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在看守所里转让的背后

股权在看守所里转让的背后 看守所里转让的背后(3p) 股权在 ——江苏牧羊集团集团股权纠纷调查 作为行业巨头，江苏牧羊集团原本准备即将上市，由于当地公权力的介入，致使该知名企业一夜之间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本刊特约记者晓峰 田红 发自北京 民营企业的内部事务谁说了算,如果你答董事会就错了，因为这是在扬州。 古人以“扬一益二”形容扬州富甲天下的繁华，如今这个地级市的经济实力却在江苏省内都被逐出了前五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保持着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的局部优势，其中最佼佼者，便是全国饲料机械行业的老大、位居世界同行业第三的江苏牧羊集团。 这家曾经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中国科技名牌500强、中国机械500强的民营企业，维护着扬州曾经的商业光荣，但如今，它却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投资环境的恐怖伤痕。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江苏牧羊集团集团2002年经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5大股东分别为:徐有辉持股24(05%、徐斌持股15(74%、许荣华持股15(51%、现任董事长李敏悦持股15(74%，现任总裁范天明持股15(61%。上述股东也都是江苏牧羊集团董事会成员。徐有辉在董事长这个位子上坐了许多年。2005年，董事会选举李敏悦为董事长，范天铭连任总裁，俩人原是徐有辉的部下。 按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三年改选一次，但到了2008年，李敏悦不再召开每月例行的董事会。徐有辉、徐斌、许荣华三人多次要求召开董事会，均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后来连工厂大门也对这三位大股东关上了。 因为不满于现任董事长和总裁的管理业绩，三位大股东要求开董事会改选董事长和总裁。但蹊跷的是，即使起诉到法院，依旧不能正常召开董事会。 不仅如此，他们按照公司法要求行使董事职责的合理举动，还为自己招来了无尽的灾难。 不管和不能不管 “股东矛盾导火线是李敏悦和范天明两位董事一直拒绝按照召开董事会，他们图谋不轨，担心换届选举下台，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最终利用当地公检法机关介入公司内部纠纷。”许荣华对记者称。 2008年4月22日至2009年2月10日徐有辉和徐斌被“驱逐”董事会期间牧羊集团一直没有正常召开过董事会，5大股东为此而相互博弈。 据许荣华介绍，2008年6月5日，许荣华、徐斌和徐有辉三位董事关于召开临时董事会的提议遭遇董事长李敏悦拒绝，理由是“邗江区政府意欲介入调查董事之间纠纷，现在召开董事会显然不太适宜”、“在征求政府意见的基础上，适时召开董事会”。 这些理由显然是三位股东不能接受的，“这本是民营企业内部„家事?，完全可以协商解决，不希望过多借助某些政府因素干扰企业正常运转。”徐有辉称。 事情并非如预料的那么简单——这仅仅是民营企业“家务事”。 经历数次无法正常召开董事会后，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树理作为许荣华的代理人，曾约见过邗江区委书记程裕松。当问及为什么区委要插手民营企业的纠纷时，得到三条答复:上次董事长换届徐有辉是自愿的，区委不管，而年底换届现任董事长、总裁希望继任，可能在董事会落选，区委不能不管;在现任总裁范天明管理下，牧羊经营状况不错，也最适宜担任总裁一职，但有可能落选，区委不能不管;有人举报牧羊董事财务问题，利用这次机会彻底解决“牧羊问题”，让一两个股东控股以免三年换届导致企业经营不稳定，区委不能不管。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三不能不管”原则是如此具体实践的: 2008年6月13日，公司董事会例会日6月14日前一天，要求召集董事会会议的徐有辉被邗江区纪委找去“谈话”10天，董事会例会无法召开。徐有辉回忆说，邗江区纪委要他们回忆在企业改制之前有无违纪行为，但“谈话”后，并没有作出任何结论。“我身体有病，每天要打胰岛素，胰岛素要冷藏，但在那里根本做不到这点，打了根本不起作用，很难受。但被纪委找去谈话，却给李敏悦不开董事会找了借口。” 2008年6月16日，牧羊集团董事会秘书戚海兵被邗江区纪委请去接受调查;2008年6月23日，牧羊集团副董事长徐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召集董事会时，也遇到当地纪委10天的“谈话”。 2008年7月10日，许荣华和徐有辉再次提议7月14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7月11日李敏悦和范天明对此拒绝，回函称“目前几位董事被纪委调查，至今尚无定论，根据有关方面的指示，近阶段不适宜召开董事会。” 2008年7月14日，徐有辉、徐斌和许荣华拟召开董事会，“当时，我们几位党员董事会成员再次被找去谈话。”时任牧羊集团董事会秘书戚海兵示。 )05%股份的徐有辉和15、74%股份的徐斌分别被谈了十天话的过程中，谈话拥有24 方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续，可谓形同“双规”。 转让和不肯转让 而对于非党员许荣华来说，失去的则不仅仅是自由。 在多次遭遇拒绝后2008年8月18日，许荣华向邗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牧羊集团立即召开股东会议。 按照牧羊集团章程有关股东会议召开程序的规定，许荣华和其他两位董事商量的股东会会议召开时间，安排在2008年9月12日。 一旦法院判决就得生效，但牧羊集团显然不会干等到那一天。 2008年8月28日，牧羊集团对许荣华控制的另外两家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索赔900万，同时申请冻结其账户里的900万元资金。第二天，邗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情节严重、涉嫌犯罪”为由，将该案交由公安局处理。紧接着，牧羊集团起诉许荣华，诉请以4859594元的最初出资额对价强制转让其持有的15、51%股权。八天后，许荣华被刑事拘留，羁押在扬州市看守所。 许荣华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不断有人要求他将股份转让掉。“进了看守所，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所谓的罪名实质上为了抢夺我手中的股份。”许荣华每每谈及看守所生活都会如此念叨。 据《法治周末》报道，邗江区委书记程裕松曾表示“谁开董事会，我们就会让他倾家荡产。” 据许荣华回忆，2008年10月16日，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检察长王亚明亲自带着牧羊集团律师来到看守所和许荣华谈股权转让问题。 综合各种考虑，许荣华终于同意了，以2160万元把其持有的15.51%股权转让给了小股东陈家荣(牧羊集团工会主席，牧羊集团监事会主席)。许荣华在看守所里签署了出卖股权委托书，蹊跷的是，许荣华自始至终从未和买主见过面。 接下来， 在2009年2月1日，徐有辉再次被区纪委带走“谈话”，徐有辉的三兄弟则通过各种渠道逐级反映情况，其二哥徐有利称，“当初王检承诺许荣华股权转让就了事，他们出尔反尔，还一直逼迫徐有辉期以3700万元的价格转让8%价值三亿多元的股权。 而一旦答应转让，现任董事长们就拥有了对集团的绝对控股权。因此徐有辉始终拒绝合作，在被“双规“了37天后，他重获自由。 尽管徐有辉没有答应转让股权，但由于获得了许荣华15.51%股权转让，李敏悦和范天明已获得牧羊集团46.86%控股权，2009年2月10日牧羊集团终于召开久违的股东会议，拥有39%以上股权的大股东徐有辉和徐斌被排除在董事会成员之外。但从此就被踢出了牧羊集团——不再为徐他上们养老保险，不再发工资。握有最大股权的创业元老，一下子陷入生活窘境，知情人称徐有辉靠出卖住房为生。 历经这番变故，在扬州这块创业的土地上，原本受人尊敬的三位企业家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 “下一步，他们还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徐有辉不断问前来采访他的记者。 一无所有的许荣华则主动采取了措施。 折腾和“不再折腾” 从看守所出来后，许荣华向扬州市仲裁委提出了“请求撤销股权转让”的申请，十一个月过去，没有任何音讯。许荣华这边找到的专家江平先生等五人出具论证认为，这种转让显然是被胁迫的，属于非法交易，应不予认可;当地检察、公安明显违法。而牧羊集团找到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保树等人出具的论证书则认为，许荣华在拘留所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自由转让自己的股权，因此不存在胁迫一说。 但以下的事情，去无法再从法理上进行辩论，而是和不合乎常理的问题了:徐斌和徐有辉，尽管合法持有那么多的股权，却不能踏进牧羊集团的大门，更不用说看报表分红利了，他们是被剥夺了财产权的股东，他们变成了无权利的大股东。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距江苏省会南京一江之隔的扬州。 “公权力如此干涉财权，很难让人想象。”作为许荣华诉讼代理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树理称。 著名财经评论员，《精品阅读》杂志主编在老愚通过其个人博客表达了质疑: “对此以公权力逼迫希望通过召开董事会解决牧羊集团问题的三大股东就范，似乎是为了牧羊集团好，实则是为了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一，现任总裁的妹妹是副区长，权力传递链条一目了然;二，牧羊集团上市在即，股权变现一夜暴富唾手可得，区委书记一干人马如此卖力，里面难道没有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的嫌疑,因而，他们不能坐视有投票权的董事们把自己信任的人拉下马，而是要尽早消除影响交易完成的因素，将控股权牢牢掌握在自家人手里。”(在《法治周末》的最新调查中，有知情人证实了邗江区副区长为牧羊集团总裁范天铭的妹妹一事)。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作为行业巨头，江苏牧羊集团原本准备即将上市，由于当地公权力的介入，致使该知名企业一夜之间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报道称，邗江区委书记和牧羊集团现任董事长及总裁一概拒绝记者的采访。与此同时，刊载牧羊集团事件调查的《现代快报》在扬州被收购一空，数家网站转载该报道的链接也被迅速删除。《中国经济时报》名为《江苏牧羊集团股权变动“非常道”内幕调查》的报道，上网不到数小时，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活生生消失了，令转载该报道的其他网站非常尴尬。 而在一份2009年10月21日关于牧羊集团逐级反映情况材料中，扬州市市长对该事件有了批示，要求邗江区委区政府领导“在弄清问题的情况下，教育引导几方，以和为贵，共谋发展，不再折腾。” 辅文: 牧羊之不幸与黄光裕之幸(1p) 李英 与“牧羊事件”可形成对比的，是目前轰轰烈烈的“国美战争”，同样是民营私企的控制权之争，黄光裕虽然已是阶下囚，其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与发言权却得到很好的保护，依然可以在监狱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通过遥控与国美内部的“去黄光裕派”联盟进行公开博弈。用《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市盈率低民企还去上市，也是为什么法治不倡则金融中心无望的原因”。 由于“牧羊事件”尚未经法庭宣判，究竟其中真相如何外人一时难以判断，但仅就媒体披露的资料来讲，事实的大体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牧羊集团是一家号称“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饲料机械业知名民营企业，这是一起该公司内部大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事件，是民营企业内部争夺企业控股权的“家事”，但在这一家事当中，不但大股东许荣华因为被拘留而被迫转让了股权，另外一个大股东徐有辉也曾被当地纪委找去“谈话”10天，但他最终坚守住了自己手中的股份。 客观地说，根据一份早先签署的《牧羊集团董事会决议》相关规定，牧羊公司是有权向许、徐两位股东提出“以最初出资额转让其持有股权给公司”的要求的，但这一要求只应通过协商或法院的宣判来实现，而以公权力将其他股东送进看守所，再逼迫其签下不平等的股权转让...这种方法就有点踩过界了。 即便检察长王亚明不是以权谋私，而确如其所说是受区委领导委托来调解牧羊集团的股权纷争，在中间并无利益关系，但其以国家司法机关身份介入民事主体间的经济纠纷也是不恰当的。 这种以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纠纷的事件在国内并不罕见，今年4月份，《南方周末》曾报道过烟台的邱照轩事件，因为一起纠纷，商人邱照轩在看守所里关了21个月，在最后听从了民警、检察官、政府官员的多次劝说放弃4600万元应收款后，随即被“无罪释放”。 以公权力介入解决私企家事，这看起来或许更有效率，但却难保公平及程序正义，而且也难以阻止别有用心的腐败官员居间谋取私利，也难怪最高检会三令五申严禁检察机关插手经济纠纷。 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权力能随意地介入私企财权之争，这等于破坏了私人财产拥有者，尤其是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感，等于在他们脖子上悬挂了一柄随时会掉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些年来，中国富人纷纷移民国外，而调查中有8成企业家表示“压力大”、“不幸福”，大概也与安全感的匮乏不无关系。 事实上，如果排除“牧羊事件”这样较特殊特例，还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家一旦因卷入案件而失去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即便没有人刻意以公权力谋取其产权，通常也是企业噩梦的开始。比如牟其中、唐万新、孙大午等，他们一旦入狱，就再也无法管理企业，企业也就随之树倒猢狲散。在企业家遭刑事羁押期间，对于企业家的民事权利如何行使，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 黄光裕是幸运的，也是个特例。考虑到国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黄在被羁押期间可通过允许签署国美公司的文件——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而我们希望，黄光裕的特例能够成为一种利好信号，最终建立起保障涉刑企业家合法民事权利的普遍意识，使企业家即便身陷囹圄也有机会保护合法财产的不被剥夺、流失。 当然，我们更希望发生在扬州的故事，也将只是一个特例。扬州是中国昔日最富裕和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如今两个头衔却毫无置疑的转给了香港，这可绝不是什么偶然的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