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西的《陈塘关总兵府家事》

解读西西的《陈塘关总兵府家事》 内容摘要:西西小说《陈塘关总兵府家事》以文体实验和对照精神重写古老的哪吒，不仅使故事本身褪去陈旧的外壳，也让故事的精神意义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小说中，西西瓦解哪吒的英雄形象，凸显被强者压制的个体心声，并借助人物视角达对于中心与边缘、权威与打倒权威的关系的思考。虽然，哪吒故事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但西西却以重写故事的方式展现了反思现实的创作精神以及多元、平等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重写 哪吒 英雄神 边缘 西西，香港著名现代派作家。其短篇小说《陈塘关总兵府家事》创作于1987年，随后收录于她的文集《故事里的故事》中，正如这本文集的名称所示意的那样，这篇小说属于西西重写中国古老故事之作，是“从故事里生发故事”。香港学者郑树森曾在《读西西小说随想》一文中指出，“西西始终坚持前卫的第一线，从传统现实主义的临摹写真，到后设小说的戳破幻象;至魔幻现实主义的虚实杂陈，至历史神话的重新诠释，创作实验性强，变化瑰奇”[1]。而西西重写《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正延续了她这种多变、诡奇的叙事风格。本文将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分析，通过新旧两个哪吒故事的对比，借用经典叙述学对叙事作品层次所作出的划分，从“话语”和“故事”两方面来探究西西笔下的哪吒故事是如何对旧有故事进行改写，并且以此阐释西西借虚幻故事传达理性反思的创作精神。 一.哪吒故事的发展演变与当代解读 哪吒故事这样一个经典的传说、故事，以及其所塑造的一个法力高强、勇敢聪明的孩童英雄形象，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传统民间信仰中，哪吒更是被当成一个降魔除妖、镇压水患的神来对待。近代学者对哪吒故事的发展演变史多有研究，有学者即明确指出哪吒故事在隋唐时期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尔后逐渐本土化，哪吒的形象也由一个佛教神演变、定型为《封神演义》中的“道教化的英雄神”[2]。回到当下，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哪吒故事无不出自于《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这两部小说著作，对于哪吒故事的再演绎(基本集中于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领域)绝大多数也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管是从具体的故事内容上，还是从故事的精神内涵上，这些再演绎都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西西，以作家身份重写这则故事，却是带着前人鲜有的审慎态度、以及现代观念与意识，这让故事新生，也让我们真正展开了一次与传统经典文本颇有意味的“对话”。 二.重写故事中的“话语”转变 如何对叙事作品层次进行划分是经典叙述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故事(素材)”或“故事(内容)”与“情节”的区分，而后的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托多洛夫受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影响，于1966年提出从“故事”与“话语”这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中的素材与表达形式。这两种对故事情节的划分在整体逻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表述与运用中，由于“几乎所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分析的“情节”均属于故事这一层次，有的属于故事的表层结构，有的属于故事的深层结构”[3]，因此，为了不造成混乱，则采用“话语”这一概念来指称叙事作品中的表达形式。 1.视角:从全知式的说人到限知式的“人物视角” 西西重写哪吒故事，一改古代长篇小说中惯用的全知式的说书人体例，以故事人物代替叙述者承担叙述功能。小说分为十个小节，每节均由不同的人物、站在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讲述故事，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转变为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由热奈特所说的“零聚焦”转为“多重式内聚焦”[4]。虽然传统小说在使用全知式“零聚焦”叙述模式时仍可以较为自由地转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视角进行叙事，但实质上，其所转用的人物眼光/视 角往往局限于某几个故事的主要人物，西西重写哪吒故事所依靠的“前文本”《封神演义》正属于这种情况。而西西以第一人称“我”，并以十个主体不一的“我”来讲述故事，在叙述声音上无疑要丰富于前者。 2.人物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说书人直接引述到人物的“独语式”对话 在传统的说书人叙事中，人物话语的表现均由这位“说书人”直接或间接地引述，《封神演义》中人物话语的表现形式即大多数属于直接引语。由于西西以故事人物充当叙述角色，因此这些人物的叙述话语即属于人物话语的表现之一，无需再经过引语转述。另外西西文本十个章节中有七章是以“独语式”对话来展开叙事，如第一节是木吒与师父的对话;第二节是哪吒侍卫与木吒的对话;第三节是碧云童子与金吒的对话;第五节是龙王与李靖的对话;第六节是殷氏与木吒的对话;第七节是李靖与哪吒的对话;第10节是金吒与木吒的对话。但是，既然是对话，为何又说是“独语式”的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文本中对话另一方的话语绝大多数由此节的叙述主体“我”来间接引述;另一方面，对话另一方很少开口甚至不开口说话，似乎只是叙述主体“我”存在着一种对话欲望，如小说第1节是木吒与他的师傅之间的对话，但事实上他的师傅从未开口，只是由木吒在单方面地提出问、讲诉自己的所见所感，因此，“独语式”特征明显。以“独语式”对话来结构文本首先瓦解了小说连贯、线性的情节发展;其次，它使文本充满了人物叙述者的主观抒情色彩，个人的内心情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三.重写故事中的价值重构:“英雄神”哪吒形象的颠覆与“中心-边缘”的价值对立 1.神的身份受到怀疑 如上文所说，哪吒不论是在以往的文本，还是在民间信仰中，都以“神”的形象存在。但《陈》中，对于哪吒的身份认识却并不如此。小说中，木吒向自己的师傅发问，“弟弟是个妖怪么,”[5];哪吒母亲殷氏自说“哪有这么长的胎期，只有妖怪才如此吧”[5];李靖认为，“你母亲说得对，你果然是个妖怪”[5];金吒面对木吒的发问，说道，“你问我，三弟是不是妖怪,我不知道”[5]。虽然在《封神演义》中，面对哪吒出生时的怪异，殷氏也曾怀疑过自己怀的是“妖”，但却不像西西文本中这样反复地、被多个人物提及。当然，在此并不是要追究哪吒到底是神还是妖，而是要思考当哪吒成为众人口中的“妖”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很多时候，神与妖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差，两者均拥有强大、不寻常的能力，而区别主要在于，神被视为善类，而妖则被视为了邪恶，甚至是毁灭性的存在。因此，当小说人物纷纷怀疑、指认哪吒为妖时，其实已预示哪吒在小说中已然成为他人眼中一个强大却危险的存在。 2.正义“英雄神”成为负面压迫者 由于西西是在《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基础上进行重写的，为了更好地说明故事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有必要看看前者是如何塑造哪吒这一形象的。 在《封神演义》中，作者其实并不避写哪吒刚烈、易冲动、叛逆的性格――杀死龙王的夜叉、龙王三太子，而后又打伤龙王敖光、射死石矶的碧云童子。但当我们追究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时，却发现哪吒并非不邪恶。在杀死龙王三太子以及夜叉事件中，哪吒身为一个七岁的孩童，由于无知，他并不清楚所谓的“夜叉”“龙王三太子”到底是什么角色，双方的打斗因误会而起，也非他故意挑衅。即便在打斗的过程中，哪吒也无意将他们打死，只是因为法力高强，“把右手套的乾坤圈望空中一举[6]便打死了夜叉。至于石矶娘娘的童子之死更难归咎于哪吒，哪吒只是为了想“演习演习”，才将自家的箭“望西南上一箭射去”[6]，并没料到箭恰好就射死了童子。而在对哪吒犯错后的一系列行为的描述中，哪吒犯下的错并没有使他成为大恶之人，反而衬托起了他英勇的一面。在小说中，哪吒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从不回避、脱逃，强调“‘一人做事一人当’，岂敢连累父母”[6]。而这种英勇强烈表现在四海龙王要捉拿哪吒父母之时，哪吒“满眼垂泪，恳求真人曰:‘望师父慈悲弟子一双父母～子作灾殃，遗累父母，其心何安,’”[6]，最后做出了“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 不累双亲”[6]的悲壮孝举。至此，哪吒作为一个法力强大、背负着“辅姜子牙而灭成汤”的正义使命、勇于承担过失与责任、情义双全的英雄形象已然树立在了我们的心中。 但是反观西西笔下的哪吒故事，虽然哪吒依然有着高强的法力，背负着命定之中“灭商兴周”的家国责任，但我们却已经很难再将他定义为一个英雄。 原因首先在于，《陈》中有众多的“龙套”角色，拥有了与哪吒这一“主角”同等的发言地位，并借此言说自身处境与感受。而由于叙述者隐身于人物身后，因此小说至始至终也没有出现一个统领式的声音来对众多故事人物的发言作断论。例如，第一节由木吒讲述故事，他表达了对于哪吒奇异的出生过程的惊讶，以及对于弟弟身份的疑惑――“弟弟是个妖怪吗”;第二节由哪吒侍从讲述故事，它目睹了哪吒杀死巡海夜叉、龙王三太子这一灾难性事件，并且深感惶恐;第三、第五节分别由彩云童子、龙王敖光讲述故事，他们均以悲伤、愤怒的心情讲述了哪吒对于亲人、同伴带来的伤害;第六节有哪吒母亲殷氏讲述故事，她目睹了哪吒死去的一幕，表达了一个母亲强烈得丧子之痛;第七节由李靖讲述故事，他在谴责哪吒“劣行”的同时表达了身为父亲对于儿子的失望;第八节由金霞童子讲述故事，他表达了自己即便兢兢业业，也无法像哪吒那样赢得师傅太乙真人的重视的无奈;第九节由青骢马讲述故事，他目睹了李靖被哪吒追杀的一幕，并对自己无能帮助李靖而深表无奈――“我为什么是一匹青骢马呢，如果我是一匹天马就好了，一飞冲天，谁能赶得上”[5];第十节由金吒讲述故事，表达了对于将哪吒收服于宝塔这一做法的怀疑与不解。 可以看到，这九个人物视角的话语在指向哪吒的时候，都相当一致的带上怀疑、不满、无奈、悲痛这一类的消极情感。而这类情感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哪吒作为一个强大个体的存在，他的举动使这些无法参与到故事主体上来的人物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中，他们没有能力制衡哪吒，也难以逃脱由哪吒带来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从这九个叙事视角里看到一个丰满、生动的哪吒形象，而只能认识到哪吒强大、蛮横的一面。即使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以哪吒作为叙事视角的第四章节中，哪吒的“发言”也没有改变我们从上述九个人物视角中获得的哪吒形象的认识，相反，却再次加深了我们对哪吒形象的负面认识。在这一章节中，哪吒不仅对于杀死夜叉和龙王三太子一事毫不在意――“打死几条性命，芝麻绿豆小事”[5]，认为他们的死与自己无关，而是“劫数”已到――“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劫数,劫数从来都没得说的”[5]，而且还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法力的高强以及灵族子转世的尊贵地位。而这与我们在《封神演义》中认识的哪吒截然相反，后者从不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辩解，并且勇敢承担一切后果。 其次，关于哪吒“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累双亲”一事，《陈》中的讲述也与《封神演义》大不相同。小说中这一事件以殷氏和李靖视角进行讲述，强调的是殷氏的丧子之痛――“他(哪吒)说他从此与我们无关了，会无关吗,三年零六个月的怀胎，七年的抚育，又如何割断。还有以后年年月月的思念呢”[5]，以及李靖的悲愤之情――他指责哪吒的这一举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并质疑哪吒“你既死去，不认我们，何以竟求母亲在翠屏山上为你建立行宫，修个木身，受民间香火”[5];而抹去了哪吒在这一事件中的声音，并淡化了哪吒牺牲自我以保全父母的这一动机。 可以说，《陈塘关总兵府家事》中的哪吒不仅已经失去了一切成其为英雄的气质，也失去了多面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以一个象征着压制他人的强权符号而存在着。但哪吒的“符号化”，却留给那些在原文本中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物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以经历者，而非仅仅目击者的身份，抒发着相当自我、独特的情感。 3.“中心-边缘”的价值对立 从以往的文本来看，哪吒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成篇的故事，它往往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叙事文本下。而这些文本，如《封神演义》，总是被一个讲述宏大历史演变的叙事目的所支配，哪吒故事身为其中的一环也不可避免要受其影响。西西以短小的篇幅讲述哪吒故事，则 抛开演义历史、国家兴亡、政权迭变等等的叙事包袱，从家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主题中剥离出来，走入那些鲜有人关注的细微之处，去想象和虚构那里可能存在的声音与情感。因此，西西的文本充满了各色人物的驳杂之声，却难觅故事的主线。而当这些驳杂之声又都纷纷言说自身遭遇，并将控诉式话语的矛头纷纷指向哪吒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明显地存在着“边缘-中心”的价值对立，这不仅是指文本内部人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也是指西西的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这种对立――西西书写边缘并重构边缘价值，而前文本则强调“中心”、“主干”。不可否认，西西的故事重写真正成为了“故事”意料之外而却具有说服力的另一种可能。 四.借“虚幻”之形达反思之实 有学者曾把《封神演义》定义为“神魔小说”中的“历史幻想化小说”，认为它是在“儒道释‘三教同源’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为题材的通俗小说”[7]。西西重写这一故事，从表层上看，它模拟了大量原故事的话语，带有与原故事相似的虚幻色彩，但从深层意义上来看，西西是要借“虚幻”之形达反思之实。这不仅表现在西西重写故事的目的上――在故事的“重重对照里反省我们自己”，也体现在她以各种现代意识――边缘意识、多元化意识去观照古老的故事，并以此发现这些故事的“偏颇”之处。因此，在西西的文本中哪吒的英雄气质消失了，我们以往从其身上得到的那种权威被一个孩童挑战、打压的快感，也被小说中李靖的一席感慨所带走，“这竟是个人人要向权威挑战、把老一辈的都打倒的时代„„再过几十年，你也变成别人的长辈了，到时就知道味道”[5];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或从不曾引起我们关注，或被人为遮蔽的人与情。 回顾西西的创作历程，其实不难发现，西西在重写哪吒故事这一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创作精神与书写立场并非是个偶然的个案。在西西与何福仁的一篇名为《从头说起――谈足球、狂欢节、复调小说》的谈话录里，何福仁向西西发问，“他(巴赫金)生活在封闭、可怖、只容许一种声音的社会，加上长期被流放、被压抑，他的复调、开放式小说的观念其实反映了他对多元化社会的向往,不同的声音受到平等的看待，哪怕是离经叛道、异于常规的声音,”西西则回答:“这也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8]在这一对话中，我们看到了身为作家的西西对于人类生存、社会的思考，而她本人也确实在践行着书写边缘、多元价值的理念。从70年代的小说代表作《我城》，到80、90年代的《浮城志异》、《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哀悼乳房》等等，西西大量书写了“城”中的普通市民阶层，并细致入微地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世界，展现了她书写个体，尤其是弱势个体、边缘个体的立场，以及对于个体生命的强烈关注与关怀。 参考文献 [1]郑树森.读西西小说随想[J].台湾文学选刊，1991(03):31. [2]刘文刚.哪吒神形象演化考论[J].宗教学研究，2009(03).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8. [4]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129. [5]西西.故事里的故事[M].台北:洪范书店，1998. [6]许仲琳.封神演义[M].湖南:岳麓书社，2006. [7]齐裕,.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类型的演变[J].东南学术，1993(05):46. [8]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对话集[M].台北:洪范书店，1997:11. (作者介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