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 ----------------------------------------------------------------------------------- 陈力丹 2006-01-23 15:54:47.0 本文作者:陈力丹 王亦高 “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理论中极其重要而又基础的命题之一，多少年来为国内外新闻学者所瞩目，它的发展与演变无形中影响着与构建着我们的观念。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却始终未见得有多么深刻，我们常常囿于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定势，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也逡巡在“新闻是否客观”、“新闻能否客观”等狭窄的命题之中。加拿大学者哈克特(R.Hackett)与中国学者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一书(以下简称《维系民主》)，相当程度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因而有必要谈谈这本书。 1998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郭镇之当年发表的论文《“客观新闻学”》9次引证该书的观点。我也在当年得到作者送的英文原版书，随即将书中“不死的上帝”(现在看，应该翻译为“不死之神”，因为原文god没有大写)这个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比喻用到了教学上。该书带有明显的批判学派色彩，可以说是一本以新闻客观性为切入点，深刻剖析北美传媒境况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书中所使用的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言，无疑使翻译过程变得十分艰苦，两位出色的译者在翻译了两遍之后才得以定稿。经过译者长时间的研读与润色，该书的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 现在的译作距原作付梓已七年有余，如同中文版序言所说，“书中某些具体细节已成为历史”，但其“所揭示的新闻客观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明显了”。经过了时间的磨砺，书中的观点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这也正是我们有必要重温此书的原因。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久远的命题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禁止在报道中直接、公开地采取带有撰稿人主观倾向的立场。 对新闻客观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1702年英国出版的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其创办者马利特(E.Mallet)曾说:“报纸的义务在于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应由读者来做。” 然而，这家报纸不久变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政党的机关日报，客观的办报宗旨不复存在。显然，在政 党报刊时期的高涨期，保持一家报纸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很困难的。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一种普遍理念，发生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中叶新闻业从政党报刊时期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最近一个半世纪，新闻报道在体裁、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也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其中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攻击最多。但西方的新闻专业标准——客观性、平衡性，在媒介组织中却始终是显而易见的。 丹尼斯(E.E.Dennis)和梅里尔(J.C.Merrill)谈到美国时写道:“如果说美国的新闻实践中有一条最重要的信条的话，那就是客观性的原则。” 《维系民主》以此为出发点，从对欧美现代新闻史的理性梳理开篇。该书第一章清晰地论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指出:“只有通过考察19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客观性理念”。(2页)在作者看来，新闻客观性的起源与劳工报刊、通俗商业报纸的兴起紧密挂钩。通俗商业报纸预示了现代新闻客观性体制的形成——报纸必须独立于党派争斗之外;劳工报刊则“采纳了启蒙时代民主话语以及它的普遍化语言，这一普遍化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新闻客观性的原初形式”。(8页) 该书第二章在论述新闻客观性如何发端之后，继续详细地论述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演变。譬如，摄影和照相制板技术的发明增强了以未经润饰的事实作为正确判断的认识基础的意识，导致一种朴素现实主义的事实观;法西斯政权则让人们懂得，表面的现实主义很有可能被利用而沦为宣传工具，但这又同时导致新闻客观性对主观性的一定程度的吸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journalism)等新的新闻报道形式;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以及美国“水门事件”对美国大众心态的影响，“批判性新闻”(critical journalism)又粉墨登场了;后来还有诸如“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名流新闻”(celebrity journalism)、“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新新闻”(new journalism)等 各种号称“比传统的新闻客观性更客观”的新闻报道形式轮番上阵。 该书谈到，企图改变或修正北美新闻业缺陷的运动搞了几十年，五花八门，但任何一种运动都没有罢黜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32页)那些强调主观性的新闻，最终不会在主流新闻范围内占有任何地位。(33页)也就是说，演变归演变，怀疑归怀疑，挑战归挑战，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或追求，始终是人们评判新闻工作的原则——这是《维系民主》首先要证明的一条结论。该书也因此而宣称新闻客观性是“不死之神”(a god that won’t die)，并把“不死之神”欣然作为第四章的章题。(60页)这种情形正如郭镇之教授所的:“新闻报道的实践虽然发展了，但是，新的报道方式并未改变西方新闻学总的客观性格局。” 那么，新闻客观性何以一直成为北美传媒中的“不死之神”呢,该书第三章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一，客观性可以较好地解决媒介与社会，特别是媒介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遵守这些客观性准则，新闻媒体就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和保证了接近官方信息源而不必牺牲政治独立和中立的公众形象。”(56页)第二，商业逻辑催生了新闻客观性， “拥有经济头脑的报业老板意识到一份报纸应该面面俱到，仅有偏执的政治内容是不够的”，因为“为了获得大量潜在的读者群，新闻得被认为是公正的才行”。(47页)第三，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抵御批评和“逃脱责任”的一种“策略仪式”，通过这种“策略仪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假值，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23页) 在陈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论证了为什么新闻客观性能够继续保持其“不死之神”的地位之后，该书第四章转而从正面论述新闻客观性的范畴。如同恩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 《维系民主》并没有围绕定义做文章，该书超越了对定义的追逐与纠缠，对新闻客观性的范畴做出了系统而多角度的归纳，这是该书值得注意之处。 从新闻道德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种化的理想、一套新闻采写编的工作标尺。这些目标包括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记者的超然与中立态度。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对知识和现实世界的假定。这些假定是:事实与价值之间、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隔离是可能的，“反映世界”或“全真地捕获世界”也是有可能的。第三，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第四，新闻客观性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以种种机构化了的形式体现出来。新闻客观性是在特殊的机构框架中运行的，并且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而是参与了这种框架的组建。第五，新闻客观性是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的一个活跃部分，是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60-65页) 新闻客观性在《维系民主》中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而是一套完整而周延的“体制”。这种“体制”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法国哲学家福柯(M.Foucault)对于话语“体制”的研究，事实上，《维系民主》一书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的部分地得益于福柯的方法。(96页)在他们眼中，新闻客观性既是宏观理论，又是微观实践;既是渗透到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编排各个领域的一种职业精神，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 上述五个角度是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前两个角度的共同点在于，把新闻真实视为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之一。真实是客观性首当其冲的要素，而“真实地反映世界”也是有可能 实现的。第三与第四个角度的共同点则在于，把新闻客观性看作一种形式、结构，包括新闻采编的形式、新闻机构的结构(譬如广告部门与编辑部门不得混岗等)。第五个角度则表明，两位作者并没有忘记受众一方，新闻客观性往往成为受众在批判记者或新闻报道存在偏见时所采用的标准，这种标准兼有客观性理念与客观性形式的意味。因而，倘若允许我们用一句比较简洁的话来概括《维系民主》对新闻客观性的解释，那便是:客观性是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换句话说，作为形式的客观报道与作为客观性理念之一的真实性要求，是新闻客观性问题的两个大的方面。 我们以往探讨新闻客观性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在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与形式之间各执一端。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执哪一端，虽然从一方面看都有些道理，但毕竟失于片面。譬如，客观性的形式很有可能为有意操纵新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有权势的新闻来源者提供操纵通途，使记者们无法公开揭露这种操纵，反而致使真实性原则被肆意践踏。记者的脑力劳动被异化了。(34页)但是，与此相反，一味追求客观性的理念，忽略客观性的形式，更成问题。正如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的那样:“惟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愉悦。” 我们也可以说:惟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客观性。丹尼斯(E.E.Dennis)曾明确指出:“客观性仅仅是一种表述信息的方式方法。„„如果记者遵循系统决策的程序，不偏不倚并非他们现在力所不及。” 就目前我国新闻业现状而言，客观性的形式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譬如，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这就说明我们国家新闻机构的形式还不够健全。形式上如果有漏洞，即使再强调“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 ，问题还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如，作为新闻职业规范之一的“更正与答辩”，多数报纸没有为其设置栏目。没有“更正”，怎么谈得上“不固执己见”,没有“答辩”，怎么谈得上“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公平的应答机会”,由是观之，比起我们以往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维系民主》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理解恐怕要科学些、全面些，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维系民主》的后半部分在更深入的层面(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论述，这是该书更为精彩而发人深省的部分。作者指出，客观性自身带有典型的保守主义倾向，“新闻部门大都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事实——事实的有效陈说，而这些事实是由权威新闻来源制造和提供的，而且与社会各界的共同理解一致。”(112页)何况，新闻业再如何客观，它也必然要臣服于商业主义、自由民主或其他什么东西，新闻业是不能选择不要原则的，它只能选择它的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186页)也就是说，纯粹的客观只能在形式上做到，不存在内在的“纯客观”。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界耳熟能详的范畴和概念，“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一度被列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第五条(不知为什么，1997年第二次修订时把这条修订掉了，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在人们普遍认可之时，这个范畴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讨论，而这种讨论确立新闻职业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道路。该书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体制性问题来研究，它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希望通过对该体制的基本要素的确定，能对历史性的比较分析与新闻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政治策略大有裨益。”(序言18页)我们也认为，该书独到的见解及大量的事例，成功地阐释了一种系统的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它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对我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