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焦虑看《孽子》

从精神焦虑看《孽子》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戴燕  指导老师：李冬梅 摘  要    白先勇作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代作家之一，作品深受西方存在主义文学影响。其代表作《孽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性氛围，各色人物，无论男性、女性，还是“第三性”的同志皆迫于压力而普遍患有精神焦虑倾向。究其原因，一则源于变革时代的激烈动荡给人们造成的无所适；二则与作者本人繁复的经历及矛盾纠结的内心世界密切相关。 关键词    《孽子》，精神焦虑，人物，同性恋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modernistic novel in Taiwan,Bai Xian yong’s composit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His representative work Crystal Boys is the first novel about the homosexuality.It is a tragedy.People in the novel become indecisive and anxious because they can not adapt the intense change of environment.By analyzing Fu Chong shan,Li Qing’s mother,Mr Sheng and A Feng,we can easily find that people no matter they are male,female or homosexuality all have the anxious spirit pressure.The spirit anxiety in the literary relate to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Crystal Boys,Spirit anxiety,Character,Homosexuality 绪论 白先勇的经历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代人。他在不同的时间段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和外国文艺理论的主张，并且亲身感受过中西方不同文化和价值取向的碰撞。因此，大多数学者将对白先勇的研究重心放在了佛学、存在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方面，并用他和这些理论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解析其作品的精神实质。在对他至今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基于某种理论去解构其中对于同性恋灰暗社会的描写及其背后边缘人物与主流社会的对抗，揭示这些悲剧人物身后所映射出的时代感伤。但很少有人对于该作品中悲剧产生的原因给予明确的解答，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话题。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孽子》这样一部世情小说，研究角色悲剧的根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作品的思想内核。 以现代诗为发端的台湾现代派文学占据了六十年代主流文学的地位，深受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它主要提倡的是表现自我，着重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并进行自我省思，强调描写潜意识，具有鲜明的反理性倾向。白先勇就是代表作家之一。 从艺术特色上讲，白先勇惯于用悲悯的眼光看现世，再将其内省的感想付诸笔端。这就使得他的文学作品经常将视线焦点对准平民大众，去展现属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且大多蕴含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让人即使深陷命运低谷也不放弃对理想的追寻，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他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被时代和社会抛弃的落魄者，以及游离于灰色地带不被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主流意识所接受的边缘人，使得他的作品在选材上就不同于其他作家，显得特立独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白先勇在《孽子》中用他深沉的悲苦和爱怜描写这一被社会所忽略的群体。那是一群在黑夜里彷徨的“青春鸟”们，向往着自由，却被苦难深深束缚住，匍匐在社会的底层无尽哀鸣。作为第一部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孽子》是“第一次一个作家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严肃而认真地把同性恋者的世界呈现出来”「1」，从而具有了其他同志文学无法拥有的魅力，使其他同类型作品无法望其项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从表面看，《孽子》“它写的是同性恋王国，同性恋者的失落与追寻，同性恋者的社会伦理”「2」，但从深层去分析，作者是通过描写同性恋故事，意在展现整个台湾社会在时代变迁的震动中迷失自我，寻求解脱的挣扎与绝望。《孽子》一文的主人公普遍面临着生命悲剧的不可抗力，无论是身居高位，能玩弄他人命运于股掌的傅崇山这类上层人士，还是像阿凤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压迫剥削的穷苦百姓，都一样逃脱不了内心焦虑所带来的悲剧命运。在“第九条好汉”面前，无关阶级，无关身份，无关性取向，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犹如困兽般的焦躁和不安，寻求一个逃生的出口而不得。但又是由于他们的阶级、身份，以及性取向的差异，那些人物身上具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焦虑又是不同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焦虑存在于自我之中，而自我常会受到现实的威胁、本我不合时宜的冲动的困扰和超我的制约，根据其不同的来源，焦虑可以分为三种：现实的焦虑、神经症的焦虑和道德的焦虑。”「3」因此，具体联系《孽子》中的角色就能很清楚地归纳出来：处于被欺压、侮辱地位的李青之母她的精神焦虑源于现实生活的压力；作为上层人士的傅崇山，他的精神焦虑来自于道德层面；而身为同性恋者的阿凤和盛公，他们的精神焦虑就要归根于神经症上面，是一种自我压迫。 一．被“他者”化的女性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第一次提出了“女人是他者”的观点以及对这一观点的追问，即“为什么女人是他者”「4」，进而分析探讨女性成为“第二性”、“他者”的原因，认为关键不仅是女性不能在经济上独立而造成其依附男人的地位，而且在于“几千年来父权文化下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全部观念和事实的集合在女性的观念世界和生活选择中衍生出的‘第二性意识’或‘他者意识’”「5」。男性长久占据着主流社会的话语权，其所表现出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最终都加诸在女性身上，使得女性被不断地边缘化。男性不停地实施中心权利的压力，他们制定的规范成为了女性评价自我的唯一。男性不仅压榨女性的劳动力，更是严格控制了女性的思想和灵魂，使女性彻底成为他们的附属品。 李青之母就是一个“生活他者”的形象。她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精神与肉体均倍受摧残、蹂躏，且为生存痛苦地挣扎。她年轻过，美丽过，却最终在生活的打压下屈服，提早衰老。她并非没有抗争过，虽然身世和来历都暧昧不明，但她确是从乡下逃到了台北并嫁给了李青之父。随后她又追寻所谓的幸福，跟着一个歌舞团的喇叭手私奔了。中间主导她决定改变的原因就是承受不了来自生活的压力，她不安，她不满，于是，她出走。她和大多数红颜一样，虽然没有成为祸水，却饱受生活的苦难，最终老死在又脏又臭的病床上。 虽然李青之母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她永远挣扎在别人的生活之外，没有主导权，即使私奔也是跟随男人的脚步而去。《孽子》中这样的女性角色并不鲜见，小玉的母亲和表姐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弱势群体，但她们要比李青之母幸运得多，一个遇到了好男人，一个还有青春。这些女性在现实面前，固然曾经摆出过与之抗衡的姿态，但都毫无例外地在他者的身份下压抑了自己的欲望，无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与其说她们是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不如说她们是屈服在男性主流社会给予的生活压迫和精神压迫。现实加诸在她们身上的，就是男权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 二．饱受良心谴责的“慈父” 纵观整部《孽子》，父亲形象不一而足。有坚决反对，将儿子赶出家门的李青之父，也有虚情假意，不负责任的小玉之父。而傅崇山则扮演了一个慈父的角色，代表社会主流和传统道德对孽子们进行了宽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李青之母的人。从杨教头的谈话中，作者清楚交代了傅崇山的地位与经历。这种写作方式存在着一箭双雕、一写两用的功效。这里作者借杨教头的嘴明着是在向李青等人介绍傅崇山，实际是让具有全知全能视角的读者对他有一个全面了解。这个杨教头口中“有名的大善人”「6」，出身部队，原先当过官，在军界大家都卖他几分老面子，并且还是一家纺织厂的董事长，可谓名利双收，生活自在。但就是这样一个上层人士，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伤疤，不能触碰。那可谓是他人生中唯一的污点和伤痛：儿子傅卫。傅卫也是年轻有为，却因为特殊的性取向让父亲蒙羞，最终选择了自杀了结自己。 正是有了这么一个因由，傅崇山的内心附上了一层道德的阴影，时常反省自己，懊悔不已。他原可以安度晚年，享受人生，却在愧疚的折磨下过早退出社交舞台，过起隐居生活。这还不是最悲惨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结婚生子是为了继承香火、有人送终，傅卫的早逝让傅崇山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时刻生活在道德焦虑中。他最终明白了自己对儿子的残忍，可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帮助弱势群体上面，如灵光堂中的孤儿，台北公园里的“青春鸟”们，“他帮助公园里的孩子，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心。”「7」即使衣食无忧，但傅崇山在良心的谴责下没有出路，苦不堪言。傅崇山和龙子的对话，是龙子对父亲积怨了十多年的控诉，但傅崇山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正视了龙子的痛苦，并慢慢引领龙子打开心结，反过来正视父辈的痛苦，这就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自我救赎。他以父亲的身份宽恕了那些貌似离经叛道的孽子，也渴望用自己的理解和善行获得孽子们的宽恕。 三．在放逐的归途上行进的“青春鸟” 《孽子》中那些同性恋的孩子们热爱生活，相互友爱，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并且不屈不挠，至死方休，其间表现出的坚忍与毅力让人动容。流落到公园里的“青春鸟”，大多是可怜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与伤痛，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刻，更没有闲情去进行自我定位。内心衍生的模糊感，在为生存奔波的时候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可一旦静下来就容易导致精神混乱，结合身世伤感引发悲剧。阿凤的死亡，就是最好的佐证。他在公园里绝对属于传奇人物，他的个性，他的经历，从来都让人津津乐道，哪怕是他的死亡，也是以那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展现。他与王夔龙的爱情虽然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却整整鼓舞了几代人。他聪敏过人，外形俊朗，天生有一股狂劲和傲气。无论王夔龙对他如何好，也不肯安分过日子，经常出走勾搭别人，因此才使得王夔龙发狂将之杀害。他迷茫，他慌张，他永远没有安全感，只有死去才能停止他的脚步。他用一种狂风暴雨式的席卷姿态，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也耗尽了自己的光热。 阿凤犹如英国古老传说中的荆棘鸟，啼声悠扬动听，举世无双，但它一生只鸣唱一次。从它离开巢穴的那天起，就永不停歇地寻找世上最长的荆棘。当它找到时，就奋不顾身地将自己的胸膛朝着最长最尖的刺撞去、在最深最刻骨的痛中，引吭高歌，以它的生命换取世上最美丽的歌声。阿凤曾经有获得幸福的机会，但他放弃了，并且是一次次地放弃，从不回头。他的内心有一团烈火在燃烧，脑中有一个声音在引导。他不属于任何人，他终归要回到来的地方。他永不停歇，一直在路上。“你们是一群失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8」或许郭老的这句话是对这些永远没有回归感的流浪儿的最好注解。 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返归起源、寻求归属的意识，以及对生命有限性的自然焦虑，是极其强烈的两个相关方面。”「9」对于那些已经年华不再的老“同志”们而言，追逐一批又一批“青春鸟”，正是在排解自己内心的焦虑，寻找最终的归属感。他们大多有一个光彩体面的过去，而如今又衰败年老，“今非昔比的感伤、年老落寞的凄凉使他们无法释怀自己美丽、灿烂的青春，以及曾经辉煌的历史，于是他们只好通过金钱和物质财富外加自己的关爱，来获得各自所垂青的男孩的感情和肉体，他们的性心理和扭曲的人格决定了他们难以走出这种声色追逐的怪圈。”「10」 以盛公为例。他是圈内人，年轻时是知名的电影明星，因此他有能力经常开舞会，包养男孩子。但他时常对着稚嫩漂亮的脸庞哀叹自己的过去，夸耀曾经拥有的年华和光环。他捧男主角，在对方的身上寻找自己当年的影子。他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过去，对现在完全失去期待。他在幻想中完成自我升华，把自己想象成“青春鸟”，把以前的公园，后来的安乐乡当成精神乌托邦，这变成了他被人生岁月放逐之后浮出家园意识的象征。 老一辈的“青春鸟”被岁月放逐，年轻一辈的“青春鸟”则是被社会和家庭放逐。老一辈已经不需要选择，因为岁月帮他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但年轻的青春鸟们却必须为自己不同的性向做一个痛苦的选择：或者永远惨烈挣扎在父亲施与的心灵煎熬和拷问的痛苦中；或者放弃自己独特的情感取向回归世俗社会。不然的话，李青们永远找不到自己光明正大走在街头的理由，只能活在阴影下隐藏自己。正如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11」这就变成了所有同性恋者的两难抉择，在焦虑中不停追寻。他们想寻找一个出口，一个归途，可惜前方一片迷雾。他们在不安和摸索中前进，在孤独和绝望中挣扎。 通过上述典型人物的分析不难看出小说中整体存在着焦虑的氛围，探究其产生的根源，可以从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经历中窥得一二。 精神焦虑的概念属于心理学范畴。焦虑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特殊情绪，极大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焦虑源于恐惧，是恐惧的一种特殊形式，“当恐惧源是模糊的或受到压抑时就表现为焦虑。”「12」也就是说，当人受到外在未知事物的进攻并无力抵抗时就会产生焦虑。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个体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遭受到创伤性的变化，使得他一贯坚定的信念受到怀疑时，这样的不统一状态就会让他觉得无所适从，体验到深刻的焦虑。“他必须努力在自己心理内部找到勇气和力量的核心，作为重大抉择的标准，以免产生人格萎缩和病态焦虑。”「13」 现如今的经济发展，个体完全依赖于社会。源于这种长期的依赖，人们的内心是稳定而踏实的。“强烈、高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动、社会群体利益的大规模调整，不断的分化整合触动了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民众。”「14」随着经济体制、人事、住房、医疗保险及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个体独立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多。社会改革的未确定性和个体风险的难以预测形成了个体的社会焦虑。大量人群承受焦虑的精神压力后，形成社会张力，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因此，当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被迫伫立于时代的夹缝之中，面对未知的前程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内心深处的精神焦虑随之泛滥。 《孽子》的创作背景就面临着这样的时局变革。《孽子》从1977年开始连载，到1983年出版单行本。事实上从小说的“放逐”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1970年的夏天。台湾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从封闭的农业经济向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换。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台湾变得更加都市化。传统的文化体系与道德规范遭遇质疑趋于崩溃，人们大多面临着寂寞、空虚与焦虑的精神危机。于是人们开始对现代主义的思考方式、对工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进行客观、全面的探索和评价。长篇小说《孽子》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孽子》中生存危机的多样表现正是这种荒谬的个体存在情状的写照，白先勇由此而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15」在机械文明和商业异化的双重挤压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各种恐惧、孤独、浮躁、疲惫的现代病日益侵占了人们的精神领域，让那些焦虑的人们只能在痛苦中辗转难眠。 事实上，作者白先勇身上也存在着深刻的焦虑倾向，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他幼年随家辗转于重庆、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从小就尝到了漂泊离乱的滋味。此后，少年时因肺病被迫隔离，更是让他生性敏感容易伤怀。一面是门庭若市的繁华，一面是离群索居的萧瑟，两相对比之下，让他对于人世盛衰和生命枯荣有了切身的体会。“这种孤独体验培养了他耐心细致的观察力，也促使他后来养成了从荣华富贵里看出荒凉颓败的空空道人意识。”「16」所以，白先勇的笔下多描写过海迁台的贵妇军官、仆从老兵，以及置身异乡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能从这些人身世飘零和环境变换的遭遇中体会同样的孤独和苍凉。 由于家教关系，白先勇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基，早先就很着迷《红楼梦》一类的古典名著，所以他的性格中有着中国文人儒士的成分，骨子里带有尊重传统的保守气质。但等他青年赴美留学后，地域的变换引发了漂泊意识，无以归属的心灵世界导致严重的身份认证困惑。他在双重的文化身份面前犹豫徘徊，“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却无法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自幼浸湮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却被迫与传统文化隔离”「17」。白先勇强烈意识到，像他这样的迁移者已经陷入失去存在根基的焦虑中，“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18」。白先勇的内心强烈要求有一个价值向度来摆放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归属，此时他遇到了存在主义。 白先勇与存在主义之间既默契又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为人处事还是写作论道方面，存在主义的理论思想对白先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白先勇来说，对存在主义的持久兴趣来自一种境遇的相通和自我认同建构的需要。”「19」白先勇接受了存在主义宣扬的时间焦虑理论，在他的小说中时常流露出人世无常、生命短暂的悲观主义。而存在主义也给白先勇提供了体察自我境遇肯定自我的精神凭借。这从白先勇在青年时代就对自己与众不同的性向特征勇敢承认上面就可见一斑。当然，作为白崇禧之子的白先勇，拥有这样的性取向绝对是不被家族肯定的，所以他身上的压力和焦虑就不难理解。 《孽子》作为一部“情感复调型”「20」的长篇小说，是借由一个叙述者贯穿全文，不断穿插各种人物的故事，展现他们的内心和情感。李青作为这样的一个观察角色，完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体现了身为一个独立人物的价值。借由他的视线，《孽子》中人物的自我探索、自我挣扎都跃然纸上。那些“孽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了出卖最原始的身体资本，隐藏了可能出现的稚子和赤子心。内外交困的境遇难免让人产生精神交错和思想混乱，置身在繁华尘世中的异化感、疏离感与荒谬感更加凸显出人物在特殊临界境遇下的伦理选择和存在意义，生命本体遭受精神压迫后产生焦虑也就不足为奇。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外在压迫，我们也应该坚持本真的自我，抵制外来压力的侵蚀，防止自我倾斜和主体消隐，即使内心存在着焦虑、不安和茫然，们也应该拥有一种反观自我切身困境的视野和勇气，获得一种在不解和失败中依然执着找寻希望的行动观念。逃避和崩溃只能成为弱者的代名词，不成熟的表现。在尘埃中追寻阳光，才是真正的勇士所为，值得肯定。 注释 「1」乐牧  《敏感的电影，不敏感的电检——评〈孽子〉》，载台湾《当代》，1986年11月第七期，第56页。 「2」陆士清  《悲悯的追寻——评白先勇的<孽子>》，In主编《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建省：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24页。 「3」叶浩生  《西方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83页。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0页。 「5」方珏  《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36页。 「6」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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