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下载_Word模板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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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 “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内容提要】鲁迅经常把自己文艺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事业比作一个医生的工作，在弃医从文之初，鲁迅所理想的工作是一个完整医生的工作。所谓完整医生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医生既是病人所患何病的诊断者，同时，也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者。但鲁迅后来却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而自己却安居在一个很边缘的角色位置上——“诊者”。“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不仅是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极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鲁迅走出长...

“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 “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内容提要】鲁迅经常把自己文艺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事业比作一个医生的工作，在弃医从文之初，鲁迅所理想的工作是一个完整医生的工作。所谓完整医生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医生既是病人所患何病的诊断者，同时，也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者。但鲁迅后来却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而自己却安居在一个很边缘的角色位置上——“诊者”。“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不仅是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极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鲁迅走出长达九年“沉默期”极重要的一步，同时又是我们理解鲁迅思想和行为极重要的关节点，它是鲁迅观察、思考、言行、著述等最富个性特征的立足点，是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重新定位。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具有诗学价值的研究课题。 “弃医从文”是鲁迅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重要定位，但不是其最后定位。从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心角色——“治者”的位置上抽身而出，把自己确立在单纯“诊者”的边缘位置上，是鲁迅对自身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再定位，也是鲁迅更富有现代知识分子意味的一次定位。鲁迅经常把自己文艺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工作比作一个医生的工作，在从事文艺事业的最初几年中，鲁迅所理想的工作是一个完整的医生的工作，所谓一个完整医生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医生既是病人所患何病的诊断者，同时，也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者。鲁迅在回忆自己“弃医从文”的最初的想法时说:“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这时的鲁迅看来，“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而鲁迅弃医之后，所要从事的正是文艺，鲁迅是想用文艺来开具其独特的“药方”以医治国民精神之“病”，显然，此时的鲁迅既是“诊者”，也是“治者”。不过，接下来是历时九年的沉默，鲁迅几乎放弃了文艺启蒙工作，他既不是“诊者”，也不是“治者”。然而，当鲁迅走出“沉默期”，重拾文艺理想时，鲁迅是这样为自己的工作定位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显然，疗救者“疗救”的工作已不再是作家鲁迅的主要工作，此时的鲁迅已经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而自己却安居在一个很边缘的角色位置上——“诊者”。鲁迅思想上如此重大的一次转变和深化固然不会像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简单。如此概括的描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却不可避免地把鲁迅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简单化了，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中来，在对历史的追问中，把捉鲁迅思想的深度，体察鲁迅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一 “弃医从文”是鲁迅思想一次重要的深化和转变。但是，与鲁迅后来对文艺、人生、民族、社会的认识的深化与转变相比，鲁迅这一次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最深刻的，更不是最富有鲁迅个性的。更富于鲁迅个性的一次转变和深化发生在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鲁迅当年抱着“医学救国”的梦想时，事实上是抱着“救治肉身”与“救治精神”双重的、也的确是“很美满”的梦想。他看到了医学不仅能够救治国民肉身之病，同时对于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此后由于认识到“第一要著”是“救治精神”而非“救治肉身”，因而以“救治精神”为自己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于是转而怀抱“文艺救国”的理想。这大概就是鲁迅“弃医从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化的“梯度”。显然，此时此刻鲁迅并不怀疑“文艺救国”的前途，他想望的是启蒙的希望，他“文艺救国”的心态是积极而明朗的，而这明朗的心态正好反应了鲁迅弃医从文之初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十余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行们处于相差无几的层面，即“启蒙”的层面。因为并不曾足够认识到“救治思想”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也就并不曾怀疑启蒙以及作为启蒙的自我。此刻的鲁迅如此果断地决定用文艺去“改变他们的精神”，那么，改变什么，怎么改变，特别是改变的方向——拿什么新精神去改变，改变的前景——梦醒后路如何走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在鲁迅的心目中似乎都还没有成为“问题”，事实上，此刻的鲁迅与五四时期其他启蒙者的认识水平处于几无等差的水平就表现在这“还没有成为问题”的问题上，他们都仅以惊醒梦中昏睡者为目的。看来，此刻的鲁迅是可以安心居于启蒙者的位置，也不会拒绝导师的招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角色也不必分化为“诊者”与“治者”。据许寿裳的回忆，1902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经常与他讨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其中相关联的三个问题中并不明显的包含着“治”的问题，甚至与“治”紧密相关的，摆在首要的“(一)怎样才是理想人性”的问题也并不多谈，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治”的问题不重要，或者与己无关。事实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的他们的思想认识恐怕不曾意识到:“治”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试想对于一个已经知道患者病情、病根的医生，手中还有“良药”——“理想的人性”，“治”还会是一个问题吗?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他们看来，利用文艺的“移情”功能，就可以把古今中外哲人已经阐明的“理想人性”输入到愚弱的中国国民的头脑里。如果此言不差，那么也足够说明即便伟大深刻如鲁迅，也曾象平常人一样简单幼稚过。然而，《新生》的创刊失败了，连续两集《域外小说集》销售冷落，无法再行。鲁迅在“文艺救国”的理想中苦苦挣扎了约三年时光(1906—1909)，活生生的现实彻底地破碎了纸上谈兵的幻梦。鲁迅的理想自此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此后的鲁迅便是整整九年的“沉默”(1909—1918)，进入鲁迅传记史上所谓的“晦暗不明期”。九年的“而立”时光在鲁迅56年的生命中实在不算短，一向鼓吹“韧性战斗精神”的鲁迅，虽不能说彻底放弃了但也的确已经远离了“文艺救国”的理想，此间基本上没有做过可以让今天热爱鲁迅的人们拿来揄扬的有关“文艺救国”的大事。相反，他的大量业余时间投注在类似胡适先生“整理国故”的“事业”上，而这一点正是走出“沉默”期过后的鲁迅不遗余力攻击的所在。无视鲁迅整整九年的“沉默”期，直接把12年前(1906)的“弃医从文”与12年后(1918)的文艺启蒙接续起来，研究鲁迅的“文艺救国”思想，实在不能算一个小的疏忽。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过分揄扬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始举动，看不到此原始壮举掩盖下鲁迅思想真实的初始状态;自然也就发现不了鲁迅思想内在的深化过程，同时，也不能更好地理解12年后鲁迅的思想高度。难道12年后的鲁迅仅有知识素养的累积储备?经受过文艺实践的挫折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后的鲁迅对文艺、对国民、对民族没有新的认识?鲁迅后来回忆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这无边寂寞的苦痛就表明鲁迅不甘心于远离自己既定的理想，却又不得不远离;而“回到古代去”也绝不是磨刀霍霍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做知识素养的储备工作，而在我看来，为了“麻醉自己灵魂”的解释倒更合符实情。鲁迅为何要“麻醉自己的灵魂”?从他几近于自残自虐的行为中，从它长达九年的时间跨度中，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绝不是任何复杂的客观原因(诸如由国外到国内学习工作环境变迁等之类)可以解释得通的。那么，他的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思想上的障碍阻隔了鲁迅与理想之间的通道? 对此，学术界有种种解释，但鲁迅自己的解释却强调“铁屋子”的发现，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说得很清楚，他放弃文艺启蒙的理想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发现自己启蒙的对象(读者)居住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自己热情的启蒙并不能给他们以出路，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如此没有出路而且徒然增加国民苦痛的理想固然只有选择放弃了。可是，九年后，在“确信”破毁铁屋子的希望有“必无的证明”?的情况下，鲁迅又重新拿起了“文艺启蒙”的武器，而且从此终其一生，没有再放弃过。那么，鲁迅是如何破解“铁屋子”的难题的呢?，显然，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其独特的个性标示在“铁屋子”难题的发现处，而鲁迅思想新的高度却标示在“铁屋子”难题的破解处，因为“铁屋子”难题的破解意味着鲁迅走出了整整九年的思想的迷茫区，一个卓越思想家九年的沉默，九年的困惑，九年的思索，九年的黄金岁月，九年的难题被破解„„;这其中沉甸甸的分量，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在此，我们不可能全面回答鲁迅究竟是怎样破解“铁屋子”难题的，但勿庸置疑的是，“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是鲁迅走出九年困境的前提条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铁屋子的发现，使鲁迅的思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惊醒昏睡者”与“破毁铁屋子”两个问题紧密联贯的恶性循环中。鲁迅把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贯在一起，也即把诊与治两者联结在一起，把后者作为前者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在铁屋子万难破毁的前提下，则万不可做“惊醒昏睡者”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可做“惊醒昏睡者”的工作，则铁屋子就愈加没有破毁的希望，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最后只得陷入思维和行为两方面的瘫痪中。铁屋子的发现使许多原来不曾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浮出现实的地表，特别是“治”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与己无关的可以悬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连带发现是发现了“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未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可以断定，只要鲁迅的思想依然模糊在“惊醒昏睡者”与“破毁铁屋子”两个问题恶性循环的联贯中，也即模糊在“诊”与“治”恶性循环的紧密联贯中，把后者作为前者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鲁迅就无法走出启蒙的困境，因为与无望之“治”连带而至的是无用之“诊”，其最后结果是“诊”与“治”二者俱废。 “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2) 二弃医从文之初，即1906年，鲁迅对文学是充满自信的，而这自信就建立在“诊者”与“治者”角色统一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不仅相信文学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而且相信文学“善于”改变国民的精神，换言之，作家不仅仅是治者，而且是优秀的治者。因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关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鲁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22年12月，这时鲁迅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鲁迅特别强调是“我那时”的看法。正因为是事后的追述，因此，那种横刀立马，“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不见了，然而在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却有很显明的表现:“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而这种豪迈之气在1918年之后却冷落了不少。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五号的《随感录?“圣武”》却这样写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11如果说在弃医从文之初，鲁迅往往兴致盎然地论证着“文学的兴废盛衰，实关乎国家的存亡”12的命题的话，那么，第二次拥抱“文艺救国''理想的鲁迅却一反常态地经常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他曾这样说:“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13其实，写作《摩罗诗力说》时，鲁迅又何尝不相信文学之于革命的“伟力”，又何曾怀疑过文学之于战争的 “益处”，他相信“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实为“诗人之诗”;而此刻的鲁迅却强调“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前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反差是颇富意味的，它是鲁迅完成了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证明。试想鲁迅为何在确信文学无用的情况下，依然从事着文学事业，原因之一，就是此刻的鲁迅，不再把“诊”与“治”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因此，在“治之无望”的情况下，却依然能够看到“诊”的独立价值。与战争的显效相比，文学之“治”的功用不能不说几近于“无”，但文学之“诊”的功能却也是战争不具备的。 “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具体的发生过程定然是漫长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的是，当鲁迅走出九年的沉默期，重抱文艺救国的理想时，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当鲁迅创作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这个过程已经完成。鲁迅的《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1918年1月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14这封信明显承续着他们1902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话题，虽然治之无方的苦痛依然纠缠着鲁迅的灵魂，但已经明确地把“诊”与“治”的问题分而论之。 1918年后的鲁迅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问题。足见鲁迅的重视。1925年鲁迅有一篇专论导师的杂文，彻底否定“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在彼时中国存在的可能性，他写道:“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151923年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鲁迅明确肯定易卜生“诗人”的角色定位:“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161927年在另一篇讲演《关于知识阶级》，鲁迅以同样鲜明的态度否定英国罗素及罗曼罗兰等知识分子的角色“越位”:“英国罗素(Rus-sel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17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表明鲁迅主张知识分子从“治者”的半边位置上抽身而出。而且这种抽身而出绝不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更不是逃避，而是安居于“本位”的表现。1934年，国际文学社向鲁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鲁迅的回答是:“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8在我看来，国际文学社的问题无疑贴进了鲁迅思想的深处，因此，这一问一答，都颇具意味。尽管鲁迅热情地肯定苏联的新型社会，然而鲁迅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既定的“诊者”的角色定位——“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而经这一问，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便更明确了。1933年，鲁迅曾引用过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现今的翻译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9大概国际思想家的论述足堪为鲁迅个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提供有力的支持。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始终占据着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士”的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与重构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20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向来既是诊者，也是治者，而且是惟一的“治者”。这对鲁迅来说，则必须既是昏睡者的惊醒者，也是铁屋子的破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角色的整体感正是造成鲁迅把“诊”与“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联贯得过于紧密的内在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反过来要把自己从一个完整的角色中分离出来，退居于半个明显带有边缘性的角色位置——“诊者”，而把另半个颇为关键的角色位置——“治者”交给不可知的旁人，定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心理历程走了将近九年的黄金时光应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并不是鲁迅不明白自己不是铁屋子的破毁者，而是作为一个身体里流着中国文化血液的知识分子要在心理上完成角色分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而对于从来自我承担过多的鲁迅而言更是如此。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当自己果真从治者的半边位置上抽身而出时，不免心态失衡，故而一反常态地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可以想见其中有几分实情，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牢骚。失衡的心态不免偏激，因此，鲁迅居然完全否定文学之于战争的“益处”。其实，既然文学一定的移情功能是不容否定的，那么文学一定的改变国民精神的意义就是不容怀疑的，曾经是那么强调文学移情功能的鲁迅并非不明白这一点。说到底，鲁迅之所以一再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是因为鲁迅对文学之“治”的功能要求太高，而这一点又缘于鲁迅的社会承担太多。鲁迅因为自我的角色定位是“诊者”，于是也拒绝导师的桂冠，但鲁迅并不一概反对全世界所有的作家做导师，例如，鲁迅对俄国作家契里珂夫(EvgeniTshirikov)并俄国文人热衷做导师的“通有性”即不置可否，他这样写道:“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21从另一层面讲，既然鲁迅小说承担了呐喊、助威、启蒙的现实任务，那么鲁迅无疑又顶着导师的“桂冠”，因为不论是呐喊助威，还是启蒙，都是指路。看来，对鲁迅“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不能做简单的理解。事实上，说鲁迅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并不十分准确。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把自己确立在“诊者”的角色位置上，也必然把鲁迅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定义在“诊者”的意义范围内，同时把“疗救者”，也即“治者”安放在“隐含读者”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说，“治者”虽然不再是知识分子鲁迅的主要职事，但“治者”却并没有从鲁迅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退场”，他依然以“隐含读者”的身份参与创作。这就是说，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小说的基本结构框架是“诊者”与“治者”的对话，准确地说，是“诊者”与“治者”跨历史时空的对话22。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诗学意义之所在。 “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研究价值远不止诗学意义。它不仅是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极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鲁迅走出长达九年“沉默期”极重要的一步，同时又是我们理解鲁迅思想和行为极重要的关节点，它是鲁迅观察、思考、言行、著述等最富个性特征的立足点，是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新定位。当这新定位确立后，鲁迅给“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义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的是缺点，„„”23其中颇显“诊者”的本色。注释: ???????111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416，417—418，419，419，416，70，354，159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556页。 ?许寿裳:《回忆鲁迅》，《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笫3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35页。 ?131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422—423，55页。 12任访秋:《鲁迅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3页。 14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1723鲁迅:《鲁迅全集》笫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20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64页。 21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22曹禧修:《小说修辞学框架中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当代文坛》200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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