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自由的呼吸

美是自由的呼吸 ——别尔嘉耶夫 在关于美学的书里经常谈论这样一个问题，美是不是客观的，美是唯美主义的幻想，还是现实？我认为问题的这个提法与错误地使用“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术语有关。对美的理解不是被动地咯接某种客体化的世界秩序。客体化的世界自身不懂得美。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与美对立的机械化。美是经过此世的突破，是对此世的决定论的摆脱。对自然界中的美的理解不是被动的反映，而是要求人的创造行为。和真理一样，美在主观性里，而不是在客观性里。在客观性自身里没有任何美，任何真理和任何价值。这完全不能意味美在幻想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如果用传统美学术语。主观性恰恰意味着现实性，而客观性意味幻想性。从深刻的观点看，一切客体化的，客观的东西都是幻想的。客观性是异化和抽象，是决定性和无个性。但是，美不可能属于决定的世界；美是对决定的摆脱，是自由的呼吸。客观的美就是美学的幻想。不能在幼稚的现实主义是意义上理解美和理解并体验着美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美不是从客观世界走向人的。美是客体化世界里的突破，是对世界的改变，是对丑陋的战胜，是对世界必然性的重负的胜利。在这里，人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宇宙之美与人的创造行为相关。在客体化的史诗、戏剧、小说、交响乐、绘画和雕像，他们总是积极的，并战胜了物质的重负和抵抗。美的消极性的诱惑与奴役并不是来自创造者，而是来自消费者。美是突破，美是靠精神斗争获得的，但是这个突破不是向永恒的、静止的理念世界的突破，而是向改变了的世界的突破，这个世界要靠人的创造来获得，向未曾有过的世界突破，不是向“存在”的突破，而是向自由的突破。在世界上发生的是混乱和宇宙秩序之间的斗争，世界并非是作为美丽的与和谐的宇宙给定的。作为宇宙过程的顶峰的人的面孔之美，不是静止的给定性，这个美是改变着的，它也是积极的斗争。美要求混乱的存在和对混乱的克服。但是，没有后面的混乱背景就不能有宇宙秩序之美。没有这个混乱就没有悲剧，没有人的创造顶峰，没有堂吉诃德，没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浮士德，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对混乱的胜利是双重的：美的胜利和机械的胜利，在自由中的胜利和在必然性中的胜利。只有前一种胜利才与美相关。美不仅是直观，美总是说明创造，说明反抗世界奴役的斗争中创造性的胜利。美所说明的是人的共同参与，是人和上帝的共同作用。 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但是，人也渴望解放。认为中等人喜欢自由，这是错误的。认为自由是轻松的东西，这是更错误的。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对自由的爱，对解放的渴望，已经是人的某种高度的标志，并证明着，这个人内在地已经不再是奴隶。在人身上有精神的原则，它不依赖于世界，也不被世界所决定。人的解放不是自然界、理性或社会的要求，如人们常常以为的那样，而是精神的要求，人不仅仅是精神，人的组成是复杂的，他既不是动物界的现象，也不为人的奴役永远来自人的动物—物质方面，这是错误的。在人的精神方面自身可能会有严重的病变，可能会有分裂，可能会有精神的外化和自我异化，可能会有自由的丧失，可能会有精神奴役。人的自由于奴役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这里。精神是在外化着，向外抛出，并可能会作为必然性作用于人，但精神也返回自身，向自己的内部，即返回到自由那里黑格尔理解了精神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他没有理解全部，也许没有理解最重要的东西。自由的人应该感觉自己不是处在客体化世界的外围，而是在精神世界的中心。理解就是永驻在中心，而不是在外围，处在现实的主观性之中，而不是处在理想的客观性之中。精神生活是所有教导都在呼吁人进行精神上的集中，但精神集中的结果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赋予精神力量和相对于折磨人的多样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意识收缩，并引发一个观念对人的控制。这时，精神的解放又变成了新形式的诱惑与奴役。走精神之路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简单的逃避现实或否定现实永远也不可能提供解放。精神解放是一场斗争。精神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共相。不仅仅是每个人，而且每只狗、猫和昆虫都是比抽象的观念，比一般、共相更具有生存的价值。精神解放伴随着向具体性的过渡，而不是向抽象性的过渡。《福音书》的人格主义就在这里。精神解放是对异己性统治的克服。爱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人也很容易成为奴役，而且还发现不了这点。他在解放着，因为在他身上有精神原则，有能力不从外部被决定。但是人的本质就是如此复杂，人的生存就是如此混乱，他可能从一种奴役出来后又陷入另外一种奴役之中，陷入抽象的精神性之中，陷入到一般观念的决定论的统治之中。精神是统一的，完整的，并存在于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里。但人不是精神，他只是拥有精神，因此在人的精神行为自身里才可能有精神的分裂、抽象和退化。彻底的精神解放只有通过人的精神和神的精神的联系才有可能的。精神解放总是向比人身上的精神原则更深刻的地方的转向，是转向上帝。但是向上帝的转向也可能被疾病所损害，并转变成偶像崇拜。所以，必须要进行经常性的净化。上帝只能作用于自由，在自由之中并通过自由起作用。上帝不作用于必然，不在必然里，也不通过必然起作用。上帝不在自然界的规律以及国家法律之中起作用。因此，关于天意的学说和关于恩赐的学说要求重新考察，传统的学说是不能接受的。 人的精神解放就是在人身上实现个性。这是完整性的获得。与此同时这也是不懈的斗争。实现个性的基本问题不是克服物质的决定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基本问题是对奴役的完整的胜利问题。世界不好，不是因为在世界里有物质，而是因为世界不是自由的，是被奴役的。物质的重负来源于精神的错误指向。主要的对立不是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而是自由与奴役的对立。精神上的胜利不仅仅是对物质的简单依赖性的胜利。更艰难的是战胜欺骗人的幻想，它们使人陷入奴役，这个奴役最少被人意识到。人的生存中的恶不仅仅是以公开的形式出现，而且还以善的欺骗形式出现。人所敬拜的偶像都具有善的形式。敌基督可能用与基督形象的欺骗人的类似性来诱惑人。在基督教内部就是这样发生的。许多普遍—一般的，抽象的观念都是高尚形式下的恶。只是说应该摆脱罪，这是不够的。罪不但以简单的形式出现并诱惑着，还可能偏执罪的观念，可能有反对罪的虚假斗争的诱惑，认为生活中到处能看见罪。奴役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罪，而且还有对罪的观念的偏执，这个观念将吞噬整个生活。这是对精神生活的奴性的歪曲之一。能够被人作为从外部来的暴力所感觉到的和令人痛恨的奴役，与诱惑人的，但是人却喜欢的那种奴役相比，并不那么可怕。一切转变成绝对的相对，一切转变成无限的有限，一切转变成神圣的庸俗，一切转变成神性的人性的东西，都具有魔鬼般的特征。对国家的态度，对文明的态度，甚至对教会的态度，都能成为魔鬼的。有生存意义的，作为共通性的教会。也会作为客体化，作为社会建制的教会。当作为客体化，作为社会建制的教会被认为是神圣的和永无谬误的，那么就开始了偶像制造和对人的奴役。这是对宗教生活的歪曲，是宗教生活内部的魔鬼的因素。人的生活被虚构的、夸大的、狂热的欲望残害，被宗教的、民族的、社会的和贬低人的恐惧残害。在这个基础上将产生人的奴役。人拥有对上帝的爱和对最高观念的爱转变为最可怕的奴役的能力。 精神对奴役的胜利首先是克服恐惧，克服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克尔凯郭尔认为恐惧—敬畏是主要的宗教现象异己内在生活的重要意义的标志。《圣经》上说，对上帝的恐惧就是智慧的开始。同时恐惧就是奴役。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呢？在这个世界上，人体验着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这个恐惧在日常性的王国里被弱化。日常性的组织追求建立安全性，当然，这不可能完全克服生和死的威胁。在陷入日常性的王国后，在受其利益的钳制后，人便离开深度，离开与深度相关的不安。海德格尔正确地说，das Man（日常性）使生命的悲剧减弱。然而，一切都是矛盾的和双重性的。日常性使与生和死是深度相关的恐惧减弱，但是它也制造自己的其他的恐惧，人一直是在这些恐惧的统治下生活，这些恐惧与此世的事业相关。实质上，恐惧决定着大部分的政治流派，恐惧也决定着宗教的社会化了的形式。被海德格尔认为是属于存在的结构的烦恼必然地转变成恐惧，转变成日常性的恐惧，应该吧这种恐惧与超验的恐惧区分开来。有向下指向的恐惧，也有向上指向的恐惧。死的恐惧和生的恐惧被向下，向日常性的运动减弱，这个恐惧将被向上、向超验的运动克服。恐惧可能是比轻率地沉浸在日常性之中更高的状态。然而，恐惧，一切恐惧都毕竟是人的奴役。完善的爱驱赶恐惧。无畏是最高的状态。奴役的恐惧影响对真理的揭示。恐惧产生谎言。人企图用谎言摆脱危险，但却在谎言之上，而不是在真理之上建立日常性的王国。客体化的世界整个地被谎言所渗透。真理向无畏展现。认识真理要求战胜恐惧，要求无畏的美德，要求不怕危险。被体验过的和被客服的高级恐惧可能成为认识的根源。但是，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由恐惧提供的，而是由对恐惧的胜利提供的。死的恐惧是极端的恐惧。它可能成为低级的，日常性的恐惧，也可能成为高级的，超验的恐惧。但是，死的恐惧意味着人的奴役，这是任何人都熟悉的奴役。人向死卑躬屈膝。克服死的恐惧的态度上存在着惊人的矛盾。这就是，人不但害怕自己的死，而且也害怕其他人的死，同时，人十分轻松地决定去杀人，仿佛他最不害怕由他实现的杀人所带来的死亡。这是犯罪问题，犯罪如果不是现实地杀人，那么也是潜在地杀人。犯罪与杀人有关，杀人与死亡相关。杀人行为不仅仅是匪徒干的事情，杀人行为也被有组织地进行，在巨大的规模上，由国家实行，由拥有权利或者刚刚夺取权力的人实行。在所有这些杀人行为里，死的恐惧都被慢慢弱化了，甚至几乎是缺乏的，尽管死的恐惧应该是双倍的：死的恐惧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死的恐惧，和作为杀人行为的结果的死的恐惧。死刑不再被认为是杀人，在战争中的死亦然，不仅如此，在战争中的死不再被理解为能够引起恐惧的死。这就是人的生存客体化的后果。在客体化世界里，一切价值都是歪曲的。人不是成为复活者，对死亡的战胜者，而是杀人者，是死的传播者。他在杀人，为的是建立这样的生活，其中的恐惧将会减少。人出于恐惧而杀人；一切形式的杀人的基础都是恐惧和奴役，无论是个别的杀人行为，还是国家的杀人行为。恐惧和杀人总是带有灾难性的后果。假如人得以战胜奴性的恐惧，那么他就不会再杀人。人出于死的恐惧而播种死亡，出于奴役的感受才想统治。统治总是被迫杀人。国家总是体验恐惧，因此被迫杀人。国家不愿意同死亡斗争。掌权的人很像匪徒。 堕落无非就是对自由的否定。人变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的那样，人就自己的形象而言，作为个性的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在自身中携带着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有自然界的因素，但人不是自然界。人是微观宇宙，因此人不是宇宙的部分。在自然界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因果联系。但个性是因果联系的断裂。这样，自然界的因果联系变成了精神的含义的联系。因果联系可能是无意义的。不过，就是自然界的王国也不意味着连续的和不间断的必然性和因果性的王国。在自然界里也是有间断，有偶然性。对规律的统计学的理解限制了决定论对自然界的统治。人们不再对因果性和规律进行现实化。规律性只是给定的力量系统里的对比关系。自然界是决定论的秩序，但这不是封闭的秩序，另外一个秩序上的力量可以闯入这个秩序，并改变其中规律的结果。自然界是敞开着的秩序。然而，宗教哲学常常意味着对受“自然界”奴役的意识合法化，尽管这个自然界不是被理解为物质的。自然世界，“此世”及其沉重的环境，完全不等同于充满存在物的所谓的宇宙和宇宙生命。“世界”是一种奴役，是存在物的受限制，不但是人的受限制，而且还是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和星辰。就是这个世界应该被个性破坏，应该摆脱自己的受奴役地位和奴役别人的状态。世界的被奴役性和奴役人的状态，自然界的决定论，都是课题化的产物。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客体，而客体永远意味着是从外部的决定，意味异化和向外的抛出，意味着无个性。人受自然界的奴役，这和任何其他奴役一样，实际上都是受客体性的奴化。作为客体而被奴役的自然界就是从外部被决定的自然界，是非人格化的，压制内在生存的自然界。作为主体的自然界则是宇宙的内在生存，是宇宙的生存性，因此就是自由。主观性可以突破到客观性里，自由可以突破到必然性之中，个性可以突破到一般的王国。这时发生的就是解放的过程。物质永远意味着依赖性，从外面的被决定性。所以，物质永远是客体。作为主体的物质已经不再是物质，而是内在的生存。人的奴役将随着物质性的增长而增长。奴役就是物化。物质靠自己沉重的负担压制着，其中除了客体性外什么也没有。物质性就是客体化，是生存的物化。解放则是向内在生存的返回，向主体性、个性、自由、精神的返回。解放就是精神化，而物质性就是奴役。人受物质性的奴役，而受物质必然性的奴役是奴役的粗俗形式，这个形式最容易被展现出来。更精制的和更难以觉察的受自然界奴役的形式具有最大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谓的宇宙的诱惑，这个诱惑可以采取十分精神化的形式，这些形式离物质的决定论十分遥远。作为宇宙的诱惑，受自然界的奴役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现象。 存在着人受自然界奴役的简单形式，人不会有意识地认同这些奴役，阻燃接的必然性对人的暴力，自然界的必然性在人之外和在人之内的暴力即使如此。这就是受所谓的自然界的“规律”的奴役，人靠自己的科学认识发现和构造这些规律。人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必然性来与这个必然性的暴力进行斗争，也许，自由是必然性的结果，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意识和认识，这些结论只是在这个领域才是适用的。人对自然界的技术统治就与此相关。在这个技术统治里人获得解放，部分地摆脱自然界自发力量的奴役，但他很容易陷入他自己创造的技术的奴役。技术和机器具有宇宙演化学的特征，并意味着仿佛是出现了新的自然界，人就处在这个新的自然界的统治之下。精神在自己的斗争中创造着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精神在制造技术，在外化，在客体化，因此就陷入了对自己的外化和客体化的依赖性之中。这是精神的辩证法，是生存的辩证法。然而，还存在着更精制形式的宇宙诱惑和奴役，人对它们给予认同，而且准备狂热地体验这些诱惑和奴役。人在同以决定论和规律性为基础的自然界进行斗争。但是他对宇宙，对他所谓的世界和谐、世界整体、统一和秩序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在这里，他认为这是对神性和谐与秩序的反映，世界的理想基础。宇宙诱惑有不用的形式。这个诱惑可能采取爱欲-性的诱惑形式（罗赞诺夫，劳伦斯），可能采取民族-民间的诱惑形式（民粹派神秘主义），可能采取大地崇拜的诱惑以及血缘、种族、类的生命的诱惑形式（回归大地，种族主义），可能采取集体-社会的诱惑形式（集体主义的神秘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不同形式的狄奥尼索斯主义也意味着宇宙诱惑。宇宙诱惑是对和宇宙的母亲怀抱的结合，和大地-母亲的结合，和昏暗的自然本性集合的渴望，这种集体主义已经克服了独立的和个别的生存。着永远意味着意识的外化。受文明的习俗及其奴役人的规范和规律所压迫的人有一种周期性地返回到原初生命，返回到宇宙生命的渴望，不但渴望获得和宇宙生命的交往，而且获得和它结合，渴望参与宇宙生命的秘密，渴望到这里找到快乐和狂喜。浪漫主义者总是要求返回到自然界，摆脱理性的统治，摆脱文明的奴役人的规范。浪漫主义者的“自然界”从来不是自然科学认识和技术作用的自然界，不是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自然界”。自然界在卢梭那里有完全另外一种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界也有另外的意义。在这里，自然界是神圣的，令人愉快的，它给病态的和分裂的文明人带来医治。这个激情具有永恒的意义，人将周期性地被它所感染。但是，这里现出来的对待自然界-宇宙的态度是建立在意识的错觉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