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古人的名、字、号.doc

说说古人的名、字、号.doc 说说古人的名、字、号 名与字，是中国古代姓氏文化与礼仪文化的产物，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需要，是在长期的封建与礼仪风俗的发展中形成的一套中国文化特有的规则与模式。随着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文化内涵已被当代人逐渐忽略与遗忘，旧的礼仪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改革、遗弃旧习俗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传统文化中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名、字、号等称谓所传达的制度与礼仪内容、内涵则渐渐为现代人所陌生，甚至一些从事古典文学艺术研究的人也不甚了了，曾见有文章谈到古代姓名字，或曰古人表字“了无余味，太过平常”，或曰古人“表字一般则由自己决定”云云。正是“今人未必知古人，而有轻古人之色”。大都昧于名与字的应有之义，或以自己的浅薄无知厚诬前贤，或以一知半解曲释本义。试看今日书画界，可以说是名、字、号或是闭门造车乱起一通，或是附庸风雅俗不可耐。其实，看看一个人的字、号，便可知此人文化修养的高低。人的名、字、号甚至斋室号都应是有着一定含意、涵义，彼此间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组合。今天的人们要想为自己命字起号，应当了解其间的关系，注意雅俗、文野、清浊、高下之别，做到文通理顺，字清义弘，意趣深涵，玩味隽永。给大熊猫和宠物起个名号还要斟酌再三，何况书家画家，怎么能说“绝无称与不称之说”呢? 古人于名、字、号之间的关系，可简单地概括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明志，斋室寄情。 1 名以正体姓名起源已不可考，但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古代姓与氏有别，有“正姓氏，别婚姻”之功用。即男子称氏，以明血统;女子称姓，以别婚姻。后来氏族部落解体，奴隶制社会消灭，社会发展，姓氏合一并逐渐稳定下来，经过数千年的演化，从古至今中国人使用过的姓氏已有八千多个，《万姓统谱》收录姓氏三千五百余个。今天常见的姓氏也有四百多个。宋代编纂的《百家姓》只是括其大概而已。 姓氏在古代是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名也是贵族阶层才有资格获取的。后来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合称姓名。古人取名是件庄重严肃的事，被认为名不但将要伴随人度过一生，并且还与命运有关。婴儿出生三个月后便要取名，由父亲命名并举行郑重的仪式，这个名字一般是乳名，亦即俗称的“小名”。待到八岁入小学，再取学名，亦即所谓的“本名”，俗称“大名”。命名时要对名字的字意、字义甚至音调的平仄都做慎重周密的考虑，使其形、音、义皆谐美，这便是“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颜氏家训?风操篇六》)的。具体的标准则有所谓的“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左传?桓公六年》)。 信，即根据出生时的特点、情况来命名，如明代书法家李梦阳出生时其母梦日坠怀，故以“梦阳”名之; 义，即以祥瑞吉庆的字来命名，古诗句中有“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明代书法家张瑞图即取其义; 象，即用以物喻志的字来命名，如清代书家吴飞鹏，鹏为传说 2 中最大的鸟，善高飞; 假，即借山川花木等事物的名称来命名，如宋代大诗人、书法家苏轼，“轼”为车箱前扶手横木; 类，即用家族、双亲的相关字眼来命名，如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取名王献之等。 后人取名则多受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信仰爱好、时代风气等影响，或誉美，或褒德，或喻义，或励志，或祈福，或吉祥……中国人的姓名虽十分繁杂，却总能于一个人的姓名中窥见其民族、地望、家庭、身世、文化、教养、爱好等等，可以说名字是信息量最大的汉字符号，故历来不乏专门研究名字之学问者。元人吴澄辨仓颉名曰:“仓颉古文读如折。”(《游通仲字说》)元人王恽曾说:“古者制名，皆存义例，有象其类而命之者，因其材而笃之者，或审其刚柔而抑扬之者，或察其气焰而取与之者，非徒观美夸大而已也。”(《张掾史名说》)名字的变更，亦皆事出有因，亦颇庄重，多由长者为之，吴澄《跋曾翰改名说》:“乙卯进士李路、戊午进士李岳往年以予游，病其名之不雅驯，予为更今名。”更名是为了使名字更有深意:“昔司马长卿慕蔺相如，故名相如，顾元叹慕蔡邕，故名雍。”(《颜氏家训?风操篇六》) 字以表德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结发戴冠。《礼记》:“男子二十冠而字之。”即成人后根据本名的涵义另立别名即字，一般是彰意明义，正名表德。《仪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故字又称“表字”。由此可知字是名的涵义的阐发与延伸。清人钱大昕谓:“名之 3 于字也，有以相承为义者，由之字路，启之字开是也;有以相反为义者，哆之字敛，黑之字晰是也。”(《潜研堂文集》)这是说立字常用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成两种方法。相承为义者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字清臣，相反为义者如清代著名书画家郑燮字克柔。 过去人们相互交往见面或信函中多称字而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即“人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此有“褒则书字，贬则书名”(《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直接称呼人的名是不礼貌、不友好的表现。古代书画家落款署名若要名、字皆写上时，一般是字在前名在后，如“克柔郑燮”，或号在前名在后，如“板桥郑燮”等。起字大都是求之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或师长:“谭适既冠，其父奉政公字之曰立之。公之友为作字辞者凡三，复以请于余。”(吴澄《谭适字说》)可见谭适的字是征之于其父与诸长辈、名流的。也知取字是件谨慎严肃的事。正如王恽所言:“古人制名与字本以假代称道，因其材而进退之，非欲求胜而滋美也。”(《温总管字说》)元人胡祗曾解释过他的四个儿子的名与字之取义:“古人名字，不取美称，申之对鲁桓公，概可见矣。后世率多张大夸美，略无意义，甚不足取法，胡子有子四人，各因性分之所短者而戒之，庶几勉励，强其不足，以趋于中也。长子和柔而少执持，故名曰持，字伯持。次子刚决暴白而少蕴藉，故名曰蕴，字仲蕴。三子讷讷退缩而少振扬，故名曰扬，字叔扬。季子凡庸浅小而乏宏毅，故名曰宏，字季宏。余之命名者如此，非夸美也。汝四人者，当知之。”(《名字说》)其中字还包括了伯、仲、叔、季的排行。 4 号以明志古人的号比较复杂，今人则更无讲究了，但由于都是思维的产物，故仍是其心境心态的展现。或与彼时有关，或与彼地有关，或与心绪有关，或与所遇有关。大都能体现其思想、志趣、爱好、倾向等。如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在安徽潜山时，因流连山谷寺风光而自号山谷道人，在贬谪涪州后，又号为涪翁。明代书法家黄道周自幼坐卧石室中读书养性，故号石斋。书画家陈洪绶在明亡后浪迹佛门，冷眼尘世，自号悔迟。书法家傅山于明亡后着朱衣(明朝皇帝为朱姓)、居土穴，以表抗清复明之志，因号朱衣道人等。朱耷号八大山人，题书画时“八大”二字联缀，“山人”二字联缀，类“哭之”、“笑之”，以泄其悼明睥清之意。清代书画家高风翰五十四岁时因病残右臂，以左手作书画，遂号尚左生、丁巳残人等。或谓“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如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欧阳修以自己一老翁，加上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字、一架琴、一局棋、一壶酒共六个一而自称“六一居士”;陆游忧世疾俗、藐视权贵而号“放翁”。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居皖公山下，析“皖”字而号“完白山人”……元人王炎午说:“上古有名，中古有字，末世或以号行耳。”(《戴正传斋号说》)故有些书画家一生有多个号甚至几十个号者并不鲜见。 斋室寄情斋室取名与主人的身份、居处、情趣、学识、性格、好恶、穷通、心态、阅历等关系密切。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收藏有晋代法帖多种又甚为钟爱，因而名其室曰宝晋斋。而元代的书画家李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连居室内的摆设都要紧随晋代士人的标准，行走坐卧也崇尚晋人风习，因此将书斋命名为“拟晋山房”。清代收藏 5 家、书法篆刻家陈介祺藏有战国至魏晋古玺印一万枚，故颜其居为“万印楼”。张伯驹以重金购藏西晋陆机《平复帖》，保护了国宝以免流失境外，特称其居为平复堂。苏局仙以水清石坚自励，斋名为水石居……斋室命名有着座右铭般的警示功能，胡祗《客斋记》中说:“堂斋亭轩之命名，几杖盘盂之有铭，非所以张虚誉而取口称，实欲朝夕面对，抑有余而强不足，无斯须而不自戒饬警惧也。” 斋室名宜优雅含蓄，忌俗、忌重。如清代以“听雨”颜其斋室的名家有二十多个，以“居易”命名斋室的名家亦有二十多个。今人动则“醉墨”、“墨痴”、“墨人”……多不胜数，既俗又重，亦当避开。同样道理，字、号亦应避俗、避重，君不见《古今人物别名索引》中，“文肃”条下列出的竟有54人之多，今天的书画家、书画爱好者在字、号、斋命名时尤应慎重 在公私交往过程中，笔者的称谓常常被朋友误会的现象，所以，就毛遂自荐的给朋友解释一下，如有不妥之处，请斧正。 就文化而言，作为基础的中国姓氏文化，目前几乎已经失去了文化。中国人只能有姓与名，不能有字与号。结果，中国人的姓名完全成为没有文化的纯粹符号，中国人的重名现象严重，中国人的姓名可谓有其形而无其神。 中国传统姓名由三大元素构成 6 首先我们来看看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姓氏文化。从制度文化看，中国传统姓名由三大元素构成:姓，名，字号。这三大要素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体现了不同社会成员(家庭成员)的权利。 姓是祖宗规定的，是继承的，或神授，或王授，或某种组织确定，它界定了不同家庭或不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 名是长辈确定的，或来自父亲母亲，或来自由父母授权的叔叔舅舅、大师等，它是在界定了不同家庭或不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家庭或家族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 字是姓名人在成人后确定的，在基于血缘的姓与名背景之下更加体现姓名人的社会特性，更加突出表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和人生哲学，同时还体现一种文化艺术修养。 因为姓与名都是来自他人的，只有字号是自己的。有时，为了更加个性化，字号可以分为字与号。 历史上，有不少名人他们的姓与名大家也许早已遗忘，但他们的字号却永垂史册。比如: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7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 孙文，字逸仙，号中山; 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 等等。 显然，这些名人的字号或字与号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几乎一个字号就是一篇。见到这样的字号，让人感慨、让人感悟。没有这样的字号，姓名还有多少文化含量呢, 重名现象严重带来管理问题 今天的中国，由于缺少字号使姓氏文化制度残缺而导致重名现象严重，既给政府与社会的管理带来严重问题，也对个人社交活动有所不便与阻碍。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7年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我国的王姓有9300万人，为中国第一大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第二大姓是李，有9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第三位是张姓，有87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前100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4.77%。以王姓为例，如果他们的名用两个字表示，因为常用汉字大概在3000-8000，假设其中可用于起名的在1000左右，这样王姓所有不同的名字大概有100万个，也就是说每100个王姓有99个都是重名的;假设其中可用于起名的在5000左右，王姓所有不同的名字大概有2500万个，也就是说每100个王姓也有73个是重名的。由此，在中国，同一个名字重名就 8 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显然，这是不便于政府与社会管理的，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为了方便，对重名的人只好另外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来区别，比如，重名为“王国刚”的，就依据年龄分别叫大王、小王或大刚、小刚，或依据体态叫大王胖、小王胖等。 笔者本人的姓名就有很高的重复率，高中毕业档案就因为与同校另一位同学重名而投错了。待工作后，这个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派出所建议我改名，但姓名皆为父母所取，不可妄言更改，古人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怎么办,酝酿许久，觉得若要鱼与熊掌兼得之，唯有在“字”与“号”上做文章了，于是就从名开始揣摩。本人单名一个“杰”字，从中不难看出父母希望笔者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杰出之人”，然笔者不才，至今仍是为无名之辈，严格划分应属社会危如垒卵阶层，保不准哪天就无米下锅了。每每想起已年迈的老人为儿焦虑的神态，颇为愧疚。鉴于对传统文化的偏好，几年前，本人才专断私下取了一个“文中”的字，彰显笔者以“人文中庸”、“中国文化”为处事之道、交友之趣。随即，本人又选择了一个能够表现笔者特征的“秦汉良”这么一个号，释义为:陕西良知男子～ 姓氏回归传统回归国学回归文化 父辈所起的名字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至少滞后18年，18年间社会与个人该有多大的变化～)，若该人成人之后，没有字或号，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最后他人根据该人的特征所起的各种不规范外号(包括诨名、不雅的名字等)带来了以后社会生活中称谓的混乱。 寓于名字中的国学文化消失了，与文明大国的地位愈不相称。传 9 统文化中，一个人的大名，一般是该人的长辈及公函文书中才提及，平日交往均用“字”称呼。现在由于没有字号，在工作场所和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如果直呼姓名，显然生硬、让人见外;但只叫其名，显然又有点过分亲昵、似乎不尊重人。而如果有了字号，显然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陷。并且，因为是字号，可供选择的汉字更为广泛。当我们看到子牙、云长、东坡、中山、雁冰、伯虎、霞客等这样的字号时，我们是不是感到既高雅又通俗、既亲近又有距离呢,是不是让我们不断地感受国学的熏陶呢,所以，中国人的姓氏理应回归传统、回归文化，中国人的姓、名、字、号，一个都不能少～ 民族复兴，大概要从姓氏字号这样一个文化载体入手。但愿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字、号的日子不会太远。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 10 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 11 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 12 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 13 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 14 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 15 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梁任公就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梁启超先生，“任公”是他的字，其实他还有一个号，叫“饮冰室主人”。 我国古代文人除姓名之外，有的还有字和号，如陶潜字渊明号靖节先生、五柳先生，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杜工部，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韩愈字退之号昌黎先生，柳宗元字子厚号柳河东、柳柳州，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王安石字介甫号临川先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曹霑字梦阮号雪芹，等等。 由于我国古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直呼人姓名表示轻蔑，称人的字号表示尊敬，因此，在许多后人编的我国古代文人的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字号的出现。如王勃的诗文集叫《王子安集》(“子安”是王勃的字)，韩愈的诗文集叫《昌黎先生集》，王安石的文集叫《临川先生文集，苏轼的诗词文集叫《苏东坡全集》，陶潜的诗文集叫《陶渊明集》，李白的诗集叫《李太白全集》，杜甫的诗及后人的注释本叫《杜少陵集详注》，苏轼的词集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等等。 在许多后人评价我国古代文人的文章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字号的出现。如《东坡志林》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里提到的“摩诘”就是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字。 16 又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评价韩愈的《师说》时有此一句:“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召号后辈，故为此以倡赤帜云。”这里称呼的是韩愈的号“昌黎”。 --------------------------------------------------------转自铜佛张《姓名与字号》 附: 【1楼】回复:姓名与字号 梁任公就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梁启超先生，“任公”是他的字，其实他还有一个号，叫“饮冰室主人”。 我国古代文人除姓名之外，有的还有字和号，如陶潜字渊明号靖节先生、五柳先生，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杜工部，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韩愈字退之号昌黎先生，柳宗元字子厚号柳河东、柳柳州，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王安石字介甫号临川先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曹霑字梦阮号雪芹，等等。 由于我国古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直呼人姓名表示轻蔑，称人的字号表示尊敬，因此，在许多后人编的我国古代文人的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字号的出现。如王勃的诗文集叫《王子安集》(“子安”是王勃的字)，韩愈的诗文集叫《昌黎先生集》，王安石的文集叫《临川先生文集，苏轼的诗词文集叫《苏东坡全集》，陶潜的诗文集叫《陶渊明集》，李白的诗集叫《李太白全集》，杜甫的诗及后人的注释本叫《杜少陵集详注》，苏轼的词集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等等。 在许多后人评价我国古代文人的文章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字号的出现。如《东坡志林》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里提到的“摩诘”就是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字。又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评价韩愈的《师说》时有此一句:“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召号后辈，故为此以倡赤帜云。”这里称呼的是韩愈的号“昌黎”。 17 现时代有关重大活动的新闻公报，往往提到以姓氏笔划排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以后，姓氏逐渐混同。 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这种代表符号，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并曾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古代文献和各类作品中体现了它的特指性、符号性和结构常态性。 【2楼】回复:姓名与字号 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尔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 ( ht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须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等。孟、颜、曾三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 ( 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作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份。 ( 再比如清朝皇帝的姓氏。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1636年即皇帝位，用满洲取代了女真。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制度，因为这有利于君主专制与集权。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 ( 皇上称“天子”，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再有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怎么来的,佛教创始人 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 18 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 ( 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或同音的字。平时作文、说话，遇到这类人的名字，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备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必将身遭大祸。 回复:姓名与字号 【3楼】 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深堪发指”、“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 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讲述了为两个儿子取名的意图:“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这就是大文豪苏轼、苏辙名字的来历。 ( 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 ( 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古代贵族，男子二十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于是开始取字;女子十五结发加笄(束发用的簪子)，也是成年标志，可以取字。由此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所以，以“字”称，有表示尊敬之意。 ( 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意愿，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 ( 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与寄托，起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 19 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关于古器物的)、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与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 【4楼】回复:姓名与字号 姓名有四个特点: 1、姓名的传承性姓名的产生形式(一般为长辈为晚辈命名)就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可谓为“传宗接代”;表示姓氏的继承，又表示家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表明生命基因的延续。尤其，人们长期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更是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形成家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 2、姓名的意愿色彩根据汉字丰富的内涵，人们赋予姓名形形色色的含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能有所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因此姓名又凝聚着对新生命的深厚情谊和殷切期望，也隐喻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追求:有的希望光宗耀祖，有的希望吉庆安康，有的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不一而足。 3、姓名的时代性人之取名，沿于时尚，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我们仔细研究人名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名字的起用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从封建社会人们追求功名富贵到建国后“建国”、“国庆”、“ 超英”、“文革”、“卫东”等弥溢浓烈的政治色彩，再到当今社会姓名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名字中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特定时期的人文氛围和价值取向。 4、姓名的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妙如诗、美如画、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而庸名俗字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厌恶心理或排斥感。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精美的饰物包装，就会收到非凡的效果。选择富有时代内涵和审美情趣的好名字，足可以装饰人生，增添异彩。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