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与宝钗

黛玉与宝钗 《红楼梦》是我国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它，我也很喜欢这部书，但是与那些文人来讲，我不过是闲人而已，在闲来无事时翻阅一下，以解烦闷与孤寂罢了。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钗黛描写通过几个正面与侧面进行了对比，主要现在: 一、 在二人容貌的描写上: 钗黛之美相比较而言是各有千秋的，在可以借宝玉对二人的容貌描写中看出来。黛玉之美，在宝玉看来乃是“细看形容与众不同:两弯似蹙非蹙绢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而宝钗，在宝玉看来又是一样，当他去看薛姨妈时，“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发篆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秋水。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在宝玉眼中钗黛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不但她俩的外观的美大不相同，即她俩内心所开诸外的表情也是截然两样。对于这一点，兴儿评的却是十分恰当，“我们家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孩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儿，姓薛。这两位姑娘都是美人儿一样;又都知书识字的。或出门上来，或在园子里遇见，我们连气儿也不敢出～怕气吹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吹化了薛姑娘～”这话把一个林姑娘形容得弱不禁风，婷婷袅袅;把一个薛姑娘形容得玲珑剔透，冰雪聪明，她们的自然美都穷容形相恰如其分地烘托出来了～ 二、 对二人脾气秉性的描写 在写宝钗时，作者写了她不仅对黛玉的讽刺、刻薄报以容忍的态度，对黛玉有悖于封建礼教的言行还进行耐心地劝戒;对大观园里的姐妹不仅在道德、行为上予以劝戒和引导，在生活上对她们也细心关照。如在黛玉行酒令时，无意中说了《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句子，宝钗以小时候的亲身经历劝黛玉，受封建思想的薰陶，“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宝钗尊崇的行为。对于出身大族、但父母双亡的史湘云，宝钗更是关爱有加，。她细心观察，得知湘云在叔叔家一点儿作不得主，针线活都得自己动手。当听说袭人求湘云帮他做宝玉的活计时及时劝阻，并将湘云的处境讲给袭人听，减轻了湘云的负担。湘云要邀诗社作东时，宝钗体会她的处境，从自家铺子里要些螃蟹和酒，给湘云提供了物质上的资助，令湘云心中十分感服。 在写黛玉时，作者写了她的牙尖嘴利、说话不饶人、对人讽刺、刻薄的一面。如黛玉去看宝钗时，宝钗劝宝玉不要吃冷酒，黛玉借雪雁送手炉讽刺宝钗和宝玉，待到宝玉说出表面是顶撞李嬷嬷，实是嘲讽宝钗的话时，宝钗说“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也不是，喜欢又不是”写出了黛玉的牙尖嘴利;在写湘云打趣黛玉比作戏子时，黛玉十分生气，不但和湘云而且和宝玉也闹了起来，惹的宝玉说她这样说话不饶人;在写周瑞家的送宫花一段时，原本周瑞家的这一路送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黛玉却多心地一问“是单送我的，不审每个姑娘都有呢,”答曰“姑娘们都有了，这两支是姑娘的。”黛玉的回答让人很受不了，“我说呢,原来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我，不然也轮不到我的头上。”这话说时，周瑞家的虽没说什么，但是心里一定不满，这也就奠定了黛玉在下人们心中并不如宝钗一样深得人心。 然而，事物都是两方面的，在对钗黛的描写上，虽然有“褒宝钗、贬黛玉”的意图，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实际却是在“贬宝钗、褒黛玉”。 首先，宝钗是自私与冷酷的，而黛玉却是心直口快的、不计前嫌的。在“宝钗扑蝶”一节中，她到了利害关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便不惜伤害他人，把麻烦推给了黛玉。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心安理得，并没有感到内疚，她的这一自私、虚伪在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上被作者揭示得淋漓尽致;而黛玉在被湘云比作戏子时，与湘云有了口角之争，而随后又携宝玉的诗与湘云一同去看，这表现了黛玉似窄实宽的心胸。其次，宝钗待人又是讽刺、刻薄的;而黛玉待人则是宽厚的。宝钗在抓住黛玉行酒令中的《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时，便要审问她;而黛玉看见宝钗坐在睡着的宝玉身边绣鸳鸯时，只是灰心一笑而没有去审问她。从这可以看出，宝钗只是表面上的德、仁、厚，而黛玉则是内心深处的德、仁、厚。再次，就是对待下人问上，宝钗的内心深处其实对下人是存在着很深的主人与奴才的芥蒂的，而黛玉却是对下人是一视同仁的。在对待金钏的死上，宝钗并没有对金钏的死表现同情，而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丫头，并没有 什么可惜的，王夫人对金钏的赏银应该是她的福气;而黛玉对下人则是一视同仁的，在晴雯死后，宝玉为晴雯作的《芙蓉女人诔》中，黛玉不但没有怪他，反而还为他修改，这正表明了黛玉心中的那份反叛。 潇湘馆中内的竿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刚直率直，心地纯洁的品质与情操，而蘅芜院内蛇蜒迂回的藤蔓暗示了宝醉心功利，攀援显贵，善于逢迎的性格特征。对于曹雪芹对二人的描写，相较而下，我更喜欢林黛玉。 在《红楼梦》中最可怜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薛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林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至死也不明白为何宝玉不来娶她。 既然她们俩的命运如此相似，那么，撇开世俗的偏见，对她们的性格做一些比较。 薛宝钗入住贾府较林黛玉晚，而且林黛玉还有身为贾母外孙女这一层关系，亲疏程度，勿庸赘言。但这薛宝钗入住贾府后，贾府上下逐渐发现(或者说更加明显)宝钗的平易近人与温和谦让，黛玉则是性情乖戾，难以侍候，贾母甚至将她和宝玉同视为“小冤家”。 黛玉对宝钗是颇有妒意的，主要原因是宝钗有一个“芳龄永继”的金项圈配那“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而且宝钗甚得贾府的夸赞。 尽管黛玉逐渐明晰宝玉对她是一往情深，然而她毕竟不如宝玉见惯名利场，看尽人间的世情百态，因此她无法理解宝玉的那句“你死了，我当和尚”的誓言，反而甚为着恼。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执着，显露而又坚贞的，王熙凤甚至逗笑她是“未来的贾家媳妇”，她与贾宝玉的爱情由此看来是路人皆知的了。但她仍不放心，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肯定前她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她不容许贾宝玉对其他女子有任何好感，而且将信将疑地猜忌着各种传说。先有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说，后有湘云与宝玉的麟玉之配，这些传说无时无刻不扰得她心烦意乱，无法处便拿宝玉出气。尽管她希望宝玉能不介意这些传说看来其实最介意的是她自己。黛玉在初进贾府时曾立誓要谨小慎微，不被他人取笑，而她采取的方式则是先取笑别人或者过分自卫，史湘云吐字不清晰，她就笑其将来嫁个“爱哥哥”，可是当史湘云笑言她与一戏子相像时，她就受不了了，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悲心理 不容许任何人拿她开玩笑的，就这样，她带着自悲与自卫的包袱越滑越远。 黛玉平生只有两个心思，一个是宝玉，一个是作诗。黛玉和宝钗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文章韬略皆显奇才，其二人互在伯仲之间。而她们在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黛玉一心想的是争名夺胜，每次作诗应对必是全力以赴，可以看得出，贾妃省亲时黛玉因题目太少难以尽兴发挥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在菊花赋中以《咏菊》、《问菊》、《菊梦》独占魁首时又是多么的舒畅。宝钗则认为女子无才便德，有了这种思想，无论吟 诗作赋她也就只是聊以应景了。所以，黛玉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与作风较宝钗要积极的多。 这反映在她对香菱不厌其烦的教导，带领香菱去结实王摩诘、李青莲等一代名家，更反映在她后来的重建桃花社，可以说在学问上林黛玉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而这又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舞文五弄墨的人来作他们的媳妇。从这一点上看，宝玉和黛玉似乎算得上是彻底的反叛者，只可惜他们的终身大事还是要贾母的定夺，也就是说，他们与封建势力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此一来，他二人就变得太不识实务了，既对封建势 力有所希求又不肯老实听话。 那么，薛宝钗又是如何赢得贾府的嘉许，最终做了贾家媳妇的,在见识了通灵宝玉之后，宝钗就已经明白自己的终生归宿之所在，但她并未形之于色，而是绐终做着恰如其的隐忍。平心而论，薛宝钗确实更符合贾母等人的要求，温厚、贤惠而又识大体。从她的身上，也不光看到了她作为封建女子的闺房形象，更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旷世才女的不朽丰貌。从规劝黛玉读正经书，别移了性情到苦劝其兄薛蟠不要胡作非为至协理荣国府，将大观园让与下人劳作，以节省开支，让我们领略到薛宝钗的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姑娘。 一般来说，宝黛二人通常被理解为反叛的典型。实际上，宝钗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讽当朝: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嘲弄了官员昏暗无道，贪得无厌。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没见她说过其他偏激的话，她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给这个世界致命一击，因此在反抗与忍受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点， 较之宝黛，她是否更聪明些,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何况又还时时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认可，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分了。封建势力最终是胜利了，这是《金陵十二钗》中预示好的。这位封建文人最终放不下对统治者的幻想，放不下对封建势力的维护，用自己的笔残酷地为他们三人的挣扎划上了句号，从而让整个梦最终成为一场空。 林黛玉身上所负担的时代压力，又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加重。“一来二去 的大了”，这种感觉愈来愈成为一种无形的威胁。她和贾宝玉之间，那种对躺在枕 头上说的不拘形迹的恋爱生活，已经不能再有了。表现于形体之外的爱情活动 ，已经失去童年服装的隐蔽，不得不在某些地方收缩起来，而转向内部深处发展。 于是，从这两个青年人的心中，传递着一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变得更体贴、更心会 、更情了。但是，这一爱情究竟甚么时候才能达到美满的婚姻归宿呢,这个随着 年事的增长而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愈来愈成为折磨林黛玉的事情了。爱情，冻结 在茫然的期待里。一种捕捉不到的阴冷感觉，暗袭着这个少女的心头。 她一方面敏感到这种阴冷，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对贾母等封建统治者还抱着幻想 ，或者说，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其实，这个可怜的少女，也只能这样地用“这希望 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似乎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紫鹃，才能体察到她的这种深秘的苦痛。这个热情、 聪慧的丫环曾经暗暗地为她作急，并且不必要地去为她试探贾宝玉的心。不想那一 番“妹妹回苏州去”的假话，竟把贾宝玉吓得人事不知，昏迷过去;李妈妈的手指 在他的人中上“掐得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痛”。 随着晴雯的死亡而笼罩在四周的阴霾，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浓结、更加低沉 了。林黛玉也比任何时候更显得敏感而心神紧张，乃至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中。窗 外老婆子一声不相干的叫骂，也会使她昏厥过去。现实的阴暗，又作用于她的感觉 世界，造成了一个把她惊出“一身冷汗”来的恶梦…… 接着，生活中的阴霾，又随着贾宝玉的婚姻提到贾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而变得更 加低压。偏偏在这个不宜害病的时刻，她的病又更进一步地恶化起来。痰中的血星 ，带来了可怕的凶兆～ 病，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已经变成一种不能告人的过错了它不是得到同情，而是 招来更多的厌烦和嫌恶。林黛玉似乎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她对探春说:“好妹妹 ，你到老太太那里，只道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对，不是什么大病，也不用老太太 烦心的。”果然，当探春小心地在贾母的面前提起她的病时，贾母当着众人对林黛 玉发出了这样的责备:“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后来又说:“这孩子就是心重 些，所以身子不结实。” 所谓“心细”、“心重”以及后来所说的“怪僻”，等等，都是贾母等对林黛 玉的性格，长期以来所产生的印象。当贾府的统治者在作出这样的评语时，还没有 探悉到林黛玉的心中已经有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爱情呢～这时，林黛玉在 统治者的心中还不失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姐，只是“脾性儿”不好而已。 的确，只须在“脾性儿”这一点上，已经足够造成林黛玉的悲剧了。而她的病 ，又直接成了统治者厌弃的口实。为林黛玉诊视的王大夫，仿佛为她作辩似地说: “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消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 可是，良医不能为不良的社会开出药方。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是不能用药草来 疗治的。纵然生活中不再涌起其它的波澜，那包围在四周的阴冷和潮湿，那种封建 统治者对爱情不置可否的沉默，也会慢慢地耗尽这个少女的生命。 但即使是这种慢性的残害也不可能了～剧烈的折磨，正等待着林黛玉。 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起太多的打击。雪雁的一声误传:“宝玉定了亲 了”，便把她立刻抛人饮食不进的危境中。接着听到这段亲事原是“议而不成”的 ，她又立刻挣出死亡的怀抱，“心神顿觉清爽许多”。 爱情连结着这个少女的生与死。她也正经历着生与死的回旋。而客观现实，也 日益紧迫地把她推人这种生死的斗争中。 当她的生命重又飞回的时候，也正是更大的灾难开始的时候。 她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不禁把内心的秘密作了明显的暴露。 这是可怕的暴露～这种暴露，要比来自贾宝玉的身上更为严重、更为惊动。因此四 周飞起了“唧唧哝哝”的“议论”。于是，像扑灭火灾似地，整个封建势力立即组 成回答性的打击。 “略猜的八九”的贾母，首先正式地、公开地提出必须在她和贾宝玉之间加强 戒备:“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同时，也终于考虑到如何来打 发她的事情了。 统治者根据私有社会里这个 天经地义的原则——“先自己而后外人”作出了决 定:“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爱情，就这样地被宣判了死刑～ 封建势力几乎是在她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这沉重的一击，不是通过贾母，也不是通过王夫人、凤姐，而是由一个不相干 的傻大姐儿加到她的身上的。不懂得隐瞒，只会说实话的傻大姐儿，在这里为统治 者担当了最直接的凶手。 当傻大姐儿在林黛玉的面前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时，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 在这个少女的脚底下抽去了。她的全身像在无边的空茫里飘落、下沉、散失……。 是的，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悲伤和眼泪。我们看到 她只是在那个沁芳桥畔“迷迷痴痴”地走着，“像踩着棉花一般地”走着，“信着 脚儿”地走着，走过去又“往回里”地走着……。 像一片落花，林黛玉飘落在人生的风暴里。 那一社会是怎样摧毁一个纯洁、美丽的灵魂的啊～ 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哲理与诗情，并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像。二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她的悲剧命运洒下同情之泪，为她的艺术魅力心醉神迷。她是《红楼梦》读者心目中的一位圣洁、美丽的爱神。 然而，在百花斗妍的女儿国大观园里，有妩媚丰美的薛宝钗，有风流娇艳的史湘云，有文采精华的贾探春，有美貌不亚于其家姐的薛宝琴，……为什么独有黛玉那样牵动人的衷肠，甚至有人因她而狂、为她而死呢,她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艺术魅力,她究竟美在何处、动人在何处,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点，则是林黛玉具有一种悲剧美。当人们说《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时,恐怕首先是指宝黛爱情的悲剧;其次是指青春少女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共同悲剧。而其中最悲者莫过于黛玉之悲了。真正的悲剧总是动人心魄的，因为悲剧是将美毁灭给人看。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其悲剧就越壮美，越深刻，越动人。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还在她出世之前，曹雪芹就用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像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妙的亘古未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根、宿情、宿恨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渲染和强化。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居在黑暗龌龊的贾府。 林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肉。哭是她悲剧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映;哭，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诗人气质的种种感受的抒发。质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撼人心灵～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发出了微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的遗恨～ 宝钗——一个被时代吞没的美丽女子，却直到现在逃不出人们的声讨和责骂，这是宝钗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扪心自问，你真的可以如黛玉般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吗，所谓的至情至性，又有几人做的到呢,指责宝钗，让我们沉思，我们真的有这个资格吗, 宝钗在书中虽不是女一号，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由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宝钗成了人人唾弃角色。可是，宝钗也是牺牲者，失去了一切，无人同情。 众钗中堪媲黛玉之才的，非宝钗莫数，她不但善于处世，且“根基家私”雄厚。较之“叛逆”的黛玉，她是另一种女子的代表，是顺应的典范。 宝钗住进贾府，是母兄的主意;搬进大观园，是元妃的旨意。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即便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亦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自由，所以宝钗的生活，完全是被家庭包办的。进入贾府，宝钗的优点逐渐显露出来，温柔善良，老实敦厚，文才飞扬，平易近人“连下人也多与宝钗亲近”，甚至连赵姨娘也夸她厚到亲切。生日会上她知贾母“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依着意思”去说;梨香院她布置的素净简单，给人以恬静守拙的淑女之感;金训投井，她帮王夫人解除心中梗结;宴席上众人嘲笑乡下人刘姥姥，独无描写宝钗嘲笑之笔，可见其德行。她一方面让王熙凤以为“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一方面又“小惠全大体”;她对黛玉的讥讽听若罔闻，让人认为她从不记恨，连黛玉也叹她“多情如此”，:“惺 惺相惜”，其余姐妹她都处的甚是融洽。这处世的高明与待遇的清高形成鲜明的对比。 宝钗处世的随和，出自她纯良的内心，但在复杂环境中，她不可避免又毫无反抗的被封建礼教毒害甚至于毁灭，这便是“悲金”所在。脂评“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十分中肯，钗黛二人同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只不过一个叛逆，一个顺从。高鹗续书中宝钗闻宝玉失踪，自是十分悲伤，可她反强打精神安慰母亲，这等惨境，却处之泰然——好一个蘅芜君～受了哥哥的气，她“满心委屈”，但“待要怎样”，又怕母亲不安便“回到屋里哭了一夜”;黛玉刻薄她，她也因“心里惦着母亲”“并不怎样，一径自去了”;觉察出“木石盟”之深，她便跳出局外，超然静观，将自己的失意掩的严严实实。她“守拙”，比起奢华无度的哥哥，“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两个不同的人来～”正是她的大度和贞静使她深得人心。史湘云打心眼里认为“这些姐妹们，再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我但凡有这么个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袭人也赞她“叫人敬重，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 很多人不喜欢宝钗，皆因为她和众人关系太好，难免有讨好众人之嫌，但若做讨好之解，宝钗的行为并不好理解:如果她是为了进入大观园，当上“宝二奶奶”而逢迎众人，那她根本不用讨好下人，也没有必要讨好黛玉。她所做的一切，皆出自她本性的善良，并非人们所想的黑暗与肮脏。 宝钗出生在富裕的封建大家庭，封建礼教在她心中有着深深的烙印，她懂得在封建家庭中的女人的义务与责任，但她并不是一个封建礼教的木偶，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女人，她有她的个性和叛逆“漫稳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没缘法,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是宝钗很喜欢的一只“寄生草”，从中可以看出宝钗心中的消极和迷惘，但她明白她肩负的责任，她明白她的家庭需要她，没有谁给她一点可以发泄情绪，可以自由生活的空间，所以她并不是胜利者，她比黛玉更具有悲剧色彩。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贾宝玉生辰之际，大观园里群芳贺寿，怡红公子独坐万花丛中，举目但见飞红流翠，顾盼唯觉雾鬓云鬟，倒象把满园春色生生搬进了珍珠帘内，锦绣笼中，好一派风光霁月，漫说是养了贾宝玉的眼，便是众读者，看至此处，也觉字字珠玑，美不胜收。 借花拟人，以人喻花，这本是曹雪芹一贯的借喻手法，这一回中，他以一个小小的游戏，将一众女子的个性及命运做成伏笔，埋于字里行间，而贾府盛极而衰的命运，亦藏在其中。所谓“韶华盛极”，却是“开到荼蘼花事了”。 却不说这些，只看宝钗，她掣得了一枝牡丹，题“艳冠群芳”，上书“任是无情也动人”;黛玉则掣得芙蓉，题“风露清愁”，诗曰“莫怨东风当自嗟”。曹雪芹果然精辟，仅此一处，钗黛二人迥然的个性已见诸分明，一抑一扬，一凝一清，昭示出二人后续的富贵与清逸，宝钗的无情，黛玉的薄命，亦于此处略显端倪。 说起来，宝钗也是个可怜的女子。虽有众多人说她城府太深，工于心计，我倒觉得，她费尽心机得了个痴痴呆呆的宝玉，也未见得心里有多欢喜。高锷的后四十回，将宝钗写得对宝玉全无心意，倒也不算唐突。宝钗的无情，归根结底，还是其身处的时代所造成的，那时的女子必须内敛，必须含蓄，否则便被视作轻浮，若非如此，则尽痴情儿女的《红楼梦》，也不会被当做禁书。另有一处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第五回宝玉游太虚幻境时，书中已然将宝钗比做“山中高士”，既已言到士，则宝钗冠冕堂皇的道学家一面，也应是曹雪芹赋予其之个性使然，倒不是说她故意表现给谁看。 况且，一直觉得，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正是春花烂漫的年龄，再有心机，也只是那点小女孩的心态罢了，不过是凡事不愿多说，唯恐得罪了谁;又因怕受冷落，故做出乖巧的样儿来，讨老太太，太太的欢心。至于金钏儿死后，去王夫人处说了一大通开解的话，看起来虽可厌，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宝钗所受的教育，所置身的环境，使她很难象现在的我们具有平民思想，毕竟，她还是生活在被封建礼教束缚的时代背景中。如此一想，那一些些讨厌，也只淡淡地浮上心头，又散了开去，终究还是原宥了她的。 而多愁多病的黛玉，她的寒素与冷淡，也极令人生怜。若论才色，她与宝钗各擅春秋，或稍有胜出，但若论性情，则输给宝钗太多。也难怪，一个幼失双亲的女孩，性情难免孤僻，况且，中间还夹着个不清不楚的宝玉，黛玉的种种讥诮，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一处要紧的地方，则是贾府中奶奶姑娘实在太多，人际关系过于庞杂，便如我这般的旁观者，亦不能将关系理清，何况黛玉这样聪明有余，精明不足的小小女孩,这些为人处事上的技巧，原是需由至亲长辈详加指点的，黛玉孤身一人，无亲人教化，行动上容易得罪人，也是没法儿的事。 其实，原本颇不喜黛玉。少时读红楼，每写至黛玉，常有“冷笑”字样，没的让人看了心里凉嗖嗖的，感觉极不爽。不过，随着年纪渐长，现在看时，多了一份悲天悯人的心情，便理解了她的个性，何况，她性情的古怪原是身患痼疾所致，曹雪芹借良医之口，也算替黛玉说了句公道话。 黛玉最令人生怜的地方，还在于她与宝钗相比时，所显出的那一份简单与清秀。她没有太多弯弯绕的东西，虽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行一步路”，但至少，不高兴的时候她会表现出来，或许言辞犀利了些，不过，倒不太难揣度，用不着别人费尽思量地猜测她的心思。 钗黛二人的关系，颇为有趣，先紧而后松。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宝钗对黛玉的拉拢，这一手做得相当有技巧。借两句不该出口的诗，宝钗是先恐吓后安慰，再加上一番推心置腹的大道理，把个黛玉说得心服口服。宝钗的聪明便在这里，拿住了你的错处，既不告状，也不隐藏，先告诉你，你的错逃得出别人的眼，却被我记在心上，然后又卖一个大大的人情，替你兜转了这事，让犯错的人感激不尽。这一点，便是七巧玲珑的黛玉，也一时勘不破，就此与她做下一番情谊。 我相信，为了贾宝玉，钗黛二人应是互有敌意的，但她们的处理方式却不同。黛玉是语带机锋，言语尖刻，表面看占尽上风，却敌不过宝钗的温柔隐忍，满腔情意放在暗处，却以高妙的手法征服对手，让黛玉直将她认做姐姐。到最后，她二人反显得比其他人更亲，连宝玉都奇怪起来，知道原委后，也对宝钗的大度颇为赞许。如此一来，宝钗不仅借此在宝玉心中地位提升，便在园中一应姐妹间的地位，也拉高了不少。你想，就连出类拔萃，孤傲自赏的黛玉尚对她信服如厮，何况其他人,既黛玉服了她，则大观园中领袖群芳者，舍宝钗其谁, 若以戏曲的方式演绎《红楼梦》，钗黛二人应为正旦，属于女主角一类，而曹雪芹对她二人的描述，也是不怕辅陈与繁复的，把这二人写得天上有地下无，极为出色，只可惜，她们的命运，却无一例外地可怜(红楼中女子命运，大多如是，惋惜)。尤其是宝钗，更可怜些。黛玉那般绝世的才情与容貌，本就不该为世间所有，她与宝玉的情缘，也定格在镜里落花，水中冷月，永恒的美丽与缥缈。因此，她的逝去，倒是上苍对她的怜惜，仙子谪落凡间，最终仍须飘然天上，远离尘世。 而宝钗，空守着偌大的家，长长的后半生，只能教子，无法相夫，这样一份孤绝，真如诗中所言的“山中”枯坐，从此后，再无娇嗔软语可以相向，红烛幽窗，独坐至天亮，无论她怎样的清心寡欲，也该体会到这里包含着的寂寞吧。如李纨那般心如槁灰了此残生，对宝钗来说，的确是清冷了到极处，因此，比起黛玉来，她的结局也更让人痛惜。“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玉何幸，被钗黛同时垂青，可叹他福薄，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心，与宝钗“举案齐眉”，却心系黛玉，“到底意难平”。最终，也只能与她们尘缘相隔。青埂峰上，离恨天外，这一段若即若离的情事，彼此都将今生前世的宿缘，还的还，了的了。世间一切，不过虚枉而已。 芙蓉开了，牡丹艳了，一季一季的韶华，一程一程的人生，我们在故事里寻找自己，又将自己遗落在故事中。 弥漫于士林的“党元祐”情结与愈演愈烈的“崇苏热”，对文学命运的走向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主要对象，苏轼的典范意义得到了政见不一的作家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个以“崇苏”为荣的庞大的文学群体。在这种认同中形成的所谓“苏轼词派”，则从正面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苏轼生前，在词坛“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具体表现为: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推进了词律23。这些“新天下耳目”的表现，得到了时人与后人的响应，形成了阵容壮大的词派。王灼就认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24;元好问又将苏派传人一直举到辛弃疾:“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清壮顿搓，能起人妙思。亦乃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东坡发之。”25在北宋，苏轼词虽然得到同时代某些词人的崇尚，但较之徽宗朝的“大晟府词人”，其阵容并无优势可言，占词坛主流也是“大晟府词人”围绕“丰亨豫大”的虚幻光环编织而成的谄谀之词。“苏轼词派”的壮大，是在南渡以后。 王灼提及的叶梦得，原本不是苏轼词派中人，在北宋却又“阴抑苏黄”。清四库馆臣指出:“梦得著《石林诗话》，主王安石之学，而阴抑苏黄，颇乖正论。乃其为词，则又挹苏氏之余波。所谓是非之心，有终不可澌灭者耶。”26叶梦得于绍圣四年进士，徽宗时为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出于蔡京之门，在政治上倾向“绍述”，在文学上“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四库馆臣将他从“阴抑苏黄”到转“挹苏氏之余波”，归源为创作主体“是非之心”的重新发现;冯熙则以为:“叶少蕴主持王学，所著《石林诗话》，阴抑苏黄，而其词顾挹苏氏之余波，岂此道与所问学，固多歧出也。”27谭莹又将其“多歧出”视作为人上的“狡狯”:“轻诋苏黄太刻深，倚声一事却倾心。流莺不语啼莺语，狡狯真怜叶石林”28。实际上，促使叶梦得从前期“阴抑苏黄”与词“婉丽有温、李之风”，转化到后期崇尚苏轼，使词风“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而“不减东坡之妙”29，是时风使然，是“党元祐”下的“崇苏热”改变了其先前所持之“道与所问学”，终成苏轼在词坛上的传人。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蒨罗裙”;下阙写“我”看人，则或收麦或赛神，还有“醉叟卧黄昏”，生活的气氛很浓。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这一点。 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