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绝裂之谜

鲁迅与周作人绝裂之谜 作者:林和生 一(晨昏相隔的“双子星座” 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说“双子星座”，并不完全是形容。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两者都是天上的星名。 据鲁迅母亲回忆，鲁迅出生时，胎盘比人先下来，当地乡俗认为，这样的男孩将来会有出息，但命薄，易早夭。因而，鲁迅不到一岁，便被领到附近的长庆寺，拜庙里一位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龙祖师傅为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那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3年多以后，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一个别名，叫“启明”，那也是一颗星名，但出现的时分与鲁迅相反，不在黄昏而在黎明。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 历史正是如此。1923年7月，本来情深意笃、共为“五四”斗士、发誓“永不分家”的鲁迅与周作人，突然之间兄弟失和，不仅生前全无一丝往来，而且两人死后，后代之间也恩断义绝。 就兄弟二人之间而言，失和后不久，即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即大病一场，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多久，据认为他后来1936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鲁迅1936年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13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分手后数年间，鲁迅先后写出《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兄弟》、《铸剑》等文字，“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其沉郁与愤世，有增无减。周作人方面，也于失和后相继写出《破脚骨》、《谈龙集序》、《中年》、《,蛙,的教训》、《老人的胡闹》等文字，用种种暗示手法论及鲁迅，据认为相当恶毒，以至《周作人传》作者钱理群认为:“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就兄弟二人后代之间而言，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一道回北京，遇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周作人1967年于文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周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两家之间终于没有任何往来。兄弟之情破裂之深，斑斑可见，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二(事件经过的几种说法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在北京算不上有名，胡同里的11号却是一座漂亮的四合大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屋宇高敞，宽绰明亮。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并最终买下了八道湾11号。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11号。同年12月29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一晃就是三年半。 好景不长。1923年7月14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到7月19日，事情更为蹊跷，这天上午，后院的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屋中，交给后者一封信，该信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仅仅一个公事公办的“鲁迅先生”，就足以把两兄弟的距离拉开了。何况还有那件虽未说穿但看来极其严重的“过去的事”，那件事，接周作人的说法，本来要基督徒才承受得起，他自己只不过有幸“尚能担受得起”。那件事粉碎了他蔷薇色的人生梦，因此他必须“重新入新的生活”，但这就需要鲁迅从今后不要去后边院子。 正是这封历史上著名的信，后来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关于这封信，鲁迅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照鲁迅这条日记来看，他多半有些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大概他不明白周作人说的是什么事，即便知道，也没料到会引起如此后果，所以“邀欲问之”。 然而，周作人反应是“不至”，既然“不至”，那就意味着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周作人不想谈那件“过去的事”;第二，“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这一条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作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大概刺激了鲁迅。一周后的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籍。”此前一周的时间里，鲁迅或许是在等待，等待一周仍“不至”，他恐怕再也无法忍耐，便绝然开始行动:看房子，收拾书籍，准备搬出八道湾～ 鲁迅要搬出八道湾,这一点大概出乎周作人意料。四十年后，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作人意愿如此，但鲁迅没有遵循他的意愿，而是在一周之后准备搬出八道湾，这大概是对周作人“不至”的激烈反应，也可见内心受伤害之深。又过了几天，8月2日下午，鲁迅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兄弟失和的“肚皮官司”终于演成公开戏。 然而这出戏并未就此结束。从7月14日突然不再一道吃饭，到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短短不到二十天。在此之间，对兄弟失和一事，双方除了行动，就是沉默。及至鲁迅搬出之后，双方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但是兄弟失和一幕本身仍未结束，相反还在酝酿更可怕的冲突。这种情况，恐怕用鲁迅自己的话来概括最恰当: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 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爆发终于在十个月之后来临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冷战”白热化，爆发为一场骇为听闻的争吵与伤害。关于这件事，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第二天，鲁迅亲口向友人许寿裳讲述了昨天事件的经过，按许寿裳的转述，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鲁迅和许寿裳如是说，其他目击者或知情人所描述的情况又怎样呢,据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友人章川岛说，他当时正好住在八道湾宅前院鲁迅曾住过的房子里，那天午后，他正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来了，走进他家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凉水喝。章川岛说，他请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如果章川岛所述准确的话，看来鲁迅此次回来心中有火，这火针对谁呢,章川岛没有说。他只说，鲁迅喝完水,即径自进周作人住的后院去了。过了一会，从后院传出周作人的一声骂，章川岛赶忙走进后院，在后院西厢房看见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把周作人劝回住房，然后回到前院自己的住处，路过客厅时，听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给张凤举、徐耀辰打电话，至于请他们来是增援还是评理，他就不知道了。 当时，三弟周建人已不在八道湾居住，他早已离开，时间是在鲁迅离开之前两年。但是，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瑞仍在八道湾。据考，鲁瑞目击了当时的情况，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周建人1983年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三、幕后原因的各种揣测 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双子星座”情深意笃四十载，一朝失和，永无修复，晨昏相隔，甚至殃及后代，断绝交通往来，这不能不令人注目。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剧烈的冲突和伤害,除了间接的露，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不说”。然而他们越是不说，事情就显得越神秘，人们就越要揣测。 让我们先来看一些比较外围的说法。据鲁迅的学生兼友人荆有麟回忆，鲁迅曾向他讲过，他与周作人失和与“拆信事件”有关。当时兄弟二人不仅共居一院，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朋友同时给兄弟二人写信，同装一个信封，封面上随便写一个名字，或者“鲁迅”，或者“周作人”，大家都已习惯这类情况。但是，有一天晚上，周作人已睡了，邮差送来一封急信，封面上写着“周作人”，鲁迅知道写信的是谁，便按惯例先拆了信，谁知此信刚好专为周作人而写。第二天，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脸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日本汉学家增田涉，与鲁迅和周作人都很熟，他回忆说，鲁迅曾给他讲过，他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自己没有孩子，因而常买糖果带回家给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孩子 们，但羽太信子却叫孩子们扔掉，“他(鲁迅)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也曾很气愤地以邻居说过:“她(羽太信子)大声告诉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这样一类原因可能对兄弟失和事件有影响，但一般认为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鲁迅自己间接表露的说法。据三弟周建人回忆，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他有机会经常见到鲁迅，鲁迅从没对他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觉得周作人“昏”，好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周作人)真昏～”在1932年11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这一个“昏”字的含义倒底是什么,周建人回忆，鲁迅曾对他万分感慨地说过:“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按周建人的意思，鲁迅言下所指，并非周作人本人，而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鲁迅常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周建人认为这是在惦念和担忧周作人，因为到1927年，军阀张作霖对北京文化界大打出手，鲁迅即为周作人担忧，致信友人章廷谦说，他希望周作人离开北京八道湾到上海，这样安全，但他不敢直接告诉八道湾这个想法，“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周建人回忆，这番话鲁迅对他也讲过。 照此看来，鲁迅对羽太信子抱有明显的敌意。1924年9月21日，即在八道湾与周作人剧烈冲突后三个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其中谈到有重要的文物资料因遭“寇窃”而委于“盗窟”，周建人认为“寇窃”与“盗窟”均指八道湾。1927年，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铸剑》，又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那位神秘的复仇者。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鲁迅对羽太信子所表露的敌意使得某些鲁迅研究者猜测，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洗澡。这种猜测的根源大概来自羽太信子本人。章川岛回忆说:“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卧室窗下听窗。” “听窗”一说，章川岛本人并不相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而“看洗澡”一说，鲁迅儿子周海婴也予以质疑，他认为按照当时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他1970年代去日本访问，进厕所遇见女工打扫卫生，女工也并不回避他。 “听窗”、“看洗澡”等说法是否琐碎，故且不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兄弟失和后，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和弟弟羽太重久一如既往与鲁迅保持来往，感情上毫无变化。羽太芳子照样经常向鲁迅借钱，羽太重久于1925年10月7日还给鲁迅写过这样一封信:“……上月蒙兄长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以对。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一类事实表明，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之事，恐怕难以站住脚。 有一种猜测颇为新奇，认为羽太信子最先是鲁迅的情人:“正当他和日本女郎羽太信子热恋时，母亲招他回家乡与朱安结婚，尔后他带弟弟周作人去日本，于是羽太信子在失去鲁迅的情况下，和周作人结为夫妻。周作人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但这却使鲁迅的内心不能平静……(后来)周作人知道了此事。于是，兄弟的手足之情就此一刀两断。”这一猜测与周作人绝交信中的语气颇为暗合，但据考，鲁迅1906年从日本返国回家结婚之前住在仙台，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他当时认识羽太信子。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是:羽太信子出身日本贫苦家庭，并患有歇斯底里症。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羽太信子就是为他们煮饭的侍女。他们于1908年冬相识，之后不久周作人就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于第二年夏天与之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鲁迅很快便回国谋职，此间颇多颠沛。1911年5月，因家庭经济困难，鲁迅亲赴日本，说服周作人回国，同年9月，周作人携羽太信子回绍兴，与故乡亲人团聚，与鲁迅一道在绍兴谋职。1912年2月，鲁迅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并于同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6年，周作人也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职，兄弟二人再次团聚。1919年初，鲁迅与周作人商定，把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便于安排，周作人先将羽太信子等送往日本东京娘家，并于同年8月接回，随即住进八道湾。 八道湾的大家庭由羽太信子当家，她渐渐学会了奢侈，挥金如土，男仆女佣，车进车出，种种花样，层出不穷。据周建人回忆:“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每当看见这种车进车出的情形，“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回忆，周作人不敢得罪羽太信子，只好由她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他曾经跟羽太信子争吵过，结果后者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弄得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一道对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便再不敢造次。周建人说:“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了吵过，信了一装死他就屈服了。”学术界认为，这大概就是鲁迅说周作人“昏”的原因，也大概就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