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兴起原因[试题]

义和团的兴起原因[试题] 義和團的興起原因 一、列強瓜分中國 1894年,日本向華發動戰爭,戰勝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並割佔了遼東半島。俄國聯同法國、德國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予中國。自此以後英、美、日為一方,俄、法、德為另一方的幾個大國爭霸,他們以「租借」為名,強行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 首先是俄國,於1896年,脅誘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當中規定中國允許俄國越過黑龍江,在吉林建造一條鐵路以達海參威,1897年德國以鉅野教案為由佔領膠州灣,1898年俄國逼清政府相繼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和《續旅大租地條約》,全權控制旅順口,大連灣等,1899年法國逼清政府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在廣州灣設立海軍基地,為抗衝俄國,英國在1898年與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強租威海衛和其海面附近島嶼。 而美國由於正忙於美西戰爭,所以在列強瓜分中國的鬥爭中慢了一步。因此在1899年9月至11月,分別向各國提出《門戶開放宣言》,強調「機會均等」和「利益均沾」的原則。《門戶開放政策》雖使中國免受瓜分,但中國主權已盡失,到處都是列強的勢力範圍,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人民同仇共憤,先後奮起反帝救國,終爆發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二.經濟方面 甲午戰後,列強瘋狂向中國輸入資本,嚴重破壞中國本土工業,尤其是華北地區受害最大。帝國主義主利用以下方式輸出資本, (1) 政治貸款,自1895至1900年間,清政府所借外債達451,000萬兩白銀,為當時 國庫收入的5.5倍。清政府為了償款,除了把海關收入和部份內地稅作抵押外,還 將沉重的債務負擔加在人民身上。由於北方經濟遠不及南方,故此北方人民自然更 是苦不堪言。 (2) 開設銀行,甲午戰後,帝國主義除了把舊有的匯豐銀行、橫濱銀行等加以擴充外, 還設立華俄道勝銀行,並在各地開設分行。1898年,華俄道勝銀行吸收了中國政 府的股份,除一般業務外,還負責代收中國各種關稅,經營與政府有關的企業,鑄 造貨幣等,為俄國控制中國,特別在東北地區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嚴重破壞這些地 區國民經濟的發展。 (3) 修建鐵路,甲午戰後,列強在華奪取了長達6520哩的鐵路投資權,集中在中國北 部。其中有俄國的中東鐵路和其支線南滿鐵路,德國的膠濟鐵路等。這些鐵路所經 之地,大量土地被佔用,民房,甚至整個村莊被毀,灌溉水道遭破壞,嚴重影響這 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並使運河和內河運輸業蕭條,大批舊式運輸工人紛 紛失業。 (4) 設廠開礦,從1895-1900年間,列強在華設廠933家,開採礦山七處。這些外資 不僅直接剝削中國人民的廉價勞動力,而且依靠其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打擊中國 民族資本,許多本地廠礦都因而面臨破產邊緣。 與此同時,列強亦增加了對華的商品推銷,當中尤以北方更為嚴重。拿華北地區的進口貿易額為例,在甲午戰前,它只佔全國進口總值的3%,至義和團起事前夕已接近全國進口總值的9%,而其出口貿易在全國出口總值中,亦由4.9%下降至3.5%。這說明洋貨日漸控制華北地區的市場,進一步破壞華北農村的經濟,加速了農村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的破產。 以上可見列強不斷輸入資本和商品中,以華北地區首當其衝,失業人數持續增加,人民日益貧困。加以,當時整個北部政治腐敗,官吏貪污使水利失修,造成黃河連年泛濫。而且1899年,黃河流域六省大旱,使人民生活更苦;由此產生的失業大軍和饑民,對所有災禍都歸咎於列強的經濟侵略,仇外情緒越來越高漲,亦埋下義和團排外的伏線。 三.洋教侵入 19世紀末,在中國的天主教,耶穌教,東正教等外籍傳教士共3200多人,共建立教區40個,教會60多個,入教者達80餘萬人。這支龐大的教會勢力,在甲午戰後積極為列強瓜分中國服務。他們一方面把搜集到有關中國各方的情報送回國內,另一方面他們亦為其政府物色侵略基地,並製造侵佔借口。如德國天主教在山東的主教安治泰,早在1896年便慫恿德國瓜分中國。 此外,他們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各地傳教士無論有無官爵,都能與各省大吏抗衡。有的省甚至出現了「教士,教民與地方官並坐公案」的現象。1899年,清政府在傳教士的壓力下,竟然簽訂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規定『總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同,應准其請見督撫。倘主教有事回國或因病缺席,護理主教事務之司鐸准其請見同司道,其餘司鐸准其請見府底州縣各官,即督撫司道府底州縣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禮答。』,章程還特別注明地方官所接見的教士『均應泰西人充當』。這規定顯然是抬高了他們的身份,助長了他們的氣焰。為了方便勾結官府,如河南南陽靳崗教堂還加蓋了大官廳,二官廳,專為接待不同身份的官員。 各地教會又利用流氓櫌教徒咆哮公堂,干預詞訟,更甚者私設刑庭,欺壓人民。如山東省汶上縣的教民在外國傳教士指使下,「聚百餘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勒索情事」。但在帝國主義的高壓下,地方官處理教案時往往偏袒教徒,使人民更為不滿。這些情況在列強的勢力範圍更是猖獗,激起人民更大反抗,種種不滿終在1900年引發義和團反洋運動。 四.政治方面 慈禧太后與光緒早在甲午戰前為操縱朝政而矛盾重重,並形成了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兩派政治勢力。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囚禁光緒,鎮壓維新派和帝黨,重新控制了整個朝政,但英國仍然支持光緒,並助康有為等逃走,希望光緒有朝一日復出,組成一個親英政府,慈禧太后故此想謀害或廢除光緒,但遭英,日等國干涉而未能實現,而中國與英,日等國之間的矛盾亦愈大。 1899年底,慈禧太后採用親信榮祿的計策,密謀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為「大阿哥」,並打算在適當的時候廢黜光緒為「混德王」。但在立儲之時,各國公使都不到賀,更令慈禧不滿。這時上海電報局局長經元善等三千餘紳商上書反對立儲,揭穿其陰謀。慈禧下令逮捕經元善,但英國竟助他逃往香港,令慈禧與其黨羽的排外思想更加膨脹。當義和團在山東興起時,在北方的后黨便別有用心的加以支持,有意利用義和團的聲勢和力量,來抵制列強的干涉,而且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毓賢都對義和團抱同情和支持,這些都給了義和團在北方發展的條件。 五.導火線 反教會、帝國主義運動的推動 隨帝國主義的入侵,教會勢力惡性發展,引起中國人民反洋情緒的高漲。傳教中心開設愈多,外國人與中國人衝突愈多,而受害的往往是中國人,使反教會的斗爭日增,其中影響最大是四川,山東等地的反抗斗爭,結果列強威脅清政府,令更多的人民遭屠殺,令人民的怒火伸展至全國。到1897年終於爆發了震動中外的鉅野教案,當德國借此強佔膠州灣,全國各地反對教會侵略及反瓜分的斗爭結合起來,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8年四川余棟臣的起義。 雖然這次起義於1899年便失敗,但他的影響十分大,如提出的口號如「扶清滅洋」,「除教安民」等,便為義和團奠下基礎。這次起義遍及30餘州縣,焚毀教堂20餘處,並推動鄰近各省的反洋斗爭。1899年9月,余棟臣的餘黨領袖陳玉川在貴州起義,同一年,在江西、浙江、湖南、山東的人民一呼百應,義和團反教會,帝國主義運動在全國蔓延起來。 義和團的源流和組織 關於義和團源流的論述有兩種。第一種的說法是主要根據勞乃宣的《義和團教門源流考》,“義和團是舊式農民起義的許多秘密結社的一種,它是白蓮教的一個派別”。但另一種說法是根據山東巡撫張汝梅1898年6月30日的奏折,“義和團由梅花拳而來,梅花拳由義和拳而來。至於義和拳,則源於咸、同年間的鄉團”,與白蓮教根本無關。其實,義和拳是民間習武的結社與白蓮教相結合的組織。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民間一極為迷信的神拳組織。神拳不是一種單純的拳術,而是融入了巫術和宗教色彩,此因其與白蓮教有密切關係。他們都是崇拜「八卦老母」的神靈,練拳的人耍「念符念咒」,「燒香叩頭,求神附體」,附體後就成了神拳,是種「刀槍不入」的法術。 義和團的組織一般按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兌)劃分為八大系統,但 各系統的發展很不平衡,其中以乾、坎兩團規模最大,人數最多,聲望最高,支派亦最多。各團通常分居於不同地區。 在各系統之下,義和團的組織一般分為兩級,上一級是團,下一級是壇。壇,又稱壇口,義和團的基層組織,也是義和團的基本活動和作戰單位,合軍事、宗教和政治為一體。義和團的所有團民都隸屬于某個壇口。而壇的上面雖說有上一級的團,但實際上並沒有團這級的領導機構。而這個團的領導者所在的壇口,就是這個團的領導機構。這樣的壇口,可以管豁幾個、幾十以至幾百個壇,稱為總壇。 各團都有自己的領袖。總壇或系統的領袖一般稱為老師,亦稱教師、團首、會首、陣主等。一般總壇只有一個首領,而壇的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有的叫「鄉保」。但是運動初期其首領往往「隱姓埋名,行 詭密」。總壇的首領總理團、壇一切事務,舉凡平日操練,作戰計劃,領兵打仗,宗教活動以及其它內務、對外交涉等事宜都由他主持。基層壇口則由師兄主持,各師兄間亦互有分工。 團與團即使屬同一字號亦彼此獨立,各不相屬,往來也不密切,雖有規定「拜壇」,「調團」,「亮團」或稱「擺會」的,但並不常做。即使是戰時,他們多是各自為戰,甚至對立。有的義和團在內部聯絡時會用暗語,而這些暗語多為白蓮教各支所採用。 義和團的壇口多設於庵、觀、寺、院或其他公共場所。「設壇」又稱「安壇」、「安廠」、「鋪壇」、「摔壇」。各壇都供奉牌位,多是人們信仰的「神靈」和敬仰的人物,如玉皇大帝、達摩老祖、張天師等,數目不定,亦有不寫神名只有一個「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從這點看出,義和團崇信寬宗教內容是天真、幼稚、很不成熟的,反映出它組織上存在的鬆散、不統一。供奉甚麼看設壇的首領而定,同屬一卦的,所奉牌位大致統一。壇外、大門外或院內或練武場大門口兩側要樹上兩面或一面大旗,旗上 布黑色字樣,但詞句不一,如「扶清滅洋」、「替天行道」、「天兵天將,保清滅洋」等。 在義和團盛行的地區,團壇很多,有幾村合設一個,有一村一個,甚至一條村中同時存有幾個不同字號的團壇。每壇並無規定有多少團民,少者數十人,多者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總壇」多者或至逾萬人,少亦以千百計,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凡早期加入義和團者,都要經老師傳授,舉行宗教儀式,後來,群眾自行組織,立個壇口,請個老師來「鋪壇」或「摔壇」,就表明這個壇口的群眾都是義和團了。 壇是團民活動的中心,作戰的單位團民經常到這裡操練,有兩句歌謠說,「白天幹活沒士練,到夜晚就入壇」,就是指此。操練的方法是先觀摩教師舉行的焚香、請壇、念咒、附體等儀式,然後由團進行排刀、排槍、排炮,這是常規身的做法,但在義和團大盛之時,這些宗教儀式大都不再舉行。 由此看出義和團組織的兩個顯著特點,一、分散性。義和團組織隨 村、鎮、縣的自然劃分,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不論活動範圍、人數、編制、名稱都不固定,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二、它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較濃厚。造成這兩個特點,是由於(a)義和團的基本組織乃由義和團和白蓮教相結合,故形成宗教迷信色彩比較濃厚及分散性?由於統治階級的嚴禁,白蓮教分支林立,彼此獨立行事,互不相關。(b)義和團運動是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任何團體均可打起義和團的旗號。而且各團的地區性很強,致各行其事,互不統屬。(c)除了山東和直隸的義和團,其他地區從成立到解體不過短短的三、四個月,要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將這樣分散的隊伍結成整體是不容易的。 義和團的成員 義和團的成員十分廣泛,既有勞動人民也有非勞動人民,既有漢族,也有滿、蒙、赫哲等少數民族,既源自宋、元、明、清等代的白蓮教,又源於清初以來民間演習拳棒的嫡傳。它主要以農民為本體。農民,特別是僱農、佃農,所受壓迫、剝削最為嚴重。隨帝國主義的入侵,農民的耕地被教堂、鐵路佔用。他們受盡帝國主義和教士、反動教徒的迫害、凌辱,有冤無路訴,遂加入義和團,並成為運動中最主要力量。 義和團的成員中次多數的為農民以外的勞動群眾。這部份的成員十分複雜,有水手、腳夫、漁民等。其中又以水手、腳夫、築路工人所起的作用最大。因隨鐵路和航道的開通,水手、腳夫失業的情況就更嚴重,在東北,鐵路工人亦因俄國的壓榨而「千百成群」地參加。他們不單參加者眾,更出了些重要的領導人物,如張德成、林黑兒等。他們都因洋人和洋貨來華後才大批失業,故對洋人恨之入骨。 還有社會上的游民,如散兵游勇,「土匪」、「流丐」等也是義和團運動中的重要力量,如屬散兵游勇的曹福田、李來中就成為義和團的首領。在這類人中有的是真心擁護義和團,但亦有部份人帶有盲目的破壞性,甚至借機訛詐,胡作非為。此外,一些受統治階 級控制的士兵乃至宮侍也是義和團的成員之一。他們入伍、入宮前也是身受壓迫和剝削的百姓,因此他們也易於受義和團的宣傳和號召所吸引。除此之外,市民階層的成員,如小商販、店員等也積極參與了義和團。 統治階層中,主要為中小地主及官吏。他們中有部份人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都有同程度的愛國心能夠積極參加義和團的斗爭,甚至犧牲性命。但亦有不少人加入義和團的目的只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紛紛在家設壇,於門首貼上「信奉拳團」的紙條,作為保家、保身的護符。 義和團的意識形態 宗教方面 義和團跟白蓮教有密切關係。1964年邵循正的<中國史綱要>提出義和團繼承白蓮戰鬥的傳統,但本身不是一個教派。它沒有採用白蓮教的經典和教義,而以設廠練拳作為號召民眾的方法,並且鼓吹迷信,宣稱有刀槍不入的方法。 原來義和拳或義和門只是一種拳術的名稱,後來才用以指習練這種拳術的人所組成的武術團體,它是民間的一種秘密結社。早期義和團活動情況是,練習義和拳,除了拳腳之外還練“繩鞭”之類的武器,目的就是鍛煉身體,掌握武藝,用來防衛。他們可能招收徒弟,結成社團,以致使官方認為他們“必非安分之徒”,要“徹底查辦”。 義和拳的活動內容除習拳練武外,還夾染著另一些宗教性的活動在內。這是他們和白蓮教接觸和結合的結果。乾隆年間義和拳和白蓮教已有聯系,但並不明顯,大約到了嘉慶年間宗教性的活動就多了。由於義和拳與白蓮教系統的一些秘密宗教廣泛地接觸,並吸收了不少宗教活動方式。因此他們在演習拳棒的同時,還要供奉神像,習念經卷,持誦咒語,燒香磕頭,坐功運氣。也就是說拳棒和宗教逐漸結合在起了。義和拳就曾吸收過宗教中的某些修養方法如服食〈氣功〉、導引〈保健操〉、內功、外功等溶合進去。 還有,民間的“師巫邪術”中有一種附體降神的“法術”,神降時的通例是伴以手舞足蹈。義和拳所吸收的宗教方面的內容很龐雜,有來自佛、道、儒等教的,有來自秘密宗教的,而絕大部份還是來秘密宗教。 義和拳通過和白蓮教的某些支派結合,大量吸收了白蓮教的教義。如義和團祟拜玉皇大帝〈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最高崇拜無生老母〉,崇拜關聖帝君〈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掌教祖師彌勒佛〉,用觀音、濟公、達摩、托塔天王、南極先翁等當做關帝的助手〈白蓮教也用觀音、濟公等做彌勒佛的助手〉。他們宣傳義和團是天降的“神會”,把團民說成是天降的“神兵”〈白蓮教宣傳降“道”救渡信善〉,還宣傳“大劫將臨”,把洋人指為“妖魔”、“鬼子”〈白蓮教宣傳降“劫”收殺惡孽〉。他們還以扶亂、附體等法術作為通神的手段。這些都是白蓮教系統秘密宗教所特有的。 義和團的本質為反洋教,反帝,反殖民主義。義民在甲午戰爭後,因受帝國主義的逼害,列強把中國推到亡國滅種的邊緣,而且自19世紀後期,教會活動在中國十分活躍,一共建立了40個教區,60個教會,教民80餘萬。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再者教會的偏袒,橫行無忌。義民對於外國在華的活動的厭惡和憤恨,遠遠超過對清政府的怨憤。官衙不能為百姓作主,人民怨聲載道,反洋教情緒高漲,於是加入豎起「扶清滅洋」為旗號的義和團。由此可見,義和團的源流是與宗教有莫大的關係。 政治方面 義和拳是源於白蓮教,而白蓮教又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因此,初時義和拳的劉之協及李文成等起義均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自1899年以後,「義和拳」被合法化並改名為「義和團」,此後改口號為「扶清滅洋」。義和團有這樣的改變是由於中國當時重大的社會矛盾。然而,當時的人民對於洋人在活動的憤怨遠遠高於對清政府的怨恨。由於教民、洋人均享有治外法權,再加上他們為教會所偏袒,官衙又不能為他們做主,教民及洋人更加橫行無忌,不斷的欺壓人民。此外,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把中國推到亡國滅種的邊緣,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的矛盾甚為劇烈。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同仇敵愾,仇視外國帝國主義,故義和團暫時放鬆了反清、反封建的鬥爭, 集中力量反抗帝國主義。因此,義民願意扶植一直壓迫他們的封建官府,以挽救民族危機。 所謂的「保清」的「清」字,其有兩種的解釋。一可解作為「清王朝」,另一解釋為「大清國」。義和拳民最初接受的「保清」口號,正是「保衛國家」的同義語。義和團因接受「保清」,或「扶清」,的口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的處境,組織由秘密走向公開。 至於「滅洋」的口號,則反映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的客觀形勢,因而能夠對於身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廣大群眾,起到一定程度的鼓舞和動員作用。 社會方面 義和團雖沒有正式的規定,但在紀律方面十分嚴明,他們有「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令,毋違朝廷法,滅洋人,殺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的戒條。團員的生活十分艱苦,如“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飯”、“夜間席地而臥,最苦”,所有東西都霈自備。義和團又禁止吸食鴉片,有禁煙咒,奉請如來佛,善除洋煙毒,彌陀佛,彌陀佛。義和團利用宗教信仰來約束它的成員,要求團眾“不茹葷,避婦人”、“團規甚肅”。義和團同樣注重軍紀,凡遇有戰事,團員都敢於沖頭陣,就算面對八國聯軍的炮亦毫不畏懼。 義和團的興衰 義和團源於白蓮教,為一種迷信邪術的祕密結社。白蓮教起於晉代,元末曾為反元活動中心,清初復於華北各省起兵,伸展到長江流域,因而名目繁多。到了嘉慶年間已有順刀會,八卦教,義和團等名。 義和團發現的地點,在天津以南至山東德州一帶,有義和門、梅花拳、金鐘罩等目。其練習拳術,集二十五人為一團,因此稱為義和團,各省區都有首領。到了光緒年間,天津首領為張德臣,曹福田,山東首領則為朱紅燈,心誠。 義和團廣佈於華北各省的祕密會社,於1895至1899年間首先在山東發展起來,其原因有二,首先,在1895年李秉衡任山東巡撫後,鼓勵反教反洋,各州縣對此等的事件疏於防範,甚至從中鼓勵。第二,自從1897年德國以鉅野教案為藉口強租膠州灣後,進入中國國內測路,探礦,傳教的外國人突然增加,激起了廣泛的仇外情緒。 1895年以後在山東活躍的義和團,初有大刀會,英雄會等名。到了1899年,義和團之名才普遍使用。此期間,山東的反教反洋事件,初步統計,僅1900年春夏間,在山東三四十州縣中,教堂被焚的有數百座,教民房屋被燒者有二千餘家,教民被殺者二百九十餘人,這些鬧教反洋事件,大部份為拳民所為。 到了1899年,滿人毓賢補授為山東巡撫,而當時拳民活躍於魯西清平,定陶等縣,以扶清滅洋為號,因此,毓賢命拳民在按察司街設廠,教授兵勇拳藝。山東義和團既得巡撫翼護,乃高張紅旗,遍設拳廠,僅在平縣八百六十餘莊,習拳者即多至八百餘處。毓賢又密奏朝廷,謂拳民具有神力、能避刀槍、力勝洋兵,毓賢並選拳民數人,發住京師,教徒授法。由於毓賢皓慫恿,山東排外運動轉劇。 到了1900年,袁世凱繼毓賢為東撫以拳民徒招中外交涉,於國事有捐無益,乃加剿拿,因此部份拳民因而轉往直隸。義和團到了直隸,備受歡迎,而習者日眾。清延誤信毓賢之說,欲借義和團以張民氣,對拳民加以曲護。在短短的數月間,拳民焚琉璃間,盧溝穚,等車站,又截斷沿路電線八十餘里等,並肆意殺害外人。 當時太監李蓮英用事,密召集義和團入京,大約萬人。於是朝中親貴,滿漢各營卒,宮中侍女,爭相習拳,王公府第亦招拳民為護衛等。在朝廷的鼓舞下,,聚集在北京的義和團向三方面展開攻擊,其一,焚掠外國教堂,洋貨鋪,虐殺教士,教民,其二,假搜查之名,搶掠京中大宅,其三,指光緒皇帝為崇洋之首,奕劻及李鴻章為「通番賣國」之流。 義和團在全國各地焚教堂,殺教土等,據統計,西方教土死難者約二百二十人。到了八國聯軍進兵津京之際,山西義和團大殺洋人。據統計,山西一省,外國傳教士及外人被殺者一百七十餘人,而中國教徒被殺者為六千餘人。 由於清政府容許拳民在北京肆意破壞,使京師陷入極端的混亂和恐怖之中。清廷並召原駐京郊的甘肅提督董福祥,與義和團合勢,囂張益甚。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及德公使克林德,相繼被殺。五月,英、法、德、日、俄、奧、意、美八國,組成聯軍,攻陷大沽炮台,繼向北京推進,以營救其使節。同月,慈禧下令與各國宣戰,命董軍與義和團圍攻使館,並令各省搜殺洋人,朝臣許景澄、袁昶,均以力諫而死。於是直隸、山西、東三省、內蒙古等地的官民,紛起仇教,屠殺甚慘。惟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淅總督許應騤等,均不奉命,形成東南自保之局。聯軍陷大沽後,繼取天津,於七月攻入北京,慈禧與德宗出奔西安。聯軍繼陷山海關、保定、張家口等地,所至焚殺,惟東南各省,未被兵禍。清廷以李鴻章及慶親王奕劻為全權代表,向各國求和。外人要求先懲罪魁,清廷從之,肇禍諸人,或流或殺。光緒二十七年,即辛丑年,西元一九?一年七月,和議告成,是為「辛丑條約」。其重要條款有,一、派親王大臣,赴德、日致歉。二、賠償各國銀四萬五千萬兩。三、劃清各國使館境界,界內由公使管理,不許華人居住,並可自行防守。四、拆毀大沽至北京間的所有砲台,允許列國駐兵京、津 及其外圍各要地。五、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於六部之上。六、改訂通商行船各條約。八月,各國退兵。 義和團的定性 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叛亂而非革命。 首先,我們必須定訂何謂革命、何謂叛亂。革命是反抗現行的政治原則,人們要改造社會,並以新物來代替舊物。所以,於政制上通常都有改變。叛亂是反抗配行的統治者,人們不求改造社會,只求改變現行艱苦的生活。因此,沒有政制上的改變,只是按著歷朝盛衰的定律,一治一亂,不斷的改朝換代。 我們認為義和團運動只是全國性的叛亂,而非革命。為何義和團是全國性的叛亂,雖然義和團運動是興起於山東,但它其後擴展到中國的直隸、河南、山西、長江流域一帶、北京、天津等地方均有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故中國的義和團運動是屬於全國性的。 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包括其興起原因、參加成員、其意識形態及改革項目,足可見義和團運動是叛亂而非革命。 義和團運動可被視為叛亂是由於其興起的原因正符合叛亂的因素。叛亂之所以爆發是基於人民的生活困苦,如,饑餓、沒有收成、欠缺政府援助等,這都促使人民以叛亂換取較好的生活,即是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環境。而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外國商品充斥於中國的工商業,使失業人數增加,人士生活困苦。加上,水災、旱災的發生,如,1898年起,黃河連年大決口,1899年,黃河流域六省大旱,使原本已經生活貧困的農民更艱苦。這是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官員的貪污,使水利失修所導致。農民對清政府的仇恨更劇烈,這是與以前的叛亂無異的。 就參加成員而言,義民參加義和團的動機都是離不開那三個的典型的動,被改革項目所吸引,尤其是物質上的承諾,被迫參與,及被說服參與,就以義和團運動本身為例,它以「扶清滅洋」對於被外國人、教民所剝削的貧苦大眾而言,實為十分吸引。可惜,義和團運動只是包含第三個的動機。而且義和團的參與者全都是農民。由此看來,義和團運動與前朝的叛亂並無分別,絕非革命。當時,教民、洋民享有治外法權,加上又為 教會偏袒,這就更加橫行無忌,人民被受欺壓,因此反洋情緒更高漲。適逢義和團的本質為反洋教。因此,許多人民被這種思想吸引。這動機跟之前的叛亂並無分別,以太平天國為例,當時人民忍受不了清政府的欺壓,而拜上帝會以反清為號召,人民被它所吸引而加入。此外,亦有不少人並不為義和團的思想所吸引,而是為勢所迫而加入的。參加的成員有不少是「土匪」、「流丐」。這跟以前的叛亂無異。 於意識形態方面而言,義和團運動鼓吹迷信宗教思想,聲稱能念著咒語而刀槍不入。它吸收了大量白蓮教的教義。如義和團祟拜玉皇大帝〈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最高崇拜無生老母〉,崇拜關聖帝君〈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掌教祖師彌勒佛〉,用觀音、濟公、達摩、托塔天王、南極先翁等當做關帝的助手〈白蓮教也用觀音、濟公等做彌勒佛的助手〉。他們宣傳義和團是天降的“神會”,把團民說成是天降的“神兵”〈白蓮教宣傳降“道”救渡信善〉,還宣傳“大劫將臨”,把洋人指為“妖魔”、“鬼子”〈白蓮教宣傳降“劫”收殺惡孽〉。再者,義和團並沒有任何的創新的思想,全部是中國傳統而富宗教色彩的思想。可見其性質與歷朝的叛亂是無異。 在改革項目而言,義和團只有少量模糊的改革項目,而且全都缺乏革命性的轉變。所謂革命性的轉變是具創新的項目,由沒有到有,如,太平天國的男女平等、聖庫的設立等。這都是全新的史無前例的。然而,義和團的改革項目只在注重軍紀、禁煙、注意義民紀律,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滅洋人,殺 官」、「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飯」以上各項並無破舊立新,全都是大同小異的。 此外,我們又認為義和團的起義乃一愛國運動。人民於列強的壓迫下,同仇共憤,先後奮起反帝救國。自1898年起,帝國主義盛行,列強來華紛紛劃分勢力範圍及租借港灣,企圖瓜分中國。例如法國強行要求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於中國的西南部劃分勢力範圍,包括了廣州、廣東等地,德國強行要求清政府租借膠州灣,並以山東半島作為其勢力範圍,俄國要求興建鐵路越過黑龍江,又強行租借遼東半島,包括大連及旅順,並於東北三省劃分勢力範圍,英國強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並於長江流域劃分勢力範圍,日本又跟隨列強的行動,要求借福州,在這情況之下,中國險被瓜分,幸好美國於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尊重中國及維持各國貿易平等為原則。 雖然,中國可避免被瓜分的危機,可是並沒有減低人民對洋人的怨憤。由於洋人、教民享有治外法權,既不受政府的牽制,又受到教會的偏袒,他們更加棋行無忌,不斷的欺壓人民。而當時,義和團以反洋教,反帝、反殖民主義為號召。因此,許多被剝 削的人民在缺乏政府的幫助,只好加入義和拳,企圖趕坎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