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管理]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Long, Long Ago” “告诉我那故事，往日里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金锁记》)是已经很久了，张爱玲魂归大海都已经十年余了;她的传奇小说，她的传奇生涯，是一个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有着悠长悠长回味的故事。她那些饱含苍凉的故事，总是带着几丝淡淡的愁绪，总是蒙着几分隐隐的悲情。 我总是感觉到，那些故事从辽远的地方向我扑来，我不由启口:“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流言天才梦》) 一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 1920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中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这一隅的宁静渐渐地只是表面的装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时代的破坏与变动中，巨大的列车轰鸣而来，把每一种别样的声音都融成它自己的声音，这是无法抗拒的，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张爱玲就出生在中国这个激流洪涛般的大时代。 那是一个秋天。秋天一般给人净朗怡人的感觉，但1920年的初秋却微雨初凉、毫无生气，是阴沉沉、懒洋洋的。9月30日，张爱玲降生，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煐。她的生活也许就像这天气一样，一开始就带着降色的沉哀。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像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的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等，不一而足。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籍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偕同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4岁，她将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流言 童言无忌》) 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于是她回来了。 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两人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间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 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离婚，他们彻底分开了，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于是，母亲送张爱玲到黄氏去住读，“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是入学报名时取的。但母亲决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女儿。张爱玲的感觉似乎麻木了，恩怨不断，悲喜频交，她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张爱玲远远看着红铁门徐徐关闭，泪如雨下。她的痛哭，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十岁的自己。 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喜欢母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地承袭下来的母亲的影子。张爱玲当时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 二 张爱玲的少年生活 1934年，在张爱玲的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再婚，二是上中学了。这时的张爱玲已初通人事，再加上一颗敏感纤弱的心，她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也特别丰富，特别复杂。 张爱玲的中学生活并不开心，就像她弟弟张子静回忆姐弟生活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而不开心的原因大多来自家庭，“旧衣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时父亲娶的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继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的个头跟她差不多，于是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穿着破旧，在贵族化的圣玛利亚女校里她自然觉得难堪了。张爱玲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对照记》)“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并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流言 童言无忌》) 这期间，发生在她弟弟身上的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张爱玲脆弱的感情。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儿小事父亲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面，眼泪直流。继母见状不解地笑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流言 私语》) 这样的家庭，没有阳光，缺少温暖，生活真是太压抑了。一个缺失了爱的家是个什么样子,真让人不敢去多想。也许正是这些反向的刺激，使张爱玲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她渴望在明丽的蓝天下拥有一席自己的自由、舒适的小天地。在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次强烈的碰撞与冲突中，她渐渐地对家绝望了，渐渐地走向了对家庭束缚的反叛和对抗。 张爱玲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来看她，她就去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促使她永远地逃离了这个不幸的家。 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到家，一进门，继母就劈头盖脸的责问道:“怎么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她答说早告诉父亲了，没料到继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一个耳光打在张爱玲脸上，她本能地要还手，继母却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然后是父亲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挥拳便打，一边打一边吼道:“你还打人～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被达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最后被打得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头发一阵乱踢。随后，张爱玲被父亲软禁了起来。这件事对张爱玲的伤害很大，她觉得自己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老了许多，她说:“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在这期间，老仆人何干给张爱玲的舅舅打电话，并将张爱玲的事告知。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张茂渊来为张爱玲求情，并提出送她出国留学。但张廷重老着脸，说什么也不答应。张茂渊非常激愤，与哥哥扭打了起来，眼镜被打破，脸也受了伤流了血，她临走时指着哥哥的的面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1953年而老仆人何干因为通风报信，张廷重将她大骂一顿并赶回皖北老家。到这时候，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真是祸不单行，爱玲随后就患上了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差点儿病死了。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那真是痛苦的煎熬啊～后来大概是因为父亲不愿背上“恶父”的骂名，悄悄地给她打了几针抗生素，这样她才渐渐地好了起来。 病中，爱玲整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明丽的天空，一个强烈的念头从心底升起:“逃出去～尽快逃出去～” 母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但当时的张爱玲，还有什么比对自由的渴望更强烈呢,她开始寻找出逃的机会。 在隆冬的一个夜晚，她静静地伏在窗子上观察外面的街道，确实没有人。她开始行动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手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闪身而出。她终于又站到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流言•私语》)这种死里逃生的喜悦简直让她要发疯～ 随后张爱玲住到母亲那里潜心补习功课，她要去实现她的英国梦。不久她在伦敦大学的上海考场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获得远东地区第一名，也就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但由于战乱，她改去了香港大学。 那一年张爱玲18岁。她新的人生航程将从这里开始，而她的人生也告一段落了。 一般来说，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作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评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共识。童年、少年是作家生活的摇篮、观察的起点、灵感的初源、才华的土壤。它蕴藏着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氤氲着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而这些将贯穿作家的一生，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重的影响。 童年、少年时代的张爱玲不是金色光环笼罩下的张公馆的小公主，不是在纯情母爱宠幸中的小天使，不是四邻夸耀的小宝贝，不是老师引以为傲的小精灵;她只是一个没有父爱、少有母爱的小丫头。爱的缺失让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让她的情感受到扭曲，那些童年、少年的不幸经历在她的心里永远地藏下了痛苦的因子。外部世界流过了她那颗受伤而孤傲的心灵之后，淌出来的是带着“张爱玲式的郁悒”的文字。她一生的作品都带着深深的失落感，藏着隐隐的悲剧气息，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了吧。 三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创作颇丰，小说、散文、剧本、译作等均有涉猎，她属于那种在一开始就达到顶峰的作家。从1943年5月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开始，短短的一两年间代表作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散文集《流言》等一一倾泄而出，基本上奠定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上个世纪40年代可以说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了。读她的作品时，我们被她那练达、娴熟的文笔深深地震撼着、打动着，我们无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以及那融古汇今的历史旧影。 张爱玲是文艺园里一株枝繁叶茂、摇曳多姿的大树，她把枝叶尽情地撑开，尽力伸向不可知的远空。但她的根始终深深地扎在园地的土壤里，那就是她童年、少年时的广博的经历和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精致入微的体验。她童年、少年的忧患遭遇赋予了她很深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对其作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她的作品几乎都带上了或深或浅的 悲剧底色，而且在其早期作品中尤为明显。下面我就通过一些具体的作品来浅要地说说张爱玲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一方面，是她对“人性恶”的探索，她以娴熟、老练的笔调深刻地揭露出人性中虚伪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她对人生命运的沧桑写照，她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渗出人生的沧桑和情感的失落，显得凝重而有分量。 张爱玲对“人性恶”的探索 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里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惨白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冷冷地撕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灵魂的阴暗、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都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不由自主地堕落了。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哪怕一丁点的人情味，于是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多写出身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人物形象，他们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他们就好象是一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 佟振保觉得把玫瑰娶来移植在自己家乡的社会是行不通的，劳神伤财，而且不上算。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来跟随他，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还“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匆匆忙忙选了另一个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于是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冷酷、变态地尽情发泄。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在作品中尽情揭露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等压抑下扭曲、畸形、变态了的人性。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的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当时傅雷先生批评她的创作的题材取向，她就做了这样的辩解。 婚姻是张爱玲最常描写的题材。她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她“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 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婚姻本是美好的，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半生缘》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落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帧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命运成就不了她，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跃过，就是已成为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她，世均是她的唯一选择。爱成就不了婚姻，他们的婚姻是无休止的妥协。 张爱玲对人生的沧桑写照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命运的写照上，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不时渗出人生的沧桑，读之恻然不已。也许是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遂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这样就使得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荒诞、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葛微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地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沉香屑•第一炉香》)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也使张爱玲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命如此脆弱，命运将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红玫瑰与白玫瑰》)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掉。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他们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像无头的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都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服服帖帖的工具，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的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而言之，张爱玲创作中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是在充满失落的生活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它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的悲观。那是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有道是，青山埋忠骨，碧水葬佳人。1995年9月30日，恰值中秋，张爱玲魂归大海。迄今已十载。但张爱玲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走得更近了。我总是感觉到，那些故事从辽远的地方向我扑来，我不由启口:“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流言 天才梦》) 参考书目: (1) 张爱玲著，《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 (2) 刘川鄂著，《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3) 任茹文、王艳著，《张爱玲画传:美丽与苍凉》，团结出版社，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