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类符号（符号和实践）

符号与实践 符号世界存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或心灵与存在的缝隙间，作用在于沟通他们，人神、天地、身心的裂缝，正在与符号，它是认识、实践、是逻辑、是形式、是述。（所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作为形的符号，就是这样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样，在世界和意义之间，有了符号的容身之地，在索绪尔，是能指和所指，在皮儿士，是符号、意义和存在（在此，存在就是文化领域，对人是价值，对符号则是意义；但也可以不这样理解，符号和意义是文化，而存是文化之外的 人与世界，是自然和社会，而文化是另一种存在，其部分——符号和意义都是存在之一种；存在是自然存在或现在，而文化是后再，人创之在，从逻辑上，存在首先是自然，其次是社会，再此为文化，也就是说，在自然环境下人生存、人一生下来解除的外在即先在社会，在此基础上，才创造更加的文化，而一开始就接触的社会有前人创造的文化，但因为是先在，已经包容到社会里了）。在存在、记号和价值中，以符号为逻辑先验，符号及其逻辑结构作为中介，位于存在和价值之间，存在是符号的指称，价值则是符号的意义。符号的界限就意味着世界的界限（因符号也是人创的，是存在的不得已的现实的边界，但马主义认为实践才是真正的边界，而且是自身），符号成为继本体、认识之后哲学的最后边界。 让我们从存在出发，包括静态的物和事件（科学及其哲学基础形而上学、器）、逻辑形式的语言（形），作为认识结果的意识（道）、包揽一切的动态的实践，存在首先是经验的客体实体，其次是实体的关系，随之是随时代和整体认识而来的列队划分及抽象概念和符号载体，再就是以概念和符号为载体的事物的规律、话语、陈述的规律、本质、规定性等和逻辑。分类和词（词与物）、陈述和实践（事件）、规律和逻辑，世界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东西所规定、所确定。一个时代、文化体的概念、价值、行为方式等都是一定的，即社会（组织、行为）——存在、文化（概念、观念、技术等）——价值、陈述方式——符号、记号都有其确定性和范围。而世界、认识、陈述本身有其先天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时代和文化体不同，有不同等方式，即不同元素和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 1、 符号学历史谱系 符号学是语言学转向和实践转向双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存在出发，向两个方向前进，一个找到了语言，一个找到了实践，一个是作为载体的符号，一个是作为工具的动态的符号)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到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到实用主义。现象学——语言学所绪尔的语言转向。最终，结构主义产生了符号学。 现代符号学哲学来源理论有三种不同方向：索绪尔结构主（法国、苏联的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倾向马克思主义），皮尔士实用主义（罗素之逻辑主义科学主义分析倾向和胡塞尔现象学（现象学因其文化上研究少，而到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主义才得以显现。在结构主义之外，存而不论的唯物主义不被讨论，只讨论存在。现象学存在，而非唯物主义存在。） 这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三大流派。（中国类似现象学、和马主义但缺少分析、实证的底蕴和训练及自然方法和对象） 起源于语言学、逻辑学、和人类学三大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和联手，在哲学之母的指引下在背后起作用，繁荣于文化学阶段，和文化学并驾齐驱，以巴特《符号学原理》出版为标志。发挥信息，艾柯、苏联的文化学等，美国的莫里斯、皮尔士，法国的巴特、鲍德里亚，意大利的艾柯、加拿大的 ，苏联的巴赫金、劳特曼 1、哲学阶段2、交叉阶段、3文化学阶段，即存在、认识、语言阶段 存在、认识、语言这样三个阶段的发展至语言阶段，流动的动态的语言形式、文化内容、社会实在表现为逻辑、理论、互动。现代语言学、现代文学理论和人类学实践三者之间所形成的理论思维互动关系，展示了一种新型的理论思维形态。其意义和价值并不限于哲学、艺术和人类学本身，而是相关于整个人文科学。（存在、认识、语言、实践，其中认识包含真、善两个领域，这样就早就了四个层次，最下是实践，其次是存在，在次是认识，最后是语言。这是世界的物质和精神的结构） 符号学一词首先表示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它涉及各种学科，但不以任何现有单一学科为中心。涉及认识论，但不限于认识论，更倾向于逻辑学，是学科的逻辑学。学科是整个知识综合的划分、分类，而当知识作为整体、总体被考察时，不同知识的物质、形式层面属于符号和逻辑，而内容质的的方面属于认识的结果知识。知识的社会、文化和档案构成世界，即意义、存在和符号。这就是说，它从种种学科吸取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以构成一种可供临时运作的新方法论系统。它属于而不是简单的指称实在的物理性层面。同时﹐它相关于若干不同语义层面，如语言﹑交流﹑实用﹑表达和修辞等， 在这些互动和关联中，才表示凸显出出其丰富内涵。人类知识全局的把握。 跨学科表现在两个方面，记号和意义。 1、记号一直是符号学史上意义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单元。然而过去几十年来，意义问越来越扩大到全体人文学话语的结构和构成。换言之，我们今日对符号学进步的关切，密切地与整体人文科学进步的努力相联系。因此，符号学可以看作全球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化的主要门径之一。为了改造人文科学或使其现代化，一般符号学首先可被解释为一种重组人文科学的工具用以处理符号学所面临的一般理论问题：这就是人文科学内部的一种多元跨学科理论实践。法国结构主义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特别实现于其跨学科方向上。跨学科认识论即非哲学中心主义认识论。 记号思想特别在前科学时代的诸历史阶段发挥着独立的激发科学发明的作用，并显著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直至现代以来，随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符号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潮流，才最后形成在现当代符号学大家中，不少人都在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中表现出对人类知识全局关心的态度，而并不满足于仅只作为具体课题的专业研究者。当代符号学运动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均与符号学创始者的原初学术理想主义不可分开符号学显然应占据主要地位。那末，为什么符号学特别与人文科学有关系呢？首先，对于一切自然科学、甚至对于某些社会科学，我们已经有非常可靠和稳定的知识系统可资运用了。而对于不同思想、文化、学术传统来说，有关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彼此没有共同可接受的“对话公分母”。从全球人文科学元理论层次上看，符号学远非仅仅是有具体个别性存在的学科，而应被形容为人文科学“交响乐”的总指挥，他特别关注于与一切理论性资源有关的多元学科理论间的关系性问题。现存学科是自然地，和实际上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只要在学术市场上有需求，它就可以照此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们才说，如果符号学是一种学科或专业，它就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学。这一立场使其呈现为一种典型的经验的和理性的性格，后者朝向着种种不同的“现实域”。符号学作为学术和符号学作为创作，是两件必须严格区分的事。 当结构语言学出现后，记号被一般化为一种双重概念：语言学的和哲学的。记号的这一双重身份，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为法国结构主义的和美国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的方向。简言之，前者更多相关于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后者更多相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这两个符号学运动均使用着同一个概念词“记号”，却各自赋予其不同意义和所指者（referent）。 2、文化和学术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法国结构主义里成为分析的对象。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三角关系分析：文艺形式（文艺结构逻辑，社会叙述、陈述、挡按）、学术思想（理论知识科学技术）、权力格局（社会权力）。法国结构主义共同处理的主题即是形式、思想和权力的关系。结构主义者认为形式（能指，表达面）和意义（所指，内容面）的关系分析是学术实践和文艺实践共同的“前分析”阶段（先验阶段，分析的先在性）0。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中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工具，但均注重对象的层次性关系和个体性关系，而非表层的个体经验性。各类现实均为关系网的现实。在处理关系网描述和分析时各人自由地选取着不同的模型、原型、比喻（语言学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的等等）。结果，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思考对象是：意义关系、因果关系、评价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主义者所独具的符号学态度表现在对语言工具本身的全面形式分析的首要性原则上，是以其对人文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分析的准实证主义科学性。在结构主义思想中体现的“科学性”正好与传统哲学的“玄学性”形成象征性的对比。存在主义曾经批评结构主义之实证主义实质。（具体的描述，历史的描述，）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二、符号的分类 从20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巴特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即语言符号学方向。注重对语言结构、语义结构和话语层面分析的各种符号学理论，被划入语言符号学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包括人工智能符号）的分析，即形成一般符号学（普通符号学）。这是一个居于各部门符号学之上的较为宏观的领域。；美国的哲学家皮尔士、莫里斯、西比奥克se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格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sémiologie所确定的定义（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 gie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符号、象征现象（自然的、人工的、有机的、无机的、实在的、心理的等等）都被纳入符号学的视野。信道也被广义化，包括物态（物质层次）（固态、液态、气态等等）和能态（能量层次）（光、声、热、电、化学反应等等）的各种渠道。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技术中的象征（symbol）形式、绘画和影视中的肖似记号（icon）、各种心理实体（如情绪、预感和其他心理事件）构成的心理记号、物品的代码功能、话语的意识形态，都属于一般符号学的研究范围。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sémiotique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 索绪尔、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皮尔士则根据符号三要素（媒介、对象和解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三种：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六种：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艾柯按照符号的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三种类型。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7:2] 仅艾柯提出的一般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就包括从动物符号到大众传播符号等19项。 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三个必备特征：①符号必须是物质的；②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③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1:5] 作为信息载体的符号，信息控制系统即为文化，文化概念可归为四类：（莫里斯的论域——构成、系统）主观意义的文化、（标示、告知）结构意义的文化、（评价、估价）拟剧意义的文化和（规定、诱导）制度意义的文化。于是文化具有了四种在意义上相对独立而易于操作的层面：(1)文化是内在于“心”的主观结构，它可能是一个时代内的精神、一个群体内的凝聚，更是个体业已习得的或内化于心的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信仰等；(2)文化是某一特定的总体生活方式，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共享的行为模式；(3)文化是各种结构特征编织而成的象征符号体系，它可以是知识和智能、物质产品、用以沟通的语言及生存背景；(4)文化是外在的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制度化体系。它可以是道德、社会伦理、习俗、制度规范及法律。原本潜藏在心的文化，彰显为可视的生活方式、象征仪式和制度规则。 文化、信息、知识——载体，载体的逻辑、叙述、文本档案、陈述、话语，这样，直接承载知识的符号，科学符号，以及关系，如数学方程式，代数符号和关系符号；如标志，标志文化时代和整体，象征，如仪式等加入动作以及习惯性反应固定动作行为和观念，引起行为和观念，以仪式般的，惯常的，程式化的，呈系列的。代表、引起、标志对应信号、符号、代表和引起一个或一系列行为反应。反映、反应、代表都是符号。简单性、代表性、外在性、物质性可以代表社会（反映标志）、知识文化（科学符号）、行为（符号互动、仪式），应用的是符号和陈述（分析陈述，抽掉陈述的内容，保留陈述的形式，对符号和陈述的形式予以研究，即符号学研究。一般仅涉及陈述本身，有时也研究陈述内容的总体，而非具体的内容，将内容作为个体，研究它和社会，和文化的关联，这样了文化和社会总体，设计了权力、意识形态倾向，意向性也有所涉及。因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和联系，政治和诗学也出现，当能指掩盖了 真正的所指的时候，诗学出现了。掩盖的东西，隐藏的深层的东西，就是诗学的内容。研究该个体陈述内容）的档案性。《知识考古学》 由于概念是人的思维对客观对象的本质的把握，而符号是人们主观约定的，因此，概念和符号相比，概念具有客观必然性，而符号是主观偶然的。但是，概念和符号相比，也有不如符号的方面。概念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赖符号这个载体。离开符号的概念，是不能存在的，因此是不可思议的。而符号离开概念，自己也能表示对象；尽管是模糊地表示对象，但却可以独立地、自己表示对象 ；而概念却不能离开符号而独立地把握对象。并且抽象概念和实存概念、实在概念的区分，又是由概念系统所决定的。这些构成了现代哲学中，用符号的本质取代概念的本质，用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取代哲学的探讨，以及约定论和以约定论为理论基础的不可知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当然，在这种“土壤”和条件下，能现实地滋生出哲学的语言转向，滋生出约定论和不可知论，又是以一些学者的理论思维的不彻底为“种子”的。因为，这些不正确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把概念所具有的思维规定性绝对化，从而抹煞了概念的客观性。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代号或符号。作为代号或符号，只有所指和能指的功能，而没有关于所指的客观对象的特征、特点即抽象概念的规定性，因而代号或符号只能象“家族相似”那样模糊地指谓客观对象。因为，如果离开所指对象的特征、特点的严密规定，这样的所指也必然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作为语词内容的具有自我同一性或单一性的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只剩下代号或符号的意义很难确定的能指和所指了。这也就抹煞了思维规定的客观性，把语词的内容看成是纯主观约定的东西，这样也就用代号或符号的本质取代了思维规定的本质。 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抽象概念，我们可以把思辨辩证矛盾或思辨辩证矛盾概念叫做具体类概念，因为它全面地界定了客观对象。这时也就把抽象概念叫做抽象类概念。具体类概念揭示了类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要把具体类概念同个体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具体类概念并不是个体概念；同时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也不是一回事。 类概念就是抽象概念或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它所揭示的是同类事物共同的特征特点，即同类事物的界限或发展的极限。类概念即抽象概念也是对同类事物的界定，因此它必然能表示、把握同类事物中的任何事物，或者说它必然的具有命名的作用。但是，通过我们在这节中的考察看到，作为抽象概念的类概念对客观对象的界定还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而产生了思辨辩证矛盾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具体类概念，只有具体类概念才能全面地界定一类客观对象。这样，我们可以把抽象类概念叫做同类事物的抽象类本质，把具体类概念叫做同类事物的具体类本质。从概念的对象上来说，具体类概念不是实在概念，是实存概念。 很明显具体类概念没有对事物命名的作用。如果用具体类概念命名，那就是“既是某物又是非某物”，这显然是不行的。这是因为具体类概念是在抽象类概拙作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离开抽象概念的规定性，那么它就没有确切的含义了。 既然概念论所考察的对象是概念中共同的东西，因此概念论中所形成的概念是关于概念的概念，哲学史上有的哲学家把这种概念叫做纯概念。 作为一般概念所把握的客观内容，有可能是特殊的，比如各门具体科学所形成的概念；也有可能是普遍的，比如哲学中本体论的概念。但是，关于思辨逻辑中所形成的关于抽象概念的纯概念，它的内容一定是特殊的。因为它们所把握的只是抽象概念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认识到这一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由于纯概念是关于概念的概念，所以纯概念的内容也正是它自己的东西。因此，纯概念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把握自己。但是必须看到，既或关于抽象概念的纯概念的内容是绝对正确的，它也并没有完全认识自己和把握自己。因为它只是把握了自身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方面，而它自身中的和其它事物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是由哲学本体论来认识和把握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概念是事物的本质，而概念又自己完全认识了自己，自己完全把握了自己，自己的内容就是自身的存在。因此，在他的《逻辑学》中，以概念自身的推演来代替现实事物的发展，把本体论、认识论、概念论完全等同起来，致使他的逻辑学很多地方不可思议，特别是第三编《概念论》的很多篇幅近于天方夜谭。这不仅是因为关于抽象概念的逻辑推理规律和现实事物的运动规律不同而难于理解，更重要的是，“自由”概念的自我发展，失去了客观对象的约束，其随意性象朦胧诗那样张开想象的翅膀，对此，也就只能在朦胧中领悟了。 三、符号分析的程序 首先是载体，其次是信息，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结构和权力关系。 符号形成的过程，《文化论》 符号概念形成的过程。、 文化 陈述的规则和规律性。 （比如刘心武的红学研究的四个层次：文本、构思、创作心理学、人文环境。这样，就暗合了载体、信息／文化、认识心理、人文环境／世界，《表征》） 符号元素、符号系统（元素及其层次）、文本（言语、陈述以及年代和共同体的具体整体特征）。三个层次。前两者静止不动后者流动不止，静态的和动态的。语言（符号具体的逻辑性可能组合和聚合的总和）言语（符号的合逻辑组合）、符号具体、 一门学术话语符号学，要求一套更适当的语义单元，来描述此多元语义机制，包括语言的、逻辑的、思想的、历史上被决定的表达方式的、语用学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程序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附加的因素可以被说成是操作性解释学的。换言之，一门学术符号学必定要相关于一种符号学---解释学程序。于是，解释性单元可以更多地相关于某种“组织性单元”，较少地相关于自然性（语言的和物理的）知觉性单元。目前，符号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最少（或者说，符号学需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但非反之）；与社会科学关系次少，却极大地相关于人文科学。后者的知识特点是其传统上的表述模糊性和推理任意性。符号学方法首先有助于分清传统人文学的意义构成和语用学功能。今日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的主要任务，绝不应在于纵向地塑造符号学的光辉历史，而应在于横向地探讨它与当前各种知识和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作为理论制度性分析的符号学概念暗示，一般符号学在逻辑上是与整体人文科学的结构相联系的。他的科学目标必然也须要相应地扩大。这一认识论的转变，在学术运作上伴随着学科中心主义向问题中心主义的转变。 四、三种模式的符号创造及其关联（如果想到存在-认识-科学、语言-艺术、实践-历史-社会四个领域，那么认识论-科学、艺术、历史应该分属四个领域，对应自然-文化的一部分、认识本身／结果-符号／文化的一部分、实践／社会／历史四个领域） 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现象，包括各种部门符号学，如建筑、电影、戏剧、仪式符号学等等，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的符号学研究，亦属于文化符号学。例如福柯在他的著作《疯癫和文明》《监督和惩罚》《性史》（1-3卷）中，分别考察了疯病史、监狱史、性史相应的各种语言表达，如何通过各自特定的形式和实质，反映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和压制内容，例如：索绪尔、特鲁别斯基、雅克布森、本维尼思特、乔姆斯基（皮尔士、莫理斯、塞尔、胡塞尔、斯特劳森、利科、阿贝尔、卡西尔（语言学、哲学，其中语言学实际是科学方法在符号尤其在语言方面的应用，分析主义大行其道，而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包括分析主义／形式、现象学／内容和马主义），巴尔特、麦茨、格式塔学派、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拉康（文学、艺术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吉尔兹、勒高夫、海登怀特（社会学、历史学）。 其实在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忽视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借鉴意义的严重问题。总的说来，就目前而言，文化研究这项工作乃是由一部分研究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出身的学者在进行，引起的关注和争议、批评也更多的集中在文学批评界。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与文学评论界的激烈反应（认为这但从学科建制上来说，文化研究却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与历史学和社会学有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历史地形成的方法论和操作模式——譬如历史学注重研究过去（这倒没有一个严格特定的时间可言，但考虑到历史研究的现状，则历史学大多研究具有特定时间距离的所谓过去，而相对对“正在发生的历史”即当下社会现状缺少关注）、理论社会学注重社会理论的探讨、经验社会科学关注各自特定领域的问题——不同，文化研究几乎没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操作模式，它不属于任何学科却又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并借鉴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它仍然只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学科。从一个方面看，这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缺点，因为它似乎缺少形成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恰恰是这种开放性表现出了文化研究的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路向，从而显示了新的学科理念。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文化研究的缺陷又是它的优势所在。它克服了历史学相对忽视研究当下社会现实的弊病（譬如，年鉴派尽管重视跨学科的研究而表现出对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的超越和进步的方面来，但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中世纪或近代也是为人所訾议和诟病的地方之一，因此，完全可以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对年鉴派史学的一个补充和某种必要的调整与修正），克服了理论社会科学对具体社会文化现实或微观社会文化的相对隔膜，以及对经验社会科学由于学院建制体制化而相对研究关注的面不够广阔的弊病，从而，文化研究就把视野投向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与每个角落，其涵盖面极其广泛。总之，只有将文化研究放在整个人文科学之中进行考察，才能明了它的特点和优势，也才能正确定位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从而使文化研究获得一种学科自觉，而有利于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也许并不像学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四不像的混合物，或缺乏成为一个学科所必需的独特研究领域而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却没有成为一个学科的资格。事实上，“文化研究”命名中的“文化”尽管是一个极其宽泛、没有边界乃至暧昧不清的概念，背离了文学研究，反映了一种浮躁的学风云云。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无的放失的批评，因为文化研究本就不以文学研究为立脚点，换言之，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现世关切意识，并非要打着文学的羊头幌子去卖社会批判的狗肉。<这或许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姑且借用>）截然相反的是，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此几乎出奇的冷淡，而在我看来，倒是历史学和社会学或许才有理由表现出对文化研究的某种“义愤填膺”的态度，因为文化研究最有可能侵入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的领域而对其构成某种压力（威胁？）。然而，文化研究其实却是在沟通历史学、理论社会科学与经验社会科学，更主要的是，沟通诸种学科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一）语言模式—— 科学符号 在语言领域，索绪尔希望一门要求人们为能指和所指命名的形式学科，会令人信服地显示各种各样活动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一门新学科或一套新词汇的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密切注视习以为常的事物，并阐明确信无疑的道理：为了运用新术语和新方法步骤，人们必须对熟知的惯习重新思考。索绪尔在语言系统（langue）和言语（parole）之间的区分是最重要的。语言系统是人们在学习一种语言时所知道的语言的系统，而言语则是一种语言的无穷无尽的说和写的话语。语言学和类似的符号学，企图描述使意指事件成立的诸规则和区分的基本系统。符号学正基于这样的假定：只要人的行为和事物有意义，就必定存在着产生该意义的区分和规约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系统。例如，对于研究饮食文化系统的符号学家而言，言语就是一切吃喝的事件，而语言系统就是在这些事件背后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规定什么是可吃的，各式菜肴如何相合或相反，它们又如何组成一餐饭，简言之，就是能使一餐饭在文化上正统或非正统的一切规则和规定。餐厅菜单表示着一个社会的“饮食语法”的样例。这里有“句法的”位置（汤、小吃、主菜、沙拉、甜点）和诸对立项目组成的聚合类，每一项均可填充一个位置（在其中加以选择的汤位）。一餐饭中，有支配诸项的句法序列的规约（汤、主菜、甜点是正统的序列，而甜点、主菜、汤则是不合语法的）。而在各类（主菜、甜点等）的内部，诸菜肴间的对比也具有意义：汉堡包和烤野鸡有着不同的二级意义。在用语言学模式研究这些材料时，符号学家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建立区分和规约系统，这些区分和规约使一组现象能对一个文化的成员具有意义。 （二）文化领域——艺术 符号学始终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理论是其应用之一。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均以由具体和抽象构成的张力关系形态为思考对象。 虽然借助了哲学性工具（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思考的领域和对象仍然是文学。广义的文学仍然是人生意义思考的主要载体，但思考的方式是对文学形式进行的内外条件分析 莫斯科和布拉格的结构主义阶段都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是文学的美学研究。存在主义用文学形式直接进行主观的思想表达，结构主义则是对文学形式进行客观的分解。结构主义文学观的特点是对文学实践的方式、前提、功能和条件进行分析，以真实把握文学的意义及其可能性。 文学理论首先是指有关对象形成条件的思维；既非仅指直接运用文本话语之思想内容，也非仅指对话语媒介进行美学性玩赏和技术性推敲。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式主要为此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必须超越其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道理所在。 吉尔兹主张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既可以是文字的，又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文本”。针对福柯的“权力说”，他提出“文化并非随常隶属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其进程之类的权力； 巴特所谓的现代神话，其实是现代社会通过传媒制造出来的超级符号以及它在人们心理中投下的迷恋与迷思。为了便于表述和区别，巴特将第一符号学系统的能指、所指和符号，置换为第二符号学系统的形式、概念和意指作用。他认为，神话是建构于第一符号学链条上的第二符号学系统。这里涉及神话生成的一条根本原则：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当转换达到自然化、正当化和合理化（也即乔装打扮）时，神话便产生了神话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只有去政治化，掏空其中的现实和历史，神话才能用自然填充它，并自动意谓着什么。但去政治化只是表层现象，它可能导致更深层的“政治”，或者还原为“政治”。 他指出，在这本西班牙导游性的“蓝色指南”中，文化古迹被过滤为基督教的，多面性的人群被类型化（巴斯克人是冒险的水手，卡塔卢尼亚人是生意人等）。他的锐利和洞察力，就在于发现并剔除现代神话上的一层厚厚油彩，将这种遮蔽的隐秘机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和他的著名公式（Ｅ＝ｍｃ），也同样进入巴特的视野：那个人类最智慧的“大脑”，是如何被现代神话俘获、掏空和巧取豪夺的？“似是而非的是，这个最伟大的智慧提供一个最时髦机械的意象，这个力量过强的人，被剔除于心理学之外，被引介到机器人的世界里。” 其一是作家和戏剧家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自然，自以为真实，而应该不断告诉他们这是虚构的故事，像摔跤运动员那样显示双方对打是假的、设计好的。这很类似于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方法：演员既是剧中人，又是旁观者。后者不时告诉观众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以达到间离效果。在《两则青年剧场的神话》中，巴特嘲讽了布尔乔亚戏剧“演员被他所扮演的角色所‘吞噬’”的现象。其二是零度写作。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只有零度才能拒斥神话。”所谓零度状态，是指没有风格，没有主观颜色，用直述语气，而不是虚拟语气和祈使语气。零度作品，必须是一种中性的、纪实性的笔法。据说海明威实践了这一理论，他的作品达到了一种无风格的零度状态。但无风格是否正是一种风格？ （三）社会领域——历史 罗兰-巴尔特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为什么巴尔特总是要把文学和历史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把二者与其共同相关的叙事结构问题，以及话语和现实的再现关系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罗兰-巴尔特则强调对文学本身的特质和可能性加以客观认知的必要 ：结 果，文学理论不等同于用文学手段来传递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借口，其目标首先在于剖析文学传递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功能。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历史”和“电影”这两个总词有一种共同性：人类生活的直接再现。一个以文字，另一个以画面，虽然表现生活的媒介不同，二者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同质性：人的事件系列或“故事”(叙事)。法文的“历史”一词本身即包括“故事”的意思。在考察被表现对象的性质时，因真实和虚构的差异，历史和电影当然是不同的现象。但在考察“作品”本身时，二者(史事编叙和故事片)都企图“全面地”，也就是“直观地”，再现一段时空区间内的“生活故事”。因此这两个总词直接意指着社会现实本身，虽然对其再现的方式不同。从读者和观众角度看，二者都是最接近、以及最应当接近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最多的也是作为最近历史的新闻报道和影视故事片。所以，历史和电影应该是最通俗的文化品。另一方面，现代理论思维却偏要在这两个直观性对象领域内“作文章”，使与其相关的研究越来越抽象化。于是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这两个新兴学科领域在方法论背景上的共同性是：最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今日作为中国和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新学科“中国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不仅开始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中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领域，而且即将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历史符号学将是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故事和叙事——美国——新历史主义） 传统上, “神话”和“历史”总是被人们当作一对完全对立矛盾的概念。神话,即非真实的虚构;历史,即过去存在的事实。然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却不断出现将此二者并置观照的现象,所谓“想像的真实”、“虚构的历史”、“非真实的真实”等成为时兴一时的话语。剖析“神话”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互动和认知的转移过程,可知神话/ 历史从意义层面上说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学科视野的整合,相反,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建构性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 五、符号学的诗学政治学（直接意指和蕴含意指） 现代政治并非原则政治，而是利益政治”。而对这一命题作出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对全体公民实行了普遍待遇。用布坎南的话讲就是“只要对公民中的某类特定群体实行某种具有歧视性的待遇（不论是奖励，还是惩罚），或以某类人在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意的事情上具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而将公民划分为该受奖赏和不该受奖赏之类”，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实行“利益政治”的社会，理由是这些做法违背了普遍性原则。 任何后现代主义的无效性，都不能宣布它的合法（叙述）性。它的有效与合法性的唯一途径是必须通过（文学）语言开始，止于（社会）政治（话语）而终。文学、文化、宗教、历史、政治，这是永不可分割的泛文化、泛文明、泛宗教、泛政治的整体语言/话语体系。宏观地说，文化即政治，政治即文化。微观地说，单面的形而上的文化，又不能等同于现存的政治。韩东说，“诗到语言止”。我历来对其怀疑。这种提法乍看起来，好像把语言限制在零度上，除了语言就是语言，而对语言承载什么姑且不管。这可能吗？其实，这样就排除了对语言的解构，即语言是什么就是什么。语言是权力话语，就是权力话语。如是，语言若承载着的所指和形而上就不该消解，也不能去消解了。按照写作常识，就其语言也不是到语言止，而是到语言始。因为语言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形式。语言是秩序的天敌。语言来自秩序，又背叛秩序赋予它的初衷，最终破坏秩序。语言带领人性向着人的存在进军，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必须使人的存在成为语言的空值。因此，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互为主客体、互为制衡的关系，而且按照一般规律来说，是必须顺其语言生命力比之人自身生命力更为强大的这一自然法则来处理的，进而去如何以人来做主持并发挥语言这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去创造世界的关系。这应该不是止于语言的问题了，而是要止于它的最后的封闭体、秩序体、价值观行为体、语言暴力专制体的最高集团契约性─—政治─—等这样历史体系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语言不止，那么诗的存在也不会终止。再者，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指这种非固定而居的存在的家，即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元存在的家。诗的新的存在之家，这是须由语言开始才能破坏并去除以至重新建构夕日旧有存在的传统之家的。换言之，从此在（场）的语言开始，去破坏、解构外在（场）和内在（场）着的一切近于生命状态的存在（家），进而打破一元的或二元的语言存在，去结构并建构多元的或二律背反的语言的非在（意识─—形而上）。这样，以文学语言消解哲学语言；以个体语言消解集团语言；以性爱本体语言消解政治主体语言；以平民粗俗语言消解官方严肃语言；以匪气痞性语言消解英雄历史语言；以当下时尚语言消解历时传统语言；以审丑垃圾语言消解审美俗化语言；以多边不规则性语言消解约定俗成性语言；以百姓日常语言消解权力中心语言……等等。或以边缘解构终极；以多元解构一元；以边界解构中心；以地方解构中央；以外省解构本省；以俗俚解构高雅；以图象解构声音；以叙事解构抒情；以虚构解构意构；以物质解构人本；以异化解构人化；以虚无解构价值；以非义解构意义；以无理解构道理；以感性解构理性；以反思解构思诗；以反诗解构诗志，等等。还同时可采取互文或错位、抠象或挪展及其魔幻、返魅、超现实、现实照录、零度写作、碎片写作、放射、点射、影像、拼贴、新聊斋、移花接木、戏拟反讽、黑色幽默和谐音创合等方法。 六、符号学和实践过程 符号学把世界看成一个“文本”，人的有意义的行为都是符号学解读的对象正如马克思在科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纲领《费尔巴哈提纲》最后一条中所说的那样：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传播对人的影响，对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要求传播学研究始终把传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环，这样才能理解传播现象。实践不仅仅包括生产劳动，还包括道德、国家与法、政治领域的实践。符号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现象”的深度模式转换为“能指—所指”的深度模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本质—现象”取消“能指—所指”，而是要把两种深度模式结合起来，即把意识形态分析和符号学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研究的第三方面，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特别要强调的。 从《政治无意识》到《文化转向》，詹姆逊实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