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诗

一、曹操 (一)生平、思想: 1、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后在汉末大乱中聚集兵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他为武帝，史称魏武帝。 2、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的思想 曹操出身微贱，对两汉以来重视家世、经术的传统，并不一味默守。于 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甚至不拘品行。史称为“治 。可参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举贤勿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拘品行令》。 但另一方面，曹操亦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 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又常怀感慨与惆怅。因此，王霸并用、思接庄玄，也构成曹操思想矛盾的一个方面。 3、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一方面，曹操在经学方面有较深造诣。其据有二:光和年间因家人被诛杀，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其今存著述，引用《诗经》《论语》《尚书》《楚辞》等典籍的情况并不稀见，仅《诗经》即不下数十处。 另一方面，对书法、音乐、围棋等都相当精通，可谓多才多艺。王沈《魏书》云其“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还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延揽天下文士于其幕下。 (二)曹操的诗 1、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 A纪事: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锺惺《古诗归》卷七)《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 B述志: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对酒》、《度关山》、《短歌行》等。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 C 游仙: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 真实表现。 D咏史:《善哉行》、《短歌行》(之二)等，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 3、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 ?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 公吐哺～天下归心。 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三)曹操的文 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祭故太尉桥玄文》、《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 2、清峻、通脱的风格 (四)曹操诗文的地位与贡献 1、汉魏之际，承上启下。 2、乐府文学的新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 3、开创“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鲁迅论曹操:天下英雄谁敌手? 鲁迅对"三曹" 的论述集中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他结合政治情势和文学风格立论,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的人品和文风进行了考察),鲁迅论"三曹" 不是全面的论述,他以这时代的文学异彩为中心论点进行择取,客观公正而深刻地了"三曹" 的文学业绩. 一、为曹操正名 鲁迅高度肯定了曹操的创作实践，他赞扬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这“改造”二字，昭示了曹操在文学上追求新变的精神，“祖师”二字则突出了曹操开启一代文学新风的历史作用。曹操的诗文创作拘前人窠臼，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他的乐府诗，率先以旧调旧题写时事，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在形式上他对汉乐府体制进行了大胆革新，他打破了曲,辞严格对应的成规，既有严格依照旧题进行的填词创作;也有曲,辞全系新创的情况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曹操对汉乐府的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活力，在他的影响之下，建安文人逐渐重视乐府诗的创作，建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乐府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这是曹操在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鲁迅指出曹操的文 章从通脱处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的通达作风和权威政治身份使他在做文章时能够保持一种自在的状态，随意发挥、尽抒胸臆、气韵流畅、毫无窒碍。鲁迅还举了两个例子进一步论证曹操的文风。 二、申曹丕之功 曹丕是立嫡之争的胜利者，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篡逆的奸贼,狭隘阴险的小人，古代文人多同情曹植而对曹丕不满。但鲁迅对曹丕几乎未置贬辞，特别是把曹氏兄弟相提并论时，他着重突出了曹丕在汉魏转捩之际的文学功绩。鲁迅认为:建安时期，对文风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除了曹操之外，当属曹丕。 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这风格的发展变化正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三、析曹植心理 鲁迅对曹植的评论相当简略，他重点分析了曹植提出. 辞赋小道说的微妙心理。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的诗词: 曹操的大半生处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期，可谓乱世英雄。操的诗留传下来的20余首，多为四、五言句的汉乐府类诗题。操戎马一生、横槊赋诗，其诗章非吟自军旅之事，既发自军旅之情，凝聚着政治家的豪迈、军事家的壮烈、文学家的神采与诗人的浓缩。《龟虽寿》是操的组诗《步出夏门行》的第四解，亦即最后一章。有考证猜测此诗作于公元207年操北征乌桓后的回归途中，其年曹操已是53岁。诗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译成当今白话大意如下:“传说神龟的寿数虽长，还是有终结的时候。藤蛇可借雾驭空而行，雾散天晴后也如蚊蝇般命归尘土。虽如此，骏马当其衰老卧伏槽头之时，它的奔弛向远之志仍不改于千里之外。志向壮烈的豪迈之士即便是已到陈暮之年，他的豪壮进取之心是不会停止的。世间万物的生命长短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但它又不完全依照天命被动而行。因此要人为的顺应规律把持奋进养生之道，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延续价值。非常高兴啊，以歌明志向。”全章除最后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在当时诗中为通用配句外，其它句均为操之倾怀而发。从《龟》诗可看出，曹操诗的特点是爽直、豪壮、通达、进取。爽直就是意真诚、讲实话，用今天的说法是尊重唯物论。你看，多神多能的命体都会面临死亡，神仙是不存在的，不是比秦始皇乃至其它求仙求药的帝王强多了吗,豪壮就是矢志有恒，但有一口气在，不尽全力誓不罢休。连同骏马的晚年尚怀千里之志，况乃人乎～通达就是想得通、看得开，现在称之为辩证法。万物的生命长短依从规律而又待于人为，遵行规律、抓住机遇竭力而行就有无限的希望。进取就是不信神、不赖天，尽心力、尽人为。看看吧，曹诗描述出一幅多么通达、进取的人生～ 文如其人、诗如其骨。曹的政治功绩是周旋于东汉末年的剿除动乱、维护安定; 曹的文学功绩则是开创、领率了一代建安文学。对其人格的具体描述，则有《资治通鉴》中操的谋士荀域、郭嘉关于曹操与袁绍的一番对比式分析评价，说曹有十胜，袁有十败，从中可见一般。这十项是“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此十项言于公元197年，应属操的事业前期。后来的史实证明，这十条大体上得到验证。其中的“道”即方法，言操的处事不计排场、不肆铺张，法于自然、求其实用。“义”即规范。此处讲君臣规范。操自196年迎汉献帝刘协于许昌，始终甘为下臣，尊汉天子以令天下。尽管他晚年的时候东吴 是儿欲居吾著炉火上邪～”并补的孙权劝他应天命、即帝位，他仍明智地说“ 充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即只奠开国之基，不做登基之帝。后来的曹丕即帝验证了此条。“治”即法纪，操令厉法严，且能以身率之，传曾因坐骑踏青苗而割发代首以自警。“度”即器度，操选人唯才是举、唯能是用，不拘出身、不务虚名、不妒才。东汉末年党派纷争，外戚派、宦官派、士族派互相剿杀，操深知其害，故在外戚、宦官两派除灭后曾试图废弃士族作官的因袭，但至死不成。其实是所然，非操力能为。“谋”即计谋，操以重谋士、喜变通、善决断著称，是三国时的智谋之才。“德”即诚信。操多以正直诚信待人，当时的智能之士多离袁绍而趋曹操。但《三国演义》也绘有曹操为无信小人的奸佞之相，说是操杀董卓不成逃离到成皋一山庄，寻到其父之结 杀”字后义兄弟吕伯奢。吕嘱家人杀猪以待，且亲自出村外沽酒。不料操听“不辨其祥，竟误为吕家要杀己，一气斩绝吕家八口。这还不算，又将村外相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杀掉。且扬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可算 仁”即爱心，操关心、爱护所用之残酷已极。至于可信否，则是另一回事。“ 人多在大处、隐处，细枝末节的小事小情通常不大在意，这种关心往往给人以意外。“明”即明智，操极善名察，不为谗言所蔽，不为党派所扰。但“人至察则无徒”，也有很多人对其戒而远之。“文”即文治，操赏罚严明，有功必奖，有错必罚，不循私情。操还十分重视文学的发展和作用，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其文风亦为建安文学之风骨。从建安元年的公元196年到操病逝的220年，前后有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的孔融、阮禹、王粲、徐平、刘桢、陈琳、应扬，甚至延续到再以后的女诗人蔡琰--蔡文姬，皆为建安文学之骨干，可算是源远流长。“武”即武功，早在“建安”之前，操即定下“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大政方针，至196年迎汉献帝刘协于许昌，200年的“官渡之战”，大功近成。虽因208年的“赤壁之战”的大失利而酿至三国鼎立，但循序中终成至强。至于后来的司马氏篡魏，已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一位伟人、一位天才、一位能者可能比常人多有一万个、一亿个优点，但其所言所行绝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曹操既非完人，又生于乱世、争于乱世，亦无例外的凸现出很多缺陷、短处乃至劣性。较为突出的是他的多疑、反复和易悔。杀害恩人吕伯奢一家，猜忌最知己的谋士荀域、崔琰、毛介，枉杀给他医脑风病的明医华佗，都是他的多疑、狭隘之举。然真相大白后既悔之，却又很少承认。这，也许就是历史上大人物的“自尊”吧～《三国志》载，操杀华佗后的某年，其子仓舒病而无治，曹操此时方才长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仓舒是谁,就是那个曾想出以船称象之妙着的娃娃--曹冲。察曹操之为诗、为人，概而述之如下:国人众口议曹操，褒贬难一辩不消。乱世奸雄安乱世，群豪俊首镇群豪。唯实守信从天意，善变循规顺旧朝。届老无忧心若骥，回春有术志当高. 曹操文集: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年秋。(《乐府诗集》) ?《鹖鸡赋序》 鹖鸡猛气，其斗终无负，期与必死。今人以鹖为冠，像此也。(《大观本草》十九《鹖鸡》) ?《假为献帝策收伏后》 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为任、姒微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包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 取之。未至于理，为幸多焉。(《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 ?《表称乐进于禁张辽》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各宜显宠。(《三国志。乐进传》) ?《请爵荀彧表》 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安。彧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袁宏《后汉纪》二十九) ?《表论张辽功》 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三国志。张辽传》) ?《留荀彧表》 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望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后汉书。荀彧传》) ?《上杂物疏》 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太平御览》六百五) 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太平御览》七百一十七) 御物中宫贵人公主皇子纯银漆带镜一枚，西园贵人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一，皇子杂用物十六种，纯金参带方严四具。(《太平御览》八百十二) 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太平御览》七百一十七) 御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北堂书钞》—百三十五) 有银画象牙杯盘五具。(《太平御览》七百五十九) 中宫用物，杂画象列尺一枚，贵人公主有象牙尺二十枚，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太平御览》八百三十) 中宫杂物，杂画象牙针管一枚。(《太平御览》八百三十) ?《上书理窦武陈蕃》 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与韩遂教》 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三 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赐袁涣家谷教》 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 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三国志。袁涣传》) ?《登台赋》 引长明，灌街里。(《水经注。浊漳水》注) ?《谢置旄头表》 不悟陛下复加后命，命置旄头，以比东海。(《太平御览》六百八十) ?《奏定制度》 三公列侯，门施内外塾，方三十亩。(《太平御览》一百八十五) ?《奏事》 有警急，辄露版插羽。(《封氏闻见记》四) ?《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诛袁谭令》 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三国志。王修传》注引《傅子》) ?《选举令》 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干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北堂书钞》七 十七) 闻小吏或有著巾帻。(《北堂书钞》七十七) ?《立太子令》 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武令) ?《下田畴令》 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三国志。田畴传》) ?《内诫令》 平参王作问大人语元盈言卒位(此处有脱误)，上设青布账，教撤去，以为大人自可施帐，当今君臣上下悉共见。(《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 今贵人位为贵人，金印蓝绂，女人爵位之极。(《太平御览》六百九十一)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一) ?《军令》 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没入。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及都督不纠白，杖五十。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将至营，舒幡旗，鸣鼓，至营讫，复结幡旗，止鼓。违令者髡剪以徇。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通典》一百四十九) ?《船战令》 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有，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通典》一百四十九) ?《步战令》 严鼓一通，步骑士悉装;再通，骑上马，步结屯;三通，以次出之，随幡所指。住者结屯幡后，闻急鼓音整陈，斥候者视地形广狭，从四角而立表，制战陈之宜。诸部曲者，各自安部陈兵疏数，兵曹举白。不如令者斩。兵若欲作陈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陈。临陈皆无欢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馀部不进救者斩。临战兵弩不可离陈。离陈，伍长什长不举发，与同罪。无将军令，妄行陈间者斩。临战， 陈骑皆当在军两头;前陷，陈骑次之，游骑在后。违命髡鞭二百。兵进，退入陈问者斩。若步骑与贼对陈，临时见地势，便欲使骑独进讨贼者，闻三鼓音，骑特从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还。此但谓独进战时也。其步骑大战，进退自如法。吏士向陈骑驰马者斩。吏士有妄呼大声者斩。追贼不得独在前在后，犯令者罚金四两。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进战，士各随其号。不随号者，虽有功不赏。进战，后兵出前，前兵在后，虽有功不赏。临陈，牙门将骑督明受都令，诸部曲都督将吏士，各战时校督部曲，督住陈后，察凡违令畏懦者。口有急，闻雷鼓音绝后，六音严毕，白辨便出。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通典》一百四十九) ?《与皇甫隆令》 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千金方》八十一) ?《戒子植》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太平御览》四百五十九引《曹植别传》) ?《四时食制》 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六) (鱼瞢)，一名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六) 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矛矜。(《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八) 海牛鱼皮生毛，可以饰物，出扬州。(《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 望鱼侧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泽。(《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 萧拆鱼，海之乾鱼也。(《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 (鱼孚)(鱼市)鱼黑色，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数枚相随，一浮一沈。一名敷:常见首，出淮及五湖，(《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 蕃逾鱼如鳖，大如箕，甲上边有髯，无头，口在腹下，尾长数尺有节，有毒螫人。(《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 发鱼带发如妇人，白肥无鳞，出滇池。(《太平御览》九百四十) 蒱鱼，其鳞如粥，出郫县。(《太平御览》九百四十) 疏齿鱼，味如猪肉。出东海。(《太平御览》九百四十) 斑鱼，头中有石如珠，出北海。(《太平御览》九百四十) 鳣鱼，大如五斗奁，长丈，口颔下。常三月中从河上，常于孟津捕之，黄肥，唯以作酢。淮水亦有。(《初学记》三十) ?《题识送终衣奁》 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通典》七十九) ?《遣徐商吕建等诣徐晃令》 须兵马集至，乃惧前。(《三国志。徐晃传》) ?《造发石车令》 传言旝动而鼓。(《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引《魏武本纪》) ?《营缮令》 诸私家不得有艨冲等船。(《太平御览》七百七十，未载姓名，据中华本暂录) ?《家传》 曹叔振铎之后。(《三国志。蒋济传》注) ?《兵书要略》 衔枚无喧哗，唯令之从。(《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七) ?《兵法》 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去勿追，虽见其利，必有后害。(《开元占经》四十五) ?《失题》 好学明经。(《北堂书钞》十二引《魏武帝集》) 曹 操 的 书 法 成 就 梁 太 明 史书《三国志》评价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后人誉其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双全、文艺兼亥之人。而曹操是一代书法家却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曹操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少的缘故。历史上见过曹操书法作品的人，无不赞其书作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汉朝末期，书法评论家评出章草大家有五人，即:崔瑗、崔实、张芝、张昶、曹操。南朝的书法评论家梁瘐肩在其《书 品》中，把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玉灌，按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把它们划分为神、妙、能三类:杰立特出者为神，运用精美者为妙，离俗不谬者为能;他在书法评论专著《书 断》中称曹操的书法作品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 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按理说，他也是个书法大家。 因中国的文字都是方块形状，所以极重书写的形式、讲究形体美。一旦某种字体被世人称为美，且固定下来，人们一看便知这种字体是出于何人手笔，遂便成为中国文字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所以，几千年来，数以忆万计的中外文化人为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一席位，便不惜财力、物力去研究它、发展它，并倾其一生为之而奋斗。自古迄今，习练书法者浩如烟海，形式虽有千变万化，但最终还是脱不了:正(真)、草、隶、篆四体;成为书法大家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己。自成一体者，也只有颜、柳、欧、苏、黄、米、董、赵而己。随着我国书法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自然而然地也使书法成为一门学问，一门艺术;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书法理论家、评论家。 史书记载，曹操青少年时 “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除读书习武外，特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大有游侠气质、风范;而从未提及他是如何关在房中习练书法的。曹操何时练的书法呢,曹操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入朝为郎;后来当洛阳北部尉，迁顿丘县令一年，既因从妹夫宋奇事，被“从坐免官”解职回家。虽说回亳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但不久，朝庭又以其“能明古学”，复征拜他为议郎，当骑都尉、济南国相„„三十五岁开始“兴义兵，诛暴乱”，直到六十六岁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为使中国实现统一，结束全国混战、动荡的局面，安定秩序、恢复生产，不是南征北战，就是为稳定复杂动乱的政局，把大量精力用在治理国家和应付险恶的明争暗斗上。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倍感时间的宝贵，经常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感叹。曹操习练书法的机会是极少的。有书说，曹操喜读贴、擅观摩。有一定道理。有史料记载，他除常与当时出名的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切磋书艺外，还特把喜爱的秘书令梁鹄的字挂在帐中，细细揣摩、欣赏;有时夜间睡不着，便起来慢慢品位、琢磨钉满墙的梁鹄的字。不仅如此，魏宫的牌匾他都让梁鹄写，可以说仰俯皆是。他与梁鹄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梁鹄倾其一生至力于书法事业，当曹操得知梁为借读大书法家蔡邕留给韦诞的一部论笔法的专著遭拒后，便又气又恨，呕血不止、一病不起、奄奄一息，他遂将自己专用的五灵丹拿给梁鹄服用。 曹操虽善书，大慨因忙于战事、政事，没有机会写吧，所以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 宋郑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现留存于世的只有两个字了，即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我们在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处所见到的“衮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写;上边两个隶书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题，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题的。 曹操的文学成就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 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 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 曹操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如《薤露行》描写了汉末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四方军阀为助、以致董卓作乱京师的事。与此相关的还有《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但是会师之后，渤海太守袁绍、淮南尹袁术等军阀却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这首诗便是继前诗之后反映了这一史实。诗末六句概括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并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苍凉激楚，形象鲜明。由于这两首诗都是用乐府旧题而写时事的，所以明人锺惺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也是反映汉末动乱中的军旅征戍生活。前者说:“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历历如见;后者说:“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抒发征夫怀乡之思，也深切感人。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的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才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搜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成句，使人毫不觉得，也是它艺术上的特点。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观沧 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可说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 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极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文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这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章 曹操及其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木斋 (文学史部分讲义) 建安文学，一般而言，指的是汉献帝的建安时期(196,220年)以及曹丕称帝之后的整个曹魏政权时期，建安文学对于先秦两汉来说，不仅仅是汉魏朝代的更替，更是一个新兴的时代的开始，从建安文学直到晚唐，可以作为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来看待。 建安文学是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其主要表现在对于诗歌与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实现了从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实现了由表现外在的政治功利，向内在的情感抒情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文学观念、诗学观念的转型。 建安风骨，需要给予重新认识。 第一节 生平及总论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 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 其个人生平中重要的事件有:1、建安元年(,,,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 许昌)，建立。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 等割据势力2、官渡之战(建安五年)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九年开始形成以邺城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格局;3、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4、建安十五年，发生了两件对于中国诗歌的演进，具体来说，对于五言诗的成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一，是曹操《求贤令》的颁布，《武帝本纪》: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名扬仄陋，唯才是举。’” [1]这是对于汉武之后儒家作为国家官方哲学的颠覆，为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的自觉打开了大门，也为五言诗迥然不同于先秦两汉的独特思想内容和情调奠定了基础。刘师培说:“迨及建安，渐尚通侻(脱的异体字)。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其二，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建成铜雀台，标志着清商乐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走向高潮，为五言诗的成熟准备了音乐条件和作者条件。 概括而言，曹操之于建安文学具有奠基人的地位: 1、魏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时代,然而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随着汉末的大动乱,儒学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汉儒强调文艺政教作用,忽视文艺审美功能的文化思潮也随之衰颓,特别是曹魏时期,亲历乱离,又具有高度诗乐修养的魏氏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充当了当时文化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其中曹操为人简易无危重，《求贤令》的颁布以及对于传统儒家教化的蔑视，尤其具有奠基的作用，曹丕进一步从曹操的刑名之学而走向通脱，如王粲死去学驴鸣，如曹操死后纳用父王之宫人等，是对曹操这一解构传统儒家思潮的继续，这种国家哲学的解构，为文艺思想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2、曹操对清商乐的提倡，他们重新审视文艺的功能,热情地赞美并无政教意义的一般文艺作品。他们高度重视文艺的审美愉悦作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鼎力提倡他们喜爱的清商乐,致使魏晋清商乐在艺术形式上取得飞跃的进步,成为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魏氏三祖爱好、提倡清商乐,于是他们便下令建造铜雀台,设立清商署,广泛招徕文士,网罗音乐人才,致使一批有才能的文人、乐伎、乐官汇聚在他们手下,全面致力于清商三调歌诗与清商大曲的发展。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己注重音乐艺术形式美的音乐观,也融入到清商乐之中。曹操对钟类乐器是否合乎音准,具有精审的辨别能力。曹操尤其嗜爱清商乐,《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太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操死时还对伎乐恋恋不舍,并专门立下遗嘱:“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魏志武帝纪》注引)可见曹操对清商乐的痴迷,已到了至死不衰的地步。在曹操的薰陶下,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陈思王曹植也都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对清商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意义远在音乐本身之外，建安诗歌正是在铜雀台的清商乐中孕育出来的。 文人乐府诗的兴起，是五言诗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乐府诗可以分为三类，1、民间乐府诗、2、官府乐府诗、3、文人乐府诗。所谓文人乐府诗，与前代官府乐府诗相比，主要有几点不同:1、写作功用不同，官府乐府诗是朝廷所用的郊庙祭祀、朝廷礼仪所用的歌诗，《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而民间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4](P3285)，文人乐府诗则借助乐府旧题来抒发自我怀抱;2、写作的过程不同，《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是时上(汉武帝)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5](P709)先命人写“诗颂”，然后“弦歌所造诗”，乃是先诗后曲;而文人乐府诗如曹氏父子等，是用旧曲写新声，是先曲后诗;3、官府乐府的作者身份是宫廷性的，曹氏父子虽是帝王，其写作却多是诗人身份的个体写作;4、因此而形成三者风格不同，民间词朴素质白，官府乐诗典雅庄重，而文人乐府诗开始走向华美流动;5、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不同，官府乐府诗更多具有史料意义，民间乐府诗则为文人乐府诗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文人乐府诗逐渐与文人五言诗合流。 《乐府诗集》所载两汉乐府诗，主要还是前两类(民间乐府和官府乐府)。文人乐府诗的流行，也就是文人大规模地学习、仿效乐府诗，是在曹魏时代及其之后的事情，曹氏父子都是其中的始作俑者和佼佼者。从乐府诗体的语言形式来看，两汉时代的乐歌，首先是从楚辞演进而来的骚体，骚体诗的进化，就是去掉“兮”字，形成三字体的乐府诗，或者七言体。如《宋书?乐志》记载的《陌上桑?楚辞钞》:“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三字体在两汉乐府诗中尤其多;其次是杂言体，如《上邪》和《有所思》。以后，逐渐有五言体，尤其是两汉乐府的五言体叙事诗。其中为众人所熟悉者，譬如《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叙事诗中的情节、故事、人物形象、对话等，较之诗三百的叙事，更为成熟圆润，五言诗在这种叙事诗中得到反复的练习。五言体乐府诗的渐次取代三言、四言，杂言，与新兴的清商乐有关。清商乐与汉乐府的相和歌词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清商乐并不等于就是汉代相和歌的延续，而是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 这一点，古今音乐学者已经多所论述。古者论述最为清晰的，莫若王僧虔:“郭(茂倩)引刘宋人王僧虔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 [6](P9)今之学者论述颇多，如认为:“长期以来大多数的音乐史论者都认为魏晋清商乐只不过是汉代相和歌的一般性延伸，相和歌用到平、清、瑟三调，即‘相和三调’，相和歌的最高形式是由‘艳——曲(解)——趋(或乱)’构成的相和大曲，故清商乐等于相和歌。之所以造成这种认识上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论述相和歌与清商乐时，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前有‘艳’,后有‘趋’(或‘乱’)，融歌诗、器乐、舞蹈为一体的大曲,也只可能产生在曹魏铜雀台建造、清商署建立之后,而不可能产生于汉代。”[7](P69-76)由先秦两汉的雅颂乐，到曹魏时代的清商乐，再到武则天时代的燕乐，这是中国的诗歌之“歌”的宏观历程;雅颂乐培育了四言诗，清商乐培育了五言诗(近体诗的开端)，宴乐培育了词的产生，这是中国诗歌的“诗”的形体历程。 综合古今音乐学者所论，可以清理出这样的几点:1、清商乐并非只是汉乐府的延续，而是始于“铜雀”，也就是建安十五年;2、清商乐是文人乐府诗兴起的音乐形式;3、曹氏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等是清商乐歌诗及文人乐府诗的主要作者集团;4、五言诗在这种清商乐歌诗——文人乐府诗中得到了成熟的条件;5、清商乐以及与清商乐匹配的文人乐府诗的艺术特征是慷慨任气，以悲为美，开始具有唯美之特征，是对传统儒家音乐观的解构; 3、曹操广纳天下英才,重用文人,注意发挥他们的才能,致使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徐干、应玚等一批文人,通过不同途径,先后聚集到魏都邺城,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经常在邺宫西园会聚,饮酒赋诗,游园射猎,丝竹并奏,从事清商乐的创作活动,成为建安文学集团的第一代领袖; 4、曹操自身的诗歌写作，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曹操的诗作二十二首(其中有疑问三首)完全是乐府诗，没有一首所谓文人诗;其二，主要是四言诗和杂言诗，说明了四言向五言的过渡，说明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四言代表的偶言历程，至此刚刚作结。五言诗为起点的奇言历程，虽然自其起点《诗经》时代就有，但还仅仅是巧合的五字诗，真正实现了五言诗成熟的诗人，是建安七子以及曹丕、曹植兄弟，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所显示出的清晰的渐变轨迹;其三，《观沧海》被认为是第一首独立的山水诗;其四，曹操诗歌的写作方式，也同样具有由汉音向魏响转型的痕迹，其自身就具有由两汉空泛政治教化向具体场景写景述情的转型，对于建安诗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节 曹操诗歌的特质及其诗史地位 曹操代表了魏响的第一个阶段。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这就需要辨析一下何为“汉音”，何为“魏响”。以笔者所见，建安虽然是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从历史的角度仍然在两汉之中，但就文学的演进来说，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先秦两汉的时代，转型为魏晋南北朝的新时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音”和“魏响”，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时代的不同，其不同主要表现在:1、就诗体形式而言，先秦两汉是四言诗为主体的杂言诗时代，魏晋南北朝是渐次走向格律的五言诗为主体的时代，经历了奇言渐次取代偶言的历程，经历了整齐美渐次取代不整齐美的历程;2、就表达方式而言，则经历了抒情诗对于言志诗的取代，经历了景物山水的描写和意象式的表达方式，对赋比兴(风骚)和政治说教空泛议论(汉诗)方式的取代;3、就审美追求来说，经历了缘情绮靡对于质木无文、辞达而已的取代;4、就“诗”与“歌”的关系，文人诗与民歌的关系而言，两汉诗歌，文人诗与民间乐府民歌是泾渭分明的，建安魏晋时代，出现大规模的文人效仿乐府民歌的拟乐府诗的写作运动，文人诗也常常是可以被之管弦的，五言诗也就在新兴的清商乐中渐次取得了成熟。 以上述的来衡量曹操的诗史地位，可以基本确认曹操是由“汉音”向“魏响”的过渡性人物，是“魏响”的第一个阶段，如同黄侃《诗品讲疏》所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从诗体形式而言，曹操仍然是四言为主，但也出现了四言向五言转型的痕迹;就具体风格而言，许多学者论述了曹氏父子的不同，譬如熬陶孙在《诗评》中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又如沈德潜《古诗源》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这些说法都不无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偏颇的一面。曹氏父子兄弟，其诗风各自不同，分别代表了建安诗歌的三个阶段，但三曹和七子，又共同建构了建安诗风，曹氏兄弟和七子的诗歌，无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曹操诗歌的衣被。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其特征主要有:1、显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拟乐府诗，五言诗还没有从乐府诗歌中分离出来;2、显示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痕迹，五言音步刚刚开始形成;3、曹操诗歌也确实着重表达着一种政治家的襟怀，一种言志诗向抒情诗刚刚开始转型的痕迹，记载时代、关注社会，是曹操诗歌的基本主题。 曹丕与七子是建安诗歌的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1、拟乐府诗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初步显示了五言诗从乐府诗中的分离;2、进一步显示了从四言诗、骚体诗向五言诗的转型，从大约建安三年左右开始(以曹操写作《薤露行》为标志)，到建安二十三年七子全部辞世，在这二十年时光里，五言诗才真正走向成熟;3、曹丕与七子一方面继承了曹操的悲壮诗风，书写时代的苦难，但另一方面，进一步将诗歌的主题转向游宴、女性等题材，而这些题材正与清商乐的歌曲演唱性质息息相关，是曹操提倡清商乐和拟乐府诗之自然演进的结 果，曹丕、七子的诗风也因此具有了“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正是五言诗的特征。 曹植代表了建安五言诗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建安五言诗的最高、最后阶段。曹植诗歌主要实现了几个变化:1、变四言诗为主而为五言诗为主;2、变乐府诗为主而为文人五言诗为主;3、变言志为主而为抒情为主;4、变抒发他者情感或者普泛化情感而为抒发曹子建个人情感为主，从而标志了建安诗歌的第三个时期的到来，同时，也就标志了五言诗的最后完成。 但是，这些仅仅是就三个阶段之“异”角度的思考，若就三者之“同”来说，则三者共同构成建安诗歌的基本特质，也就是说，四言诗向五言诗转变的历程，在曹操诗歌中便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而曹丕的“便娟婉约”乃至曹植“风流自赏”的特质，都在曹操“悲壮之习”的诗风中，早已打下了伏笔。 曹操的诗作，可以视为汉音的收束者，同时也是“魏响”的第一个阶段。 曹操诗歌最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所显示出的清晰的渐变轨迹。其最早的五言乐府诗是《薤露行》:“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此诗所的历史事件主要在建安之前的中平六年(189年):“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和初平元年(190年):“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记载董卓强迫百姓迁徙入关并焚烧洛阳的历史事件。故此诗应该是建安之前，至多不超过建安二年的作品，这一点通过比较下文所析建安三年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差别。此诗在形式上虽然是曹操第一首五言诗，但在内在表达方式上，仍然属于四言言志诗的范畴，是使用四言诗的写作方式加上一个虚字来凑够五言的，并且不是五言抒情诗，而是记载历史的散文诗。这说明曹操在建安之前或者建安三年之前还不太适应五言诗的写作，若把此诗的虚字或者可有可无的赘字去掉，则成为:“汉二十世，所任不良。沐猴冠带，知小谋强。犹豫不断，狩执君王。白虹贯日，己先受殃。贼执国柄，杀主灭京。荡覆帝业，宗庙燔丧。播越西迁，号泣且行。瞻洛城郭，微子哀伤。”也完全可以成立。其中有的句式，甚至是一句使用两个虚字，只有三个实字，如“号泣而且行”。充分说明曹操在建安元年前后的时候，还没有可借鉴的五言诗，曹操个人的文学才华是勿庸置疑的，之所以在写作第一首五言诗的时候，如此四言诗化，只能说明他没有读到过譬如十九首、苏李诗、班婕妤《怨诗》等所谓的“古诗”，因此，他没有可以借鉴的五言诗的音步节奏和五言诗的抒情写法。 写于建安三年的《蒿里行》 [10](P71)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诗特点:1、此诗叙述到建安二年袁术在淮南称帝号之事，比上首诗的历史记录晚，因此，《三 曹年谱》标为建安三年是大体可信的，但也许会更晚一些，因为诗人的写作不一定就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有时候是回忆而作，但此诗确实应该是曹操的第二首五言诗;2、此诗仍然有言志诗历史实录的痕迹，但由前首的空洞议论而转向具体描述，譬如描写初平元年盟军讨伐董卓的“军合力不齐”的状态是“踌躇而雁行”，描写战乱的灾难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具有了概括性场景的特征，因此，成为了名句。在客观记录史实的同时，也传达出了诗人自我情感的悲哀:“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3、此诗五言诗的驾驭能力，较之前首，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虚字减少，五言音步在多数句子中得到实现。因此，我们可以以曹操的这首诗作为标志，标志建安五言诗写作，开始了它的第一个阶段。 再看曹操的第三首五言诗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豀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此诗特点:1、诗中所记载的史实是建安十一年征讨高干时所作，明显的是写作于前两首诗作之后，而其五言诗的熟练程度，也明显地发生了飞跃;2、诗中明显出现由前文的客观记录历史，而转向了主体抒情的新的视角，其中景色的摹写，如“艰哉何巍巍”“树木何萧瑟”“雪落何霏霏”等，都有着明显的由主体感受触发来摹写客观景物的色彩，这种句式，成为了建安诗体最为流行的句式;其它如“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等，更是主体视角的直接抒发;3、开始有意象式的景物描写，奠基五言诗的“穷情写物”的特点，如“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等，对比前文所举第一首的空洞议论，可以看到五言诗写作技巧在曹操手中渐次成熟的痕迹;4、五言诗的音步趋向成熟，不再依靠虚字作为衬字来维持，而是五个字各司其职，各有作用。 如果以这些诗作，比照曹操最早的诗，就能更清晰地看到曹操诗的演进历程。《三曹年谱》记载曹操的第一首诗作，写于中平元年(184年)的《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这不仅是完全的杂言诗，而且是言志诗的表达方式，五言诗的“穷情写物”特征，在曹操这首诗中则既没有“情”，也没有“物”，仅仅是抽象表达的“志”，因此，也就没有五言诗的“滋味”。此诗的特点: 1、全诗的主题是歌咏极为传统的老子式的参杂孔孟的政治理想。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年谱》说曹操任济南相时，“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10](P31)这与后来颁发“盗嫂受金”求贤令的曹操，简直判若两人。这不是曹操个人生命历程的 巨变，而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正如曹操的诗作由散文体诗向抒情四言诗、五言诗的转型一样，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分别影射了历史的和诗史的转关。换句话说，在公元184年左右的时代，优秀的士人还奋斗在“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的仕途上，没有人能梦见建安时代的那些大逆不道的话语和人生方式，譬如十九首中的“先据要路津”的政治功利，和“空床难独守”的生理宣泄，都是建安十年之前士人可想而不可说、可感而难以言的主题。曹操是时代的开风气之先者，尚且如此，他人则更是如此，如孔融，如刘备等，都是终生生活在正统名教的窠臼中，只有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才全面理解、接纳之，并使之成为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准则。十九首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调，显然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有学者认为十九首应该在公元160年左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用说十九首的五言诗技巧，单单就思想情趣来说，也是绝无可能的。 2、就艺术形式来说，全诗是杂言体，如同散文，没有诗歌的韵律之美;全诗就表现形式来说，皆为政治说教，空洞乏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写出水准如此之低的诗作来呢,或许你可以归结为是由于曹操年轻，而且是第一次写诗。这个理由是完全无理的。曹操写作此诗年龄为三十岁，可以说已经过了写诗的黄金年龄，曹丕兄弟等人，都是不足三十岁便有优秀诗作。那么，是否是曹操缺乏写诗的才质,从后来曹操的诗作来看，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可以说是开了建安一代的诗风。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曹操的诗歌写作大器晚成，而曹植等人则相反，是天才早熟。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中国的诗歌在建安中期渐次开始进入觉醒的时代这一大背景所决定的。七子和曹氏兄弟，几乎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大量写作，于是，年龄小的显示了早熟，如曹植比曹丕诗歌写作年龄早熟五岁左右。这是时代的制约，任何个人都是无力抗衡的。因此，曹操在中平时代写作的杂言散文诗，是十分正常的。它说明了两汉诗歌整体的水平，就是这样质木无文的，并且仍在言志而非抒情、“辞达而已”而非“缘情”“欲丽”的诗歌观念中。 曹操五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为重要:1、曹操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作者，显示了四言向五言的过渡。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四言代表的偶言历程，至此刚刚作结。五言诗为起点的奇言历程，虽然自其起点《诗经》时代就有，但还仅仅是巧合的五字诗，秦嘉诗代的五言诗，也还仅仅是五言形成漫长历程中的一个局部的突破，曹操五言诗标志了五言诗走向成熟的历程;2、曹操五言诗显示了由言志向抒情转型的痕迹，并成为后来山水诗、意象写法的先驱者;3、曹操五言诗的表达方式、句式方式，都对建安诗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 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曹操诗风】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蒿里行》、《观沧海》、《薤露》、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 《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 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后世名人对曹操的评论】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瞒传》评价曹操: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 裴松之写过:“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 周瑜评价曹操:“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刘备评价曹操:“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 陈琳评价曹操:“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史通?探赜》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李宗吾评价曹操:“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厚黑学》 ” 顾炎武评价曹贼:“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三国志(注)》评价曹操: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