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的回顾与展望

［收稿日期］20121220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一三年第一期而立之年的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暨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学术讨论会综述陈瑶张霞万来志(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2012年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暨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学术讨论会在厦门举行。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40余位学界同仁共聚一堂，畅所欲言，结合自己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下文简称“本刊”)的学术情缘，顾了本刊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成就与特色，为本刊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同时深入剖析和热情展望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若干方向。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与提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1982年创刊以来，凝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创始人傅衣凌先生的心血，也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两三代学者努力奋斗的结晶，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总结三十年来的成就，与会学者认为本刊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鲜明旗帜，具有突出的办刊特色，为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推力。学派的鲜明旗帜。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称，1982年创办的本刊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于1986年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目前国内经济史学界最负盛名的两大经济史刊物。二者分居南北，各有特色，各有领地，配合甚好。作为建国以后的第一个经济史专业刊物，本刊过去充满艰苦奋斗的三十年，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不仅是中国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学派之一，它以本刊为旗帜，明确提出“从经济看社会，从社会看经济”的研究风格，将经济史和社会史融合在一起，有着鲜明的旗帜和丰硕的成果。李金铮(南开大学)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学术团体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不可或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先生就开始应用并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进而开创了一个学派。延续至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每一代都有优秀的传人和杰出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力。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本刊是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标志，也是最显著的成果之一，但是本刊不封闭，对计量经济、考据等文章也发，并且篇幅不少。突出的办刊特色。朱荫贵(复旦大学)认为，学术杂志的创办与经营过程中，最大的难处之一是坚持学术性。正是由于很好地坚持了自己的学术品位与专业定位，本刊才能延续至今，而且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李金铮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显著特色提炼为三个方面:一是较早利用、解读民间文献，是这一领域的源头，二是将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的学术风格，三是提倡区域史研究的取向，现在都已成为学界的潮流。三十年的办刊历程中，这些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鲁西奇(厦门大学)谈及学术期·1·刊的生命力有两方面，即学术特点与学术水平。自创刊以来，本刊在这两方面的成绩毋庸置疑。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强调本刊在坚守中的不断创新，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海洋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开拓。刘正刚(暨南大学)也认为本刊同样重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散出新的学科，如杨国桢教授倡导下逐渐形成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刘志伟(中山大学)提到，本刊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传统，又可以引导学术主流，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中并不多见。王日根(厦门大学)认为，无论是学派还是刊物，它们的特色都是在与学界的不断交流中彰显出来的。学术发展的推力。赵德馨称，本刊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且为他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史团队三代人都受惠于本刊。魏明孔指出，每个刊物都希望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但相比之下，它对年轻人的培养更为重要。本刊在为他们提供机会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坚定了他们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决心。朱荫贵谈到，自己1982年大学毕业起，就不断吸收本刊的养分，它起到了互通国内外信息的作用。刘志伟称，早期了解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侧重于国民经济史，厦大历史系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成为学者之间的藩篱和障碍，尽管他本人的学术传统与经济所的渊源更为直接，但很快就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双方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刊物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本刊“不重作者名声，只重文章质量”的学风深怀感激，认为它不仅引领自己进入学术研究，接触到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和理论方法，而且为自己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徐泓(台湾东吴大学)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对台湾学术研究和教学起到了重要影响，其中本刊发挥的媒介作用无可取代。王日根、郭润涛(北京大学)、常建华(南开大学)、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刘正刚等各位学者也忆了学生时代把本刊作为教材来阅读和学习，并在本刊发表的经历。如何进一步将本刊办得更好，是本刊在而立之年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围绕这个话题，与会学者就本刊的进一步提升建言献策。第一，加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赵德馨认为，本刊刊登的文章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部分为主，现代部分较少。实际上，有关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一步指出，本刊发刊词中就提到要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议题与现实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可取的方向。及时总结过去六十年探索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发挥经济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而且，每一位当代人本身就是一部当代史，从中获得的资料比日后的口述史更加丰富、直接。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存在着主客观两种局限。就客观方面来说，经济发展过程尚未充分展开时就对其下结论，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而就主观方面来说，研究者本身的情感、立场和经历以及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需要把握一定基本原则。首先，经济过程是否完成一个阶段，是否实现了量变到质变或部分质变，要进行初步总结。其次，要克服主观局限，即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既不能苛求前人，也不能按照当时人的认识主流来要求现代人，而是运用不断发展的眼光，不断得出新认识。这样，共和国史研究才会更加科学、严谨。朱荫贵提议就社会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业讨论，从中看到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比如，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大国，本刊可以继续发挥在海洋史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组织相关讨论。又比如，福建、徽州、贵州清水江等地先后发掘了大量民间文书，它们涉及经济、社会多方面，这种专题讨论将对学界起到引领作用。再比如，改革开放在1992年进入转折期，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学者们纷纷赞成，却很少有人考虑“市场经济”在中国发端于何时。如果近代历史上就有，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2·济”有何联系，二者是否有内在的互通性与规律性，等等。近来，民间资本似乎也是个大难题。民营企业要得到资金有一定困难，无论是国家还是银行都很难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政府一再压制，黑钱庄这样的非法集资仍然层出不穷。其实，这个问题在近代史上并不独特。近代中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时期，大机器工业、交通运输、金融、城市化迅速发展，它们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资本。这种疏导式的做法颇有成效，也值得借鉴。第二，站在学术前沿，组织专题讨论。徐泓详细谈论了刊物如何进行专题讨论。或者是旧议题的重新深化，抑或是新议题的介绍。例如，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伪命题、假命题，也有少数人提出不能放弃这个议题。到底该怎么办，可以组织进行深入的再检讨。又如，古代中国是一个小政府国家，那么，地方财政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实行一条鞭法以后，留在地方的钱越来越少。不过，官府照样发挥原有职能，除了依靠乡绅，是否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再如，华南地方开发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官盐与私盐的生产、经营、运贩，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化。郑振满(厦门大学)也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引领学术潮流、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本刊应该发表一些有学术前沿性的文章，或是专注某些有前沿性的学术话题做专题讨论，有意识地进行组稿。刘正刚针对近年国内各领域博士、博士后越来越多的现状，希望刊物能设置博士论坛。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学术刊物以引领学术方向为己任的定位或诉求是否妥当，存有不同意见，认为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态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许多老前辈的故去或退出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创期基本结束，开始进入成熟期，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分散化、多元化和专业化趋势。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已经十分充分，很难出现改变学术方向、引发颠覆性的研究范式，也不太可能提出重要的研究问题。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受现实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学者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出相应的成果。所以，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基础的资料收集，做不计时间成本的研究。第三，严格完善审稿。鲁西奇强调，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度，有助于学术特点的保留和学术水平的提高。高超群认为，尽管匿名审稿制度存在着很多不足，但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毕竟英明的编辑可遇不可求。因此，刊物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制度更加理性、客观，并且能经得起检验。学术刊物可以努力的方向有:提高审稿、维护学术共同体、塑造学术传统。比如，文章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严格的学术综述。每个议题都必须与大的学术史脉络结合起来，更多地探讨表象背后更有价值的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此外，朱荫贵提议将本刊创刊以来的所有文章电子化，推向市场，这样既便于利用，也会使更多人受益。邓亦兵针对纸质媒体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趋势，认为除了做好思想准备，学术刊物还要做好网络化的技术准备，必须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绝状态，发挥年轻人在技术上的优势，聚集一大批人才，迎接挑战。二、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与方向本次讨论会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杨国桢(厦门大学)认为，中国当前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定需要历史经验。经济史研究依旧不过时，关键要抓住与现实有关联、对未来有影响的选题，能够从过去看到未来。林枫(厦门大学)指出，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自成风格和传统，但它讨论的诸多议题都涉足经济史研究领域。因此，在创刊三十年之际，希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大环境中去定位和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开始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但他们前期的学术基础仍然是制度史和经济史。这一点是年轻学生不该忽视的。张侃(厦门大学)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后，各学术领域都面临着新的反思。站在时代转折点，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进行再出发，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需要考虑的。其次，是培养人才中遇到的现实难题，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强大的影响力使厦大历史学人无形中会被贴上社会经济史的标签，“从民间文献证正史，从俗例证正史”，本是学派的传统和特色，但在·3·教学实践中，学生们对从民间收集到的资料束手无策。这要求我们必须到最基本的材料和社会制度中，从文献本身出发。围绕“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与方向问题，与会学者主要提出以下想法。加强学术史研究，归学术脉络。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相对于学术研究成果，学术史研究较为滞后，相关的系统梳理略显不够。封越健也认为，再出发问题首先牵涉到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学界对经济史学史的关注仍有不足，对前人成果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尚无清晰认识。钞晓鸿(厦门大学)借用20世纪2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对经济的三种分类，称学者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经济关注较多，国家经济的讨论较为缺乏。李金铮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主张拉长时段，即从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之初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谈起，当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以资料调查为主，学者们正在进行解读，值得重视。杨国桢认为，再出发要到傅衣凌先生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原始中，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面向非常广，最简单的做法是采取填空。刘正刚指出，自己近来关注妇女史研究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其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传统进行融合。陈瑶(厦门大学)谈到在明清时期湖南米谷贸易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很难较好地将米价和米粮市场的演变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两方面融会贯通，认为计量分析与文字描述如何妥当配合，需要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学术脉络中去思考和解决。加强理论与实证的联系。赵德馨提交的《让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色彩更浓厚一些》一文认为，中国经济史发展到现阶段，加强理论色彩极为重要，也有利于本刊提升到新的高度。郑学檬(厦门大学)提出，社会转型时期，学术研究是否也处于转型期，值得思考，认为加强理论色彩还需要多方面努力，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因为从目前的来稿中可以看出，理论创新为时过早。陈明光(厦门大学)谈到，用经济学理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时，实际操作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古代经济史，要找到合适的理论工具不是十分容易，反而容易形成两张皮。因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努力和追求的方向与目标。这同时也要求学者们的文章既要实证，又要有整体的宏观论述。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强调，历史研究中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目前，很多事实都不太清楚，例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经济发展总量数据都来自外国学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们做过各部门的数据统计工作，但现在却少有人关注。李金铮认为，理论与实证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实证中提升理论，理论又可以指导实证。王小嘉(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刊物发刊词中就有做专题研究、发小文章的意识，与经济所的要求相近，这是20世纪80年代对前三十年空洞学风的反思。最近数十年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碎片化等问题。总而言之，实证与理论还是应兼顾。张和平(厦门大学)指出，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宏大视野，这来自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宏观把握。学者在写文章时不仅要注重实证，更要有宏观视角。樊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效果历史、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等方面谈了自己对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会。经济史研究中要有“人”。陈争平(清华大学)从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的角度重新理解吴承明先生主张的“经济史研究要有人”的深刻含义。吴承明、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论中指出，从司马迁开始，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良好传统，而近代史学却几乎丢掉了这个传统。这里所指的“人”应当是多元、丰富的，人物是重要的一方面，包括企业家、技术人员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官员，除此之外，人心、人群、人口、人力也应囊括其中。这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王日根以西斯蒙第的经济学理论提倡人文关怀为例，也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再出发，仍然要注重人。很多时候，学者的研究会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经济史研究既要关注理性经济行为，也要注重非理性部分。后者更值得注意，尤其是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就自己从事会馆和海洋史研究的经验而言，不少组织的经济行为并·4·不是全都符合经济理论，学者应该尽可能将这种丰富性和非科学性揭示出来。常建华提倡不仅社会史要从研究社会生活到研究日常生活，经济史也要研究“日常生活的经济史”。由于社会生活的讨论较为宽泛，大多仍停留在对阶级、等级等社会地位的探讨，反思三十年的成果，社会史研究中仍然见不到人，这与让历史更富有新鲜性和活泼性的初衷相距甚远。鉴于此，应尝试从日常生活角度去深入民间，去理解社会。原来对社会经济史的理解可能更偏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实际上，社会的基础是生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又必须从经济层面进行解决。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产、消费的很大出发点是家庭，家庭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如物价都要从经济的角度来把握。因此，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生活，研究生活又离不开经济史。提倡多元的学术风格。杨国桢指出，由于十分注重实用性，美国学术界可以频繁更换研究模式和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它们引入中国学界的过程却较为滞后。而模式化必然带来僵化，甚至会使学术生命走向终结。所以，如果不能迅速更换模式，最好不要将研究模式化。每位学者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展开讨论，有史料，有观点即可。陈争平认为，古今中外都没有通用的经济学，部分学者提出要实行经济史话语和方法的规范化，不过是把少数人的观点立为标准。这种做法“既无可能，又无必要”，应该坚持吴承明先生提倡的“史无定法”。戴一峰(厦门大学)针对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风格各式各样的现状，主张学术研究要提倡百花齐放。任何人都不该把自己的做法定为不二法则，因为这样无助于学术发展。钞晓鸿认为经济史研究再出发可以有多元面向，并提供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一是以经济学为侧重，其分析方法可以弥补很多原生史料的断层问题;二是以社会学为侧重，更全面地对待历史上的人和社会组织;三是跨学科方向，结合多个自然科学，比如，利用自然科学对钢铁产生、含泥沙量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都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积极关注本土研究的话语权。刘兰兮指出，就目前学术发展的状况来看，中国学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仍为时较早，但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方法和分析正在发生着细微变化，必须对这些加以关注。李金铮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理论，既不能生搬硬套，又不可拒之门外。中国学者应该与之展开积极对话，这涉及学术理论的话语权问题。虽然也有不少文章在讨论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但对方并未予以应，未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关键之处是要提出相应的说法。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从文章时段划分的角度出发，指出长时段研究更容易引发国际对话，由此引发的思考是，目前部分刊物按照时间进行栏目划分的做法是否妥当。杨祖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顾中国经济史学术语的变迁历程，总结了术语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并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是尽可能用中国术语来写经济史。刘志伟从近来参加管理学博士论文答辩的经历，提出研究成果如何更好地为其他学科所了解、理解甚至是对话，是历史学者应该留意的问题，也是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开展学术批评，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周育民指出，近来学术批评已经成为学界的禁忌，学者们各自为阵，相互之间少有交集。实际上，学术讨论中发生意见分歧颇为正常。学者之间争论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个人意见。而且，争论双方也都有着共同的认识目标。思想的碰撞是通过笔墨交锋实现的。文章中出现漏洞，有人提出批评，是种有益的帮助。新一代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心态，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高超群认为，要建立良好的学术评论与严肃的学科争论，特别需要注意讨论的方法。学术讨论也是有规范的，学者应该更多地从论证逻辑和实证中予以辩论，而不是过多地纠缠在观点的讨论中，更不能对于己不利的材料视而不见。刘兰兮认为，营造自由、和谐的学术研讨风气，除了学术批评，还应该有相应的专题评论。资深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引发学界的重视，进而推动学科发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