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毛泽东思想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

长征：毛泽东思想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 长征:毛泽东思想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探索与争鸣, 高凤林 马启民 约9572字 [摘要] 在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转变的研究中，长征时期是最大的薄弱环节。本文认为，长征促使并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由形成向成熟的转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长征丰富的实践从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长征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长征建构、丰富和深化了“活的灵魂”思想;长征为“三大法宝”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 长征;毛泽东思想;实践基础;理论来源;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140—05 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学术界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一般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只讲到1930年前后，成熟时期是在1936年以后，而作为毛泽东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阶段的长征时期则几乎被完全忽视。本文从毛泽东思想形成向成熟转变的角度，着重从领导基础、活的灵魂和三大法宝几个方面阐述，认为长征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长征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初步清算了长期困扰我们党的教条主义，并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长征不仅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实践，为我党在延安时期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而且促使并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由形成时期向成熟时期的转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 (一)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始人，他具有崇高的理想，科学的世界观，顽强的奋斗精神，优良的学风，优化的知识结构，良好的思维品质，杰出的创新意识，非凡的才能^[1]，然而，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干扰下，毛泽东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由此使中国革命再次面临失败的危险。“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改变领导的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2]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大家进一步开始反思，正如聂荣臻回忆录中所说:“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3]这也是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在主要领导问题上接连出现了多次错误而最终在长征中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既能比较准确地认识国情进而领导中国革命，又能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遵义会议顺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因此载入史册。可见，长征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长征初期严峻形势的必然结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建立不仅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前提。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直接关系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程度。大革命失败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中国革命还处在探索阶段，加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多干涉，导致党内长期为教条主义所统治，主要领导在主要问题上接连犯错误，成为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最大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中国革命的实践非常丰富，教训也很深刻，但“左”倾领 导者并没有进行科学的总结，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由此使“毛派”长期遭受排挤和打击，使正确的理论和经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主要的领导岗位，他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随着长征的胜利逐渐为大家所认同，毛泽东等也逐渐摆脱了井冈山时期的局限性，从更广、更宽和更深的角度来认识、和领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上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革命摆脱了错误和曲折，而且也为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时期从理论上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前提。 (二)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和渗透于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中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初步提出了三个基本点的雏形，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但不为当时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所承认，反而被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右倾保守”、“游击作风”，他本人被排挤出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曲折。 第一，长征在事实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伟大转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但是，在教条主义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遭到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陷于停滞状态，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从指导思想上看，造成中国革命曲折和失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的多少，而在于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严重背离，在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和经验，在于教条主义和不实事求是。长征的过程就是党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左”倾教条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教条主义的过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为党的实际指导思想的开端，同时也是“左”倾教条主义被取代的内在根据，而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则为党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扰，为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长征用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从而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取得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4]遵义会议后，实事求是实际成为党和红军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如军事路线的适时转变、统一战线的充分运用、对敌策略和党内斗争策略的实事求是等，充分体现了作为实事求是杰出代表的毛泽 东对实事求是精髓的熟练掌握和自如运用。实事求是在实践中的运用，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实事求是也因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而导致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逐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长征时期，实事求是虽然还没有以决议的形式被明确地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所迫和党内认识的差异，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理解本身也有待深化(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但全党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已经是大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在长征中的广泛运用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它明确地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表明，长征在实践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与延安时期确立实事求是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前者是党在延安时期把它明确地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续和深化。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就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实事求是”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就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长征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随着长征的胜利以及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地位的巩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认同实事求是并深受教条主义灾难的红军高级将领和红军战士，在延安时期经过整风运动和理论学习，总结经验，在党的七大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 顺理成章了。 第二，长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中国化、实践化。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了要重视农民的朴素群众观点，1919年，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首次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大”的口号;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已经十分自觉地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和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但是，在“左”倾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在根据地外和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充分开展等严重的缺点和不足。虽然群众路线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也只有在长征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重要性，长征以实际行动，在根据地外和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拓宽了群众路线的内容，使它具有了全民族的内涵。 与根据地斗争相比，长征是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显得更为重要。与根据地斗争相比，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往往又是我们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党在长征前没有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这里不但人烟稀少、物资匮乏，而且语言、风俗习惯都有着极大差异，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致使他们对红军抱有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至关重要。 长征中，党和红军利用有限的时间，所到之处一如既往地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十分重视同各族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把群众路线贯彻于民族政策之中，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群众的利益。正是由于执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党和红军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如在路过黔东南时，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的指示》，要“克服侵犯群众、脱离群众的行动”，在路过四川凉山时，朱德总司令提出“解放弱小民族”的口号，缓和了红军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藏族人民把红军看作、“菩萨兵”，他们自觉地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到了延安后，高度评价过藏、羌人民对红军的巨大支援。他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有一天，我们必须向他们偿还那时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在长征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情况下，党会不会、能不能、敢不敢坚持和开展群众工作是对党最严峻的一次考验。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长征初步确立了党处理对外关系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正确处理本国革命事业和国际革命事业、本国革命力量和革命政党同国际革命力量及组织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必然体现。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显著特征，独立自主方针的确立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思想，开创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闯的事件”^[5]。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 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不能摆脱外来束缚，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束缚，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遵义会议的召开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任何问题，说明党完全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处理党内、国内问题。与此前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完全听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相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显得更加策略，对的就执行，不对的就不执行，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从此，独立自主方针就成为党处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指导原则。长征时期党独立自主的成功实践为正确处理党与党、国与国、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经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而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三) 伟大的实践造就伟大的理论。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长征作为世界战略大转移的伟大实践和成功范例，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第一，长征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基本的斗争策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即在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而当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就是如何科学、正确地对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长征对党的统一战线的贡献主要是: 克服了“关门主义”错误，坚定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又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实际上取消了统一战线。长征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如与粤军的统一战线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顺利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的基础;“彝海结盟”是红军与少数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典型;毛泽东也曾高度称赞红二十五军在路过陇东回民区时，工作做得好，政策水平高。长征中党还进行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初步尝试。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宣传了党的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实现了民族团结，为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积累了经验，而且扩大了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国内和世界的影响，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人民的联系，为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经验。 实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由策略到战略再到政策的转变。^[6]长征初期，党最初是把统一战线作为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应急之策，是被迫的，内容也多局限于军事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问题也“主要是从政治策略上考虑的，还不是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直接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7]。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地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适时地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统一战线由策略向战略的转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正值华北事变之际，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国内形势变化下，瓦窑堡会议主动改变了党的政治路线，制定了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从此，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不仅使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对于党中央长期立足陕北，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推动全国大联合、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矛盾奠定了基础，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第二，长征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武装斗争思想。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中国革命主要的、长期的斗争形式，而党对武装斗争认识的不足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长征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指导，领导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通道转兵、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奇袭天险腊子口等，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战胜更加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积累了经验。日本学者持田真一认为，长征“就是保存自己思想的体现，它不是单纯的败退，而是迈出了消灭敌人的第一步”^[8]。 破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扎西会议讨论并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决议》指出，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决议》总结了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和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了丰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发展。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执行党指挥枪原则。军队是政党实现政治任务的工具，在长征严酷的环境中，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严明了军队纪律。同时，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毛泽东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正如他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重申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绝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9]。 第三，长征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思想。 党的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毛泽东一贯注重党的建设，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的建设被严重歪曲，遵义会议后，党的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是促使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 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准确地概括了党的性质。遵义会议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破除了“左”倾错误路线，初步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是自党的一大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第一次科学、准确的概括，使党由“一个先锋队”变成“两个先锋队”。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和“宗派主义”盛行，党内只有集中和独断，没有民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发扬民主，克服了“左”倾错误，从旧“三人团”到新“三人团”的转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针对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在党组织发展问题上的唯“成分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 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这是对党员发展工作中存在的“唯成分论”错误的第一次清算和改正。在干部问题上，规定要爱护、信任干部，对于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要给予耐心的说服和教育等四项有关政策，这是对“左”的干部政策的批评和纠正。《决议》关于党组织建设问题的论述，表明党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的组织路线也开始纳入了正确的轨道。 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长征中的红军，不仅面临严峻的军事斗争，还面临着来自党内的、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生死相关的政治斗争。遵义会议以团结为主，从大局出发，既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为克服“左”倾错误、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和方法，利用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分裂力量、共产国际的声望及其代表林育英，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使党的团结得到了巩固，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奠定了基础。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10]。 长征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伟大的长征还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精神，才产生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才产生了伟大的奇迹，千千万万年青人，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也正是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参考文献] [1]周向军(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3)( [2]刘伯承(回顾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c](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4( [3]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242(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5][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8 [6]马启民，高风林(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人文杂志，2006，(6)( [7]黄宏(红军不怕远征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 [8]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63(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6( [10]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4( (责任编辑:徐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