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万古长青

　广东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最早提出“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人。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早在1961年,他就提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著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春撰写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著名。 最早说“商品经济万古长青”的卓炯 黄家合 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他为这一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卓炯(1908－1987)，湖南省慈利县人，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那超前探索的勇气、严谨的治学态度、谦虚谨慎的美德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社会科学界公认的楷模。 早在1961年，他就提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论点 　　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早在1961年，卓炯就提出：“在公有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他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卓炯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由于社会分工是属于生产力范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将愈来愈发达，商品经济必然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不会因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废除的。他甚至认为，现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来也必然存在共产主义商品经济。他得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结论。然而，这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他的这些理论观点，是难以有生存空间的。 　　卓炯提出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60年代，正是我国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不正常的时期。经过1957－1958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扩大化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如履薄冰了，但他竟然还敢向权威和传统理论挑战，该有多大的胆量?因为那时，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商品在社会主义的存在，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创造条件加速消灭，这在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而卓炯竟然认为不但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共产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卓炯的这些经济理论观点，在1957年反右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反右之后，他受到不公正处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著，也被出版社停止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又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卓炯被列为专政对象，关进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难能可贵的是，卓炯不为任何政治压力所屈服。他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就不能抱着传统的、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理论不放，就应该从事物发展反映的新情况、新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新的探索，经过研究和思考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正因此，有追求真理不屈的风骨，他在1957年和“文革”受到批判时，虽然吃了许多苦头，仍在理论的海洋中求索，坚持真理不动摇。 　　守得云开见明月，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确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面对理论界同仁的祝贺，卓炯谦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著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卓炯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表现了他惊人的胆识的话，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卓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研究，则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勇气。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界普遍认为，改革就是解决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卓炯却在1979年春撰写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著名论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快的症结就在于“以产品经济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产品经济的特点，要求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产生政府管得过多过死问题是必然的。因此，不从改革传统产品经济体制这一根本问题入手，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必须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个完善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卓炯委婉地说：“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当时提法是市场调节为辅)，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其实“计划就是市场计划，市场就是计划市场”。卓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确实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但是，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比，其声音还是很微弱的，直到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的90年代初，中央终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卓炯的理论探索是成功的。翻开卓炯的宏文巨著，这种充满理论探索勇气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例如，早在1980年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剩余价值的观点，使理论界同仁为之愕然。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使卓炯不但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过人胆识和勇气，来自实践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是什么原因使卓炯有敢于突破禁区的胆识和勇气，并不屈不挠地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实践证明卓炯的超前探索往往是成功的呢?从卓炯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笔名可见端倪。60年代初，卓炯常在报刊中用“于凤村”的笔名发表一些杂感和论文，卓炯后来向人诉说笔名的来由：1960－1961年，卓炯随省委工作团到肇庆地区德庆县参加人民公社的“整风整社”运动，当时蹲点的地方叫凤村，这段经历使他亲身体会到“大跃进”运动包括关闭农贸市场、否定商品经济的“左”的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一旦党的经济调整政策得到贯彻(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农村经济凋弊的状况马上得到改善，城乡市场重新出现生机和活力。卓炯对凤村的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就用“于凤村”这个笔名发表一些杂感。卓炯在凤村产生了要写关于商品经济文章的念头，后在不断地深入实践和调查研究中，他发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如农贸市场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与既有的理论格格不入。由此他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主张通过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扬弃，创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可见是实践赋予了他的理论的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他过人胆识和勇气的源泉。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卓炯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早在三四十年代，卓炯就在我国翻译《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的熏陶和启迪下，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下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劳动价值学说的笔记。建国后，卓炯曾担任广东《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仍手不释卷，在他逝世后留下了几十万字研究《资本论》的遗著——《〈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他对《资本论》的研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高度，领会了其精神实质，做到深知其意而不望文生义，才避免了照搬照套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卓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开拓创新，就是在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不怕挫折，在结合实践中不断探索而取得的。 　　1985年6月，广东经济理论界曾召开卓炯商品经济研讨会，对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撰文说，卓炯的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卓炯革命”。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同志在为卓炯的遗著《〈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作的《序》中说，早在1961年他(指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这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人们较普遍地接受这个论点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国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则至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卓炯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他常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既然是探索，就不能认为自己说的都对，重要的是要在学术自由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造成一种学术争鸣的气氛，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因此他欢迎争鸣、讨论，经常鼓励青年学者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尊重学术探讨中不同的意见，并做到有学术之争而无门户之见。 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培养青年学子，自己的“人生价值可以增值” 　　卓炯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生的价值可以增值”。卓炯不仅勤于钻研，而且热心培养青年学子，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在年轻一代中延长，实现人生价值的增值。卓炯热心培养青年学子的感人，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据暨南大学的周治平同志回忆：60年代初，暨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理论专业创办之初，没有人能从头到尾讲授《资本论》三大卷，便想邀请卓炯来讲授。由于当时讲课是没有报酬的，纯粹是义务劳动，担心卓炯推辞，谁知卓炯二话没说欣然应邀，风雨无阻地讲了一个学期。当时卓炯已届高龄，工作繁忙，上课路途又远，如果没有对理论教育工作和青年学子的热爱，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的。 　　卓炯鼎力扶持、奖掖青年学人的事迹，在广东经济理论界有口皆碑。卓炯的理论观点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许多素不相识的青年自学者，慕名给卓炯写信，请教问题，请求修改、指点文稿，这些自学者中有青年教师、学生和机关干部，甚至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基层供销社下属购销站的营业员。卓炯不因为求教者的学历、文稿水平较低而敷衍了事，总是在百忙中抽时间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每篇习作都认真审阅，或提出修改意见，或精心修改后向报刊杂志推荐。据有心人统计，仅1986年第一季度，年近八十高龄的卓炯就阅改全国各地青年学人的习作达五、六十万字。因此，人们赞扬他为广东义务地办了所“业余财经学院”。 　　在卓炯逝世之前，鉴于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探索中所作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他在培育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付出的毕生精力，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卓炯“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卓炯“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一代宗师，风范永存，卓炯留存于世的不仅是他富有创见的商品经济理论，和他不为任何压力所屈服的勇气和风骨，还有他谦虚谨慎的坦荡胸怀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 　　《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卓炯：颠覆了中国计划经济思想 提起30年改革开放，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提起30年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是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论勇气，率先突破和批判了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推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卓炯的理论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说，前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而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正向着现代化进发。对照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不同命运，就可以深深地感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生死攸关。     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卓炯诞辰10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也当缅怀这位大无畏的经济改革理论先驱。 “卓炯革命”——敢于颠覆“定论”的改革理论先驱        “不但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共产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这是1961年，卓炯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提出的“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理论，这样的言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     那时，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容置疑地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商品在社会主义的存在，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创造条件加速消灭。卓炯却颠覆性地提出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     在这篇论文发表23年后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预言被实践所证实。更令人信服的是，上世纪末，随着以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论为理论基础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寻找社会主义复兴之道，成为当代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卓炯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和由此设计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帮助中国创造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奇迹，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界普遍认为，改革就是解决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卓炯却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快的症结就在于“以产品经济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不从改革传统产品经济体制这一根本问题入手，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亦可谓振聋发聩，并不被多数人接受。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卓炯的预言。     “卓老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位预言家(理论探索具有超前性)，他提出的理论一再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提起卓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向晓梅无比叹服。更有学者撰文说，卓炯的理论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卓炯革命”，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时光回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价格协会举行价格改革论坛。会上，一位学者很严肃地发言：“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价格不合理，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这位学者还就操作问题谈了很具体的方法——“在操作上，如果一时放开，进度过大有困难，就应该通过逐步放开的办法”，这个“放开”，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 “上浮下调的波动价”。他还说：“放开一次不行，困难，就逐步缓和，缓和以后条件成熟就再放开。”这位学者就是卓炯。     “他的这个观点成为广东价格改革的重要指南。后来广东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走出一条‘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松紧适度、逐步推进’的成功路子，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先走一步。”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文武汉回忆说。     从物价改革到农村改革、计划改革、对外开放、产业变革等，卓炯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创新，为广东和全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    智者无畏——他以不屈的风骨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创新理论常常会于无声处听惊雷。     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我国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不正常的时期。经过1957年至1958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如履薄冰，但他竟然还敢向权威和传统理论挑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     1960年，时任广东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的卓炯，因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被撤销副组长职务。但他执著追求真理，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课题，甘冒理论风险甚至政治风险，以大无畏的精神突破传统观念，创新理论。1961年，卓炯参加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其中就包括《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当时，卓炯的经济理论观点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著，也被出版社停止出版。“文化大革命”中，卓炯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年逾半百的他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因不堪凌辱，他一度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但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却始终深信不疑，宁死也拒不检讨。他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就不能抱着传统的、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理论不放，而应该根据事物发展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新的探索，经过研究和思考提出新理论、新观点。”     广东省经济学会前会长曾牧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当年（1979年）春节后，他（卓炯）写一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送到我家来。此文以斯大林经济理论为靶子进行批判。他对我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行不通，不要迷信斯大林的那一套，思想才能解放。”     “许多人并不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而是看到后不敢提出来，卓炯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敢。理论勇气需要有理论功底、对社会的洞察力，更需要有无私无畏‘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需要有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王利文说道。     翻开卓炯的鸿篇巨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俯拾皆是。例如，早在1980年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剩余价值的观点，使理论界同仁为之愕然。智者无畏，卓炯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增值”人生——他创办广东“业余财经学院”       卓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用经济学的方法“规划”人生。他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生的价值可以增值。”他增值人生的方式就是潜心钻研，热心培养青年学子，使学术生命在年轻一代中延长。     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周治平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暨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理论专业创办之初，没有人能从头到尾讲授《资本论》三大卷，便想到邀请卓炯。但当时讲课是没有报酬的，纯属义务劳动。工作繁忙的卓炯二话没说欣然应邀，并克服路途遥远等困难，风雨无阻地讲了一个学期。“如果没有对教育工作和青年学子的热爱，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的。”     1986年，《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还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在当年广东“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他在一个晚上去看卓老，发现卓老正在给湖北一个钢铁厂的年轻工人改文章，这个年轻人就是余世光，而且这是卓老给他改的第二篇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大热，许多素不相识的青年自学者，慕名给卓炯写信请教问题。这些自学者中有青年教师、学生和机关干部，甚至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基层供销社下属购销站的营业员。卓炯不因为求教者的学历、文稿水平较低而敷衍了事，每篇习作都认真审阅，或提出修改意见，或精心修改后向报纸杂志推荐。据有心人统计，仅1986年第一季度，年近八十高龄的卓炯就阅改全国各地青年学人的习作达五六十万字，人称他为广东义务办了一所“业余财经学院”。而他想的却是尽可能地把经济思想传播出去，使更多的人全心投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去。     1985年，卓炯还为广东县级干部开办了“解放思想”讲座，鼓励领导干部解放思想，以新的经济理论指导改革。随后掀起的广东经济发展高潮及造就的名震南北的广东“四小虎”，莫不与此有关。     当前，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热潮正在南粤大地掀起，我们纪念卓炯，就是要学习他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致力创新理论，再谋发展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