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传承文化

对待传承文化，重要的不是认知，而是觉悟及毛泽东思想 其实，对待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及其体系，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都是十分重视的，更是一切革命家、革命文人把它提到首要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不含糊。只是悟性的早晚及深浅、智慧和手段的高明与笨拙区分而已，无庸赘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人口亿万、历史悠久的大国，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传承文化，是一个极其宏伟的体系。万千层面，万千体系，纷呈支脉，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蔚为壮观。或存储于纸墨、文字、音画，见诸于经、史、子、集，以及各种宪章、法纪、律令、、条规；或具象实物，现为琳琅满目的各种建筑、产业体系、生产工具、以及难以名状的万千产品；或表现为各种绝技、工艺、真传、诀窍、秘诀，口授身传，如影相随，相形领悟，感悟磨合，种种内容与形式，于世代更替中传承。虽然遭沧桑反复，时代变异，统治者灭杀，有的惨遭罢黜，有的自生自灭，以至于存储失落，学派不存，精华散失，也不计其数。然而，终因世代皆有才人出，而使各种文化向前扬升、积淀，在显存的有文字记载、文物发掘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发源和奔腾之势，有中华原本的独创始发，又有脉承的分支演绎拓展，还有时代的研学创新，更致力于广收博览，兼容人类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敢于摈弃各种糟粕，形成中华新智慧、新思维。丰富自我，弘扬人类；崇我而非自大，化习并不忘本。历经几千年来的磨洗、积淀、传承、催新和发展，集五十六个民族之治，凝聚为大中华民族的国魂，如日月中天，高照人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抗御自然灾害、抵侮外来侵略、革新图强、立家建国、奔向大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源、流、承、传，无论是从历史发展上，还是从内容体系上，岂是儒家孔学可以概括或替代得了的。例如，《周易》又称《易经》，产生在五千年以前。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智慧典籍，集中了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数学等知识。《周易》表面看来，似乎是一部卜书。其实，这是在阶级统治的特定条件下，作者为了逃避帝王的迫害，用高度智慧创作的伟大作品（见老艮著《周易·宇宙·时空》，香港新威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一版）。《周易》视图揭示了“天地之道”，卦符只是一种“密码”，用以表示“天地之道”演变的“象”。古传所谓画有河图、洛书的“天地之道”，原来就是“周易太极图”。这部“周易太极图”，就是“粒子”形态的宇宙数学运动模型，演绎为符、象、理、验。所谓《周易》，“就是因为图中画有‘两条鱼’而称‘河图’；画的是‘时间周转’、黑（阴）白（阳）交易形态而名‘周易’。”（见上书第340页）《周易》告诉人们，天地万物，无不因为内部固有的阴阳（即归根结底事物内部固有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消长而引起的变化、发展和消亡。因而，万物这种变化、发展和消亡，是有规律和趋势的，是往复向前的，具有特定的相对性、阶段性和相互转化性以及表征性，是完全可以认知，也是一定可以预测的。根据事物的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人们只要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变动的规律和前进趋势，抓住机遇，采取相应的对策，改变或避免有关条件，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赢得时间，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或者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这说明，中国人对于宇宙及其变化的认知和感悟，要比西方认识和感悟的“大一统宇宙”理论早几千年。计算机的发明和进步，就是从《周易》这里获得二进制原理，而使人类长上了智慧飞翔的翅膀，妙用无穷。 与《周易》齐名的还有《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散文集，记载了我国虞、夏、商、周四代君臣的言论和事迹, 涉及政治、历史、法律、文学、道德和宗教等领域，极具科研价值。其中《洪范》这部著作，据《史记·周本纪》的说法，记述了箕子回答武王“问天道”的故事。《洪范》阐发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运行说，指出五行运行必须遵循天道而不可违。这是“我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因为古欧洲、古印度有类似的物质元素说，却不见“金”的字样，说明我国最早发现金属并学会了冶炼术。《左传》、《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史、人物传，那里记载了我国许多大政治家的言论。今天看来，仍是那么富于灼见而光芒四射，令人感慨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远见卓识。例如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史墨提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晏婴提出“和”“同”的概念，以为政治运转不得有误。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要求统治者按“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管子·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 还有《黄帝内经》，也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又一部智慧典籍，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如果说，《周易》讲的是世界，是社会，是客观世界，属于宇宙宏观、人类的外部、社会生活。那么《黄帝内经》讲的则是天人关系，即人与宇宙、人与环境的生命关系，是人类主观世界，属于人的的物身、精神生存关系、发展条件及其人们生活、健康长寿应该遵循并掌握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生命学，生理学、病理学、药学、诊断学、医护学以及信息学、精神学认知，还有经络学、针灸学、气功学等等知识与理论，进而讲到做人、治世、执政、安民的许多道理。这种生命理论，要比西方生命学、生态学、环境学、持续发展学不知要早多少年，特别是还有中国特有的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可能改变人类科学认识的经络学、针灸学、气功学的知识和理论。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孔子学说，只是其中的一家，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医家、阴阳家、算学家、杂家，等等。比如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孔子对老子十分敬佩崇拜，曾经专程拜访过老子。老子当面批评他“骄气而多欲”，“态色与淫志”，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这使孔子明白了做人的许多道理，他向学生介绍了这次访问，大为感叹，惊呼老子是一条可以云游太空的巨龙。这些是有史书可查、可考的（例如《史记·孔子韩非子世家》就有记载）。老子的《道德经》，分为《德经》和《道经》两卷。讲的是世间万物的“变”和“辩”的表象、形式及其经验、认知和论理，涉及宇宙、生命、物理、政治、经济、学术、技术、治国、治家及战争与和平，军事与谋略，健康与养生，修身与养性，诸多方面，做出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万物变化、发展的许多规律性、趋势性认知。是国内外公认的辩证法的哲理巨著，影响极其深远。《道德经》在许多章节，还与《周易》相呼应。例如《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蓄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盖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里的“道”就是万物发生、发展规律，这里的“德”就是对事物的客观存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尊重。讲的不正是今天所谓的尊重生态规律、力图持续发展的理论，这样的大道理、大道德。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多么深刻而贴近啊！还有法家。先秦著名的法家有商鞅、荀况、李斯、韩非等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时、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走向统一、富强。中国历史表明，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强，最后由秦统一六国，所用的富国强兵术，就是法家学说。如果按照孔子的思想，中国恐怕也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是一个个自立为王的诸侯割据，难有后来越来越扩大的中国统一疆域。所谓商鞅变法，今天看来，也是秦国的一次文化革命起了先导作用。从商鞅到韩非子，所强调的基本精神，就是“法后王”，主张“以近知远”，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向后看。反对感叹礼崩乐坏，回到旧社会去。商鞅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正是以后法家所遵循的基本主张。此外，还有其他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农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其思想、理论，各有其光辉。难以一一尽述。 根据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理想、信仰、伦理、气质、胆识、玩强力及其审事、获求的取向、原则和方法的审视，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要找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核心，那就是崇尚大道（讲规律），崇尚大德（讲对大自然、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的宇宙观；强调遵循矛盾的运动规律推进事物的发展，以民为本，敬君子、远小人；注重天人关系，谋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讲究刚骨正气，舍生取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合乎潮流，顺时应物；相信事物的发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掌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玄机，懂得“物极必反”。这就是中国精神，中华国魂。 孔子的学说、思想，自成一家，有许多独到的好话、好思想、好主张。但是，其基本观，就是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而且这种向后看，不是要人们去挖掘先前文化中的革命的、积极的要素，提倡思想的解放、提倡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提倡创新、革命。不像法家那样，鼓励进取、改革、创新。也不像道家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孔子学说的最根本的思想，核心思想，集中起来就是克己复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的封建旧秩序，“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周朝那样的时代去。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竟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一千几百余年的独尊的传承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恰好证明，孔子思想，适应阶级压迫、封建统治，维护阶级长存、封建专制。与社会前进、与新的革命创造不搭边。不仅如此，他又特别强调中庸之道，倡导“学而优则仕”，反对“犯上作乱”，讲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般正直。按照这种思想，必然引导人们追求所谓“关系平衡”。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把青年引向不关心国家大事，一意注解、诠释、传承统治阶级的话语及故纸堆里的研究，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却不思百姓之苦，毫无舍己救人之心，虚伪卖荣，攀高求势，钻营当官做老爷，追求生活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反对改革、创造，进而压制敢想、敢干、图强、创新的所谓“异端邪说”，并充当帮凶、走狗，成为阻挡科技进步、社会改革、事业创新的大敌。应该说，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分析中，已经机智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既要看到儒家一统天下，它的历史成因、历史作用，也要看到它对历史的阻滞，以及后来的反动作用。深刻认识它是逐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劣根。对此，中国人民不能只是认知，而要觉悟；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要十分觉悟、根本觉悟！光觉悟还不行，还要呼唤同胞力求创新、进行文化革命。必须看到：孔子之道唯我独尊，本身是罢黜百家、压制百家的封建文化专制的产物，把儒家思想奉为所谓“正统”，并以此作为检验一切思想、学术观点的唯一，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家争鸣，否定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一些人们念念不忘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不思汉武帝及其后来的皇家，罢黜百家、压制其他思想、学术所产生的，当时及其以后历代中国人民因此所作的起义、反抗、革新，而遭到血腥屠杀的一桩桩悲惨事实。还要指出的是，为了罢黜百家、崇儒尊孔、维护封建专制，孔学维护者，对历史及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历、学说，有严重的造假，排他、扭曲、附会、伪托、移花接木，而对其他诸家肆意增删、评述、压制、毁谤、灭杀。比如，孔子对《周易》就有增删、歪批和扭曲的问题（见老艮著《周易·宇宙·时空》，香港新威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一版）。时至今日，一些共产党人不仅不能从中感悟，而且还听信一些人的“说教”，试图再次把孔学抬出来，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而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妖魔化，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狰狞可恶的嘴脸！毛泽东一生苦苦为求证、认知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奋斗；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传承文化的最高、最全面、最好的求证、认知、继承、革命和发展众所周知，进入19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民从深沉的民族灾难中，开始了文化反思。在近百年的落后挨打、苦难连连的岁月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雄狮猛醒，悟出了“先生原来欺侮学生”（毛泽东语）的道理，终于跟上时代的步伐，开始了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人和现代仁人志士，批判继承了中国传承文化，同时，接收了人类最光辉的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先进的思想成果、科技智慧，总结并提升了许许多多新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为中国传承文化的革命及其新的中国革命传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新的瑰宝，从而大大丰富和填充了中国传承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从广义文化本质上说：革命就是打破旧的文化传承，创造崭新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传承。毛泽东的一生，苦苦地为着求证、认知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奋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著述、言论，特别是其理论高度性、彻底性、影响力和作用力，在国内外传播有超过毛泽东的。毛泽东是一位全才。毛泽东首先是一位勇往直前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一心一意要改造中国与世界。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河波浪式发展，因为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坚信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刻苦读书、眼睛向下，体察民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善于发现新问题、新事物和总结经验，能够驾驭中国航船，又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大师、中国文化大师。毛泽东是通过大浪淘沙、历史比较，而被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推举出来的导师和领袖。历史证明，正是他的理念、睿智和领导艺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快速地节节胜利，中国人民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历史也同样证明，而一旦离开他的思想、路线，革命就遭受挫折、失败，中国人民就要吃苦，在人前直不起腰来。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最崇敬、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领袖。中国传承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都可以从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及其物质创造，在其诗文、著述、演讲、批示、笔记、电报、为人代修的文稿、演讲、对话中，找到其闪光的智慧，以及那源于中国传承文化，而又不拘泥传承文化的思想脉络，还有那如海纳百川，积极吸取世界上一切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的胸怀和胆识，批判地继承了国内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进而造就了崭新的具有人类共性和中国个性相结合的新中国文化，令世人为之叫好。 毛泽东是中国传承文化的最执着的观赏者，最深刻的辨析者，最勇敢的批判者，最明智的继承者，最伟大的光大者，以明澈而深远的方向、广博而畅达的胸怀、犀利而敏锐的目光、超常而新颖的智慧，提出对中国传承文化，必须去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普遍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同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成果和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新鲜的精神积累，特别是那些历史的曲折和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留下的惨痛的教训，促使中国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伟大变化，富有创造性地锻造了崭新的中国传承文化——毛泽东思想，进而大大推动了中国传承文化的革新改造与科学发展，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代，成为新人类解放的旗帜。毛泽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将中国传承文化推向世界，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根本贡献，就是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指导，变成观察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的观世论、认识论、实践论与方法论。在毛泽东看来，各个领域，各个社会、各种事物，只有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矛盾的不存在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总是根据一定的条件向对立面转化。因而使事物成前进或后退的趋势。决定事物的性质及其前途的，不是矛盾的“合”力，而是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力。共产党人的聪明，就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矛盾运动做出具体分析，认识矛盾转化的条件，使自己的行为具有预见性、自觉性，力克盲目性、推着干。经过毛泽东创新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具有四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人民群众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二是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历史观；三是一以贯之的矛盾发展论；四是勇于创新的不断革命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既是智慧之源，又是力量之源；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人类智慧的主体；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他为人民服务；根据对立统一矛盾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随时调整主观不与客观不相适应的行为，坚持不断地创新思维，不断地推进中国人民继续革命。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宇宙观，完全统一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和认知，以及事物因为固有矛盾而运动不居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强调进取、创新。根据这种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认知和阐发事物，必然体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分析与思维的逻辑性、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与事物前进发展的历史性高度一致。在毛泽东看来，“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宇宙观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彻底的辩证法。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概莫能外地，在毛泽东的论理中获得了统一的、圆满的解释。正是这样，使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勇气和创造性。毛泽东能够出神入化地把复杂、艰涩的哲学原理和理论，深入浅出地，变成一般老百姓能够读懂弄通的语言。“一分为二”、“不破不立”、“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斗争哲学”等等，这些通俗易懂的哲学语言已经深入中国人民心中。将它们运用于实践，也就实现了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互相转化。这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世界震惊成就的秘密所在！ 毛泽东强调理论的自觉与行动的科学统一。一方面将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贯穿于实际工作之中，把它变成了改造自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指导方针、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毛泽东独到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战争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文艺思想、创作思想、教育思想、医疗卫生思想、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