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崇祯皇帝回忆录（地图0804）

崇祯皇帝回忆录 作者：唐 博 《地图》 2008年第4期 受命于危难之际 张居正死后，大明王朝便开始险象环生。祖父万历帝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皇父泰昌帝耽于女色，在位一月而亡；皇兄天启帝形同文盲，却热衷木匠活，把朝政抛弃一旁，太监魏忠贤上下其手，与皇兄的乳母客氏沆瀣一气，专权跋扈，残害忠臣。皇兄的三个儿子和几位宠妃，就亡于魏忠贤和客氏之毒手。连作为六宫之主的张皇后和作为皇弟的我，也险被他们暗算。皇兄弥留之际，将大统托付于我。魏忠贤也蠢蠢欲动，不过他策划的政变和秘不发丧都未成功。我登基之后，魏忠贤立即进献了四名绝色女子。 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客氏号称“老祖太太千岁”，他俩加起来就是“万岁”。他们的党羽遍及朝野，他们的势力内外呼应，他们的献媚我不敢不接，他们的讨好又让我怀疑。四名美女进宫后，我下令对其搜身，发现他们裙带顶端都佩有一粒香丸，据说这叫“迷魂香”，男子一接触便会产生“迷魂”效应，淫欲顿起。大概父皇和皇兄好这口儿，而我偏偏对女色不感兴趣。“迷魂香”被立即毁弃。 没有钻进魏忠贤设下的套儿，确实万幸；然而，权阉在侧，好比剑悬头顶，芒刺在背。几年来，朝政日非的症结就在于魏阉秉政，要振兴大明，必先除掉他。但阉党势大，我不能造次，而要学会韬光养晦，学会保护自己，学会捕捉战机。即位的最初几天，我若无其事地忙于册封后妃和筹办先帝丧事，一切都按部就班，毫无异常迹象。 九月初一日，魏忠贤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显然，他是在试探我。他的辞呈被我否决了。两天后，客氏请求迁出皇宫，搬回私宅。 皇兄已故，作为乳母，她的任务已经完成，留在宫中已无任何理由。我当即批准，不露声色地将她与魏忠贤分开了。 大概是这一招震慑了魏忠贤的党羽，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也奏请辞职。我深知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所发布的所有命令，均经他手变成内阁票拟的朱笔批语。为了稳住魏忠贤，我否决了王体乾的辞呈。 或许是一些大臣嗅出了朝廷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不断有弹劾阉党官员的奏章送到御前。那些魏忠贤的亲信大臣生怕东窗事发，均奏请辞职，我却统统挽留，且好言劝慰。我心里暗自得意：老谋深算的魏忠贤，如今也被我的反常举动弄得稀里糊涂了。 此时，阉党官员或以攻为守，搬弄是非，弹劾东林士人；或丢卒保车，美化魏忠贤，弹劾作为阉党骨干的兵部尚崔呈秀。而我对于这些奏疏不置可否，对被弹劾的官员不予追究。而阉党声嘶力竭的攻讦，导致崔呈秀的罪状暴露无遗。十月二十日，崔呈秀被罢官。 崔呈秀曾手握实权，他的下野在朝臣中引发了政治地震。其后的几天，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如雪片般飞进乾清宫。对此，我仍未态。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文章行云流水，论述鞭辟入里，令我拍案叫绝。当我让内侍把这份奏章念给魏忠贤的时候，只见他额头青筋乱蹦，脸上不住地淌汗。显然，这个贡生的每一句话，都直刺他心底。他已经崩溃了。 次日，魏忠贤“引疾辞爵”。我明白，这不过是他的政治姿态，他相信我会一如既往地挽留他。可我却出其意料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十一月初一日，我发布圣旨，勒令魏忠贤即日启程，到凤阳看管祖陵。魏忠贤摆出“九千岁”的架势，率领数千随从、几十车金银财宝呼啸而去。这一消息让我颇为吃惊和愤怒。皇兄的托付早已抛诸脑后，我立即传令锦衣卫前往捉拿魏忠贤。魏忠贤闻讯，知必死无疑，遂在阜城的旅店里自缢而死。 魏忠贤死了。遍布全国的魏氏生祠得以拆毁，魏忠贤拟定的《三朝会典》等迫害忠良的政治文献得以销毁，天启年间的冤案得以昭雪，遭受迫害的大臣得以平反，客氏及一大批阉党骨干被处死。 清算阉党的成功，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第一幕好戏。不过，整治魏逆的目的在于扭转国运衰微的颓势。我有信心做一个好皇帝，成全大明的中兴。然而，辽东日益严峻的战局，国内的饥荒和民众的不满，永无宁日的党同伐异……这些棘手的问怎么解决啊！ 袁崇焕之死 万历以来，在强悍的八旗铁骑面前，明军毫无胜绩。这种情况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有改观。辽东巡抚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后金军，努尔哈赤为此忧郁而死；翌年袁崇焕又取得宁锦大捷，击败皇太极的进攻。然而，这样智勇双全的将领，却遭阉党弹劾，辞官而去。 魏忠贤死后，在朝臣的一再请求下，我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将关外的军事全权委托于他。袁崇焕似乎有些兴奋，在皇宫平台召见时立下“五年复辽”的军令状，令我欢欣鼓舞。他在武器、人事、钱粮、舆论等方面的一切要求，我都一一照办，毫无保留，甚至赐他尚方宝剑，准他在前线便宜行事。我渴望他在前线建功立业，帮我实现大明中兴。后来，我才听说袁崇焕的“五年复辽”，不过“聊慰上意”而已。然而，我的信任和支持，把他逼进了死胡同。袁崇焕已经成了过河的卒子，必须成功，没有退路。 袁崇焕一到辽东，首先平定了两起因拖欠军饷而引发的兵变，向朝廷索要了30万两白银稳定军心，并按照他的意图重新部署辽东各据点守将，还奏请朝廷撤销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统一了前线指挥权。这一切都是在我的首肯下完成的。然而，毛文龙之死却让我对他的信任发生了动摇。 毛文龙是鸭绿江口皮岛守将，虽孤悬海上，却形成对后金的牵制之势。因此皇兄和我对毛文龙采取了优容政策。毛文龙凭借皮岛的有利位置，跟朝鲜、暹罗、日本做买卖，牟取利润，充作军资，势同割据，不受节制。袁崇焕对他早有敌意，因而设圈套将其处斩。虽说袁崇焕有临机专断之权，可我不能容忍这样的同室操戈。事已至此，为了顾及颜面，我只得不予追究。毛文龙死后，其部众溃散，后金不仅没了肘腋之患，反而收降了毛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实力大增。 已无后顾之忧的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率军十万，绕开袁崇焕严密设防的宁远、山海关，取道辽西，由喜峰口攻入关内，直逼遵化。袁崇焕闻讯，率军星夜驰援。由于他未能及时实施阻击战，致使皇太极长驱直入，战火烧到了京畿。 袁崇焕握有重兵，且曾在两年前的宁锦大捷前后与皇太极秘密议和。因而，此次他的纵敌深入之举，让我很是担忧。就在这时，从后金军营逃出的被俘太监奏称，在敌营亲耳听到袁崇焕派人与皇太极密谋议和之事。几件事凑在一起，让我对袁崇焕的媾和之举深信不疑。于是，我下令袁崇焕及其他几名勤王将领进城。 袁崇焕此时已率军在广渠门击退后金军。这更让我觉得他是在明目张胆地炫耀战功。十二月初一日，我下令锦衣卫在平台将其拘捕下狱。一些大臣火上浇油，弹劾袁崇焕卖主求荣，与秦桧无异。次年三月，我一声令下，袁崇焕被当街凌迟，全家抄斩。罪名是通敌。 我始终认为，袁崇焕死有余辜。然而，“五年复辽”也就此成了泡影。就在我为辽东发愁的时候，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关内腹地，都出现了更棘手的新问题。 安内攘外的两难抉择 魏阉伏诛，大快人心。然而，如果没有大臣们的攀附，没有边将们的奉迎，魏阉能那么嚣张吗？或许大明的吏治真的烂掉了。我渴望看到所有的大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君臣团结，把朝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在蒸蒸日上的局面。为此，我摒弃了前几代皇上不理朝政的“传统”，事必躬亲，殚精竭虑；我主张严格考核官员政绩，加快公文流转效率，六部与六科互相查勘；我相信只要自己“声色不染”，努力办公，厉行节约，陷于颓势的朝政一定会好转的。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早已成为官场公开的潜规则；遇事推诿、唯唯诺诺，早已成为官场普遍的习气。没人把严刑峻法当回事，没人把朝廷政令当回事。“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大学士温体仁和周延儒，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都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而把对方说成是势利小人。他们互相攻讦的奏章让我为难不已。国难当头，他们为什么不能捐弃前嫌呢？ 我的励精图治并没有扭转日趋堕落的吏治，更为麻烦的是，关内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关外的皇太极虎视眈眈，我每日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朝廷的额定田赋不敷使用，前线将士因军饷欠发而哗变的事件此起彼伏。我不得不继续执行“三饷加派”政策，向百姓伸手要钱，以满足前线的浩大开支。而这一切只能让百姓更加痛苦，更加愤怒。对此，我无可奈何。 即位之初，农民起义只局限于陕西，未成心腹之患。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宁锦前线。袁崇焕的死并没有改变关外敌强我弱的态势，反而让我觉得如果不能尽快平息内地愈演愈烈的农民造反，就无法保证国家休养生息，如果疲弱的国力得不到恢复，拿什么跟八旗骑兵较量？ 崇祯七年(1634年)夏，五省总督陈奇瑜在陕南车厢峡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主力包围。但他自以为是地听信了李自成的乞降之词，放手招安。农民军假意接受招安，陆续走出栈道，待脱离险境后迅速翻脸，连克七县。闻讯后，我非常愤怒，当即下令逮捕陈奇瑜，以三边总督洪承畴为五省总督，统率各路官军与农民军作战。 崇祯八年(1635年)元宵节，中都凤阳。这里是太祖皇帝的老家，这里埋葬着太祖皇帝的父母先人。虽说凤阳十年九荒，可毕竟是皇陵所在。 隆隆炮声打乱了莺歌燕舞的节日气象。就在洪承畴率领大批官军进入陕西作战之际，大批农民军却出现在了凤阳城下。这里的官署被捣毁，官员被杀光，皇陵也被烧掉。噩耗传来，我痛哭流涕。怎么惩处地方官都不能抵消我内心的耻辱感。十月，我发布了一道罪己诏。“流氛震惊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我愿意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减膳撤乐，青衣素食，直至天下太平之日。 或许我的一厢情愿感动了上苍。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得手，俘获农民军闯王高迎祥；兵部尚书杨嗣昌部署的“十面张网”令农民军处处碰壁。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大力招抚，张献忠走投无路，在湖北投降，李自成则在陕西南部山区连续失利，只剩十余骑逃入深山。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似乎已经平定。 幸福来得太快了。然而边警却让我如坐针毡。就在高迎祥就俘的同一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正式与大明分庭抗礼。张献忠接受招安，“十年不结之局”似可结局之际，皇太极的大军一次又一次冲击锦州城。或许大明朝需要一次边疆战争的全胜。 亡国悲剧前的最后遗言 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军倾巢而出，包围锦州。我忧心忡忡，便向大臣问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张形势严峻，应派兵增援。而他的建议却被时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否决了。理由很简单：清军就是要拿锦州为诱饵，引明军主力来援，以促成锦州、松山一带的决战。洪承畴一直按兵不动，被围五个月的锦州守军也未曾紧急求援。犹豫之间，我经不住陈新甲的再三鼓动，就下令洪承畴火速出兵增援。无情的圣旨打乱了洪承畴打持久战的，八路总兵及所部十余万大军，拔营起寨，向锦州挺进。 这是一场自投罗网的悲剧。清军围点打援，以逸待劳，分兵切断了明军的归路，并将十余万明军分割包围于松山、杏山、塔山等几个点，聚而歼之。不久，噩耗传来，洪承畴被俘，“尽节”就义，锦州随即失守。我悔恨交加，设坛致祭。然而更加可悲的是，两年后，一个新的消息让我震惊：洪承畴没有死，他降清了。松锦惨败，我“灭寇雪耻”的希望化为泡影。 就在关外形势日趋恶化之际，关内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降而复叛，继而开始到处奔袭。杨嗣昌部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依旧被甩开三天的路程。次年，李自成从陕南再起，进入河南。一路势如破竹。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洛阳沦陷。李自成杀死了体重三百六十斤的福王朱常洵(万历皇帝第三子)，并食其肉。二月，张献忠突然攻占杨嗣昌的大本营襄阳，处死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杨嗣昌自知难逃朝廷严惩，遂畏罪自杀。此后，朝廷再无征剿农民军的劲旅。李自成在河南、湖北连连告捷，张献忠在湖南、四川频频获胜。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北京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同一天，击败孙传庭而占领西安的李自成登基称王，国号“大顺”。两个月后，大顺军百万之众，席卷甘肃、直隶、山西，攻克宁武关、居庸关，焚毁昌平皇陵，直抵北京城下。督师大学士李建泰连连战败，最后在保定做了俘虏。 敌军压境，有大臣主张召集各路官军勤王，可远水难解近渴；有大臣主张迁都南京，力图东山再起，可在官员们的争论中，我有点优柔寡断，待下决心迁都了，已经走不了了——北京城已被包围。当我召集大臣们询问有无战守之策时，他们无计可施，一片沉默，气得我深深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是亡国之臣！” 三月十八日，京城大雨倾盆。登上紫禁城北边的万岁山(景山)，见内城到处是大顺军的红旗。传说中的巷战没有出现，反倒是那些吃粮当差的大臣们纷纷开城投降。唉！大势已去。 回到乾清宫，看着周皇后，看着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看着与我形影不离的太监王承恩，我哭了。如果不是我当皇帝，也许他们正在享受着信王府无忧无虑的乐趣。我连累了他们。 本朝最近五任皇帝，最勤政，最节俭，书读得最多，字写得最好的，一定是我。可大明王朝为什么要我作亡国之君呢？ 紫禁城外已是一片硝烟，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咬破手指，在衣带上，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是我的最后遗言，也将为这场亡国悲剧画上句号：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