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只说三分话”

“逢人只说三分话” “逢人只说三分话” 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以说明“讲话的艺术”是多么重要。 某个开国皇帝少年时很穷,和一帮小伙伴放牛。某天一起偷别人地里的芋头,盛在砂罐里煮熟后,众牧童争抢,将罐打破,汤汁流了一地,只剩下芋头。多年后,起于布衣的皇帝坐了龙椅,昔日小伙伴来投奔。第一个人找到皇帝,当着皇帝扈从的面如实讲述那段往事,皇帝觉得很没面子,大声呵斥说不认识这人,把他赶了出来。第二个人进来跪下,说:万岁爷曾记否,微臣当年随驾征讨,攻破砂罐城,捉了芋将军,跑了汤将军……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讲述皇帝微末时和自己的交情,龙颜大悦,重重地赏赐了他。 对这种传说不必去考证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民间的戏曲、评书中喜欢讲这类故事,实际上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流行的一种处世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不提倡讲真话。 传统的儒家圣贤有诸多论述谈到如何以诚待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士大夫阶层还是引车卖浆者,多数人信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三分话”指的就是不完全真实的想法。所以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某些老外,至今对国人暧昧的态度很是恼火,因为他们不知道国人说的话是真实的意图还是另有隐情。但这并不说明我们的民族天生就虚伪,这里隐藏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一种利益考量:讲真话吃亏,说假话获利。对多数人来说,道德上的追求总是要让位于现实利益。 不讲真话或者尽量少讲真话,即使不得不讲真话也要讲得委婉动听,这样的文化形成自有其社会基础。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国人长期生活在泛政治化的社会,政治规则对普通人的生活哲学影响巨大。而“不讲真话”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昏君或暴君的标准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和实话,讲真话的臣民在其治下没好下场;而圣明的君主相反,但这样的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算稀缺物种。记录上古政治活动的《尚书》的《泰誓》中,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焚炙忠良”,而据说惹得纣王动怒的原因是比干这类忠良给他说大实话。 在天下礼崩乐坏、诸侯间攻伐不已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孟这些圣人企图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救世,其重要内容就是仁义诚信,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孟子游说各国君王,这老先生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说出一些让诸侯不喜欢的话,但多数时候为了游说的效果,他不得不用各种比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温柔的包装,哪怕对着他内心瞧不起的、“望之不似人君”的梁惠王。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到后世更是普遍被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学问。出自儒家荀子门下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专门有一篇文章《说难》,就是论述讲话特别是对君王和上司讲话的技巧:“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雄,没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相对后世而言,形成不了大一统的文化专制。孟子、韩非这样的人还是相当幸福的,说些真话,顶多得不到官爵,不会有什么人身威胁。及至秦始皇灭六国,开启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采纳李斯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从此,文化专制是历代王朝的常态,讲真话得咎的风险更大。而秦始皇死后,赵高“指鹿为马”便成为这种文化专制恶果最典型的显现:事物之真假的表述已经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表态。在权力的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下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呈现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推行专制。 这种不讲真话的文化大行其道,如果不能及时矫正,很快就会结出恶果,秦二世之亡就是例子。因此后世的中国统治者面临一种两难:完全提倡讲真话,让真实的信息畅通无阻,必然冲垮专制的堤坝;但一味地打压说真话,从上到下都这么干,绝大多数臣属合伙“欺君”(对君说的 都是动人的假话),建立于信息虚假基础的统治同样是不牢固的。一些有雄才大略的所谓明君更是注意这个问题,生怕被臣下欺骗。朱元璋建立“特务”制度,康熙更是对明朝皇帝的做法发扬光大,在全国安插“情报员”,有时在与地方来的官员谈话时,故意透露出从密折中获得的当地气候、物价信息,以示明察秋毫。 然而,整个皇权政治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控制信息,皇帝要想在实现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为自己留个特例,不被人欺,获知真实的信息,这种平衡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整个官场文化已发展成说假话才能办大事、得大利益,欺上瞒下已成为各级官员合乎逻辑的选择。 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说的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是帝制时代的常态。明末陕西农民王二起事后,各州县民变蜂起,当时陕西巡按胡廷宴,最讨厌听到接连不断的民变报告,让兵士打各州县报信者的屁股,斥责他们夸大其词,说这些无非是没饭吃的饥民而已,抢掠到明年春天自然会停止。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荒唐,但符合当时陕西地方官的利益考量: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忠诚来替朝廷主动安抚或剿灭零星民变,而且太主动很可能卖力不讨好,被政敌抓住把柄――最保险的方式是粉饰太平,当维持会长维持到自己卸任,哪管后任者是否面临洪水滔天。而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办一份只印一张的假《顺天时报》,蒙骗父亲袁世凯,让他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袁家命运蒙骗到沟里去了。 只要文化专制的土壤还在,只要统治者依然热衷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不说真话就一定会大行其道。靠圣贤的道德宣讲,靠明君贤臣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