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旧中国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2007-05-30 郑起东 点击: 13 旧中国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郑起东 分类：经济史 摘要：旧中国官僚资本通过金融垄断化公为私，通货膨胀，完成了原始积累。并通过实行资金逃避，危害国民经济，破坏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关键词：旧中国 官僚资本 形成 金融垄断 权贵包揽银行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党政府实行官僚资本主义政策是从金融垄断着手的。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由政府以公债形式一次拨足。1934年增资至1亿元，由宋子文、孔祥熙先后任中央银行总裁。 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攫夺也在进行。早在1927年，它就加入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加入交通银行官股200万元。1938年，它“修改中行条例，复加官股1500万元，即以1938年金融公债拨给”，使官股比例由20%上升至50%。宋子文又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对交通银行也“修改条例，并拨付金融公债千万元，增资改组，官股占3/5，商股占2/5”。于是，国民党政府就用它自己印发的金融公债，把中、交两行变成了完全听命于它的国家银行。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实收资本由250万元增至750万元。 中、中、交、农四银行，加上1930年3月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1935年11月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设立的中央信托局，通常被称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四行二局”。 国民党政府还向私营银行渗透。1929年11月中国国货银行成立，资本2000万元，实收500万元。这是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占2/5。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任总经理。政府以不过半数的股份控制了这家银行。1931年，以加入官股的方式控制了新华信托银行。1936年，对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同年收买改组停业的广东银行，由宋子文任董事长。1937年，对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由同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又对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在以上这些银行中，官股的资本共占总资本的61.9%。 在抗日战争前，官僚资本在产业部门已初见端倪。其现是控制交通、能源，兴建一批影响全国经济的重化工业企业，同时以国家银行贷款方式，向私营轻工业企业渗透，国家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被收为国营。国民党政府还办了几家航空公司，至于铁路、公路、通讯等事业，国民党政府除了接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已建造的部分外，还予以扩建。据统计，战前国有的交通运输业资产总值已达16.3879亿元。国民党政府垄断了铁路、公路、航空和通讯事业。 公私不分 资本由公转私 官僚资本积累的来源，一部分依靠财政拨款，更大部分依靠银行投资和放款。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迅速贬值，低利放款就等于补贴。所以，资委会所属各事业，除创建经费是由政府拨款外，所需营运资金，历年都由国家行局贷助。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信托、邮汇二局的投资和放款的目的，主要在于扶植官僚资本企业。例如，1943年四大银行放给钢铁业贷款5亿元，而资源委员会就分去了2.7亿元,孔祥熙的中国兴业公司独得1.8亿元,剩下归民办厂的只有5000万元。这就足以说明，国家银行的贷款，90%以上是用于发展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主义除了采取“国营方式”垄断重要行业外，还大力扩张他们的“民营”企业。如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孚中公司，孔祥熙的华福公司、扬子公司，还有CC的齐鲁公司等。这些工业需要投入的大量流动资金，主要依靠预算拨款或银行贷款解决。例如：中国石油公司资本一次增资50亿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46年底借款达30亿元；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拥有200万纱绽，成立之初，与中央银行订立了800亿元的透支合约；齐鲁公司向四联总处借款360亿元，付价款200亿元，还剩160亿元。这就是说，它们的流动资金，绝大部分是依靠国家资金筹措的。四行二局一库是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孔、宋分别据有中央、中国银行，二陈据有交通、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国民党政府就是通过这些银行来投资企业，发展官僚资本的。这些银行都享有进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中央银行直接享有发行纸币和保管政府机关存款的特权，其他三行二局由于有权以“特别通融的方式，向中央银行挪用头寸”和吸收政府机关的存款，也间接享有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因此，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信用膨胀，以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央银行通货发行37261亿元，四行二局也都放款，这是榨取民脂民膏的两条吸血管。 通货膨胀 资本疯狂扩张 官僚资本的企业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它必须依靠财政投资、银行放款的补贴才能生存，不可能为财政提供利润收入。因此，官僚资本的发展，必然带来扩大财政收支赤字，助长通货膨胀的恶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助长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作用。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以后，官僚资本疯狂地进行扩张活动，为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例如CC派为了大量抢购金钞，既不愿自己拿现款购买(因为拿自己的钞票购金钞，仅能保值而已，不能赚取巨额利润)，就设法向中央银行借款。他们促使宋子文发放巨额货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实际上就是为了抢购黄金美钞。有的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交换，即直接到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在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就发现有本行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仅在阴历年关几天内，四联总处就放出680亿元的“生产贷款”。 官僚资本工商企业，亦官亦商，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殊权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经济统制，得到大规模全面的发展，囤积大量商品，哄抬物价。他们成立了许多“专卖公司”，以国营为名，暗地化公为私。这些专卖公司包括粮食、棉花、纱布、燃料、香烟、火柴、食糖、食盐及各种工业器材数十种，以“官价”收购各种产品，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强制收购，但各种专卖公司出售产品时却并无“限价”，而且比非专卖品的人人皆知上涨更快，起着带头提高物价的作用。这些专卖公司转手之间获利数倍。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厂矿企业，在抗战时期有很大发展，胜利后又接收了许多敌伪经营的煤矿、钢铁、电机、水泥、稀有金属等重工业，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大本营，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形成垄断地位。此外，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复兴公司、中纺公司、中茶公司等，也大量攫取垄断利润。这些官僚资本的公司厂矿利用“四行二局”的优惠贷款，以日益膨胀的法币换取国内主要出口物资，如钨、锑、锡、桐油、茶叶等，剥削生产者，然后输出国外换取外汇。这些都成为它们的专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1939年3月靠英国贷款成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1941年4月又由美、英借款，成立11000万美元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官僚资产阶级便利用统治外汇和在黑市无限制出售外汇之机，抢购外汇，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财富变成美元、英镑，转移到纽约、伦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完全依赖美国，获得大量贷款，1942年2月一次即达5亿美元，法币外汇率的挂牌亦随之以美元为准，官僚资本企业便长时期以20元法币合1美元的低价，获取官价外汇。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重新开放外汇市场，并改定外汇汇率为法币2020元合1美元。这一汇率远远低于当时的物价，于是官僚资本集团便又趁机抢购廉价外汇。据国民党内部相互揭露的数字，单是宋家的孚中公司和孔家的扬子公司，就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间，分期从中央银行“申请”到外汇153万美元和180万美元。 黄金，这一通货膨胀过程中带头领导物价上涨的金融商品，更是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与投机的对象。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黄金政策”为掩盖，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于是“黄金案”也就层出不穷。官僚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进行外汇、黄金投机，往往几小时之内就攫取了巨额投机利润。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产阶级通过亦官亦商、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等方式搜刮的财富，据统计，包括它们在国内的财产及国外的存款和产业，总数不下黄金5亿两。 投靠外国 实行资金逃避 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以帝国主义为靠山。阎锡山在日本银行存款，陈济棠在香港银行存款，四川等地军阀在法国银行存款，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则在美国银行存款。他们在决定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后，又惟恐其在国内存款要承担通货膨胀的损失，因此，抗日战争初期法币贬值的原因即是中国资金的逃避。上海《大美周刊》1939年8月6日香港电称：“上周平准会停止援助法币以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致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美金四万镑之巨额外汇。”所谓某部长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 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远东观察》1948年4月指出，“中国官僚之腐化及施放不良，则所在多有”，“在外国银行存款的主要业主就是政府官员”。美国自由双周刊载，“宋子文在美国、瑞士银行存款1亿美元”。因此，在法币、金圆券贬值过程中，对外贬值快于对内贬值，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长期资金逃避的结果。 (《改革内参》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echo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