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好像并非什么个人性的事情——由《荀子·荣辱篇》所想到的

“荣辱”好像并非什么个人性的事情——由《荀子·荣辱篇》所想到的 “荣辱”好像并非什么个人性的事情——由《荀子?荣辱篇》所想到的 “荣辱”也就是“廉耻”，或者说是“耻”，无疑乃是为中国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一个思想理念。仅就一个“耻”字而言，据我们粗略统计，仅在《论语》之中，这个字即出现高达17次之多;与此同时，无独有偶，在《孟子》和《荀子》之中，这个字则亦 9次之多——难道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诸如《论语 宪问》中均出现高达1 载:论语》之中，这个字即出现高达17次之多;与此同时，无独有偶，在《孟子》和《荀子》之中，这个字则亦均出现高达19次之多——难道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诸如《论语 宪问》中载》中，孔子又再一次重申和强调了这一层意思: 子曰: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总是应当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而且他还应当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与此同时，问题来了——若“邦有道”，而自己本人则又“贫且贱焉”，那就是“耻”了;反之，若“邦无道”，而自己本人却又“富且贵焉”，在孔子看来，那也同样是一件相当可耻的事情，并不值得作什么夸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富且贵焉”呢,曰“谷”也;与此同时，又如何竟使自己“贫且贱焉”，曰“不谷”也。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所谓“谷”，从来都是导向富贵的必由之路。难怪当年吕不韦会与乃父有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问答，难怪后来吕氏会弃商从政而最终竟成了秦始皇身边的“亚父”。问: 倒腾粮食会有多大的利呢,答曰: 十倍;问: 做珠宝生意呢,答曰: 百倍;问: 而若辅佐帝王、做官从政呢,答曰: 无数。要知道，其实经商做买卖总是存在着风险的，做官的利润最大，同时其风险也最大。而吕不韦本人最终还不是因做官而做丢了自己的项上头颅了吗,因此我们说，还是这句俗语说得好，“富贵险中求”。不错的。而当时的秦王朝又是怎样的一个城邦和国度的呢,子曰: “邦无道，谷，耻也”;曰: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然而，若就吕不韦个人的命运和后来的遭际而言，其实，“邦无道”，“谷”、“富且贵焉”，又岂只是“耻也”,是故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矣;否则，最终，的确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弄没了。既如此，所谓“谷”或者“富且贵焉”，又有什么用呢,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乃是天地之间最大的“德”。那么，对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来说，试问: 还有什么会比“生”都更伟大也更重要的呢,此外，另据《论语 子路》载:论语 子路》载》篇中，则亦载: 孟子曰: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是不可以无耻的。那么，到底又何谓之“无耻“呢,在这里，孟子曾明确地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界定，曰: “无耻之耻，无耻矣”——这是不是有如今天一样，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或者，亦有如今天一样，在从概念到概念、看似在解释而其实却又没作解释呢,曰: 非也。而在本书看来，孟子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一个人是不可以“无耻”的。然而，只有那种自己既已“无耻”同时而又不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无耻”的人，才真正是所谓的“无耻”;或者说，是其中最大也最可悲的那种“无耻”、最最要命的那种“无耻”。换句话说，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固然不可以“无耻”，但若能知道自己“无耻”似乎并不可怕;然而，最可怕的却是，明明自己已很“无耻”了，同时自己却又根本没有意识到。如今，若孟子复起，则其恐怕势必要对“无耻”一词作重新定义了吧,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某些场面上的人，或者用今天的话说，那些个所谓的“公众人物”，又岂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耻”，他们甚至于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而这又该叫做什么呢,难道可以叫做“无耻之无耻之无耻”吗,此外，又如同篇载: 孟子曰: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在此，孟子的一番话，真可谓是说到家了。这正有如其所谓“耻之于人，大矣”;然而，只有那些个“为机变之巧者”，为人处世、做起事来，才会“无所用耻焉”。既然他们“不耻不若人”，既如此，那么，“何若人有”,他们又哪里还像个人呢,至此，孟子给人的一种感觉似乎在骂人，或至少说，带着一种义愤和谩骂的口吻;其实不然。于是乎，我们知道，难怪孟子本人尝作如是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其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有别于禽兽的地方本来就已经是很少的了，而“有耻”、“无耻”却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划分标准。既如此，若恬不知“耻”、若“无耻”，可乎,而在《荀子 非十二子》中，则更云:荀子 非十二子》中，则更云》曰: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日知录》卷十三)。在此，顾氏先是直接援引《五代史 冯道传论》中的话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不错的。在古人看来，所谓“礼义廉耻”，乃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则“国乃灭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所谓“礼义”，乃是“治人之大法”;而“廉耻”，则乃是“立人之大节”。与此同时，如果“不廉”，则人势必“无所不取”;“不耻”，则人亦势必“无所不为”。而且一个“不廉”、“不耻”的 普通的人，既如‎‎此，尚且可以导致“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至于那些身居高位、官拜大臣的，如果也同样“不廉”、“不耻”或者“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整个天下国家又哪有不乱不亡的道理呢,此外，在顾氏看来，在堪称“国之四维”之所谓“礼义廉耻”四者当中，又尤以“耻”最为紧要——这不仅是因为孔、孟两位圣人都曾对此反复重申和强调，而且还因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也就是说，“无耻”乃是为人的第一大罪恶。因此，在他看来，如果士大夫们“无耻”，那便不是什么其个人性的品性，而是所谓“国耻”。而且在他看来，他的这一独到见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不无历史依据的，正所谓“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由此可见，人的确应当行己有耻，的确不可以无耻;尤其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们，更不应当“无所不取”、“无所不为”而更应当行己有耻。众所周知，中庸在于仁、在于义、在于礼，而且更在于“耻”。《礼记 儒行》中有言曰: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日知录》卷十三)。在此，顾氏先是直接援引《五代史 冯道传论》中的话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不错的。在古人看来，所谓“礼义廉耻”， ”;“四维不张”，则“国乃灭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所乃是“国之四维 谓“礼义”，乃是“治人之大法”;而“廉耻”，则乃是“立人之大节”。与此同时，如果“不廉”，则人势必“无所不取”;“不耻”，则人亦势必“无所不为”。而且一个“不廉”、“不耻”的普通的人，既如此，尚且可以导致“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至于那些身居高位、官拜大臣的，如果也同样“不廉”、“不耻”或者“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整个天下国家又哪有不乱不亡的道理呢,此外，在顾氏看来，在堪称“国之四维”之所谓“礼义廉耻”四者当中，又尤以“耻”最为紧要——这不仅是因为孔、孟两位圣人都曾对此反复重申和强调，而且还因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也就是说，“无耻”乃是为人的第一大罪恶。因此，在他看来，如果士大夫们“无耻”，那便不是什么其个人性的品性，而是所谓“国耻”。而且在他看来，他的这一独到见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不无历史依据的，正所谓“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由此可见，人的确应当行己有耻，的确不可以无耻;尤其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们，更不应当“无所不取”、“无所不为”而更应当行己有耻。众所周知，中庸在于仁、在于义、在于礼，而且更在于“耻”。《礼记 儒行》中有言曰》上则说，“罪”就是未中目标、没达标准(Miss the target.You are no more achieve the target set of you.);而且据刘小枫先生讲，在希腊文中，“罪”的原初含义，亦是“偏离”之意，“就像人射箭未中的”。由此可见，“耻”或者可碜之于东方文化，正如“罪”之于西方文化，是等效的。不可偏废。综上所述，所谓“荣辱”/“廉耻”或者“耻”似乎并非什么个人性的事情。这一点，即使通过《荀子 荣辱篇》亦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荀子 荣辱篇》亦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之所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者，正也”;“子奚为正，孰不为正,”换句话说，子奚知辱，孰不知辱,因此这 跟平民百姓，跟个人性的事情到底又有什么干系,如前所述，当须知，所谓“国耻”、古典意义上的“国耻”，并不是根据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来界定的。而他们似乎也只知道“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这一条粗浅的道理罢了。而且从《荀子 荣辱篇》中看，荣辱问题或者说荣辱观，事关于“先王之道”，并且是与儒家所反复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其着名的“正名”思想、等级概念统一在一起的。然而在孔子已死，在传统业已完全断裂以及在极端平等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之下，这种等级思想又如何可以贯彻施行呢,要知道，阶级是可以被消灭的，国家也是可以自行消亡的，但等级则必将永远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亦正所谓“和则以生，同则不继”。而所谓“先王之道”，究其实，也就在于“和同”二字。然而圣人孔子已死，而“圣者，道之管也”。在没有孔子、没有圣贤、没有大师监护和眷顾的时代，正像哲人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其实他的后半句话所要说的是: 我该怎么活,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而没有什么不可以。随着上帝之死、孔子之死，人开始面临的最大危险乃是: 人可能彻底堕落掉了。无论是信仰上帝/孔子还是反对他们，都无疑将促进人的改善;但随着他们之死，人便不再有机会热爱或憎恨他们了。上帝/孔子之死可能会导致人放弃一切努力、抱负和一切理想。而上帝/孔子之死就发生在: 人们认识到上帝/孔子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的时候，认识到他们完全可以将孔子自由于玩于股掌之间，时而可以对其妖魔化，时而又可以对其神圣化，以应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于是乎，“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上帝之所以会发笑，也只是因为: 他笑人们不信他。此正如老子之所言，“上士闻道，尊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