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收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姜丽娜，（1981- ），女，汉，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学方向博士生； 罗大华，（1936- ），男，汉，福建武平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应柳华，（1981- ），男，汉，浙江衢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 姜丽娜 1 ，罗大华 1 ，应柳华 2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8）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社 会 学 院 北京 100088） 证人证言是最常见的证据之一。 证人证言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辨别真伪，了解案情是十分重 要的。 然而，证人证言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 即使对一个自愿陈述案情，并力求真实反映案情的 证人来说，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感知、记忆和陈述案情发生错误，而提供与案件事实和 情节不符的证言。因此，证人错误记忆的问成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本文 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以下内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范 式、理论假说及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发展历史 对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 19世纪中期，直到 20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 早在 1841年， 德国的司法官布拉维尔在他的《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中认为，由于知觉、回忆和陈述时 判断的错误，以幻想补充知觉、推理与知觉的混同，再认时判断的错误，调查的无意识伪造 等，使证人证言不可信[1]（6 页）。 Cattell 1895年的实验也涉及到了证人的错误记忆问题，在实验中， 他故意给大学生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并让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指出自己到底有多大把握 [2]（3-23 页）。 1900年法国的 A·Binet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 内容摘要： 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 文章回顾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主要探讨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并讨论 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范式；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09)03－0001－08 2009 年 6 月 第 21 卷第 3 期 四 川 警 察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Jun．,2009 Vol．21No．3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项目名称： 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 06JZB0011 * 此项目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此文系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 的部分成果。 1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报告与出于社会认同的错误报告作了区分，认为后者包括取悦成人的成分，是不会持久的。 他和 德国 W·Stern对证人证言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理由是：1.在观察过程中多有错误；2.从观察向 法庭陈述期间， 记忆形象多有变形；3. 询问时问答失当， 容易歪曲真情。 Binet的 《被暗示性》 （1900）和 Stern的《证言心理学论文集》（1902）成为证言心理学这门学科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代表 作。关于证人早期研究的另一名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心理学家 H.Münsterberg，他在其所著《在证 人席上》（1908）一书的部分章节中谈到了证人错误记忆问题。 他指出，最容易造成证人记忆错误 的因素不是当时经验中发生的错误， 而是有缺陷的再现。 1909 年至 1912 年， Guy Montrose Whipple在《心理学通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一些证人记忆的经典性研究。 自 20世纪初之后的几十年间，证人心理学的研究陷入了低潮。 1932年，F C Bartlett 出版了 题为《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书中介绍了他对记忆的一系列实验研究。 尽 管当代心理学者对 Bartlett在错误记忆研究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的研究对当时 的心理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Sporer（1981）对这个沉寂时期的解释是，“对 于证人记忆的实验性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复杂的法庭现实的需要”。 20世纪 50年代信息加工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又带来 了记忆研究的飞速发展。 20世纪 70年，随着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股证人研究的热潮。 在 这一时期，尤以 Loftus等人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 她于 1979年出版的《证人证言》一书，已经成为证 人证言心理学方面的经典性著作。 可以说 Loftus等人的研究是错误记忆研究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 碑。 1975年，Loftus[4]（560－572 页）的一项研究表明，给予误导信息的被试所作的证言的准确性低于给予中 性信息的被试所作证言的准确性。 此后，许多学者采用了 Loftus等人的研究模式对证人进行了实验 研究，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事后的误导信息会引发证人的错误记忆。 20世纪 80年代，心理学者们开始关注错误记忆的个体差异。 他们认为在证人研究中，个体 受暗示性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关于个体受暗示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是 Gudjonsson。Gudjonsson将 受暗示性定义为个体在受质询时接受误导信息的倾向。 1984 年，Gudjonsson 等人制定了古德琼 森受暗示性量表( Gudjonsson Suggestibility Scale，简称 GSS)来测量个体的受暗示性。 发展至今， 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已有两个版本（GSS1和 GSS2），在测量个体受暗示性方面，是目前最权威 的量表之一。Gudjonsson的研究与 Loftus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先学习，再呈现误导信息， 最后进行测验。 20世纪 80年代以后，Gudjonsson 等人用 GSS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结果表明在 同样的询问条件下，高受暗示性个体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干扰。 由于 Gudjonsson的杰出贡献，他 被人们公认为证人研究领域的卓越人物。 二、研究范式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 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误导信息干扰范式，KK范式，想象膨胀范式，质询暗示性范式。 （一）误导信息干扰范式。 Loftus 和 Palmer（1974） [5]（585-589 页 ）的研究中，设计了误导信息干扰范式（misinformation effect paradigm），成为证人记忆研究中的经典范式之一。 这一研究范式的实验程序是：首先，给被试看 一段关于事件的录像或幻灯片；然后，再以文字或提问的方式向被试呈现关于事件的信息，其中 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真实描述，即中性信息；另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错误描 述，即误导信息；最后，进行记忆测验。 具体的实验操作如下：先让被试观看一段撞车事故的录像，然后让被试回答：“当两车 2 时，汽车的时速大约是多少英里？ ”划线部分填碰撞（hit）或撞毁（smashed），第一组被试，提问时 用“碰撞”，第二组被试，提问时用“撞毁”，第三组被试不接受此问题的提问。 结果，“碰撞”组估计 汽车的时速大约为 34.0英里，“撞毁”组估计汽车的时速大约为 40.8英里。 一周以后，再对这三 组被试进行提问，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上次录像中，你看到撞碎的玻璃了吗？ ”结果，“碰 撞”组中 14％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撞毁”组中 32％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控制组中只有 12％作 了肯定的回答。 这项实验表明人们极易受到暗示，而产生错误的记忆。 继 Loftus之后，心理学研究者采用该范式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揭示了误导信息对人的干 扰效应。 该研究范式也在之后的几十年的大量的实验研究中得到了研究者们不断地修改与完善。 （二）KK范式。 1996 年 Kassin 和 Keiche[6]（125-128 页）提出了 KK 范式（Kassin & Keiche paradigm），这一 研究范式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不同在于它要通过实验者的操作才能得以实现，主要是研究人 们对于自己行为的记忆是否会受到外在信息的干扰。 实验的具体程序如下，先要求被试在电脑 上输入所听到的字母，并被告知千万不能碰触 ALT键，否则系统程序就会崩溃。 在被试输入字 母一段时间之后，计算机发出了剧烈的碰撞声（这是实验设计的一部分）。 接着主试就指责其中 的一半被试碰触到了 ALT键而使数据丢失。 结果表明，在被指责的被试中，其中 69％的被试承 认曾经碰触过 ALT键，甚至有 13％的被试还回忆出了具体的细节，并且这些承认碰触过 ALT键 的被试，大多都伴有强烈的内疚感。 这一实验说明，人们对于自己行为的记忆很容易受到外在信息的影响，并且发现在错误记 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压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后有很多学者利用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虚假供述方面。 虚假供述 在心理学上分为：自愿型、强制依从型、强制内化型。利用 KK范式对证人错误记忆进行研究的主要 是强制内化型的证人①。 Gudjonsson等人（1982）认为强制内化型证人错误的证言的产生是由“记忆 怀疑综合征”（MDS）导致的，具体解释为：人们表现出对自己记忆的强烈怀疑，从而导致他们特别 容易受到外界提示和暗示的影响[7]（253-269 页）。 卡辛莱茨曼讨论了强制内化型虚假供述发生的两个独 立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高受暗示型的类催眠状态”；第二个过程是“自我概念”的变化[8]（683-701 页）。 （三）想象膨胀范式。 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 Paradigm）是指通过让被试想象经历了某件未发生过的事情， 而提高他们相信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的程度。经过多次想象，被试对想象事件产生了熟悉感，使 他们认为事件确实发生过，从而引发错误记忆。 想象膨胀范式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供给被试一份列有多项童年事件的生活事件清单 (Life Events Inventory ，简称 L EI) ，要求被试判断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每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 第 二阶段（至少间隔两周后），要求被试想象清单中的某些事件。第三阶段，要求被试再次填写生活 事件清单，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实验主要根据想象事件发生过的可能性评分值的前后变化 来分析想象膨胀，从而确定错误记忆的发生情况。 Thomas 和 Loftus (2002) [9]（423-431 页）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事件都会 由于想象的次数增加,而产生更明显的想象膨胀。 Thomas、Bulevich 和 Loftus(2003)[10]（2512 页）的实验 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错误记忆随着想象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另有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 明，想象能够增加被试对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件的信念，从而引发错误记忆。 想象膨胀范式一提出，引起了心理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并将这一研究范式 应用于证人证言这一领域。在众多的研究中，尤以运用想象膨胀范式研究儿童证言的学者居多， ① 国外证人包括犯罪嫌疑人。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3 特别是在一些性侵犯的案例中，因为儿童被普遍地认为是极易受暗示性的，并且不能很好区分 事实与幻想的。 （四）质询暗示性范式。 Gudjonsson 等人创制了专门的量表来研究个体的受暗示性与错误记忆之间的关系，尽管他 们的研究与 Loftus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实验程序比较相似，但 Gudjonsson 的实验更强调在质 询条件下个体的受暗示性以及个体的差异，在判断上也与其他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 鉴于 Gudjonsson 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对后来学者研究证人错误记忆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将其研究 总结为质询暗示性范式（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paradigm）。 质询暗示性范式采用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进行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给被试 听一段故事。第二个阶段，让被试自由回忆听到的故事内容，并写在纸上。第三个阶段，让被试回 答 20个问题，其中包含 15个误导问题。 第四个阶段，给予负反馈，并再次回答第三阶段的 20个 问题。对个体受暗示性的评价标准有两个，一是屈从（yield），二是改变（shift）。屈从是指个体接受 误导信息的倾向，改变是个体在接受负反馈后，两次回答之间作出改变的情况。 Liebman 等人（2002）[11]（49-66 页）采用 GSS 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在质询情境下，个体差异 十分显著，他们认为关于受暗示性个体差异的知识，能有助减少被试受误导信息干扰的可能性。 质询暗示性范式强调个体在质询下的受暗示性，更接近证人在接受询问时的情况，生态学效 度更高。 对证人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研究的理论假说 （一）Bartlett 记忆重构与图式理论。 Bartlett[12]（213 页）认为“记忆并非是无数僵化的、无生机的、散碎的痕迹的再次兴奋，而是一个富 于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过程”。根据 Bartlett的观点，记忆系统就是一种再建构的装置，是用来提取和 重构已有经验的一种装置。 记忆具有功能上的重构性，信息提取实际上是一个信息重构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可利用的信息都会被用以重构某一事件的各项细节。 记忆重构强调记忆是不 断变化的，强调人的认知、经验、动机等在记忆重构中的重要作用。基于 Bartlett传统的记忆重构理 论，其基本观点是指人们在回忆时往往利用所提取出的一切内容来重新建构当前的事件。 另外，Bartlett借用图式的概念来解释错误记忆的发生。 图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知觉者积极 地建构某一事实。Bartlett认为在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过程中，图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个体在 提取相关信息时不能将已编码的信息与已有图式相分离。 因此，Bartlett，认为记忆总是为了迎合 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强调人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因为这些会影响到图式的 建构，从而影响记忆的重构，引发错误记忆。 许多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均运用了 Bartlett的理论。Loftus等人在研究事件后信息对证言准 确性的影响时，就采用了记忆重构理论来解释错误记忆的发生。 她认为接触过事件后信息的证 人，会将保持阶段所习得的事件后信息用于重构最初的事件。 （二）模糊痕迹理论。 1995年 Reyna和 Brainerd[13]（1-75 页）提出了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 通常把信息分为两种成分进行编码和储存，一种是字面痕迹，另一种是要点痕迹。 2002 年 Brainerd 和 Reyna[14]（164-169 页 ）提出了用以解释错误记忆现象的五个 FTT 原则。 原则 一，对字面痕迹和要点痕迹的编码、储存是平行的、独立的，字面痕迹代表刺激的表面细节，要点 痕迹是指经验的语义或概念含义及对细节的一般概括等。 原则二，对字面痕迹和要点痕迹的提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4 取是分离的，记忆成绩取决于字面痕迹和要点痕迹的回忆情况，它们共同决定着错误记忆的发 生。 字面痕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迅速的衰退；要点痕迹则相对更牢固、更 持久。原则三，双重对抗原则，对于错误记忆，字面和要点提取具有相反的效应，要点提取是基于 对项目意义的熟悉感，相反字面提取则是通过压制意义的熟悉感而降低错误记忆。原则四，发展 的变化，对字面和要点的记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变化，一般情况下，字面记忆随年龄的 增长会发生显著的衰退，而要点记忆的衰退进程要相对缓慢很多。原则五，字面加工和要点加工 均能引起强烈的回忆，字面加工能引起被试细节性的强烈回忆，而要点加工能引起被试一般意 义上的强烈回忆。 根据这一理论，错误记忆的产生是由于字面记忆的遗忘或者是在提取时用要点记忆代替了 字面记忆，它们构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14]（164-169 页）。 第一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字面记忆 迅速衰退，以致发生提取困难，在时间延迟后，个体通常只能转向要点记忆的提取，这样就引发 了错误记忆。 第二种情况，关于某一事件的字面记忆比对事件本身的记忆更容易随时间推移而 快速遗忘，这样便可能发生记忆的混淆。 由于记忆痕迹的模糊，人们在试图重组，以恢复记忆痕 迹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记忆。 第三种情况，当被试要求根据字面痕迹进行回忆时，被试错误地 提取了要点痕迹。 这是因为要点痕迹过于强大，以致被试将其作为字面痕迹加以提取。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将模糊痕迹理论运用到司法工作中，这一理论对司法工作中传统 的经验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为解释证人错误记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源检测理论。 Johnson，Hashtroudi，Lindsay（1993）[15]（3-28 页）在 Johnson和 Raye（1981）的现实检测的理论基础 之上，提出了源检测理论（source－monitoring framework）。 根据源检测理论，“源”可以分为内源和 外源，由此可以分为三类源检测：内源检测，外源检测，内外源检测。内源检测是指对内部产生的 事件来源的区分，如判断一件事是自己说过的还是自己想过的就属于内源检测。 外源检测是指 对外部产生的事件来源的区分，如判断一件事是 A做的还是 B做的就属于外源检测。 内外源检 测又称现实检测（reality monitoring）是指对一件事是内部产生的还是外部产生的作出区分，如判 断一件事是自己想象的还是真实经历的就属于内外源检测。 源检测是对记忆来源作出判断的一系列加工过程。源检测的核心观点认为，记忆信息是归因 于特定来源的[16]（96-111 页）。源检测不仅依赖于对最初事件编码的信息的性质，也依赖于进行源检测 时决策过程的性质，因此影响源检测的因素包括影响源信息特征编码的因素和影响源判断过程 的因素，任何影响编码和决策过程的因素都会造成源检测的破坏。 源检测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是， 记忆来源的相似性会造成源混淆， 从而影响到源检测。 1989年 Lindsay和 Johnson[17]（349-358 页）的一项研究表明，采用源检测的测试方式明显提高了被试的 回忆准确性。 Eekkanen S. T. & McEvoy C. （2002）[18]（73-85 页）的实验的结果支持了 Lindsay的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源检测测试能有效地降低被试的受暗示性。 源检测理论一经提出，就被广泛地应到各个领域，被许多学者用以解释证人错误记忆产生 的原因。 （四）词语遮蔽效应。 当所需记忆的事件难于用语言来把握时，语词可能反而会有损记忆，导致记忆错误，这种现象 就是语词遮蔽效应（verbal overshadowing effects）[19]（129-139 页）。 1990年 Schooler和 Engstler[20]（36-71 页）进行 了一系列的研究，证实语词遮蔽效应的存在。 如 Schooler等人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当被试观看 面部图形，并描述它们时，对面部图形的记忆差于没有描述面部图形的被试。 在司法工作领域，有 学者进行相关研究，Finger and Pezdek（1999）[21]（340－348 页）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证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5 辨认之前让其对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进行描述，会显著地降低其之后正确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 可能性。 Meissner等人（2001）[22]（603-616 页）重复了 Finger and Pezdek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存在。 有学者用 Glanzer和 Clark提出的词语环节假设来解释词语遮蔽效应，认为人们对事件的记 忆是关于事件的词语描述，而不是事件的本身，这就造成了错误记忆的发生。 （五）熟悉感归因理论。 1981年 Jacoby [23]（306-340 页）等人提出了记忆归因理论，认为记忆是两个因素的结合物， 一是对事件加工的流畅性， 另一是将加工流畅归因于过去经历的心理定势。 熟悉感归因理论 （familiarity-attribution theory）是记忆归因理论的一个方面，它强调潜意识对记忆准确性的影响。 熟悉感归因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熟悉会带来记忆的流畅性，而人们倾向于将流畅记忆的事件归于 自己的经历。 人们实际经历的事件和想象的事件都会增加对信息的熟悉感，当这种熟悉感来源 于人们的经历，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记忆，这里之所以说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记忆，是由于无 意识迁移①作用的存在，人们很可能会将经历的 A 事件错误用以回忆 B 事件；而当这种熟悉感 来源于人们的想象，就会引发错误记忆。 想象膨胀范式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 在证人证言这一研究领域，熟悉感归因理论常被用来解释无意识迁移所引发的错误证言以 及由于虚假记忆而产生的错误证言。 （六）建构记忆理论。 Schacter [24]（289－318 页）等人综合了上述的几种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论，即建构记忆理 论（constructive memory framework），这一理论强调将特征结合、模式分离、完形、提取聚焦、标准 设置等作为准确记忆或非准确记忆的中介，将事物的表征定义为特征构成的模式，而提取涉及 激活扩散导致的完形加工。在匹配过程中，记忆者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将某一信息作为所搜寻的 情节记忆目标，提交意识，进而作出判断。记忆错误的产生，既可能源于记忆痕迹的模糊、源信息 的混淆、或者在源检测中设置了一个宽松的标准，还可源于重构过程中无关信息的干扰、或者是 记忆者失于构建一个充分聚焦的提取线索而激活了无关的信息。 建构记忆理论是一个整合的理论，它倡导用多元的理论解释错误记忆的产生。 为学者们进 一步研究证人错误记忆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四、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近几十年来， 关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是心理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追随 Loftus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如 Henry L. Roediger & Lisa Geraci（2007）[25]（321－334 页）采用 Loftus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更易受误 导；误导的次数并不影响记忆的准确性；用源检测进行测验，能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准确性。 自Gudjonsson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错误记忆的个体差异，Scullin & Ceci（2001）创制 了儿童受暗示性量表（The video Suggestibility Scale for Children，简称 VSSC），用以测量儿童的受暗 示性。 该量表基本参照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制成，不同之处在于编制者采用了录像作为刺激材 料，而 Gudjonsson采用的是听觉刺激，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随后又有学者对古德琼森量表 进行了修订， 用录像作为刺激材料， 创制了成人受暗示性量表 （The Video Suggestibility Scale for Adult，简称 VSSA）。这些量表的创制无疑将证人的错误记忆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Matthew H. Scullin等人(2002)[26]（233－246 页）用 VSSC量表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极易受到暗示，在接受 负反馈后也很容易作出改变。 Romuald Polczyk等人（2005）[27]（177－186 页）用 GSS2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儿 童与青少年比成年人更易受暗示，在给予负反馈以后，儿童比青少年与成年人更易作出改变。 ①无意识迁移是指人们错误地将在彼处看到的人或物误认为是在此处看到的人或物。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6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借助于先进的技术设备（如 ERP 等）进行证人的错误 记忆研究。 Carrie A Jocye（2000）[28]（371－373 页）利用眼动、皮电反应、ERP研究证人辨认的过程和潜在 的机制，打开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新方向。 另外，近年来，关于提高证人记忆准确性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未 来证人错误记忆研究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证人错误记忆个体差异的研究。 研究表明，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记忆，但是在 很多时候，相似的情况下，相似的干扰信息下，个体的记忆受到干扰的程度却是不同的。 学者们 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逐渐地将证人错误记忆个体差异的研究作为未来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方向。 第二， 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科技的不断发展，脑成像技术成熟与应用，为心理学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方法。 学者们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精准的实验研究。 Okado和 Stark（2005）[29]（3－11 页）发表 了运用神经认知图象揭示误导信息效应的潜在机制的实验研究，Loftus（2005）[30]（361－366 页）撰文评 价了近 30年来关于事后误导信息效应的典型研究时，对 Okado & Stark（2005）具有开创性的研 究给予了特别评价。 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一种趋势。 第三， 提高证人记忆准确性方法的研究。 关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多集中于影响证人记忆 的因素，证人错误记忆发生的原因的探讨。 而关于如何有效提高证人记忆准确性方法的探讨却 并不多见。而提高证人记忆准确性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研究将会 在提高证人记忆准确性方法的研究上有所作为。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B0011）———证据科 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的部分工作，并得到中国政法大 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参考文献】: [1] 罗大华. 证人证言心理[M].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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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1932. 姜丽娜 罗大华 应柳华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7 A research on witness false memory JIANG Li-na，LUO Da-hua，YING Liu-hua Abstract: Witness testimony has the significance meaning to the judicial practice, but witness false memory occurrence is actually a universal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witness false memory, mainly discuss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oretical basic of witness false memory and also discussed the new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this domain. Key word: Witness; False; Memory; Research; Paradigm; Theoretical; Hypothesis [13] Reyna, V. F. & C. J. Brainerd. Fuzzy- trace theory: An interim synthesis[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5,7. [14] Brainerd C. J., Reyna V. F. Fuzzy-trace theory and false memory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 ence, 2002, 11. [15] Johnson M K, Hashtroudi S, Lindsay D S. Source monitor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3, 114. [1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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