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借款人伪造担保合同贷款是否构成诈骗罪,应向什么部门举报

公司借款人伪造担保贷款是否构成诈骗罪,应向什么部门举报 公司借款人伪造担保合同贷款是否构成 诈骗罪,应向什么部门举报 篇一:借款人诈骗保证人责任是否能免除 某甲向某乙借款，丙与丁同为担保人，借条写明:“借款165万元，借款期:2010年8月17日，还款期2010年9月17日，到归还期不还，由担保人偿还。月利率按百分之三计算。” 后甲又向其他人借款未还，被他人追债时带至公安部门，甲到公安以后如实交待了其虚构承包工程的事实，借款均用于赌博等挥霍，甲最后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刑16年，刑期已在实际执行中。 另:乙借给甲的款额也因甲的交待被公安列入刑案。公安在对甲审理过程中，甲交待实借款是160万元而非165万元,经与乙核对乙也认可。由于甲在服刑，乙仅将两担保人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形成不同的处理意见如下: 第一种意见:因甲定为诈骗，且该款在认定的诈骗金额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1990年最高院司法解释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丙丁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法院可以刑案为由不受理此案，受理后也可驳回起诉。 第二种意见: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丙、丁应依担保法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第三种意见:借款合同仅属于可撤销 合同，故不影响担保条款的效力，丙、丁应承担担保责任(两担保人对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 我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本案的借款额列入刑事诈骗案件，但《借款合同》依然有效，至多也仅是可撤销合同，而非无效合同。 1999年起《合同法》已施行，因此，合同效力的认定应根据《合同法》的变化来确定，而不能适用之前的《经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在此有必要联系最高人民法院的1990、1994年的两个批复进行分析。 (1)无论是最高院1990年批复中“借款的行为既已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还是1994批复中“不宜以借款人借款系欺诈行为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都因《合同法》的生效而事过境迁无现实意义。1994年之前，我们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是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及1986年的《民法通则》，两法中对无效合同认定与现在的《合同法》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其中《经济合同法》第7条及《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无效的合同和无效的民事行为，即在《合同法》施行前，欺诈是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所以，通过欺诈订立合同，最终构成犯罪时，合同会由于欺诈因素的存在而无效，因构成刑事犯罪而导致合同无效也就成了应有之义。《经济合同法》在1999年10月失效，《民法通则》仍在施行。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立法部门与社会相关人士深感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直 接规定为无效十分地不合理，所以1999年《合同法》第54条将合同领域的这几种情况规定为可撤销合同。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合同领域的效力认定应适用《合同法》，而不应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2)在实践中，《借款合同》是不可能被撤销的。因为，撤销合同的权利人实际上是仅限于出借人，当借款合同形成欺诈条件时，也就是出借人能够行使撤销权时，出借人已经将款出借与借款人，《借款合同》是出借人制约借款人的主要依据，一旦《借款合同》被撤销，出借人的权利就无法得以保障，所以出借人不可能自己去损害自己的权益而行使撤销权。 (3)《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虽然依附于主合同《借款合同》，但其仍然有独立性，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是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针对另一方当事人，即出借人和担保人。依据《担保法》第6条的规定，《保证担保合同》的主体是保证人和债权人，债务人不是合同主体。而撤销权是针对合同的当事人的欺诈行为而提起的，不能因为第三人(借款人)的行为而提起，案件中债权人并无欺诈行为，所以担保人无权提起撤销之诉。 (4)追赃与诉讼的提起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先后顺序，尤其是当赃物为金钱时，实践中的正确操作是，不论赃款是否全部追回， 均可进行民事诉讼。只不过，民事案应以刑事案为依据时，民事案可中止审理，等待刑案判决结果后再审理。但并没有一定要等追赃结束后才能审理，因为，诈骗案更多情况下是无赃可追的，无赃可追实质就等同追赃结束。 (5)、若无特殊情况法定事由，本案保证人不能免除全部责任，但可免除部分责任。《担保法解释》第40条:“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担保法》第30条【保证责任的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 (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 即便是案件中保证人遭受欺诈，但只要刑事案件没有认定出借人与借款人合谋诈骗，在保证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合谋欺骗保证人，则不能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二、债权人如何才能实现权益, 首先，在以借款合同为依据的诉讼中，本案中的担保对债权人来讲是一般担保而非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法》第17条第1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本案中的借条中有“到归还期不还，由担保人偿还”的表述， 此表述表明保证人偿还的前提是债务人“不还”，实质就是明确了该借款应由债务人“先还”，此表述符合一般保证的规定。一般担保，出借人作为债权人(原告)在诉讼中应将借款人甲与丙、丁一并列为被告。 其次，《民事诉讼法》第136条明确规定了诉讼中止的情况，其中第1款5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这是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可以暂停审理的理由，就本案而言，由于本案刑事案件已判决并开始执行，是已审结的案件，不符合“未审结”的条件，因此，不属中止审理的条件。因此，公检法不追赃，追不到赃不能成为人民法院不受理此案的理由，更不能作出让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判决。 再次，在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时，本案中的丙、丁作为共同担保人，由于没有明确各自担保的份额，因此，本案丙、丁相互间实际上形成了连带偿还欠款的责任，即可以由丙、丁两人协商(如调解)各自承担的份额，也可由法院判决丙、丁对还款负连带责任，即谁有条件谁先还，但先还的一方保留对另一方的追偿权。 相关链接: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护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1990〕民他字第38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0)新法民请字第2号《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 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冯树源从胡强处“借款”的行为既已被认定为诈骗罪行，胡强追索冯树源所“借”4万元则属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因此，对胡要 求受冯欺骗的“担保人”代偿“借款”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的函 (,,,,年,月,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高法,,,,,,,,号《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借款人携款外逃，未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人民法院不宜以借款人借款系欺诈行为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也不能据此认定作为以合同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可依法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较无偿提供担保的保证人承担更多的义务。保证人提出自己也是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你院提到的我院,,,,,,民他字第,,号函效力问题，查该函是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一起具体案件的答复，与你院请示的问题情况不同，不适用于你院请示的问题。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 中的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我们在审理借款合同中执行贵院,,,,,,民他字第,,号《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中碰到多起这样的案件，即在签订担保合同时保证人收取了担保费用，其后借款人实施了诈骗行为，人和款均去向不明，给出借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像这种情况，保证人应否承担“代偿”责任。我们认为，对于收取有偿担保费的保证人应承担相应的“代偿”责任。理由是: 一、有偿担保的责任应重于无偿担保的责任。保证合同对保证人来说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法律行为，即便是在无偿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人所保证的，不仅仅是保证债务人不逃避债务，更重要的是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就要承担履行债务或者连带责任。相比较而言，收取了担保费的保证人，就要承担比无偿担保人更大的风险责任。其不但在签订担保前要认真审查被保证人的资信情况，还要在担保期间监督其履行债务，不逃避债务。一旦发生诈骗风险，保证人首先要承担责任，而不能以其“不知情”，“也是受害者”，“发生了诈骗犯罪，不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为由，免除保证的责任。这样才能体现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和公平原则。有利于从法律本质上体现担保的作用。 二、有利于保证正常的借贷活动，维护经济秩序。从我省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情况来看，有二个共同特点值得注意:一个是由于有保证人担保，金融机构基于对保证人的信赖，发放大量的贷款，但当借款人携款外逃，下落不明，出借人追款无着，造成大量国有资金流失的严重后果;另一个是保证人大多数是公司、法人单位，为了获取有偿担保费用，轻率出具担保书，一旦出事，保证人往往以被保证人是诈骗犯罪，借款合同不成立，保证合同也不成立为由，拒负法律责任，钻了法律的空子。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不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遏制，就不利于保障借贷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利于稳定金融秩序。 因此，我们认为，对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收取有偿担保费的保证人代偿“借款”是合理的，应予受理，并判令保证人承担相应的“代偿”责任。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篇二: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集) 2011-07-13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 浏览次数:2137 秦文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案——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秦文，男，1962年11月6日生，研究生文化，原系南 京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术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南京中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因本案于1999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秦文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秦文辩称，贷款、借款的用途明确，没有诈骗故意。其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且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被告人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虚报注册资本 1997年11月，被告人秦文在成立中晟公司过程中，使用伪造的银行进帐单、银行存款余额证明及委托付款证明、出资证明书等文件，骗取了江苏兴惠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进而骗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中晟公司营业执照，计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5万元。 (二)合同诈骗 被告人秦文虚假出资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中晟公司后，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采用虚构借款理由、隐瞒公司真实情况及虚假抵押等手段，于1997年7月至11月间，先后两次骗得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于1995年10月至1998年11月间，多次向中国东方航空江 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人民币1150万元及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7家银行贷款共计人民币3700万元。后秦文采取以贷还借、以贷还贷、以借还贷的方式，先后归还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实际占有65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1995万元，实际占有1705万元。综上，秦文以艺术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义共计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2825万元。分述如下: 1(骗取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 1995年7月至11月间，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采用虚假抵押的手段，先后两次骗得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秦文将该款用于偿还债务等。 2(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人民币650万元 1995年10月，秦文以需流动资金临时周转为由向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其中大部分借款被秦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后被告人秦文用向3家银行贷款的部分资金归还该笔借款。 1996年1月，秦文以需流动资金周转为由向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人民币100万元，被其占有。 1996年10月，秦文向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萨家湾支行贷款人民币25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提供担保。该款被秦文用于归还借、贷款及支付其兄秦勇个人购房等开支。到期后，秦 无力偿还。1997年3月，秦文以清?雍正青花花卉撇口大碗一只作价人民币280万元作抵押，骗得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250 万元用于归还该笔贷款。经鉴定，该碗系伪作，实际价格仅为300元。 1997年4月，秦文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鼓楼支行贷款人民币30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担保。贷款被用于归还借款、支付银行利息、提现等。贷款到期后，秦无力偿还，又骗得东航江苏公司300万元偿还该笔贷款及利息。 1998年8月，秦文与东航江苏公司就上述未还借款人民币650万元签订清款，并以刘海粟《泼彩荷花图》作价人民币350万元作抵押。经鉴定，该画系伪作。 3(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人民币170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8年11月，秦文先后以艺术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义，4次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2540万元。贷款到期后，秦文仅归还835万元，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1460万元，尚有245万元未能归还。分述如下: 1996年7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南京市浦口城市信用社贷款人民币400万元，用于归还欠款、支付利息等。后秦用借款归还人民币205万元，余款人民币195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 1996年12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贷款被用于归还其他借款、贷款及购房等。后秦用其他借贷款归还人民币630万元，余款人民币37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 1997年6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雨花支行贷款人民币990万元，贷款被用于归还华夏银行贷款人民币600万元及提现等。后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人民币895万元，尚欠人民币95万元。 1998年11月，秦文以中晟公司名义，由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下关支行贷款人民币150万元，被其占有。 1998年11月25日，秦文又与东航江苏公司就双方借、贷款人民币2355万元签订清款协议，并以虚假文物作抵押。经鉴定，文物实际价格仅为人民币57300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和扣押了人民币30余万元、轿车2辆等物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秦文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秦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资金用途、隐瞒公司真实情况、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手段，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起诉书指控秦文犯贷款诈骗罪的事实，经查，与指控秦文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被告人秦文以欺骗手段获得东航江苏公司的真实担保后取得贷款，放贷银行在东航江苏公司担保的前提下放贷，并无不当，被告人秦文在上述贷款操作中的诈骗对象仍是东航江苏公司，故上述事实的性质 仍为合同诈骗。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秦文犯贷款诈骗罪，定性不当，应予纠正。起诉书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及认定性质，予以支持。本案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编造虚假理由，以借还贷、以贷还借、以借还借的事实清楚，秦文未按照约定的目的使用借、贷款，并最终不能归还借款，造成了被害单位巨大的经济损失，其诈骗故意明确，故被告人秦文“贷款、借款的用途明确，没有诈骗故意”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故被告人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秦文以实际不可能到帐的款项欺骗公司登记机关，并骗得了公司登记，且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故其辩护人“起诉书指控的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秦文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秦文不服，提出上诉。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认定秦文虚假出资成立艺术品公司不是事实;2(原 鉴定人员与秦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对扣押的涉案文物进行重新鉴定以确定真实价值;3(对艺术品公司的财务状况应进行全面审计以确定秦文有无还款能力。综上，认定秦文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秦文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5万元，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手段，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共计人民币2825万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认定秦文虚假出资成立艺术品公司不是事实”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艺术品公司成立于1994年11月，是以江苏省新闻美术家协会、南京依斯特广告实业公司、秦文等5个股东名义共同出资人民币108万元申请登记注册，1996年以实物增资至人民币1550万元，而该公司实际上只有秦文个人投资8万元并实际操作，该事实有新闻美术家协会潘高鹏和薛亮、朱红的证言证实，上诉人秦文也有过供述;秦文称以香港万宝堂赠送的字画等物品进行增资，无其他证据印证。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原鉴定人员与秦 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对扣押的涉案文物进行重新鉴定以确定真实价值”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按法定程序委托江苏省文化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并无不当，该鉴定结论依法具有证明效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鉴定人员与秦文有私人矛盾，可能会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现无证据印证。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对艺术品公司的财务状况应进行全面审计以确定秦文有无还款能力”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本案侦查阶段，公安机关调取了艺术品公司全部#财务报表#、记帐凭证等，但因该公司会计核算工作不规范、财务管理混乱、银行对帐单不齐、营业收入记录不完整、财务结算收支白条抵库现象严重并通过外单位套取现金等，致使审计缺乏依据，故公安机关对艺术品公司经营收支和资金借贷等情况加以分析、分类、调帐、汇总，制作了该公司的资金流向表，该证据证实秦文将所骗款项用于归还其他借、贷款及私人购房、购车等，与秦文的供述及相关人员的证言相互印证，并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具有证明效力。上诉人秦文明知无还款能力而多次采用虚假手段，用后款抵前款的方式，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原审认定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证据充分。 综上，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是构成贷款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行为人向银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同时又骗取担保人的信任，以 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取银行资金后，自己没有偿还贷款能力，而由担保人代为偿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的情况，对此究竟应当以何罪论处存在一定争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被告人秦文的行为性质，以下三点不存在异议:一是属于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二是成立虚报注册资本罪;三是直接骗取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东航江苏公司人民币650万元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诈骗罪。争议的焦点就是秦文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人民币1705万元，究竟构成贷款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犯罪对象为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根据刑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侵犯的也是复杂客体，即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犯罪对象为金融机构的贷款。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在一定条件下，犯罪客体对认定犯罪的性质、分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犯罪对象往往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区别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可以准确界定通过向银行贷款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性质。我们认为，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对此种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确保所贷出的款项安全可靠，一般均要求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人作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贷人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时负责偿还贷款本息(一般担保)或承担与借款人共同偿还贷款的连带责任(连带担保)。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而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即使担保人因某种客观原因如破产等情况导致无法偿还担保，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从而权益受到实际侵害，但只要担保人与银行之间所订立的担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就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和行为侵害对象就应认定是担保人而非银行。当然，如果行为人提 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则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理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联系本案，被告人秦文假借艺术品公司、中晟公司名义的所有经营都是依靠借款及向银行贷款，公司从未有盈利记录，其所还借、贷款，均系以借还贷或以贷还借，现尚有2咖余万元借、贷款不能归还，且被告人除了用于其个人购买房屋、汽车等开销外，不能说明款项的实际去向，至案发也不能归还上述欠款，因此，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人隐瞒公司真实情况，采用虚假抵押等手段，向东航材总公司借款、向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及骗得东航江苏公司为其担保向银行贷款，均应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执笔: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邓林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韩维中)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集 篇三: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 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 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 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 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 其次,不应当以合同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 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 (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 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 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 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