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生问题不能光靠钱

解决民生问题不能光靠钱 目前的政府体系，大体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型、增长导向的，而这是不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 近日公布的200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调查显示，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 这一结果与往年大有不同。在以往的调查中，就业失业、收入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保障通常是排在前四位的社会问题。这一次，“看病难、看病贵”却第一次跃居首位。再加上就业失业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列居第二、第三，说明民生问题确实已经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政府为此已从2005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纾解民生之困，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在各地也尝试建立平价医院。不过，调查显示，民众的感受似乎并无显著改善。 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媒体广泛报道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信息，就可以影响人们的主观评估;作为大学扩招必然结果的毕业生就业难，强化了人们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而未来从教育投入中所得收益下降的预期，又会让人们觉得当下的投入负担相对过于沉重。 不过，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未能完全反映到民众主观评估中，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即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央政府已经显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尤其是提出和谐社会纲领，显示了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趋势，这让民众产生了较高的期望。但是，在现有的政府架构中，绝大部分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需要借助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实施。而基层政府或者缺乏必要的意愿，或者缺乏必要的资源，执行那些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不力，令民众的期望部分或全部落空。 其次，甚至还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形，地方政府为执行相关民生政策反而侵害民众利益，最典型的行为就是新农村建设在不少地方变成了新村建设，一些地方政府违反农民意愿，强行拆除农民房屋，迫使其搬入楼房，给农民造成巨大困扰。基层官员更是借此机会一拨一拨地出国旅游，这必然会使民众大失所望。社会保障资金被地方政府随意挪用的现象，房地产一边调控一边涨价的现象，也让民众无法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保持十足信心。 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府体系，大体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型、增长导向的，而这是不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 所谓“自上而下”的意思就是说，地方各级政府主要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本辖区的民众负责。因而，不管致力于追求何种目标，最终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因而，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政绩。即使解决民生问题，也是为了在上级政府那里显现一个好政绩，真正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成为了某些地方政府只是实现政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所谓动员型的意思是说，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限约束，因而，当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可以无视部分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对此，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而才会发生地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反而进一步损害民生的怪现象。还有一些部门则借着解决民生问题之机，忙着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 所谓增长导向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可能由于惯性，或者由于政府的激励体系确实仍然没有扭转过来，各级地方政府仍然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其主要目标。不论是从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行为模式、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看，政府都把增长、把自己投资及吸引投资放在第 一位，而没有拿出足够的公共资源解决民生问题。 所以，解决民生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有没有钱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民众的税负明显加重，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得相当快，但政府用于向民众提供福利的支出的规模，却并未同步增长，相反，大量资金被用于可实现政绩最大化的投资及“面子工程”。即使政府这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福利资金的分配过程也存在严重损耗和瞄准偏差，导致真正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很难得到帮助。 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政治工程。要使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最大可能地用于纾解民生之困、改善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境遇，需要政府体系改变其政绩目标、行为模式。归根到底，需要地方政府从对上负责，变为对本辖区民众负责，让政绩考核的主体不仅有上级还要有本地民众。只有这样，政府取之于民众的资源，才会真正用于民众认为最需要的领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