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案例1：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案例1: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描述中，酷爱航海的鲁宾逊在商船失事以后漂流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鲁宾逊凭着自己的选择，只身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果我们一旦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术语，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就有了浓厚的经济学色彩。 对于处在孤岛上的鲁宾逊而言，他也仍然会面临这样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现在的鲁宾逊虽然两手空空，但他毕竟来自于文明社会，他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还可以利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进行生产自救。假设鲁宾逊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于爬树摘椰子，或者用于下海抓鱼。 这样鲁宾逊首先就有了两种极端的选择，他可以将一天8小时全部用于抓鱼，这个数量表示在横坐标上;鲁宾逊也可以将一天8小时全部用于摘椰子，这个数量表示在纵坐标系上。这是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两个极端的点，当然，除这两点以外，鲁宾逊还有许多其它的选择:将一部分时间用于摘椰子，另一部分时间用于抓鱼，这又会有很多种组合。将这些点也都画出来，就得到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是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如果观察鲁宾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并凹向原点的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明鲁宾逊在现有资源条件下要想多抓鱼就得少摘椰子，也就是说，通过鲁宾逊的选择，椰子可以转换为鱼，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凹向原点则表明，将椰子转换为鱼的过程中，转换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当鲁宾逊拥有很多椰子的时候，生产椰子的效率几乎都是发挥殆尽了，这时一定量的劳动通过转换，用于多抓一条鱼，只需要放弃较少的椰子，但是随着调整的进行，当椰子的数量变少时，椰子的生产效率反而会回到较高的状态。这时，同样用一定量的劳动多抓一条鱼，则要放弃更多的椰子。这是由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所决定的。 不管怎么转换，只要是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运动，鲁宾逊在生产上就总是处于有效率状态，或者说他不会窝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当鲁宾逊的生产选择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运动时，他要多抓一条鱼，就必须少摘一些椰子。如果鲁宾逊的选择不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而是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部，这就说明鲁宾逊的生产是无效率的，或者说鲁宾逊的生产窝了工。因为在此状态下，鲁宾逊可以在不减少鱼的产量的前提下，增加椰子的产量，或者在不减少椰子产量的前提下，增加鱼的产量，而重新回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这说明原先的状态不是最好的。 尽管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事生产都是有效率的，但鲁宾逊究竟会选择哪一点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鲁宾逊的生产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所以，在这里是鲁宾逊个人偏好决定了生产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具体位置。假如鲁宾逊是个典型的素食主义者，他的选择就一定在纵轴上的那个点上;反之，如果鲁宾逊偏爱食鱼，那他的选择就一定位于偏向横轴的点上，当鲁宾逊这样选择时，资源就得到了优化配置，实现了微观经济效益。 对鲁宾逊来讲，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那些点又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更多的鱼和更多的椰子，但由于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是鲁宾逊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的。如果鲁宾逊可以增加劳动投入，这就需要鲁宾逊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他完全可以得到更多的鱼和椰子，这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当然，鲁宾逊也可以在不增加劳动投入，而是改进生产技术的前提下，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扩张。比如，鲁宾逊不再赤手空拳去抓鱼，而是造船结网，用渔船捕鱼;也不再爬树摘椰子，而是造采摘器在树下摘椰子。结果鱼和椰子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鲁宾逊通过更加充分地利用资源，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经济增长。 摘自:李仁君《鲁宾逊的选择》，《海南日报》2006年4月30日。 问题1:生产可能性边界有哪些性质, 问题2:如何根据生产可能性边界说明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 案例2:经济学涉及道德吗, 经济学是否涉及道德问题一直是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中心之一。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把这种观点称为“经济学的道德误区”，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应不应该涉及道德问题呢,这涉及到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实证方法与方法的根本区别是对价值判断的态度。实证方法排斥价值判断，而规范方法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价值判断是对经济行为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对某种经济现象好还是坏的看法。大而言之，可以是对种经济体制的评价;小而言之，可发是对某种具体经济现象或行为的评价。价值判断属于社会伦理学范畴，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经济现实际上就是是否涉及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正是道德问题的基础。 实证方法排斥价值判断，也就不涉及道德问题。经济现象有其内在客观规律。实证分析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要确认事实本身，研究经济本身的规律，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研究这些规律应该像研究物理与化学一样抛开价值判断。实证方法是人们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工具，完全可以抛开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的。 经济学有认识世界与改善世界的双重任务。在认识世界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这就是经济学的不道德。制定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就是经济学的道德。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道德与不道德并不绝对排斥，要看解决什么问题，用在什么地方。 那种认为经济学离不开道德问题，反对实证分析的观点并不正确。比如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规律完全可以超脱价值判断。经济增长率和影响这种增长率之间的因素(劳动、资本、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研究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不涉及价值判断或道德问题，得出适用于各个社会的客观规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道德显然无关。这时经济学是实证的，不道德的。但在制定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要考虑增长的目标，增长与社会福利等有关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时经济学是规范的、道德的。 经济学与人们的利益太密切发。利益格局的决定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因此，经济学超脱价值判断，不涉及道德的观点难以被接受。这也是不断有人就道德问题向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的原因。把经济学本身与经济学的运用分开，把客观规律的探讨与规律的运用分开，你就知道，其实经济学道德与不道德与否，而是什么情况下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什么情况下要有人类关怀。这样经济学才不会陷入道德的误区。 摘自: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问题1:什么是实证分析方法, 问题2:什么是规范分析方法, 问题3:经济学的道德有什么关系, 案例3:从买车看需求 我国已经入世了，不少汽车厂也在忙着降价，关于汽车进入家庭的话题又多了起来。笔者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蓝领朋友，一个是教授朋友，这两个朋友的实际情况很不相同，但在汽车进入家庭方面却颇为一致，那就是近期不会拥有汽车，尽管这只是同果不同因。 先说蓝领朋友。蓝领朋友是一家公司的职工，公司离家很远，工作节奏又很紧张。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得起大早，太辛苦。从蓝领朋友内心来讲，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即使考虑到降价的因素，蓝领朋友盘算一下自己的收入，还是养不起一辆汽车。因此，购车只能作罢。而教授朋友则是一所高校的知名学者，改革开放所启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运动，给这位教授朋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经过几年的讲学、办班，教授朋友也成了有钱人。对教授朋友来讲，买车和养车的费用问题早已不在话下，但教授朋友仍然没有买车的意思。据教授朋友自己讲，我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家与学校之间，活动半径不超过一公里，即使外边有事，也总有专车接送。所以，对我来讲实在没有必要买车。鉴于以上情况，汽车销售公司在开发这两类市场时，必须区别对待了。蓝领朋友虽然有强烈的购买意愿，但却受制于支付能力不足，汽车公司要想满足这部分需求，就要解决这部分消费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开发经济适用车型以及实行汽车消费信贷等;教授朋友没有形成需求主要在于其购买欲望没有被刺激起来，汽车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广告攻势和营销策划来改变他的消费观念，使这部分潜在需求得到开发。 摘自:李仁君，《从买车看需求》，《海南日报》2002年3月21日 问题1:形成需求需要哪些条件, 问题2:开发需求的方法有哪些, 案例4:从捕鱼话供给 海南为期两个月的伏季休渔解禁开捕，海南市场上又恢复了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从休渔到解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问题。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要形成有效的供给，必须同时具备供给的愿望和供给的能力这两大条件。 影响供给愿望的因素主要有:供给品的价格，投入品的价格以及预期等。实际上，供给品的价格越高，投入品的价格越低，预期赚到的利润越多，生产者就会越倾向于多供给。因为生产者的供给愿望主要来源于追求利润的动机。以海南海洋捕捞为例，虽然海南四面环海，海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很难见到大量的海洋捕捞产品供应市场，其原因就是那时海洋捕捞产品价格很低，而且定得很死，渔民也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海洋捕捞产品价格放开，渔民出海的积极性提高了。从投入品的角度来看，使用以风力为动力的帆船作渔船的主要投入就是人工和设施的费用了，但在使用机动渔船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燃料消耗的费用。在海洋捕捞产品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渔民出海捕鱼所需投入品的这些费用越高，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少出海;这些费用越低，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多出海。 哪些因素影响供给的能力呢,主要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因素。任何供给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某种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者才有可能向市场提供该种产品。不同的生产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以捕鱼为例，用帆船作渔船只能捕到数量不多、种类有限的海鱼;而使用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进行捕捞就是另一种概念了。比如，在海南省护渔行动中，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了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结帮开赴中、深海区作业，探索中深海捕捞的组织方式，提高捕捞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生产者的经营管理知识也能影响供给，科学的经营管理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所以，一个管理有方的船队要比一个管理混乱的船队更有生产效率。 政府政策可能是既影响到供给愿望又影响到供给能力的一个因素。比如，政府对某种产品征税，如果税收不能完全转嫁出去，就会影响该种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该种产品的供给能力。政府有些政策可能是禁令，即不准做什么，比如禁止供应毒品;或在规定时间内不准做什么，比如规定时间内休渔。以休渔为例，休渔期内海鱼的供给就中断了，但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定期休渔是完全必要的。据 “世界鱼类中心”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由于世界人口的急骤增长和无节制的滥渔滥捕，未来2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10亿人将无鱼可吃。按全世界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类消费鱼类数量要翻番来计算，50年之内海洋的鱼类储量将无力满足人类的消费。可见，如不采取措施，海洋鱼类的市场供给将会出现危机。 通过一定时期的休渔，实现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据了解，海南在今年休渔期间，海洋渔业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休渔措施，加强监管，使休渔工作落到实处，全省 3279艘休渔渔船全部入港，违规作业渔船明显减少。从休渔的效果来看，海南省休渔4年，效果十分明显，渔业资源得以迅速恢复，捕捞产量连年递增。南海水产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几年开捕后的平均鱼获率比休渔前提高1.5倍，鱼的个体增大一倍以上。在品种方面，马鲛、乌鲳、蓝圆鱼参、带鱼等鱼汛旺发。通过休渔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现在，休渔在海南已变成渔民的自觉行动。通过休渔，实际上是提高了渔民海洋捕捞产品的长期供给能力。 摘自:李仁君《从捕鱼话供给》，《海南日报》2003年1月15日 问题1:海南渔业部门为什么要出台休渔政策, 问题2:形成供给一般需要哪些条件, 案例5:从供给弹性看彩电的由短缺到过剩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时，彩电相当紧俏，有人就是靠“倒彩电”发了财。尽管国家控制着价格，但与当时的收入水平相比，价格还相当高。买彩电凭票，据说有的彩电厂把彩电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每张票卖到好几百元。20世纪90年代之后，彩电供求趋于平衡，再以后就是彩电卖不出去，爆发了降价风潮，拉开了中国价格战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时随着人们收入普遍增加，彩电成为首选的奢侈品，能买得起1200元左右一台14英寸彩电的人相当多，于是彩电需求剧增。当时彩电价格仍受到严格控制(记得在一次价格风波中，当时有关领导曾保证彩电不涨价)，所以，无法用调高价格来抑制需求。彩电生产受到生产能力的制约，供给无法迅速增加，这就产生过度需求或供给不足，为“倒彩电”和彩电票变成货币创造了条件。这告诉我们，像彩电这样的产品在需求迅速增加、价格上升(或变相价格上升)时，供给是无法立即大量增加的。 彩电的短缺刺激了国内各地引进彩电生产线，建设彩电厂。彩电业在全国开花，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了彩电厂。这就引起彩电市场走向均衡，甚至很快又走向过剩。这个过程说明在需求增加、价格(或变相的价格)上升后，供给的变动是与时间长短相关的。我们可以用供给弹性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 某一种物品供给弹性的大小与生产所需生产要素与技术相关。所以，不同行业产品的供给弹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所用设备先进、生产规模一旦确定就不易改变的重工、化工、电子、汽车等行业的产品往往供给缺乏弹性，需求增加时，供给难以马上增加，需求减少时，供给也难以马上减少。彩电的情况就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彩电需求激增时，彩电厂受生 产规模限制， 难以很快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后供大于求时，彩电产量也难以有大幅度减少。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业要确定一个最优规模。规模小会失去赚钱的机会，规模大又会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彩电业现在的困境正在于当年遍地开花，生产能力过剩。这种产品缺乏供给弹性，产量减少不易，剩下的一条路只有降价“煮豆燃豆萁”了。 对同一种产品来说，供给弹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与时间长短相关。对许多产品来说，当需求与价格变动时，供给变动的可能性很小。例如，即使彩电涨价100%，在很短时期内，产量也难以增加，因为设备与生产能力是固定的，原料与人力也难以增加，除了把库存投入市场外，供给变动不大。这就是说在即期内，供给弹性几乎是零。在短期内，尽管设备与生产能力不能变，但可增加原料与劳动，产量还是可以增加的，这时供给缺乏弹性，但比即期要大。长期中，设备与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与价格预期来调整，供给是富有弹性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彩电由短缺走向平衡正是供给弹性随时间而加大的过程。至于以后的过剩局面则是在调整长期生产能力时预期失误的恶果。 一般来说，企业在投资时要根据长期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经济特点确定最优规模。短期中要根据暂时的市场变动做出反应。在做出这种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供给弹性这个因素。彩电市场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致现在彩电产量难以随价格下降而减少。恐怕除了开拓国外市场增加需求之外，难以迅速改变彩电市场过剩的局面。 摘自: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问题1:供给弹性在企业规模决定中起什么作用, 问题2:在长期和短期中供给弹性有什么不同, 案例6: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大约从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老百姓在过春节的年夜饭中增添了一套诱人的内容，那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记得1982年第1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出台，在当时娱乐事业尚不发达的我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晚会的节目成为全国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题材。 晚会年复一年地办下来了，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大，技术效果越来越先进，场面设计越来越宏大，节目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不知从哪一年起，人们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价却越来越差了，原先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赞美之词变成了一片骂声，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一道众口难调的大菜，晚会也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年年骂，年年办”的怪圈。 春晚本不该代人受过，问题其实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一个人在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他(她)从中得到的效用是越来越少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被视为一种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在其背后也有生理学的基础:反复接受某种刺激，反应神经就会越来越迟钝。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欢呼雀跃，但举办次数多了，由于刺激反应弱化，尽管节目本身的质量在整体提升，但人们对晚会节目的感觉却越来越差了。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时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尽管有时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了第一次最重要。难怪人们最难忘的是自己的初恋，最难忘恋爱中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摘自:李仁君，《吃苹果与看晚会》，《海南日报》2002年9月25日 问题1:举例说明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问题2: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启示是什么, 案例7: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肯德基 很多人都对街头随处可见的有白胡子老头的招牌不陌生，人们知道，肯德基快餐店到了。近年来，肯德基在亚洲各国的业务量都在不断增长，在中国、韩国，肯德基已经成为快餐业的老大。在2000年，肯德基在中国国内的营业额大约为20亿元人民币。在最繁忙的天安门广场分店，701个座位每年会接待250万人次。然而，在美国，肯德基的销量相对其他快餐业竞争者却在萎缩。在1991年，它在美国的销售甚至下跌了5%。 为什么肯德基在亚洲和美国的业绩回报出现如此的不同呢,其秘密就在于亚洲人和美国人在饮食偏好是不同的。我们用下图来表示这两种偏好。 大家都知道，肯德基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一系列的炸鸡类食品:原味鸡块、上校鸡块、香辣鸡翅等等。这类炸鸡很符合亚洲人的胃口。亚洲人本来就有吃鸡的传统，没有哪个民族或宗教是反对吃鸡肉的(当然有的宗教反对吃所有动物的肉)。因而相对于其他的快餐类食品，譬如汉堡类、比萨类，肯德基就以其符合亚洲人偏好而大行其道。如图1(a)所示是亚洲人的偏好。在图中，炸鸡对汉堡、比萨的边际替代率特别大。 然而在美国，由于富裕的美国人越来越注重建康，他们担心炸鸡类食品会导致心脏病，因而对肯德基的需求不断降低。如图3-9(b)所示，在美国，人们更偏好汉堡、比萨类食品。 摘自:张卫东，《微观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问题1:边际替代率体现了两种商品之间的什么关系, 问题2:为什么肯德基在亚洲国家比在它的发源地——美国，更受欢迎, 案例8:消费者剩余的故事 我在海口时很想买一个电子辞典，逛了数码商城之后，相中了一款叫“名人310”。逛了几家发现这一款价格都在600元以上，而且打折的余地很小。我虽然很喜欢这部电子辞典，但由于价格不够理想，所以还不能下决心购买它。 到上海学习期间，我住的地方不远处也有一家数码城，有一天下午我逛街时就进去了，在电子辞书的专售柜台果然有“名人310”在出售，标价580，比海口便宜一点，看了机器之后我便开始了讨价还价，售货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人虽然很热情活泼，但价格却咬得很死。我坚持的底线是530元，当我最后报出来后，小姑娘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她说:“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我得请示一下”。她打电话不知跟谁说了几句之后就对我说:“好了，就做给你吧～” 小姑娘态度的突然转变反使我产生了一丝犹豫。因为一是我还没有货比三家，二是根据买东西的经验，小姑娘有故弄玄虚之嫌，就像有些卖主嘴里说着“您再添点吧，这价钱实在太低了，没法卖～”，但手里已经在给你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向你发出了想卖的信号一样，都是想让顾客感到自己得到了很大便宜的一种姿态而已。但我不会上当。正在不想买的当头，商场看门的大爷不耐烦地嚷嚷到:“早就下班了，要关门啦～”我正好顺水推舟地说:“唉，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再说吧～”却见柜台里的小姑娘面露遗憾之色，嘴里还说着:“不要紧的，我马上给你开票，很快的～”但我已溜之大吉。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公交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多看了几家数码商城，发现价格和昨天那家都相差无几，还有个别商场的价格赶上了海口的水平。最后我来到了一家叫“大润发”的规模很大的超市。一进超市，首先看到了一条很醒目的提示标语:“如果您在周边地区购买了比我处更便宜的同类商品，请持有关证明，大润发无条件为您补差～”看到这条承诺，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看来可能不虚此行。 找到了数码柜台，果然看到了“名人310”。更使我惊喜的是，上面赫然标价378元～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低价，而且是在一家有信誉的大超市。物美价廉，我还犹豫什么,立马决定买下。当售货员拿出机器后，我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颜色，而且再没有别的颜色了。我问售货员:“下午还会有别的颜色吗,”她说不清楚，因为下午不是她的班。我只好遗撼地回去了。中午休息后，我突然萌生了再去一趟“大润发”的念头。到了“大润发”后，我发现柜台换了一位小伙子，我问他:“名人310有没有淡绿色的,”“有啊～”果然他拿出了我最喜欢的那一色调。这回大功告成，我终于如愿以偿。那天我很快乐，因为通过购买“名人310”，我得到了(530-378)=152元的消费者剩余。 摘自:李仁君，《消费者剩余与买东西的乐趣》，《海南日报》2004年8月25日。 问题1:什么叫消费者剩余, 问题2:为什么卖者与买者总是争相要对方先出价, 案例10:王永庆的成功之路 台塑集团老板王永庆被称为“主宰台湾的第一大企业家”，“华人经营之神”。王永庆不爱读书，小学时的成绩总在最后10名之内，但他吃苦耐劳勤于思考，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王永庆大概也没有读过什么经济学著作，但他的成功之路却与经济学原理是一致的。 王永庆的事业是从台塑生产塑胶粉粒PVC开始的。当时每月仅产PVCl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王永庆知道，要降低PVC的成本只有扩大产量，所以扩大产量、降低成本，打人世界市场是成功的关键。于是，他冒着产品积压的风险，把产量扩大到1200吨，并以低价格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王永庆扩大产量、降低成本的作法正是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原理。 王永庆的成功正在于他敢于扩大产量，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当时台塑产量低是受台湾需求有限的制约。王永庆敏锐地发现，这实际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产量越低成本越高，越打不开市场;越打不开市场，产量越低成本越高。打破这个循环产关键就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当产量扩大到月产1200吨时，可以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成本大幅度下降，就有进入世界市场，以低价格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能力。 当一个企业的产量达到平均成本最低时，就充分利用了规模收益递减的优势，或者说实现了最适规模。应该说，不同行业中最适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重工业、石化、电力、汽车等行业的最适规模都很大。这是因为在这些行业中所用设备先进、复杂，最初投资大、技术创新和市场垄断程度都特别重要。王永庆经营的化工行业正属于这种最适规模大的行业，所以，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收益递增。近年来，全世界掀起一股企业合并之风。企业合并无非是为了扩大规模，实现最适规模。合并之风最强劲的是汽车、化工、电子、电讯这些产量越多，收益增加越多的行业。世界500强企业也以这些行业居多。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而言，“大的就是好的”。 但千万别忘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一个企业大固然有许多好处，但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这主要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效率下降，管理成本增加。一个大企业也像政府机构一样会滋生官僚主义。同时，企业规模大也会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所以，“大就是好”并不适用于一切企业。当企业规模过大引起成本增加效益递减时就存在内在不经济，发生规模收益递减。对那些大才好的企业来说，要特别注意企业规模大引起的种种问题，王永庆在扩大企业规模和产量的同时，注意降低建厂成本、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并精减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这对他的成功也很重要。对那些未必一定要大的轻工、服务之类行业的企业来说，“小的也是美好的”。船小好调头，在这些设备、技术重要性较低，而适应市场能力要强的企业中，就不要盲目追求规模。甚至有些大企业也因管理效率差而分开。美国IBM公司就曾一分为三。 其实企业并不是一味求大或求小，而是以效益为标准。那种盲目合并企业，以追求进500强的作法往往事与愿违。绑在一起的小舢舨决不是航空母舰。王永庆的成功不在于台塑大，而在于台塑实现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最优规模。 摘自: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问题1:规模收益变动规律是什么, 问题2:王永庆成功的密诀在哪里, 案例11:大型养鸡场为什么赔钱, 为了实现“市长保证菜蓝子”的诺言，许多大城市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大型养鸡场，结果这些大型养鸡场反而竞争不过农民养鸡专业户或老太太，往往赔钱者多。为什么大反而不如小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首先在于鸡蛋市场的市场结构。鸡蛋市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市场上买者和卖者都很多。没有一个买者和卖者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即使是一个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占的份额也微不足道，难以通过产量来控制市场价格。用经济学术语说，每家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只能接受整个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第二，鸡蛋是无差别产品，企业也不能以产品差别形成垄断力量。大型养鸡场的蛋与老太太的鸡蛋没有什么不同，消费者也不会为大型养鸡场的蛋多付钱。第三，自由进入与退出，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自由养鸡或不养鸡。第四，买者与卖者都了解相关信息。这些特点决定了鸡蛋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即没有任何垄断因素的市场。 在鸡蛋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短期中如果供大于求，整个市场价格低，养鸡可能亏本。如果供小于求，整个市场价格高，养鸡可以赚钱。 但在长期中，养鸡企业(包括农民和大型养鸡场)则要对供求作出反应:决定产量多少和进入还是退出。假设由于人们受胆固醇不利于健康这种宣传的影响而减少鸡蛋的消费。价格下降，这时养鸡企业就要作出减少产量或退出养鸡业的决策。假设由于发生鸡瘟，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原有养鸡企业就会扩大规模，其他人也会进入该行业。在长期中通过供求的这种调节，鸡蛋市场实现了均衡，市场需求得到满足，生产者也感到满意。这时，各养鸡企业实现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在内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相等，没有经济利润。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完全受市场支配。由于竞争激烈，成本被压得相当低。生产者要对市场供求变动作出及时的反应。换言之，在企业一点也无法控制的市场上，成本压不下来或调节能力弱，都难以生存下去。大型养鸡场的不利正在于压低成本和适应市场的调节能力远远不如农民养鸡者。在北京鸡蛋市场上，大型养鸡场就斗不过北京郊区和河北的农民。 大型养鸡场的成本要高于农民。在短期中，养鸡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鸡舍、蛋鸡、管理人员等)和可变成本(鸡饲料、劳动等人大型养鸡场的固定成本(现代化养鸡设备和从场长、党委书记到职员的众多管理人员)远远高于农民(农民养鸡的固定成本除蛋鸡外其他很少)。甚至农民的可变成本也低(用剩饭菜等代替部分外购饲料，自己的劳动也可忽略不计)。这样，当价格低时，大型养鸡场难以维持或要靠政府财政补贴，而农民养鸡户却可以顽强地生存下来。长期中，大型养鸡场每个蛋的平均成本也高于农民，因为现代化大量养鸡带来的好处并不足以弥补巨额投资和庞大管理队伍的支出。农民则以低成本和低价格占领了鸡蛋市场。 大型养鸡场的市场适应能力也不如农民。当供大于求价格低时，农民可以迅速退出市场，不会有多大损失，大型养鸡场停产则很困难。现代化养鸡设备闲置下来比不用鸡窝的损失大得多。解雇管理人员比老太太不养鸡有多难?在供小于求价格高时，大型养鸡场的产量要受设备能力的限制，但有什么能限制农民多养鸡呢? 在鸡蛋市场上需要的是“造小船成本低”和“船小好调头”。庞然大物的大型养鸡场反而失去了规模经济的好处。而且，即使就是将来农民养鸡也现代化了，也仍然是农民养鸡业的进步，难以有大型企业的地位。这是行业生产技术特点决定的。你听说过美国500强企业中有养鸡公司吗?或者说，你听到过什么有名的养鸡场吗?这类企业本来就应该是“小的是美好的”。 摘自: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问题1:同样是养鸡，大型养鸡场为什么养不过老太太, 问题2:大型养鸡场应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案例12:生意冷清的餐馆和淡季的小型高尔夫球场 你是否曾经走进一家餐馆吃午饭，发现里面几乎没人,你会问为什么这种餐馆还要开门呢,看来几个顾客的收人不可能弥补餐馆的经营成本。 在作出是否经营的决策时，餐馆老板必须记住因定与可变成本的区分。餐馆的许多成本——租金、厨房设备、桌子、盘子、餐具等等都是固定的。在午餐时停止营业并不能减少这些成本。换句话说，在短期中这些成本是沉没的。当老板决定是否提供午餐时，只有可变成本——增加的食物价格和额外的侍者工资——是相关的。只有在午餐时从顾客得到的收入少到不能弥补餐馆的可变成本时，老板才会在午餐时间关门。 夏季度假区小型高尔夫球场的经营者也面临着类似的决策。由于不同的季节收入变动很大，企业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开门和什么时候关门。固定成本——购买土地和建球的成本——又是无关的。只要在一年的这些时间，收入大于可变成本，小型高尔夫球场就要开业经营。 摘自: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问题1:什么是停止营业点, 问题2:你能举出更多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开门与关门的例子吗, 案例13:一条饮料生产线的故事 在中国尚未对境外开放饮料市场的1982年，A公司亚洲控股公司慷慨地赠与国内B公司一条生产自己著名品牌饮料的瓶装生产线，并承诺十年之内不享有利用该生产线带来的任何利益，但条件是十年后中方或者与A公司亚洲控股公司合作经营，或者只能停产。 随后十年间，B公司生产经营上述国际著名饮料品牌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到1992年，中国市场已对境外餐饮业全面开放，依据双方十年前的合约条件，中方面临“要么合资、要么停产”的实际选择。显然，中方不愿意放弃继续生产这一国际著名饮料品牌以获取利益的机会，理所当然的选择与A公司亚洲控股公司合资经营，A公司也实现了更快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意图。 搭乘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船”，该饮料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确实获得了高速发展和赢利的机会。仅以该饮料在中国某一城市的一家工厂产量和销售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993,2001年的8年间，该厂产量从3万多吨上升到约20万吨，销售额从不到2亿元上升到6亿多元，各类产品每自然箱平均价格从52元下降到34元。 从A公司的角度来看，免费提供这条饮料生产线，不仅要承担这笔资金十年间机会成本(至少是利息损失)，而且，如果十年后中国对境外餐饮业仍然实行不开发的政策，那么1982年免费提供的生产线就变成了馈赠行为，要承受投资资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十年时间和一条生产线培养中国一代认同这一饮料品牌的广大消费群体，为其后来可能获得的在中国各地迅速发展的机会打下基础。显然，A公司在1982,1992年间是要承受亏损的，但是其通过B公司开拓了中国市场，后期所获得的利润弥补了这段时间的损失，故其“免费”提供的生产线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是免费的。 摘自:卢锋，《商业世界的经济学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问题1:为什么说A公司“免费”提供的生产线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是免费的, 问题2:A公司高明的地方表现在哪里, 案例14: 微软的反垄断案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微软公司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它的视窗操作系统占据了世界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0,。微软也主导了办公室生产率市场:1999年，它的办公室系列，包括Word(文字处理器)，Excel(spreadsheets)和Powerpoint(显示器)，占据了世界市场90,以上的份额。 微软不可思议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的技术创新和营销决策。从经济学和法律层面来说，如此重大的成功和市场支配地位没有什么问题吗,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反托拉斯法下，企业限制贸易和从事不适当的维持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微软采取了反竞争和非法的做法了吗, 美国政府说是，而微软却不同意。1998年10月，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处(DOJ)对微软的行为进行指控:它提出了诉讼，罗列了广泛的问题，从而引发了20年来最重要的反托拉斯诉讼案。随之而来的审讯与1999年6月开始。这里列出了反托拉斯处的主要诉词和微软回应的简略过程。 反托拉斯处声称: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具有巨大的市场势力，这种势力足以满足垄断势力的法律定义。 微软回应:微软不符合垄断势力的法律定义，因为它面临着潜在竞争者的重要威胁，这些潜在竞争者正在和将要提供与视窗竞争的平台。 反托拉斯处声称:微软将网景浏览器视为对自己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存在的，因为网景浏览器包括森的爪哇软件，它可以运行于任何操作系统，包括那些与视窗竞争的操作系统如苹果、Unix和Linux等撰写的文件。微软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一节，与电脑制造商、因特网服务供应商和因特网内容供应商达成排斥性的，以达到提高消费者使用网景浏览器成本的目的。这一行动损害了网景与微软因特网开发者在浏览器业务上公平竞争的能力。 微软回应:该并不具有过分的限制性。无论如何，微软已单方面地同意停止实施其中的大部分条款。 反托拉斯处声称:微软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二节，它的一些做法旨在维持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力。最重要的是，它把浏览器同视窗98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这样做不仅从技术上来说是不必要的，并且对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这一行为是掠夺性的，因为它使网景和其它企业很难或不可能成功地提供竞争性产品。 微软回应:把浏览器功能纳入操作系统是有好处的，不允许将新的功能综合起来纳入操作系统将会抑制创新。让消费者在单一的和综合性的浏览器之间选择将会在市场上引起混乱。 反托拉斯处声称:微软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二节，微软试图同网景瓜分浏览器业务，它与苹果电脑和英特尔也有同样的行为。 微软回应:微软同网景、苹果和英特尔的会晤完全是因为正当的商业原因。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就电脑软件发展中的共同标准和草案达成一致意见是有益的。 微软幸运的逃脱了被肢解的命运，这一案件再次说明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特点是以限制造成垄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主，而不反对现有的垄断企业。所以，一个行业中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垄断企业应用其垄断力量不公平地竞争时才算违法，即一切以企业行为是否违背公平竞争为判断依据。对微软的竞争者来说，微软的行为当然是有害的，但是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微软的行为却是好的。 摘自:平狄克，鲁宾菲而德，《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问题1:你认为微软是否构成了垄断, 问题2:微软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案例15:串谋的失败 粮食是国际贸易重要大宗商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进出口量在4亿吨上下。国际粮食市场结构特点在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阿根廷等国占据出口绝大部分份额，其中美国位居龙头老大地位，有时占到出口量一半左右。因而国际粮食出口市场具有寡头垄断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日本、中国是最大粮食进口国。 由于美国是最大粮食出口国，并且大多数出口国是美国传统盟国，使得美国外交和国际政治关系领域长期有一种理论，认为有可能与其他出口国联手对某个主要进口国粮食商业进口实施禁运(embargo)，从而实现特定的政治或外交目的。这种带有政治性的联合禁运目标，虽然与市场环境下的寡头厂商目标存在差别，但它同样是通过控制很大市场份额的少数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协调串谋，来影响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因而与卡特尔勾结具有类似发生和运作机制。 1980年初，美国卡特政府第一次采用粮食禁运手段来打击它当时的争霸对手苏联。起因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认为这是对它战略利益的挑战，但又不宜军事介入，于是动用粮食禁运这一武器。当美国政府1980年1月4日公布禁运政策时，苏联已向美国定购了2500万吨粮食，占苏联1980年计划进口总量的70%。1980年1月20日，主要出口国加、澳、欧盟同意参与;禁运起初在美国国内获得广泛支持，似乎很有成功希望。美国意图是对苏联饲料供给和肉类消费造成破坏性影响，从而给苏联带来国内政治压力。然而，事与愿违，1980年苏联进口粮食达3120万吨，与计划进口量仅差10%。禁运仅使饲料供给下降2%，肉类消费影响微乎其微。1980年是大选年，里根就此攻击卡特政策无能，并在入主白宫几个月内解除禁运。 开初看好的禁运最后失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出口国达成共识困难。寡头市场使勾结有可能实现，但是粮食出口的买方市场特点以及寡头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又使串谋成功存在困难。最初一道裂缝就是阿根廷拒绝参加。阿根廷在禁运期间对苏联粮食出口大增，并因价格短期上升而获超额利润，成为这次禁运最大的赢家。 第二，难以控制粮食转运。禁运国政府虽有可能要求本国粮商申报粮食出口时把禁运目标国排除在外，但无法保证粮食到达目的地后不被转运到禁运国。例如，一般大型运粮船从北美到达荷兰鹿特丹后，通常会分小批量向东运输，禁运发起国难以追踪。可能转运途径一是通过苏联当时的东欧盟国转运到苏联。另外私营粮商国外子公司也可能私下向禁运国销售粮食。 第三，禁运国犯规行为。加、澳、欧盟承诺在禁运期把出口限制在“正常水平”。然而，很难界定何为“正常”，他们在禁运期对苏联出口比前几年平均数高出几倍。美国当时对中国粮食出口急剧增加。这被加、澳等国看做是美国趁机蚕食其传统粮食出口市场的证据。意味深长的是，美国在禁运时期粮食出口量反而比以前上升了，说明串谋者都有欺骗动机和行动。 第四，其他国家乘机而入:进口价格上升促使泰国、西班牙、匈牙利、瑞典这些以前通常不向苏联出口粮食的国家，开始向苏联大量出口粮食。 第五，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开始禁运时，迫于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压力，美国农业利益集团不得不勉强同意禁运政策。后来形势证明禁运效果不好，农业集团不久就发难， 批评这一政策牺牲了他们的利益，要求政府给予补偿。按照美国国内政治运作逻辑，反对党借口攻击，把禁运当作攻击卡特政府无能的一个把柄，里根上台首先拿它开刀。 对美国人，这是一次失败教训。有人认为:“使用粮食武器更可能危害而不是实现美国的利益。粮食武器是已被试用但被证明无效的武器。”这个案例说明了卡特尔勾结可能性，同时也显示了其运作成功的内在困难。 摘自:卢锋，“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与粮食禁运风险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8(2)。 问题1:寡头垄断市场的特点是什么, 问题2:美国对苏联粮食禁运为什么失败了, 案例16:新闻纸要降价了 ——报业广告遭遇饥荒，发行数量不断下降 2001年，全球第一大的新闻纸制造商加拿大的Abitibi同第三大新闻纸制造商美国的Bowater公司宣布将联手进行降价。这两家公司控制着北美新闻纸市场50,的份额，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两大巨头真的联手降价，势必将引起全球效应，一场世界性的新闻纸价格战即将来临。 经济疲软波及新闻纸市场 世界经济的普遍面临萧条，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严重疲软，导致了广告减少，报纸及杂志印张或发行量不断下降，从而使新闻纸需求减少。据加拿大纸浆产品理事会统计，北美地区新闻纸的产量2001年7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1,，开工率只有86,，北美地区的需求下降了15(3,。截至同年7月底，北美地区新闻纸厂的存货量比上个月增加了3(2万吨。 根据美国报业协会统计，美国报业2001年上半年的广告遭到了“近10年来最严重的饥荒”，收人大约下降了15,。从报纸个例来看，同样前景不妙。《华尔街日报》的广告总量。2001年第二季度下降了37,，总收入下降了18,。《纽约时报》广告收入7月份下降了11(3,。由于广告收入明显下降，短期内又没有复苏的可能，降低新闻纸的价格就成为各家报纸的共同呼声。 价格与市场竞争加剧: 由于受到纸浆价格上涨的影响，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新闻纸价格曾一度不断上涨。但毕竟市场对新闻纸的需求呈季节性疲软，一些新闻纸供应商，尤其是小型新闻纸供应商从2001年4,5月份开始降价。但北美一些大型新闻纸生产商仍死死咬住每吨600多美元的纸价不肯松口，因此失去了不少业务，将一些市场拱手让给了小型的新闻纸生产商。现在看来，这些大型新闻纸生产商死保价格的做法也很难撑下去了。 有关舆论认为，2001年下半年国际新闻纸市场的降价幅度日益明显，从2000年平均价格每吨600美元左右下降至575美元。估计2002年1月新闻纸可望下跌至每吨550美元。 摘自:《环球时报》，2001年9月12日，第19版。 问题1:以新闻纸为例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 问题2:解释新闻纸价格下降的原因, 案例17:博弈与机制设计 “囚犯难题”是博弈论中的一则经典故事。故事说的是甲、乙两人涉嫌犯案而被警方关押。在审讯中两人分别被告知:如果一人招了供而另一人不招，招供的那个人将免罪获释，不招的那个人被重判10年徒刑，这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人都招供，有可能各判8年徒刑，这是因为双方扯出了更多案件的结果;如果两人都不招，则因证据不足而各判2年。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很显然，甲、乙两人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是招供还是不招的选择。对甲来讲，不论乙做出何种选择，“招供”是甲的最优选择;同理，对乙来讲，不论甲做出何种选择，乙的最优选择也是“招供”。这样(招供，招供)就构成了这一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即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结果的一种均衡状态，他们得到的结果是每人被判刑8年。 在这个故事中，每人被判刑8年最终结果，若从两人福利总体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所有结果中最坏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两人都不招供，每人各被判2年的那种情况。但是，这种(不招，不招)从集体的意义上最好的结果，却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故事被命名为“囚犯难题”。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生动地揭示市场失灵的现象。 根据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必然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这一原理，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对该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证明。但是，任何经济理论只有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方能成立。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的过程中，尽管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这种情况就是市场失灵。从“囚犯难题”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个人角度最优的选择(招供，招供)与集体角度最优的选择(不招，不招)产生了不一致。这种市场失灵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那么，怎样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呢,在博弈论看来，不是采用集权和专制的方式，而是采用机制设计的原理来加以纠正。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是最基本的一种机制，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设计一些制度安排，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囚犯难题”的故事中，就有可能通过机制设计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比如，由于江湖义气和黑社会的存在，形成了一种惩罚机制。因为任何一方若因招供而被释放出去的话，就会受到黑社会的报复性惩罚，这样，双方都会坚决不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最优的选择就成了(不招，不招)。这与集体最优的选择变得一致了。这样，市场失灵就可以用机制设计来加以纠正。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失灵不乏成功的例子。我国消费者在购物时，往往不习惯于索要购物发票，而某些商家实行的不开发票可以优惠的作法，也加剧了人们购物不要发票的倾向。对于商家来说，不开发票逃避了税收，对于购物者来说，不开发票少掏了腰包，因此从私人的角度来看，不开发票似乎是一种最优选择;但是不开发票却导致了税款流失，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又将影响国家职能的发挥，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所以，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不开发票决不是一种最优选择。这里，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产生了冲突。通过行政办法解决这一冲突必然会因成本高昂而收效甚微，但从机制设计的思想出发，还是不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比如，税务部门通过“发票抽奖”的活动，向人们提供一种购物要发票的激励机制，让购物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索要发票。 好的机制设计能够产生正向激励，而不好的机制设计则会产生反向激励。比如，当英国爆发口蹄疫期间，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怪事:英国农民故意将未感染口蹄疫病毒的牲口感染上这种病毒。原来这与英国政府的一个机制设计有关。为了尽快遏制口蹄疫的漫延和弥补口蹄疫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英国政府决定，对每一头被屠杀的牲口都以口蹄疫爆发前的市场价 格给予经济补偿。英国政府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这个措施，鼓励农民配合政府遏制口蹄疫的漫延。但由于口蹄疫的爆发，使得牲口价格一跌再跌，口蹄疫爆发前牲口的市场价格早已高出了市价许多，英国政府以口蹄疫爆发前的市场价格进行经济补偿的政策，诱导了一些农民擅自挪动牲口，争相感染口蹄疫病毒，使得口蹄疫愈发严重。在此例中，如果英国政府在口蹄疫爆发期间，按随行就市的价格进行经济补偿，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摘自:李仁君，《“囚犯难题”与机制设计》，《海南日报》2001年8月1日 问题1:“囚犯难题”难在何处,如何解决, 问题2:发票抽奖的设计有何启发, 问题3:英国爆发口蹄疫期间，政府财政补贴为何失败, 案例18:游戏与市场进入 在人们所玩的游戏中，一般是不存在占优策略的，即必胜的策略。比如，在“剪刀、石头、布”的游戏中，游戏规则规定:剪刀胜布，布胜石头，石头胜剪刀。在这个游戏中，如果两个选手同时出招，那么谁也没有一个必胜的策略，每个选手只能通过揣摩对手的心理并采用一定的概率组合，才有可能获胜。而这也正是游戏本身的乐趣所在。然而，当我们把“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规则稍微修改一下，两个选手不是同时出招，而是交替出招，就像下棋一样，那么，对第二个选手而言，这里就出现占优策略了。比如，第一个选手出“剪刀”，第二个选手就出“石头”;第一个选手出“石头”，第二个选手就出“布”;第一个选手出“布”，第二个选手就出“剪刀”。可见，在一个游戏中一旦出现了占优策略，就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因而这个游戏也就不能玩了。 有些游戏可能有一些隐蔽性，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占优策略，因而是可以玩的，但实际上它有占优策略，当掌握策略的人和没有掌握策略的人玩这类游戏时，掌握策略的人总能百战百胜，形成骗局。当然，运用博弈论的一些知识，我们也不难揭开这种秘密。 比如，人们经常在酒桌上玩的一种游戏叫做“挤三十”。这个游戏是:准备30个棋子，两个喝酒的人轮流抓棋子，每人每次最多抓3个棋子最少抓1个棋子，抓住最后一个棋子的人罚酒认输。乍看起来，在这个游戏中似乎两个人都有被罚酒的可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先抓必胜的游戏。运用博弈论的“逆推法”，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一个游戏中的占优策略。 这一游戏取胜的目标是让对手拿到第30个棋子，那么，第一个选手显然必须要抓到第29个棋子，方能获胜。而要抓到第29个棋子，考虑到对手一次最多只能抓3个棋子，所以第一个选手一定要拿到第29向前数4个数的那个棋子，即第25个棋子。用同样的方法向前推，第一个选手要想获胜。必须抓到第1个棋子。因此，第一个选手抓到第1个棋子是取胜的第一步，接下来，对手每次抓“若干个棋子”，第一个选手只要抓“4减去若干个棋子”，就能稳操胜券了。所以，在这个游戏中，只有先出手的人才有把握获胜，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先动优势”。 游戏中的输赢其意义只在于娱乐，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谁若能及时把握“先动优势”，谁就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先动优势”这一特性在厂商选择市场进入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例子在大型连锁折扣店的经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沃尔马是大型连锁店行业的一个极其成功的公司。沃尔马的成功固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关键在于其采取了成功的市场进入策略。大多数的经营者都认为，大型折扣店依靠较低的价格、较低的装修与库存成本经营、要赚钱就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因此，这类商店 无法在一个人口在l0万人以下的城镇上经营并获得利润。但沃尔马的经营者山姆?华尔顿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从美国西南部的小镇上开始他的实践，到1970年就开出了30家“小镇上的折扣店”，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沃尔马的实践表明，一个10万人口以下的小镇所具有的市场容量并不太大，但却足够容纳下一个大型折扣店，并能让它获得一定的利润。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其他连锁店的经营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时，沃尔马已经大量占领了这样的市场。特别是，对这样的小镇来说，开出一家连锁折扣店可以盈利，因为这家折扣店可以成为小镇市场上的垄断者;但如果开出两家来，市场容量就不够大，这两家折扣店就必然要亏损。因此，对小镇市场来说，连锁折扣店的竞争就面临一种市场进入的博弈。 当厂商面对这样一种博弈的时候，“先动优势”就是厂商成功的关键。一家厂商一旦进入市场，第二家厂商就只能选择不进入的策略，除非它抱有“拼个鱼死网破”这种非理性的经营观念。先进入市场，就成为这个市场上的垄断者，并可获取50万元的年利润;如果有第二家厂商进入，那么两家都要亏损2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先进入的厂商，凭借先动优势垄断整个市场。 摘自:李仁君，《游戏与市场进入》，《海南日报》2001年8月22日 问题1:如何理解“先动优势”与“先动劣势”, 问题2:沃尔马在小镇上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案例19:民主的魅力与缺陷 民主是通过大多数人的参与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与保障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因此民主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专制就是少数人说了算，而独裁则是将大多数人的意愿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民主相对于独裁的魅力不在于专制体制下独裁者个人有多坏，而在于民主体制在为大多数人谋取福利时，能较好地突破独裁的弊端。独裁的弊端之一是，即使独裁者个人的出发点完全是为着大多数人的福利着想的，但用于独裁者个人的权威和局限，却往往造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退一步讲，即使独裁者个人总能“好心办好事”，但相对于民主，独裁也还是有其弊端的，那就是独裁者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利，而破坏了民主制下“好事大家做”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社会，好事专由某一些人或某一个人垄断地来做，就剥夺了其它人做好事的权利。这既不公平又无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对领导人连任的届数都有一定限制。 民主制度的运行有效地突破了独裁体制下的这两大弊端，因而它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又因为民主是与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就被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们不懈地追求。在我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被举为“德先生”而大加提倡，而西方著名诗人斐多非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著名诗句，在精神的层面上，故然可以看作是对自由的讴歌;但在现实的取向上，却是张扬了民主的魅力。 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化，对于民主也是一样，因为民主也不是万能的，民主同样存在着缺陷，如果民主绝对化了，其缺陷也同样会产生新的弊端。 民主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绝对的民主将产生巨大的成本，而抵消了其效率。如果事情不论大小通通付诸于全社会的公共选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最彻底的民主，但实际上，这又是最不经济的民主了。所以，即使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里也没有实行过这种民主。人们通常只把选举领导人和决定国体这样的大事交给全民来公决，而把其它大部分的事情授权于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的制衡机制中进行运作。 即使忽略了绝对民主的运行成本，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绝对的民主在理论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将社会全体成员的意愿加总而形成一种社会福利函数，那么理想的社会福利函数应该满足这样一些条件:第一，所有的社会福利状态都可以排序;第二，社会排序是可传递的;第三，排序与个人偏好正相关;第四，社会排序唯一地取决于个人偏好;第五，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社会。经济学家阿罗证明了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原因，民主体制下的公共选择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上述五个条件中有些只能是注定被有限地追求;在一些一致同意的规则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公共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投票进行公共选择是最常见的办法，然而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每个人都表明自己的偏好的情况下，却有可能选不出一个均衡的结果;或者公共选择的结果可能与人们的偏好无关。 假设投票人甲、乙、丙对三个备选A、B、C的偏好评价是:甲认为A优于B优于C;乙认为B优于C优于A;丙认为C优于A优于B。如果三人同时投票选一个方案，结果将是A、B、C三个方案各得一票，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过半而入选;如果选择程序分阶段淘汰，即先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然后再与第三个方案竞选，那么容易验证，根据不同的选择顺序，A、B、C三个方案都将有可能入选。这样，公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就不取决于人们的偏好而取决于选择程序本身。这就是投票悖论。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投票悖论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了绝对的民主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在推进民主建设的同时，也不可将民主绝对化和极端化。 摘自:李仁君，《投票的悖论与民主的缺陷》，《海南日报》2004年12月8日。 问题1:什么是阿罗不可能定理, 问题2:如何看待民主的魅力与缺陷, 案例20: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日益繁荣，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让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制假贩假屡禁不止，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严重伤害，诸如“热水器置人于死地”、“美容不成反毁容”、“影碟机不出图像”之类的报导时常见诸报端。虽然各有关专业打假机构，包括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不断增加打假力度，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有关条款出台以前，这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究其原因，恐怕部分地取决于有关法律界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界限方面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运用科斯定理来探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的“造假”与“打假”行为，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长期以来我国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方面的模糊性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一个较大的市场交易费用，受害的消费者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遇到种种“扯皮”的麻烦，因而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了一些消费者进一步索赔的行动，到头来只能以“吃一堑，长一智”的自我安慰作罢;另一方面，这种模糊性降低了欺诈厂商的成本，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欺诈厂商，因为欺诈厂商可以冒较小的风险，通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而将消费上的损失——一种成本——转给了社会和消费者，在这里不法厂商有一种肆意妄为的动力，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不断加大，外部性难以得到消除。 然而，到了1993年，在我国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当年的10月份，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明文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加倍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后，特别是“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制假”和“打假”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消费者中出现了“知假买假”的逆向选择现象。北京的一名消费者王海成了“敢吃螃蟹”的第一人，王海通过主动性地大量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得到加倍赔偿而发了财。王海从此走上了职业“知假买假”的道路，并且频频胜诉。在“王海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近年来，除了北京的王海之外，还有河北的刘殿林，重庆的叶光，武汉的张磊，海南的琼一维等纷纷创造了一个个“职业打假”的奇迹。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索赔的目的，主动性地知假买假究竟应该不应该得到加倍赔偿支付。中央电视台在“三一五特别行动”节目中就此问题采访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在广大的消费者心中，王海式的职业打假人士无疑成了“打假英雄”，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大加赞赏;而工商界的一些人士则认为王海式的知假买假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行为而是一种敲诈;工商管理部门和法院对知假买假这种行为有时也相互争执。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利益的偏执，对其做出一些法和经济学的分析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最大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改变了欺诈厂商的成本状况，因为现在欺诈厂商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如果买了假货的消费者一旦起诉的话，欺诈厂商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将不仅承担其自身的成本而且还要加倍承担原先可以轻易转嫁给社会的成本。这样，一个欺诈厂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会趋于一致，假冒伪劣商品的供给积极性就大大降低了，外部性被有效地内部化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实际上也降低了消费者在交涉有关问题时的交易费用，他也更有积极性地去发现并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获得相应的利益。也就是说，“加倍赔偿”的规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它能推动更多的消费者去“知假买假”，而假货在这种机制下，自然也就只会“越买越少”，这样，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市场秩序得以维持。 这一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解决经济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往往比采用其它手段更加有效。法制建设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节约交易费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本身扮演着双重角色。 摘自:李仁君，《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海南日报》2000年10月18日 问题1:什么是科斯定理, 问题2:知假买假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