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分子的话语机制

二十一世紀評論 31 2009年的「綠壩事件」，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所謂 「綠壩」，全稱為「綠壩—花季護航」，是一款在互聯網終端使用的網絡過濾軟件， 主要用於防止未成年人訪問含有色情等不良信息的網址。2009年4月1日，教育 部、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新辦）聯合發文， 要求全國中小學所有聯網電腦必須安裝「綠壩」軟件1，從而引發了公眾在互聯網 公共空間的一陣批評浪潮。 電腦及其軟件雖已植入當今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它們從未被視為簡單的工 具。電腦、網絡和軟件的出現，使文明的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某些軟件的 大規模使用，可能會引發有關社會文化的價值觀爭論，並折射出當時公共空間 內知識份子的某種精神狀態。對於網絡上的知識份子公共話語，「綠壩事件」為 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一　「綠壩事件」與「數字鴻溝」 與其他軟件技術的開發運用相比，「綠壩」宛如披枷帶鎖過鬧市的囚徒，它 所遭遇到的揶揄、諷刺、嘲笑、挖苦，遠比正襟危坐的批評更為頻繁。「綠壩」 受圍攻之時，一些高校BBS和大型門戶網上出現了一套隱喻性的漫畫，畫中綠衣 少女的所向披靡全仰賴於她同樣是一身綠的父親。這套流傳頗廣的漫畫折射出 公眾對「綠壩」的認知：它更多地被認定為帶有強制性意味的技術推廣行為，而 這種技術推廣又與民眾的網絡隱私權緊密關聯。《南方周末》上的〈機器貓過關， 加菲貓過濾——「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是與非〉一文即以一位普通網民的話開 篇：「我首先感到是恐懼！」2這份擔憂無疑來自於2009年4月1日四部委對安裝 「綠壩」的要求。許多網民擔心，隨n「綠壩」的推廣，對中小學生施行的信息過 濾將轉化為對民眾信息選擇權的管制。 網絡知識份子公共話語的反思 某些軟件的大規模使 用，可能會引發有關 社會文化的價值觀爭 論，並折射出當時公 共空間內知識份子的 某種精神狀態。對於 網絡上的知識份子公 共話語，「綠壩事件」 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 一個很好的案例。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1年6月號　總第一二五期 32 二十一世紀評論 在「綠壩」的官方推廣行為遭受質疑之時，「綠壩」在技術上的不成熟也逐漸 被披露出來。面對同一坐姿的卡通形象「機器貓」、「HELLO KITTY」和「加菲 貓」，「綠壩」軟件放過了前二者而過濾了黃皮膚的第三隻貓。令「綠壩」生產公司 尷尬的，還有它備受質疑的技術能力。一份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的測試報告 說，「這樣一款小公司開發的軟件會不會存在安全漏洞，一旦被黑客發現，則所 有安裝綠壩的電腦都成為黑客的『肉雞』，如果其安裝量大的話，完全有可能重 演『暴風影音斷網』的事件。」3「綠壩」是否會出現用於成年人的「升級版」？「綠 壩」是否如同宣傳材料中說的那樣完全「裝卸自主」？「綠壩」是否會使個人計算機 留下被操縱的技術漏洞？網民發出了連珠炮般的問題。 有趣的是，在民眾的追問和發行方的解釋中，「綠壩」卻在靜悄悄地走向終 結。工信部曾在2009年5月19日的通知中說，7月1日後出廠和銷售的計算機應預 裝「綠壩」；然而，就在此規定期限即將來臨的前一夜，工信部宣布可以推遲預 裝「綠壩」4。多少有些詭異的是，《南方周末》記者在7月1日走訪北京中關村的某 些商場時發現，許多銷售者對於「綠壩」幾乎一無所知，工信部是否通知預裝「綠 壩」對於商家和消費者似乎沒有產生影響。一位欲購「綠壩」的家長在尋遍電腦城 卻一無所獲之後，開始懷疑工信部原先通知的真實性。作為軟件的開發者，鄭 州金惠公司和北京大正公司也對「綠壩」的推遲預裝緘默不言5。隨n無限期推遲 預裝，「綠壩」逐漸淡出曾使它飽受打擊的公共話語空間。 可是，公眾的質疑並沒有隨n「綠壩」的淡出而得到解釋。軟件的普及需要 將計算機的知識邏輯轉譯為大眾能接受的信息，而這種話語轉譯或啟蒙的缺 失，被稱為「數字鴻溝」效應。「數字鴻溝」是計算機時代的產物，莫利納（Alfonso Molina）認為，「我們可以把『數字鴻溝』理解為人們在接觸信息與通信技術上所 現出來的一種絕對可以量化的差距，或者說，它是不斷加深的相對貧困與社會 排斥問題內在固有的因素（後果）。」6這一界定至少包含n兩層意思：第一，「數 字鴻溝」作為可量化的差距應包括物質條件與知識積累兩方面；第二，「數字鴻 溝」是計算機時代社會意識形態矛盾的內在原因之一。 作為一種「隔閡」，「數字鴻溝」在客觀上影響n公共話語對於網絡技術社會 化進程所做評論的有效性。如何全面地、整體性地實現跨越「數字鴻溝」，將是 與計算機社會化發展相始終的問題，國與國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人與人之 間所面臨的困難各不一樣，但跨越「數字鴻溝」至少需要一種對專業信息的解釋 與簡化。在將「數字鴻溝」具體劃分為「全球鴻溝」、「社會鴻溝」和「民主鴻溝」的 諾里斯（Pippa Norris）看來，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存在n「社會鴻溝」， 而使用和不使用數字資源去從事、動員或參與公共生活的人們之間則存在n「民 主鴻溝」7，跨越這些亞鴻溝都需要知識話語的轉譯。 不同知識話語之間的轉譯的出現，必定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學科或 專業需要相互共存、了解、對話的基礎之上。鮑曼（Zygmunt Bauman）在承認「現 代」與「後現代」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前提下，將後現代狀態中的知識份子比喻成 「闡釋者」，其活動的核心目的「就是讓形成於此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話語，能夠 被形成於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8。「闡釋者」的出現意在拆除 作為一種「隔閡」，「數 字鴻溝」在客觀上影響 ƒ公共話語對於網絡 技術社會化進程所做 評論的有效性。如何 全面地、整體性地實 現跨越「數字鴻溝」， 將是與計算機社會化 發展相始終的問題， 跨越「數字鴻溝」至少 需要一種對專業信息 的解釋與簡化。 二十一世紀評論 33 各文化傳統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高牆深壑，鮑曼認為各種文化傳統之間的對話 已是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而普世性的文化價值觀又只能是空中樓閣般的願 景，那麼在各種文化之間進行譯解的知識份子就將在他們的同僚中佔據顯赫的 地位。如若不將「闡釋者」做狹隘化的學術移植，那麼在廣義上它就是一種能將 不同學科的專業表述進行互譯的角色，而這種互譯一旦進入公共空間，還必須 適應大多數民眾的知識接受水平。「闡釋者」轉譯能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影響n 知識份子公共性的成色。 然而，「綠壩」進入中國互聯網公共話語空間時，幾乎沒有借助專業術語的 轉譯。民眾話語和公共知識份子話語的難以區分，意味n公共知識份子放棄了 對過濾軟件及其背景知識的介紹。公共知識份子將質疑的焦點對準了「綠壩」的 推廣行為以及「綠壩」軟件對個人信息安全的明顯威脅，而這不需要太多的計算 機專業知識儲備。 以公共知識份子批評立場較為鮮明的《南方周末》為例，2009年6月11日一篇 署名為「令狐補充」的短評〈為「綠壩—花季護航」獻計〉就將揶揄之矛指向了相關 政府部門和軟件研發公司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勾連，以及個人信息主導權的可 能性易主。「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的『花季護航』，不僅涉嫌壟斷」，而且「既是『花 季護航』，為何要捆綁成年人？大家是不是只能看喜羊羊與灰太狼？」「有網民號 召尋找簽下綠壩4,000萬的工信部官員的名字，揚言假若他跟綠壩公司有任 何利益勾連，就立刻舉報。」9 這些信息表明，在與民眾共同質疑的話題上，公共知識份子並沒有揭示出 問題的寬度和深度。有公共評論家例如韓寒甚至將「綠壩」最終推演為植入人腦 的意識形態控制芯片bk，幾乎複製了好萊塢商業大片中反覆渲染的計算機網絡通 過信息與數據來控制人類的模式。 在公共知識份子對「綠壩」壓倒性的批評聲中，一些隱藏的問題被悄然忽 略。過濾軟件如何實現其預期目的、技術安全是否有保障、運行的具體效果如 何——討論「這一類」軟件社會化的可能性、合法性或局限性的問題，不是公共 知識份子批評話語的興趣所在；也就是說，他們對跨越潛在的「數字鴻溝」沒有 做出有效的行動。亨利（Lester Henry）認為，強調彌合其他鴻溝——諸如保健、 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而忘卻「數字鴻溝」的做法，將導致「數字殖民主義」 的抬頭bl，那麼，因忽視「數字鴻溝」而導致社會內部公共文化場域建構的失衡， 則同樣應為當下的中國公共知識界所重視。緘默或與大眾合唱，都不是公共知 識份子崗位職責的主要體現形式。 二　知識份子身份的差異與矛盾 對「綠壩」近乎一邊倒的公共批評在折射出「數字鴻溝」效應的同時，也反襯出 知識份子角色功能的內在矛盾。質疑、否定推行「綠壩」技術的公共知識份子話語 表現出明顯的人文批判傾向，而「綠壩」技術的出台，卻隱含n技術官僚型知識 「綠壩」進入中國互聯 網公共話語空間時， 幾乎沒有借助專業術 語的轉譯。民眾話語 和公共知識份子話語 難以區分。公共知識 份子將質疑的焦點對 準了「綠壩」的推廣行 為以及「綠壩」對個人 信息安全的明顯威 脅，而這不需要太多 的電腦專業知識儲 備。 34 二十一世紀評論 份子的價值取向。「綠壩」在公共空間內飽受抨擊，主要因為「由政府出面強制性 地要求全社會使用一個軟件，極為罕見，因而加重了大眾和輿論的『聯想』」bm。 但回到「綠壩」的原義上，它就是一種過濾軟件。「綠壩事件」中的爭議之處—— 怎樣實行區別性區分、誰來選擇過濾與否、過濾技術不成熟、過濾的技術無人 承擔等等——都沒有指向「取締過濾軟件」這一目標。 事實上，使用過濾軟件確是國際性的網絡管理手段之一。《人民日報》的一 篇報導介紹說，日本《青少年網絡環境整備法》規定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在購買 手機時必須安裝過濾有害網站的軟件；美國《兒童因特網保護法案》（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同樣規定中小學、公共圖書館等必須在其網絡服務程序 上提供過濾器，確保未達十七周歲的未成年人不會接觸到含有色情內容的成人網 站；在英、德、美、日等國，個人使用過濾軟件選擇餘地較大，機構安裝可獲政 府補貼bn。這則帶有些許為「綠壩」辯解意味的報導，至少試圖表明技術官僚型知 識份子實施網絡管理手段的正當性。推行「綠壩」出現的問題不等同於技術官僚型 知識份子實施網絡管理的非法性，而批判型公共知識份子感興趣的恰恰是管理行 為實施過程中隱藏n的權力關係：知識份子內在的身份差異開始浮出水面。 知識份子的批判性角色和技術性角色，都生成於知識份子身份演變的漫長 歷史之中。根據閻步克對中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考證，以儒生為知識文化角 色而以文吏為行政文官角色的知識群體，在經歷了對立與融合之後所產生的「亦 儒亦吏」、學者兼為官僚的新型角色構成了政壇的主導。二者在漢代融合為一個 「一身二任」的士大夫階級，並且使士大夫政治綿延了兩千年之久，顯示了強大 的生命力bo。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士大夫身上的批判性角色與技術性角色是高度統一 的。技術性角色意味n治理社會、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批判性角色既指對君主 的進諫規勸，也體現為道德修養層級較高者在公共文化空間內所具有的話語權 和表率性。無論是技術性角色還是批判性角色，所依靠的都是道德倫理——也 正是在這點上二者能合二為一。錢穆說：「中國知識份子，並非自古迄今，一成 不變，但有一共同特點：厥為其始終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之核心。」bp徐復觀認 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識。」bq這說的都是 一個意思，即「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從來不在於獲得更多的科學知識，而在 於造就一種道德（於個人）和秩序（於社會）。」br 因此，中國傳統政治格局中的知識份子，儘管時常將技術能力與批判能力 合於一體，但其技術性角色遠不如包含道德擔當的批判性角色醒目。杜維明所 說的「內聖外王」，即是強調儒家思想中人文主義的「入世性」：「要參與現實政 治，但是又不是現實政權勢力的一個環節，有n相當深厚的批判精神，即力圖 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治，這就是所謂『聖王』的思想。從聖到王是儒學的 真精神。」bs對道德、倫理、氣節的推崇，客觀上抬高了知識份子批判性職能的 地位，漫長的歷史積累使得「批判性」逐步取代了「掌握某種特殊話語系統」，成 為知識份子的基本身份標誌；而「批判性」幾乎不包括自然科學技術性批評在內 的色彩，使得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批判性，更多地表現出公共道德批評 對「綠壩」近乎一邊倒 的公共批評在折射出 「數字鴻溝」效應的同 時，也反襯出知識份 子角色功能的內在矛 盾。質疑、否定推行 「綠壩」技術的公共知 識份子話語表現出明 顯的人文批判傾向， 而「綠壩」技術的出 台，卻隱含ƒ技術官 僚型知識份子的價值 取向。 二十一世紀評論 35 的性質。這種批判性的特殊氣質，與西方「審美現代性」反對「物質現代性」的思 維、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文化研究思潮等等所包含的批判指向，在1990年代 之後的中國文化知識界中逐步交織融匯，並持續上漲。 在薩義德（Edward W. Said）打出的批判之旗下，迅速聚集了一批中國知識 份子bt： 知識份子既不該是沒有爭議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為友善的技術人 員，也不該試A成為專職的卡桑德拉，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悅，而且無人理 睬。在任何情況下，知識份子都該為人所聽聞，實際上應該激起辯論，可 能的話更要挑起爭議。⋯⋯今天的知識份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 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 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或她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 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 這類絕對化的話語，容易產生克里斯瑪般的魅惑，在一段時間內，許多公 共知識份子並不在意薩義德言論的誕生背景與意義範圍。他所堅持的知識份子 要「代表n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的 思想ck，更是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道德情結十分合拍，「批判」甚至是「絕對性」 的批判姿態更是極易博得一片喝彩，「酷評」式的激烈言辭一度在公共文化空間 內有n不錯的票房。 當然，批判話語的熾熱並非一日或一人之功，它的譜系可以上溯到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馬克思，甚至是啟蒙的濫觴時期。面對現代政治中日益 複雜精細的權力運作和文化壓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曼海姆（Karl Mannheim）、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薩義德、鮑曼、福柯（Michel Foucault）、博格斯（Carl Boggs）、古德納（Alvin W. Gouldner）等一批學者，從各 個不同的角度參與了知識份子批判性的相關討論，強化了知識份子批判性在公 共文化建設中無可替代的意義。博格斯的論述可以視為對批判型知識份子的身 份功能的一個總結：「批判性知識份子活動的永恆目的是挑戰、探索、正視和瓦 解——也就是說，構成對權力結構的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反抗力。對現代性危 機階段的對抗趨向來說，這需要話語的策略，這種策略勇敢地對抗n瀰漫在生 活各個領域的權力和統治的邏輯。它能跨越技術理性、經濟核算和商品化的有 限又具壓迫性的語言。」cl 強調知識份子批判性的身份意識，與技術官僚型知識份子緊密依附於權力 體系並加重了現代性危機有關。利用專業知識分工細化的邏輯，官僚體制管理 方法體現出其較傳統社會而言的明顯優勢。現代科層社會所確立的「合理」統治 秩序離不開眾多的專業技術型知識份子，然而這種「根據知識統治」的話語形態 追求理性、規範、標準和可操作性的傾向，卻很容易將公共話語空間分割為許 多專業性極強且彼此難以溝通的區域，實質上為權力統治開啟了方便之門。正 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與「官僚」難以區分，技術型知識份子成為權力系統 現代科層社會所確立 的「合理」統治秩序， 很容易將公共話語空 間分割為許多專業性 極強且彼此難以溝通 的區域，實質上為權 力統治開啟了方便之 門。「技術」與「官僚」 難以區分，技術型知 識份子成為權力系統 在技術上和意識形態 上的雙重僱傭。 36 二十一世紀評論 在技術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雙重僱傭。「他們一方面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產 物，另一方面他們的主要功能又是以各種方式來使官僚體制協調並合法化。」cm 關注統治方式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與關注權力如何以合理和合法的面目施行權 力運作，這就是技術型知識份子與批判型知識份子難以協調的功能矛盾。 公共話語對「綠壩」的批判，雖然受到近些年來網絡文化認同機制中批判與 戲謔相夾雜的氣質的影響，但究其癥結，主要仍在於技術型知識份子與批判型 知識份子的功能矛盾。「綠壩」的產生或推廣必然出於某種合法性的網絡管理藍 圖，這是相關職能部門的職責所在，也是技術官僚型知識份子基本的身份功 能。對此持肯定態度，是公共話語討論的基礎。前引《人民日報》上〈過濾軟件， 各國如何用〉一文，其實就是將「綠壩」軟件的研發與推行抽象性地還原為技術型 知識份子的身份功能，迂迴地表明了「綠壩」在技術管理層面上的合法性。但這 恰恰是公共批判話語所不予理會的，或者說，對「綠壩」的公共評論原本就沒有 將其條分縷析的打算。 公眾話語抓住不放的其實就是實行網絡技術管理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權力運 作，公共知識份子將他們的才智全部用於打造富含隱喻性的諷刺之中：「我仍堅 信工信部為孩子n想的良苦用心。這種良苦用心，可能已超過家長對孩子的關 懷⋯⋯最願意也最能監管孩子免遭不良信息侵襲的是家長，其實工信部犯不n 那樣n急。」cn這樣的評論從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角度而言，僅是逞口舌之快而 已。要求人文批判型知識份子提出對「綠壩」軟件的修改建議顯然是無稽之談， 但問題就在於，一旦將批判話語推向極致而不考慮技術官僚型知識話語的合法 性權力，那麼這種沒有前提與界限的批判就容易暴露出自身的狹隘。相關職能 部門的「n急」可能是利益驅動，而「滯後」卻也可能是瀆職——這是調戲味十足 的批評話語；更何況，即便是「最願意也最能監管孩子免遭不良信息侵襲」的家 長，對於公共文化空間內的不良信息也是無能為力的。離開技術官僚型知識份 子的公共空間管理職能，家長充其量也只能自掃門前雪。 拋開知識系統、以「這一個」替代「這一類」的批評話語，沒有考慮到過濾軟 件合法性與必然性的一面，這就是「綠壩」現象中公共知識份子的話語特質。僅 從動機論和利益流動來考慮網絡技術的社會化進程，而不將其置於更大的技術 趨勢或社會管理的背景之中加以多角度的考量，無疑簡化了問題。如貝內特 （Tony Bennett）所說，「批判性思想，不論其行動者可能是誰，當它承認需要考 慮不同形式的專業知識在其中所作的貢獻，而不對它們之間的各種關係進行任 何推理性和偏見式的排序；同樣地，當它考慮到那些對實際可行的領域作出限 制的社會、經濟、政治和道德的力量時，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思考才是最富有成 效的。」co狹隘化、極致化的批判會化身為一條自噬之蛇，「批判的話語文化總 會走向自我批判，以及對那個自我批判的批判」，這是古德納的提醒cp；「知識 份子常常通過把當前的現實與理想進行比較來判斷自己國家和社會制度，而 不是把這一現實與其他現實相比較，⋯⋯沒有任何人類事業能絲毫無損地經受 住這一試驗」，這是阿隆（Raymond Aron）的警示cq。富里迪（Frank Füredi）心目 中「文化標準的G士、一群永遠的批評者和異議者、社會的良心」cr，都只是知識 沒有考慮到過濾軟件 合法性與必然性的一 面，是「綠壩」現象中 公共知識份子的話語 特質。僅從動機論和 利益流動來考慮網絡 技術的社會化進程， 而不將其置於更大的 技術趨勢或社會管理 的背景之中加以多角 度的考量，無疑簡化 了問題。 二十一世紀評論 37 份子的理想化狀態；而理想化狀態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它濃厚的烏托邦 色彩。 三　身份的符號訴求與象徵資本追逐 在針對「綠壩」的公共性評論中，既能依據自身的專業知識，同時又能為普 通公民的知識水準所接受，還能對批判的範圍有清晰的設定，實不多見。這樣 的批評既能體現人文主義性的批判性，還對技術官僚型知識份子有n相當的建 設意義cs。而大多數嘲諷和揶揄的批評話語，可以成為我們考察當下公共知識份 子話語極好的標本——批判話語是如何在製造文化符號消費的同時也成為文化 符號消費的對象。文化研究興起之後，「消費」就不再是罪感十足的語彙，消費 與接受成為文化衝突的新場域。「葛蘭西轉向」將大眾文化和文化消費從馬克思 語境中附屬的、被壓迫的情境中解放出來ct；霍爾（Stuart Hall）將文化消費的接 受細分為主導型、妥協型和反抗型；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和費斯克（John Fiske）則美化大眾消費者的能動性，認為消費過程比生產過程更加重要，大眾在 文化消費中完全可能完成自己的創意和觀念訴求dk。無論如何，文化消費正成為 一種競爭激烈的權力場，所有的文化生產都或隱或顯地受此左右。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又譯布迪厄）認為文學藝術場域是能夠引起「最不計『利害』的 利益的矛盾世界」dl，這都來源於文學場中隱蔽的利益轉換dm： 純藝術的反「經濟」的經濟建立在必然承認不計利害的價值、否定「經濟」 （「商業」）和（短期的）「經濟」利益的基礎上，賦予源於一種自主歷史的生產 和特定的需要以特權；這種生產從長遠來看，除了自己產生的要求之外不 承認別的要求，它朝積累象徵資本的方向發展。象徵資本開始不被承認， 繼而得到承認、並且合法化，最後變成了真正的「經濟」資本，從長遠來 看，它能夠在某些條件下提供「經濟」利益。 在「綠壩」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之下，埋藏n某些公共知識份子憑藉n製造特 定的文化符號消費而獲取文化象徵資本的意圖——這也是一種自我文化符號塑 形的過程。社會、主體與符號的互相纏繞凸顯出文化符號生產所隱藏的政治意 義：「馬克思曾經提出了著名的結論：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話語的 意義上，人們有理由繼續這樣的結論：主體同時還是諸多話語關係的總和。」dn 「綠壩事件」成為公共文化事件的過程，就是它重新為修辭話語所包裝的過 程。「綠壩事件」中的某些文化符號被突出或放大，某些文化符號則被忽略和隱 藏，這一切並非全拜「數字鴻溝」所賜。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傳播學著 作《輿論學》（Public Opinion）中將這種修辭策略歸結為「議程設置」，即強調人們 頭腦中世界的「真實」是經過被權力意識形態控制的媒體構造出來的：「選擇注意 的對象與選擇注意的屬性（亦即形成對這些對象的思考方法）都是有力的議程設 在針對「綠壩」的公共 性評論中，既能依據 自身的專業知識，同 時又能為普通公民的 知識水準所接受，還 能對批判的範圍有清 晰的設定，實不多 見。這樣的批評既能 體現人文主義性的批 判性，還對技術官僚 型知識份子有ƒ相當 的建設意義。 38 二十一世紀評論 置作用。新聞議程的重要一部分便是新聞工作者對每一對象的思考角度。這些 視角及其每日設置，吸引人們注意一部分屬性，而拋棄另外一些。這便是媒介 對新聞事件的『構造』（framing）作用。」do 「綠壩事件」中的公共知識份子話語突出了「綠壩」軟件的技術統治性色彩， 並借用民眾對這種技術統治的恐怖感完成了批判型知識份子的自我形象塑造， 而「批判性」無疑是知識份子身份功能的一種理想化符號。意識形態統治與先進 的計算機技術相結合，是西方商業電影製作的重要主題之一。這種文化猜想的 生成與二十世紀獨特的政治歷史進程緊密相關，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有名的 「反烏托邦三部曲」：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扎米亞京 （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一九八四」已經成為這類文化恐懼感的代表 性符號，它包含n無所不能的「老大哥」、無所不在的電腦監視屏、陰沉的天色 和蕭瑟的樹林，以及一段隨n暴露而不得不走向背叛的愛情。 作為小說的《一九八四》代表了同主題作品的藝術高度。然而，「作為一種預 言，它值得質疑。⋯⋯它對技術的展示是錯誤的。對於電視，它毫無感覺能 力。它對社會控制的極權主義體制過份理智化。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根本就 不是奧威爾的過錯，而是為了文學的效果而對現實的故意替代，將奧威爾的小 說看成是一篇政治檄文的讀者們，也許忽略了這一區別。⋯⋯在研究過去的文 學作品時，倘若從一種政治、哲學或道德的視角出發，我們也許會因為從那種 非文學的視角而言屬於不合潮流的事物而移情分心。」dp某種程度上說，《一九 八四》這類作品也是某種意識形態在傳播過程中「議程設置」的產物。技術專家統 治論的方式和態度，不僅可能損害市場經濟秩序，也有損於政治競爭，這就是 奧威爾等人站在他們的時代所看到的未來的鏡像。 但是，根據奧威爾提供的元素，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卻可以拼出完全 不同的圖景。「技術進步導致私人保護其私隱的成本高昂，而同樣的技術進步， 也通過促使政府變得更透明，而令公共官員的不良行為——包括窺探公民的私 人事務——更難以掩藏。這便是為甚麼從總體而言，技術看來已經增強了社會 大眾對政府的監控、而非弱化此種監控的另一項原因，事實與技術悲觀主義者 的憂慮恰恰相反。」dq這一觀點可以在中國近年來的一些事件上得到驗證：「孫 志剛事件」、「蘇秀文事件」、山西「黑磚¬事件」、廈門市民反對PX項目事件、 「華南虎照事件」等等都說明，網絡通訊技術進步可以促使公共事件的澄明化。 讓奧威爾等人更難以回答的追問可能是，如果技術進步可能導致技術恐 怖，那麼如何確認技術進步和技術統治之間的界線？儘管這種追問可能超過了 他們身為人文主義知識份子的職能範圍，但對技術進步過於警惕無疑將釀造出 公共文化空間內虛幻的悲觀情緒。1980年代末之後，王小波的小說作品強化了 中國公共文化語境中存在n的「技術恐懼」心理dr，針對「綠壩」的公共評論借助了 這條脈絡的力量。這些公共話語既認為「綠壩」軟件在過濾技術方面漏洞百出， 又認為這款技術上極為幼稚的軟件可以對個人信息實施強有力的監控，這暴露 出它們利用大眾對「技術統治」的恐懼心理所實施的符號消費的粗暴。意識形態 公共話語既認為「綠 壩」軟件在過濾技術 方面漏洞百出，又認 為這款軟件可以對個 人信息實施強有力的 監控，這暴露出它們 利用大眾對「技術統 治」的恐懼心理所實 施的符號消費的粗 暴。這種流行的文化 夢魘成為一批公共知 識份子攫取自己的文 化象徵資本的利器。 二十一世紀評論 39 統治與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相結合，這種流行的文化夢魘成為一批公共知識份子 吸引公眾注意力、進而攫取自己的文化象徵資本的利器。 渲染「技術統治」的恐怖效應並製造這種文化消費，僅是「綠壩」批評者塑造 「批判型知識份子」這個文化象徵符號的前奏。如果說在當今的美國大學中，知 識份子選擇右傾的文化立場需要很大的勇氣的話，那麼當今的中國公共知識界 同樣屬於「批判者」做派拉風的時代。「批判型知識份子」在公共文化語境中攜帶 n眾多的能指：社會的良知、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等等，在多數非學術性 的文化批評中，它甚至還能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等文化符號實現等值交換。 作為知識份子功能類型之一的「批判者」如此星光閃耀，是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史 緊密相關的。劉擎對此曾做過仔細的分析ds： 「思想界」的「批判知識份子」作為一種身份的符號其內涵仍然十分曖昧，卻 已經成為思想場域中最為關鍵的象徵資本。這一身份符號之所以成為「資 本」是在一系列歷史&事中建構的。例如，通過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主 將們的再闡釋，特別是對魯迅精神的解讀，爾後又通過對顧準思想與事B 的發現與解讀，1980年代的國家&事倡導或默認了某種政治歷史記憶的復 活，對反右與「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識份子的回憶&事，「批判知識份子」 在公眾傳媒中成為一個道德與聲望的聖像。在這樣的歷史建構中，「批判知 識份子」與以下一組家族相似概念發生關聯：獨立性的、勇敢的、英雄性 的、烈士般的、苦難的、反對專制權力的，而同時又是博學的、敏銳的、 深刻的。「批判知識份子」同時具有道德上的崇高和知性上的優越。 如果把劉擎所曳出的知識份子史放在一個時間的坐標軸上，那麼縱向時段 還可以上溯到儒家知識份子的匡時濟世和道德擔當，橫向時段上也能遭遇西方 批判知識份子的話語群落。然而，當下公共話語空間所塑造的這種融古今中外 於一體的「批判型知識份子」符號形象，同樣是經過「議程設置」的修飾：批判型 知識份子的弱點與局限性被過濾了。知識份子一旦被綁上「批判性」的戰車，那 麼就已經被異化為「單面人」——知識份子內在的複雜性、矛盾性都被悄然地切 除。在這個情景下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倒是獲得了 些許啟蒙的價值dt。 近十餘年來公共知識話語空間混亂的例證俯拾皆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中的煽情及其漫延、顧準的神話化、「王小波門下走狗」的出現，乃至2009年歲末 對任繼愈、季羨林辭世的各色「緬懷」，這些公共知識話語都在從不同的角度向被 聖化的知識份子象徵符號逼近。知識份子作為「闡釋者」的轉譯功能被肢解，奔流 不息的消費話語在逐漸磨平經典文化符號的稜角，而另外一些文化符號又將隨n 對象徵資本攫取的衝動破殼而出。「綠壩」所引發的公共批評，大多數正如《史 記．貨殖列傳》所描述的那樣，「熙熙攘攘」地奔n「批判型知識份子」聖像而去。 為了完成象徵資本的攫取與自我文化形象的塑造，不顧「數字鴻溝」在前， 掩飾自身的邏輯矛盾於內，這樣的知識份子公共話語仍會在網絡技術社會化進 當下公共話語空間所 塑造的這種融古今中 外於一體的「批判型 知識份子」符號形象， 同樣是經過「議程設 置」的修飾：批判型 知識份子的弱點與局 限性被過濾了，他們 內在的複雜性、矛盾 性都被悄然地切除。 40 二十一世紀評論 程中出現，「綠壩事件」不可能是終結。認為「使文明和顛覆處於適當平衡的局面 是民主知識份子面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戈德法布（Jeffrey C. Goldfarb）毫不掩 飾自己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不滿：「當代『民主』社會ö公開討論的質量的低劣是我 最為擔憂的問題。」ek一旦知識份子拋棄了自己的專業話語系統，那麼公共性就 失去了保障和潛在的約束，這一點在關於「綠壩」的公共討論中看得尤為清楚。 實際上，這個道理更像是常識：「一位學者在公共知識份子作品中超出其專業領 域越遠，評論的事件越具時事性，或者越不適合運用學術方法論，以及所評述 的事件越具政治性，那麼，誇大、扭曲和不準確的風險便越大。」el但這些常識 所鑄就的公共空間的防洪堤，經常在某些道德義憤的掩飾下，被企圖獲取文化 象徵資本的暗流衝垮。 註釋 1 〈教育部　財政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務院新聞辦關於做好中小學校園網絡 綠色上網過濾軟件安裝使用工作的通知〉（2009年4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網站，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33/201001/ xxgk_82040.html。 23bm　參見胡賁、郭仕鵬：〈機器貓過關，加菲貓過濾——「綠壩—花季護航」軟件 的是與非〉，《南方周末》，2009年6月11日，第9版；第9-10版；第9版。 45　馬昌博等：〈尋找綠壩〉，《南方周末》，2009年7月2日，第11版。 6 莫利納（Alfonso Molina）著，李智譯：〈數字鴻溝：需要發動一場社會運動〉， 載曹榮湘選編：《解讀數字鴻溝——技術殖民與社會分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3），頁86。 7 諾里斯（Pippa Norris）著，曹榮湘譯：〈數字鴻溝的三種形態〉，載《解讀數字 鴻溝》，頁18。 8 鮑曼（Zygmunt Bauman）著，洪濤譯：《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 性與知識份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6。 9cn　令狐補充：〈為「綠壩—花季護航」獻計〉，《南方周末》，2009年6月11日， 第29版。 bk 韓寒於2009年6月11日在其已經成為公共文化空間的一部分的博客中發表題為 〈綠壩系統提醒你，以下內容包含不良信息〉的博文，對「綠壩」軟件的未來做了逐步 推演。其第五階段是：「2020年，綠壩的全新版本——綠爺終於誕生，綠爺將不對 任何電子產品產生效果，它將直接移植入新生兒的腦中⋯⋯」參見http://blog.sina. com.cn/s/blog_4701280b0100dlh2.html。 bl 亨利（Lester Henry）著，李智譯：〈數字不平等、經濟增長與潛在貧困的降低—— 對加勒比英語地區的個案分析〉，載《解讀數字鴻溝》，頁119。 bn 紀雙城等：〈過濾軟件，各國如何用〉，《人民日報》，2009年6月12日，第5版。 bo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8-19。 bp 錢穆：《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35。 bq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載李維武編：《中國人文 精神之闡揚：徐復觀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頁176。 br 鄭也夫：《知識份子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45。 bs 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載岳華編：《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 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53-54。 btck　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北京：三聯書店， 2002），頁62、71；95。 為了完成象徵資本的 攫取與自我文化形象 的塑造，不顧「數字 鴻溝」在前，掩飾自 身的邏輯矛盾於內， 這樣的知識份子公共 話語仍會在網絡技術 社會化進程中出現， 「綠壩事件」不可能是 終結。 二十一世紀評論 41 cl 博格斯（Carl Boggs）著，李俊、蔡海榕譯：《知識份子與現代性的危機》（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226-27。 cm 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451。 co 貝內特（Tony Bennett）著，王曉路譯：〈知識份子、文化、政策：實踐與批 判〉，載米勒（Toby Miller）編，王曉路、史冬冬譯：《文化研究指南》（南京：南京 大學出版社，2009），頁302。 cp 古德納（Alvin W. Gouldner）著，顧曉輝、蔡嶸譯：《知識份子的未來和新階級 的興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74。 cq 阿隆（Raymond Aron）著，呂一民、顧杭譯：《知識份子的鴉片》（南京：譯林 出版社，2005），頁218-19。 cr 富里迪（Frank Füredi）著，戴從容譯：《知識份子都到哪去了》（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5），頁33。 cs 學者魏永徵和周澤向國務院提出撤銷工信部行為的建議，並向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遞交〈行政壟斷違法舉報信〉；北京律師李方平則向工信部提出了相關信息公開 申請和聽證申請。他們依據自身的相關知識話語，提出了詳細清晰的批評意見和批 評理由，表現出較強的建設性。參見〈學者律師質疑預裝「綠壩」合法性〉，財經網， www.caijing.com.cn/2009-06-11/110182910.html、www.caijing.com.cn/2009-06- 11/110182910_1.html。 ct 「本尼特認為葛蘭西關於文化霸權的論述對文化研究產生了四個方面的影響。 一、它摒棄了把所有文化都看作某一階級階級性體現的階級本質主義。二、它使我 們對大眾文化的分析，既可以超越精英主義完全批判的立場，又可以超越平民主義 完全無批判的立場。三、它強調『文化實踐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闡述』的多種可能性。 使我們認識到某一文化實踐並不恆久地負載ƒ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含義。四、葛蘭 西對階級決定論的摒棄使文化研究能夠將視野擴展到文化鬥爭的其他領域，如階級 以外的性別、種族乃至年齡壓迫等。」參見羅鋼、劉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歷史、 理論與方法〉，載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0），頁18。 dk 〈前言〉，載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4。 dldm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5；175。 dn 南帆：〈符號的角逐〉，載《關係與結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9），頁243。 do 郭鎮之：〈關於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國際新聞界》，1997年第3期， 頁18、22。 dpdqel　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徐昕譯：《公共知識份子：衰落之研究》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頁355-56；323；47。 dr 王小波的小說如《未來世界》、《2010》、《白銀時代》等，突出表達了對未來時代 「技術恐怖」的擔憂。參見王小波：《王小波文集》，四卷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ds 劉擎：〈當代中國知識場域與公共論爭的形態特徵〉，載許紀霖等：《啟蒙的自我 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2007），頁274-75。 dt 約翰遜此書展示了知識份子作為「具體的人」的「文人無行」的一面，是對被「聖 化」的批判型知識份子的一種「祛魅」。約翰遜（Paul Johnson）著，楊正潤等譯： 《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ek 戈德法布（Jeffrey C. Goldfarb）著，楊信彰、周恆譯：《「民主」社會中的知識 份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3。 陳舒劼　福建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