合实情。过片切合词题，转到送行上来，书写离别之感，最后以劝勉作结。《明史》陈鼎本传载其“廉介正直，不通私谒”，而且不畏权贵，敢于弹劾人人畏惧的大宦官。联系其立身行事，可见此词正符合其个性，正是文如其人。如果说陈鼎此词以情真意实取胜，那么胡松《满江红》(送胡雪滩)一词，则以个性精神见长: 对酒当歌，且莫问、长安远近。喜风送、离筵尊浮名酝。扪虱敢谈当世务，蛇蟠蠖屈聊随分。羡登瀛、看勋业尽麒麟，光前训。 宇内事，公须问。眼前人，公莫忿。且弘济时艰，回天斡运。伏剑羞为儿女怜，灌园耻抱穷愁愠。共相期、行业倚先贤，流声闻。 胡松，字汝茂，滁州人。在赠别词里，此词可谓独具一格。词中济世情怀之深广、个性意志之坚韧、心胸意气之激烈在以萧散为主要格调的明词中实属少见。“对酒当歌”之起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而流人伤感，但词人却笔锋一转，接以“且莫问、长安远近”，将个人遭遇不幸的诸种怨怀愁绪都一笔扫荡，把引发的思绪又拉回离筵这一场景。在此送别之际，没有“儿女共沾巾”之类儿女情长，有的只是“道济天下之溺”的雄心壮志。在这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情怀下，惟以行道为己任，什么小人之构陷、什么个人之得失全都抛之脑后，惟以直行心志、“弘济时艰”为人生之要，大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之精神气概。最后以“行业倚先贤”相期，收束全篇，既是勉励朋友，也是自勉。结合相关资料，我们发现，词中所表达的情怀，和胡松一生行事是非常吻合的。《明史》本传称其“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朝廷任命为督学，“受命即出，平生所得无欲之旨，穷理之功，熏陶多士。而又明目以查其词章，旁门以取其曲艺，冀州之士，贪者廉、懦者健，彬彬乎有东汉节义之风。”后“秉国者恶其气力，忌其才名，百窟钻求”，“中路垂翅而归，家食者几二十年。他人处之，非感愤自伤，即放流自废矣。公乃以燕居多暇，博极群书，考究今古，遨游四方，采摭民风国故”，考诸其平生，既有“扪虱”纵谈天下事之放达从容，也有“蛇蟠蠖屈”，出处自如，不以得失累心的达观自适。词虽小，却能见其一生之大。 另如季本《归朝欢》(送二尹曹汝乔朝京词)也算得上佳作: 匹马南来犹未久。便有芳声播人口。方当百里识恩时，俄惊万国趋朝候。旌旗喧白昼。满城黎庶同奔走。欲攀辕，奈何留得，默默仍分手。伤心离别君知否。旧日同僚今几有。出门秋意渐萧条，临歧莫折河桥柳。归来休落后。岁寒苦节还同守。向长安，无穷深嘱，都付杯中酒。季本，字明德，号彭山，浙江会稽人。此词为幛词，上阙写其离别之时，百姓挽留的盛况，并不出彩。倒是下阙写二人之交情，寥寥数语，尽显真情，很是真挚。尤其是“向长安，无穷深嘱，都付杯中酒”一语，词简而意深，将词人内心深切挂念之情怀以及对僚友宦海险恶之担忧，种种情意，复杂矛盾的心情，都融合在这数语中道尽，令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友朋之情意。其它诸如舒芬《满庭芳》(送阳明王先生还朝，代府县撰)、王激《水调歌头》(送方西樵先生致仕)等，也都以真挚见长，能见出作者对友朋之真情实意，的确实践了王阳明“务道其心中之实”的原则。 二、人生感怀类 与程朱理学相比，阳明心学虽然也是以强化儒家伦理道德为目的，但更强调理的是顺适人性、人情之处。其“致良知”学说的前提正是建立在人的本性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这个立场出发，王阳明肯定了人之七情的合理性:“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肯定七情如云一般，是自然存在的，只要不沉溺其中就行。这种对人情、人性的肯定，使“情”在明中后期文学中重新复归，极大地改变了明代文学的风貌。阳明弟子虽重在追求大道与经世，但并非质木无情之道学家，他们对人生历程中的诸种体验，表达得也颇为真切， 如王激《风流子》(与商孟坚、董玄亮泊滕阁下): 天涯行脚倦，鸿都夜、杯酒喜相逢。把离恨斟量，京尘抖擞，银缸照影，灯蕊摇红。楼船并，黄梅初歇雨，舶棹忽来风。去日玄冬，来时中夏，征衫无带，客鬓飞蓬。看滕王高阁，珠帘与画栋，燕雀巢空。唯有无情江水，日夜流东。且对君谈笑，人生似梦，明年此夜，知与谁同。一棹明朝南去，世事匆匆。 王激，字子阳，号鹤山，浙江永嘉人，早年通过阳明高足徐爱介绍人其门下。此词书写客中逢友喜忧交集的体验。全词先以“天涯倦客”起，让读者想见其奔波之苦，情绪颇为低沉，后因逢友而陡转，“京尘抖擞”、黄梅歇雨几句，通过外在景致来渲染内心喜悦，把意外相逢之惊喜烘托出来。下片由眼前滕王阁昔盛今衰之象引发世事变幻之感慨，情绪又转向低落。继而又以“且对君谈笑”振起，以把握今日，开怀痛饮来宽解愁怀，最后又落到惜别之情，照应开头相逢之喜。全诃隋感跌宕起伏，虽有点感伤，却并不消极。把羁旅之倦怀与逢友之欣喜，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 王激词中对人生各种情怀的表现都很细腻，如《踏莎行》(括苍归兴)、《天仙子》(罗溪舟中)、《满江红》(客夜听雨)、《水调歌头》(滕王阁)等等。其中《满江红》(客夜听雨)表达游子羁旅情思尤为出色: 薄暮窗前，萧萧雨、芭蕉新叶。到夜静、虚空独坐，寒灯明灭。潦倒泥涂添客闷，滋培蓬鬓生华发。也不管、欹枕梦难成，人孤孑。声欲碎，何时歇。愁似织，凭谁说。打蓬窗、还记那时离别。杨柳阴中风尽湿，海棠枝上花难发。听杜鹃、声里又三更，归心折。 此词书写游子羁旅之乡愁，表达颇为婉转细腻。开篇选取日暮这个有独特寓意的时间起笔，将怀归之情先做铺垫，接着又点出“绵绵细雨”这一令人愁眉难展的意象，二者重叠，共同交织成一张忧愁之网。然后接以独对寒灯，辗转难眠之苦情，反复渲染，使愁苦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过片直抒愁怀，以点点滴滴之难忍，错综交织之愁怀引入昔日离别之情景，抒发欲归而归不得的苦痛。全词融情人景，情景交融，颇有宋词之风味，不仅在阳明弟子词中很杰出，在整个明词中也算得上佳作。 三、论学体道类 王阳明一生对讲学很是看重，毕生以启蒙群聩为己任。其弟子也秉承其精神，以发扬心学为第一要务。而且，在他们看来，讲学不仅是教人，也是自我进学的一种方式。阳明高足王畿曰:“君子之讲学也，非徒教人也，自求其益而已。„„自求其益，则虽终日与朋友论议，孰非为己实事,相观相正，自不容已。盖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原是万物一体之仁，诲人倦时，即是学有厌处，非两事也。”他们不仅经常举行大型讲会，平日之间也常用诗、文、书启来论学，偶尔也借词来论学，如聂豹《念奴娇》(填大江东去词用苏韵答戴子三首，被逮作)，词共三首，分别论儒、佛、道: 论儒 尧舜相传，要复那、帝降初生元物。方寸虚灵含万有，洞彻更无墙壁。三月不违，一闲未达，速化红炉雪。如愚屡空，独步杏坛推杰。邈矣精一失传，中庸教弛，异学乘机发。叹上下数百年来，大道坐看湮灭。寂感随时，睹闻俱泯，间不容丝发。夜分子半，云净天流孤月。 论佛 东度达摩，光烁烁、不染人问一物。广太虚空无障碍，处处冲垣倒壁。离法面墙，安心断臂，苦志腰蕴雪。一花五叶，不负西天魁杰。异时明镜台空，风幡心动，焰向寒灰发。南岳青原经侍久，衣髓凭谁兴灭。骨秀五峰，觉先一宿，底用剃须发。人人圆满，光印万川一月。 论道 天道浑成，生天地、总总还生万物。道德五十玄命秘，不比爬靴听壁。龙见胡沙，牛随关尹，金龟融差雪。劫传四万，变化无端出杰。别有履斗交干，鞭霆驾雾，七窍风雷发。太上无为清净寂，此意未应磨灭。同堂隔面，联驾背驰，千里差毫发。还丹无药，鼎火虚縻岁月。 聂豹，字文蔚，号双江，吉安永丰人。这三首词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聂豹被人构陷入狱期间。主要原因是有人弹劾其在平阳知府任上募钱修筑工事时有贪污的嫌疑。聂豹在狱中一年左右，静心反思，颇有所得，其《被逮稿引》自述云:“余早岁，尝学为诗文，久之无所人，乃弃去。故平日应酬，率漫意不留稿。留者，惟《巡闽》、《知晋》及兹《被逮》三稿也，以其于余有所关涉，所经夷险，一时忧乐之情，困穷拂郁之状，备之以俟它日知我者有所考云。”他不仅自己深切体会孟子动心忍性之教，而且还身陷囹圄，不忘教谕后学。戴子，即戴经，于聂豹为后生晚辈，曾问学于聂豹，这三首词即为狱中答戴经问学而作。 聂豹这三首词和明前期那些“道学体”词泛泛表达人生知足常乐的作品不同，是他自己在心学实践中对儒、佛、道三家精义的体悟。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心学”相关义理的揭示。起笔“尧舜相传”指尧舜“精一”之教，王阳明追溯心学源头日:“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接着“三月不违”、“如愚屡空”点出孔子、颜渊，以见心学之传。下阕感叹心学之失传，最后以夜分之景作结。但这里似乎并非单纯写景，而是有所寓意。王阳明继承孟子所赋予“夜气”的良知善念之意，把夜气看作“羲皇世界”:“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这里“云 净天流孤月”正是表现“无视无听，无思无作”之“羲皇”境界。 另一点是三首词中所表现出的阳明心学以儒统佛、道的态度。词中对佛、道都采取批判性吸收的态度。有肯定其积极性的一面，如“一花五叶，不负西天魁杰”、“太上无为清净寂，此意未应磨灭”，也有否定其消极性的一面，如“骨秀五峰，觉先一宿，底用剃须发”、“还丹无药，鼎火虚縻岁月”。这种对待佛、道二教的理性态度，不同于程朱理学，也是王阳明一贯的立场。在其弟子张元冲问及佛、道与儒学关系时，王阳明用了一个绝妙的“三间房子”之喻来说明三者之关系: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这里王阳明从儒学“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宏大视角来看待儒释道之关系，指出儒学实际上包涵了佛、道相关精义，并提出“儒、佛、老、庄皆吾之用”的观点，这就解决了宋代理学以来，被人指责援佛道入儒的问题，以圆融的态度来对待佛、道，从而建构一种更有影响力的新学说。聂豹的词正表现了阳明心学这一立场。 不过这些词以表达义理为主，没有多少词味，不值得提倡，聊备一体而已。倒是他们一些表达个体自适之乐的词相对较好一些，如顾应祥《蝶恋花》(答李半溪用韵)、《满江红》(李半溪大尹用岳武穆韵作满江红词为刘坦翁司空寿，戏次其韵一阕，用呈坦翁)等，我们看其《蝶恋花》(答李半溪用韵): 浪迹区寰经已半。老去心平，肯把闲愁乱。镜里容颜惊渐换。无端白日黄鸡唤。随意青山俱可玩。屈指花前，几个当时伴。细切黄齑供午粲。食前何必侯鲭馔。 此词当是作者晚年回首人生的感悟。只是没有明前期道学体词那种安时处顺、知足常乐的陈腐，而是一种阅尽世事沧桑之后的平淡，但淡而有味，其重点在于表达“随意青山俱可玩”的自乐精神。这也是阳明心学所极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世之人徒知君子之于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无人而不自得也，而皆以为独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正是这种新型的求乐观念，造就了心学诸人“介不离群”、“通不诡世”的新型人格，使他们能够在嘉靖、万历这样政局混乱的时代能够找到内心的精神栖息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虽然王阳明这些弟子，并不是专业词人，他们的心力也不在于此，但在心学精神的熏染下，不经意间的书写，却自有其可贵之处。他们的词极少书写传统的男女之情，而主要以士大夫人生感慨为主，其中虽然交际应酬类居多，但能秉承王阳明为文“修辞立诚”观念，不作浮词虚誉，直抒胸臆，以“真”为基本前提。这种倾向，实为明中后期词主情、求真风气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