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本讲所要讨论的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近年有很多人都根据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中的表现，来判断鲁迅是“不宽容”的，“心地狭窄”等等。在我看来，这场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大概就在,,25、,,26、,,27年这三年，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到最后十年的鲁迅，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研究鲁迅后期思想的发展，恐怕先要理清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个环节。 (一) 先从女师大风潮说起。大家知道，从1924年秋天开始女师大就开始闹学潮了，但鲁迅却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学潮发生了七八个月之后，才作出反应的。这是很符合鲁迅特点的，他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要慢半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回来，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据说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学者担任女校校长，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学生也对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杨荫榆虽然是个洋学生，但她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相当传统的。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寡妇主义》，说“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却)已经失 未字先寡’的人物。”1这话说得自然有些挖苦，但还去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 是说出了一个事实:杨荫榆是用婆婆管媳妇的办法来治理学校的，这就必引起正处在五四之后、思想解放热潮当中的女学生的反感。而引发冲突的，是,,24年的夏天，南方发大水，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杨荫榆要整顿校风，就在学生回来以后通过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办，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就轻轻放过，平时不听话的学生则严厉处分。这就引起了女校学生的反抗，发动了一个“驱杨”运动。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对这件事情是持谨慎态度的。从这一时期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在校的学生，亲眼看见学生运动中的许多弊病，因而很感失望;鲁迅则告诉她:“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2鲁迅对学校、教育，以至学生运动的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尽管怀有同情却不会轻易介入。后来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政府这一边，禁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并扬言要“整顿学风”，在国耻纪念会上与学生发生冲突以后，又在一家饭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师、职员开会，用学校评议会的决定，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开除。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鲁迅就不再沉默了。这时候他写有两篇文章，说明自己介入的缘由与心情，很值得注意。一篇文章题目叫《忽然想到》，他是这么说的——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3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写出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也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关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豀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再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联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阴惨惨”的感觉,他发现，中国的女子原来受压制的，现在有了权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压制“毫无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婆婆又来压制新的媳妇。这种婆媳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现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现了。他发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的现代妇女终于不能摆脱“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备受蹂躏的“运命”～——正是这样的发现如梦魇般压在鲁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4 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教育家、校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鲁迅发现了谋害与屠戮，他发现教育家变成了杀人者～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现代教育中的“重现”。传统的野蛮的吃人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而现代绅士却是“在杯酒间”、“于微笑后”吃人，这就更加令人憎恶。吃人的筵席一直排到现在，而且以这样卑劣的方式排到了最高学府，鲁迅怎能不有身处“地狱”的感觉～——正是在这现代教育的地狱里面，年轻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加深 刻的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