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冲突_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_

25 某种着固定的疆域界定和固定的国族身份。至于“天下”这个概念，它 是不是能与 empire 的概念相提并论，是不是能解释大清国与英帝国 和其他列强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夷”字的问不是 帝国冲突的根源，我在中主要是把它当做帝国冲突的场所来对待的，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场，这种场域有时可能被打开，有时 可能被关闭。问题是，从这个话语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政治 思想传统在发挥作用？它们如何现？这是我真正的关注点。 这部著作自然也有自己的局限。其局限之一就是它原来是写给英语 学界的，因此在参考书目的引用上，主要限于英文著作。假如我是直接 用中文写作的话，本书的格局恐怕就不太一样，起码在参考书目的引用 方面，也应该更丰富一些。以上就是我对本书写作背景的简略介绍，非 常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 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 汪 晖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 这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本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 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 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 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 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 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 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 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细 读的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但勾连文本的意义世界的语词却极为关键。 26 作者显示了很强的解读能力，通过文本、语词、细节与语境之间的复杂 勾连，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话语政治和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与这 本书取材的非连贯性相映照，它的观点和方法的连贯性非常强。 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对话对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国 际关系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这一派，而且也是贯穿在中国研究 中的多种现代化叙述，尤其是这些叙述提供的现代化的目的论。现代化 的目的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已经面临许多挑战，但在中国的近代史、 现代史研究中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有关鸦片战争、义和团 运动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套现代化论述的基本 框架。我记得刘禾曾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及对当代鸦片战争研 究的批评。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逐渐地抛弃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移植了美国近代史研究的许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话的对 象是双重的。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对话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这一点从 她的书的标题和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她批 评的主要对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叙述跟其他的现代化叙述共享着目的 论的历史观，她也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叙述。也正是 通过对上述历史叙述的对话，她转换了近代历史叙述的一些范畴，比如 她不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而是讨论帝国问题。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经常 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本书的方法论主要是符号学和话语分 析，但若以政治立场言，则主要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 思主义叙述共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植 根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从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 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体系，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表达是帝国主义， 它在区域和人口关系中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但所有这些层面的扩张都与 一个叙述的重心相关联，这就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与近代国家形 式之间的结合。刘禾受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 27 影响，她把帝国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近代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这跟传统的 历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 这一基础范畴上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后殖民论述把帝国和帝国主义扩展 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 要维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的理论家试图对帝国和帝国主义 做出区分，他们从不同的传统比较帝国和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汉 娜·阿伦特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所做的论证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 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贯穿 漫长历史的现象，而并不必然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相关联，这样也就 打破了早期社会理论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做出的清晰界限。从一个符 号现象来看，帝国主义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民族 国家的时代。因此，后殖民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如 何叙述近代殖民主义现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现象，还是帝 国的现象？对这一点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响到对主权的论述。 这本书在主权的论述上有一些特点。首先，我注意到刘禾引用了卡 尔·施米特的观点，突出了主权作为例外权力的特征。卡尔·施米特的 主权例外论是在与自由主义法学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法学的特点 之一是把现代国家看成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程序的法的体系，但施密 特认为主权不能从这个纯粹程序化的法制体系中推导出来，它是例外的 权力。这个论述里面的主权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权力。施密特认为现代国 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神学世界，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 实际上永远无法摆脱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刘禾的叙述里面，在第五章对 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主权体系 跟人格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针对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因 为它发现了民主法制体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现代主权的 特征。这个逻辑与规范化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对立的。按照刘禾的概念， 现代的主权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权体系。这个主权体系经常 28 把自己描述成跟传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权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 殖民主义理论都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尽管这三者的立场有着 重要的差异和对立。 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强调现代权力的政 治面和文化面。刘禾的切入点是符号问题。衍指符号（super-sign,用衍 指符号翻译这个英文概念很特别）是她的叙述里面很有趣的一点，这也是她 将话语分析嫁接到符号分析中产生的结果。她一方面从符号的角度入手 来分析这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侧重分析符号所承载的军事和政治权 力关系。军事化过程在符号技术发展当中产生过巨大作用。刘禾举了 《鲁滨孙漂流记》的例子，强调礼拜五是怎么被抛入这个权力关系之中 的，追问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机制。里面引用了一个细节，关于枪在礼 拜五与鲁滨孙之间的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刘禾 引入了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例如警察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询唤 机制的产物。从这点上说，她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葛兰西的霸权学说，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 唤的理论，都试图分析出国家机器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即强制性的和意 识形态的功能。刘禾强调现代世界的构造也是符号生产的过程，但同时 反复揭示这个符号化过程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非常隐秘的联系。现代的 权力体系有着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过符号解读和话 语分析才能揭示出这个机制背后的权力。 我在这里举一些相关的例子，有的跟刘禾的讨论一致，有的不一 致，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例如，刘禾在书中提到中国概念的 不确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我拿来作为 一个参照，因为他也是讲这个不确定性。印欧语系的确立是在黑格尔的 时代，他说，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我们终于有一个讨论“世界历史” 的实证根据了。但在康德时代，印欧语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许多人还在 讨论藏欧语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语和西欧的语系之间建立关系，但最后 29 失败了。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康德以注释的方式谈及中国及西藏，显示 了一种从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国的取向。他说：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 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 （指意大利奥古斯丁派传教士格奥尔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1]所著《藏语拼音》，罗马一七六二年。——译注）一书， 651—654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参加远东探险。此处称引，见所著《彼得 堡问题》[哥廷根，一七七○年]第二节“中华帝国的各种名称”，81页。——译注） 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是Kin 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做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 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 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 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 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应欧洲的；这就 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 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与印度斯坦相比；同时他的邻人所给予 这个国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康德： 《永久和平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一 九九一年版,117页脚注） 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来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 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康德的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 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 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 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这个例子证明：不仅是在印欧语系被发现后的 时期，而且是更早的时期，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试图命名这个地球上 30 的各个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尔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刘禾在关 于China的论述及有关比较语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国这个概念的建 构，我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束，比如现在关于CCTV 要不要改名字的争论就是例证。CCTV是英语简称，如果是“中国”的 拼音的话，当然不应如此拼写。 不过，关于中国的命名，我有一点点补充。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 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一九○七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是最早提出 中华民国概念的文章，实际上也将中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挂了钩。但 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不断重复 和提炼的，地域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确定性。比如说 清代经学里面反复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如今文经学中有关“夷狄入 中国则中国之”的讨论，恰恰是要通过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达到对中国的 界定。到晚清时代，最终选用中国这个概念作为国名，不是随意的。在 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 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 林》篇就有内外的相对化观念，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 发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 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 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 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刘禾所讨论的国际法和符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叙述非常有意 思。十九、二十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现在经常被包裹 在符号化的世界里，不加以解构式的历史分析，人们就会被其普遍价值的 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从中国引进了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所著的《万国 公法》。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在德国， 他们见到了俾斯麦。俾斯麦跟他们谈到了国际法，大意是国际法是不能不 用的，但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际法又不能当真。大久保利通对他佩服得 31 五体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朝鲜和中国台湾时，都曾在不同的方向 上利用国际法，但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破坏国际法，其实这是欧洲国际法诞 生以来的常态。亚洲地区的权力竞争，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 的竞争，而且也是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竞 争。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矛盾也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重大冲突。 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内陆。比如，英国为了打开 西藏的大门，逼迫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相继与之签订条约，除了贸易和领 土问题之外，缔结这类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是用一套符号体系来重新理顺 新的宗主关系。为什么要对这种关系及其符号加以解码？这是因为现代符 号系统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骗性。传统的符号系统并不需 要诉诸形式上平等的符码，但现代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平等话语基础上的， 若不对话语实践过程加以解码，这个体系就能够自我合法化。 我希望上面的评论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贡献。但我也有一些不满足 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冲 突》,但全书主要在分析和解构西方帝国的符号系统，而对中国的符号系 统及其与西方符号系统的斗争过程未做深入的分析，这就是使得题目中 的“冲突”概念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清朝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无力的对 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斗争的一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六八九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当时的情况是清朝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 但康熙要请传教士来帮助划界，条约也以拉丁文本作为正文文本， 俄文、满文作为附件。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建构客观性以使双方承认的努 力，其中当然涉及符号问题。为什么要用欧洲传教士的测量技术？为什 么要用拉丁文？这些做法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与俄国、英国 有什么区别，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斗争？中国王朝不但是积极地创造自 己的符号系统的主体，而且它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抵抗也持续到最后，尽 管来自王朝的抵抗越来越弱，但新的抵抗主体和抵抗形式也在发生，是 否也存在相应的符号建构过程？ 32 其次，用帝国之间的冲突来描述鸦片战争，突出了不同政治体之间 的对等性，同时也暗示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我同意的。但把 鸦片战争以来的冲突界定为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其他被 压迫民族的冲突，就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 主义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就回到后殖民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叙述策略的问题，两者都批判殖民主义，但后 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这牵涉如 何解释帝国的扩张行为背后不同的动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国 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历史 主体——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 诞生过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因此获得了一个历史内部的主体的支撑。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目的论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史 学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一个生成 中的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离开这个问题，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所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进步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并没有触及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从黑格尔的国家到马克思的阶级主体，他们 试图从历史内部重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由此，他们也将道德批判转向 了真正的历史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说，要用帝国间的冲突来取代对帝 国主义的扩张过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承认不承认十 九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在经济形态（尤其是生产方式）、社会 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讨论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新的矛 盾和冲突与先前的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差异？ 这一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旧 帝国的衰落，在这个地基之上，究竟产生了哪些代表未来的力量？或 者，对于目的论的批判最终彻底消解了这些问题？ 第三，还有少数细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刘 禾在分析《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时，特别提到了汉字“权”、“权利”与英文 “right”之间的对译问题，这是书中除了有关“夷”字的翻译之外的另一个 33 重要的衍指符号。刘禾指出“权—right”构成了一个衍指符号，这是有根 据的。《万国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 等条目中的right就被翻译为“权”，但是，在《万国公法》中，与“权”、“权利” 发生对译关系的英文词并不只是right，还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这一点研究该书翻译的学者王健指出过，我 也曾对此做过一点分析。从这个角度看，“right—权”这个衍指符号的 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还得考虑“权”这一汉字的多义性在翻译中 的作用，以及这一多义性逐渐单面化的过程。只有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个 翻译过程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之后，有关“right—权”的符号—意义系 统才能被清晰地确立起来。鉴于“right—权”这一衍指符号在全书中 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过程恐怕是必要的——显然，这一符号—意义系统 的确立不是通过《万国公法》一本书的翻译过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 涉及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过程和翻译实践。 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 杨念群 我理解，刘禾实际上把原来《跨语际实践》中跨语际的话语方法应 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与整体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 来加以展开分析。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角度已经使她从一个文学研究 者转换成一个历史学家。 对待中西冲突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而且积累了 非常深厚的传统，比如有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还有一套就是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分析方法。你想超越他们或者跟他 们有所不同相当不易。美国“二战”后兴起的所谓“区域研究”，基本 上是把中西冲突看成是“文化特质”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