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好为天下游，惟有那“白浪滔天”

毛泽东一生好为天下游，惟有那“白浪滔天”的大海对他是一片陌生的景象，尽管他书写过很多关于“海”的诗句，但真正融入大海、并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的是著名的北戴河，那里倚山面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激发诗兴和诗情的好地方，诗词上阕开篇“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天上之水与海空之浪交织一体，似乎整个宇宙一片水势浩淼，铺写出了大海的辽阔和雄伟、幽险和悲壮，继之“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由实而虚，引领着诗人无限的想象和无尽的思绪，以牵引出下阕的“ 往事越千年”。毛泽东正是借这壮丽而幽深的景象，抒发出积郁在胸中的壮怀激烈;由此可见，伟人胸襟和诗家情怀相得益彰。 如果说上阕是借景抒情，那么下阕就是借古言今。毛泽东一生喜好臧否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一代天骄”，他仅用“惜”、“略”、“稍”低调处理，而对于既有文治武功英名，又执魏晋诗坛牛耳的曹操，似乎还未及进入他的艺术天地，1954年的盛夏他终于和曹操“会面”了。公元207年9月，曹操在这里留下了征讨乌桓的赫赫战功和《观沧海》、《龟虽寿》等千古名篇，可谓功成名就而意气风发。毛泽东对此只用意味着不过如此的“萧瑟秋风”轻轻一点，就将这位一代枭雄“托遗响于悲风”;也就是说曹操有“魏武挥鞭”的英豪和“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儒雅，这里，尽管从个人情趣上两位诗人惺惺相惜，从人生境界上两位伟人遥遥相应，但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毛泽东再一次将睥睨群雄的眼光和傲视千古的气度放在了历史的制高点上。于是人民领袖雄视千古的气度和浪漫诗人豪情万丈的气势交相辉映，再一次展示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范。 如前所述，毛泽东是政治家式的诗人和诗人式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他人格结构的深处存在着“政治家毛泽东”和“诗人毛泽东”，虽然这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统一了，但是在他的现实世界中却总是分裂的。或者说，在推翻旧世界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正是依仗这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超常式的浪漫激情，翻越雪山，跨过长江，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他又在他独特的“战争文化思维”的指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大跃进、高速度，高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实施“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壮举，然而实践证明:诗意激情也许能够尽快地推翻一个旧世界，却不能很好地创造一个新世界。研究家说道:“当毛泽东晚年不自觉地用诗人气质来从事政治实践，混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想象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历史与今天、革命与秩序之间的必然差别的时候，他那诗化的性格又为自己的事业写下了一大遗憾的败笔。”[4] 这种政治家与诗人的思维乃至人格天平的倾斜，导致了毛泽东晚年的历史悲剧。但是他决不是第一个，从屈原开始，贾谊、陶潜、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李后主、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欧阳修„„一直到现代的郭沫若，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文人的人格悲剧史。在从政与为文的选择上，他们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之路，而最初的“修身”又是“子曰诗云”的审美陶养，遂奠定了他们的诗性人格、文人气质和审美胸襟，而一旦把这些艺术思维和人伦修养用于以后的“治国平天下”则难免率性而为或意气用事，即用艺术的方式来从事政治的运作，用书生的意气来管理国家的政务 ，于是格格不入的尴尬、方枘圆凿的错位就如影随形般地产生了。对此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5] 诚然，政治家与诗人有着天然的矛盾:政治家重理性、秩序、整体、实利和稳定，而诗人则重感性、自由、个性个体、想象和创新。 的确，毛泽东也难以超越历史的宿命法则，实际上探讨这个现状、原因和结论不是本文的要旨。我们感兴趣的是解析毛泽东诗词中的“白雪”、“寒秋”、“昆仑”、“长江”和“大海”等几个物象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从而领略他超凡的人格魅力，进而走进他独特的生命世界。无可否认，我们面对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毛泽东:他一方面处于政治家与诗人的两种人生选择境地，这里他有选择的自由;他另一方面又处于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两个历史阶 段，这里他又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他是一个“熊掌”和“鱼”都要兼得的奇人与超人，可是历史的运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似乎他晚年的悲剧就是“命中注定”的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悲剧现象说明，毛泽东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指点江山”的领袖，也不仅仅是狭隘理解中“激扬文字”的诗人，他的留下的人生足迹和选取的诗歌物象展示了他的复杂和矛盾，而这种集多元的复杂性和二极的矛盾性于一体的毛泽东——空前绝后、卓尔不群的毛泽东，才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真实而超绝的生命～我想，这才是毛泽东的魅力和毛泽东诗词吸引我们“永远也说不完”的奥秘所在。 时间的流水，冲不走您留下的记忆，因为您已成为不灭的航标灯，照耀着民族未来的航线„„ 岁月的风沙，卷不去您刻印的足迹，因为您已溶进苍茫的地平线，耸立成人类永恒的丰碑～ 啊，毛泽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位东方的巨人，一代浪漫的诗才～ 四、贺敬之，谁在“放声歌唱”, 在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群落里，有着一大批如如李瑛、闻捷、严阵、张志民、韩笑等，而贺敬之和郭小川则被认为是这一“诗体”的主要写作者。因此，提到当代政治抒情诗就不能不说到贺敬之，提到贺敬之就不能不说到人民文学社1961年出版的《放歌集》，提到这本最能代表他风格的诗集就不能不说到其中的《放声歌唱》，于是，究竟是谁在“放声歌唱”这个似乎简单明白的话就变得不那么简单明白了。 是谁在“放声歌唱”,当然是诗人贺敬之。他的政治抒情诗主要表现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成就突出;不仅视野宏大，而且目光敏锐;不仅想象丰富，而且激情澎湃。时代的重大事件，革命的主流意识，人民的万丈豪情，总要构成他诗歌激情飞扬的旋律、热火朝天的豪情、铿锵有力的节奏和排山倒海的气势。于是《回延安》赞颂了延安的历史功绩;《雷锋之歌》挖掘出雷锋精神的时代精神;《十月颂歌》是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伟大的祖国》歌颂了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东风万里》表现了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十年颂歌》赞美了祖国的巨大变革。贺敬之的诗歌是时代的颂歌，他是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歌是人民心声，他是人民的琴师。 因此，就他的诗歌写作的文本看，是诗人“我”贺敬之在歌唱，就诗歌传唱的语境看，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歌唱。现在以《放声歌唱》这首为例来来解读其中的的“我”与“我们”的关系及其转换的奥秘。诗歌第一节就出现了两个抒情主人公:“我”和“我们”。 我们祖国的 万花盛开的 大地， 光华灿烂的 天空～ 你，在每一天， 在每一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