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定义与现代中国的“民族”观（修订稿）

《社会心理研究》 2007年第1期 群体定义与现代中国的“民族”观（1793-1949） （美）弗兰克·迪可特(Frank Dikotter) 王 兵译 摘 要：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民族”观念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对作为整体的西方人的群体知觉过程。由此出发，作者强调了民族偏见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 关键词：中国人 西方人 群际接触 群体知觉 体貌特征 民族偏见 一、引 言 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意识是在“被动互动”（passive interaction）的情景下产生的，也就是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开始。在此之前，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民族”观念开始在中国知识圈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重要主。由对外国人的民族解释所影响的社会宇宙观 (social cosmology) 的出现表明了对作为传统中国特征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的彻底背离。因而，在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的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也就是从文化独特性 （cultural exclusiveness）发展到民族独特性 (racial exclusiveness)。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转变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发生，到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我们可以对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做一下粗略考察。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对民族意识的研究中，有人开始重新解释民族偏见。传统上，人们一般把民族偏见看着只是“主流群体”（dominant group）或者说是强势群体所独有的对待其他民族的心理现象（“白人现象”），在“有色人种”（coloured）名下的其他人对于民族偏见只有忍受。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指出 (Frank Dikotter，1990)，这种对于民族偏见的定义以及对于不同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解释本身就是非常狭隘的。对于民族偏见的这种定义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后殖民西方社会清楚的内疚意识外，它仍然反映了居于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情感（也就是说，对民族偏见这一概念的界定本身同样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歪曲了人们对于非西方国家中民族问题的理解。实 际上，非西方国家或弱势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同样存在着民族偏见。对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研究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二、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出现（1793-1895） 实际上，古代中国的思想就是指向外部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天下”）的。按照这种观念，人们把世界看作是称之为“大同”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在当时，中国人自身拥有非常大的文化优越性，他们试图根据某种标准来判断中国人以外的外群体（outgroup）。在此情况下，他们把不遵循“中国方式”的那些人看作是“野蛮人”（barbarians）。他们强烈提倡“用中国人的方式改变野蛮人”这一理论，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在文化上同化野蛮人[比如：来化（来并且被改变）；或汉化（成为中国人）]。如果借用前面提到的有关民族偏见的分析范式，很显然，古代中国人是以所谓的“主流群体”自居的，并且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民族偏见（比如，“野蛮人”这一术语的使用）。 显然，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入侵开始冲击中国人有关自己民族地位的传统概念框架。典型的行为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西方人对中国朝廷并没有表示尊重；他们也拒绝传统上对与野蛮人的接触进行控制的朝贡体制 (tribute system)；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在文化上被同化。 19世纪初，这一新的历史发展的最具有戏剧性的影响，是西方人的体貌特征证明了中国人自己世界观的相对性。中国的文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以前建立完好的符号世界既不全面也不绝对。在当时中国文人对于西方人的描述中，他们经常把西方人看作是魔鬼、鬼、坏人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予以否定。比如，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许多文章都把英国人看作是“外国来的魔鬼”（foreign devils）、“魔鬼奴隶”(devil slaves）、“岛国来的野蛮人”（island barbarians）、“蓝眼睛的野蛮人奴隶”(blue-eyed barbarian)，或者是“红头发的野蛮人”(red-haired barbarians)，等等。 虽然由于西方人的进入开始对中国人的“主流群体”的自我观念发生损害，民族偏见的观念却依然存在。民族偏见的实质就是种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es），也就是把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所有成员当成一个整体，并赋予许多负面的特征。其深层的心理特征是对本民族受到威胁的符号世界进行文化保护。弗兰克·迪可特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种族刻板化过程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中国人对于不同民族皮肤颜色的社会知觉上。中国人首先把所有野蛮人都称为“魔鬼”；然后再根据皮肤颜色对他们进行区分。比如，“白人是冷淡和沉闷的，就象烟雾一样，黑人象煤一样丑陋和肮脏。”他们也经常强调外国人的毛发特征，比如，“白人确实是鬼；他们说话的声音同鸟很相似；他们的皮肤和胸部覆盖着毛；当他们向远处看时，他们的绿眼睛会感到疼痛。”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把外国人令人厌恶的身体特征解释为是他们天生缺陷的外部表示。在缺少解剖学依据的情况下，他们试图通过对野蛮人身体的内部自然组织的说明来证明他们是非人类（比如认为外国人有4个心腔，而中国人有7个）。 因而，西方人与中国人在身体特征上的差异成为促成中国人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民族意识首先会出现在与有不同的外部群体进行接触的那些人中，尤其是在当时中国的广东地区及其他沿海地区，往往会首先产生民族认同意识并逐渐扩散到其他大部分地区。对外群体的熟悉反而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内群体在宇宙中位置的相对性，及对内群体认同越来越多的说明。 当然，人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激活过程中，有机会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学者出生的官员中，由于参与外国事务的日益增多，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种较少以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 perspective）的视角。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则徐（1785-1850）和魏源（1794-1856）， 他们具体的行为实践就是编辑了一些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在这种活动过程中，他们在自己与其他非西方人之间进行了积极区分 (positive differentiation)。在这种区分过程中，他们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 所以，通过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意识是在与外群体接触的过程中被动产生出来的；无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民族偏见都是同样存在的；这种刻板印象和错误知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民族认同的产生。 三、 改革者与民族观念（1895-1902） 西方人的进入开始逐渐损坏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导致了中国爱国主义情绪的突然爆发。由有关学者文人出版的报纸杂志到处传播着改革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激发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主权国家是否还会继续存在。 在这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学者首推严复（1853-1921），严复本人就开始对世界上存在的民族进行划分。比如，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四个主要的民族，也就是黄种人 (the yellow)、白种人 (the white)、棕色人种 (the brown) 及黑人 (the black)。每一个民族分别居住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比如黄种人的领土与西伯利亚北端相联，一直扩展到南中国海，被太平洋所包围，并且一直到达西部的昆仑山。他们有明显的面骨、浅鼻子、长眼睛及笔直的头发。白种人居住在盐湖的西边，在古罗马人所征服的领土上。他们有蓝眼睛和卷发、明显的额头和深陷的眼窝。在越南南部的许多岛上，东部的印度人是棕色人种。在所有民族中，黑人是最低劣的。他们居住在非洲和热带附近地区。他们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黑人奴隶。 从上面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是根据种族的观念来阐述他的观点的。他在西方野蛮人与传统野蛮人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他从文化统一方面承担了中国人认同意识的转变。在种族斗争的背景下，严复警告说西方人要统治黄种人；或者更坏的是，要消灭全部黄种人。在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的传播过程中，严复也表现出他的种族偏见。严复认为，进化就是不同种族之间持续斗争的过程。在此情况下，群体凝聚力是“种族强壮和群体自强”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能否继续生存成为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另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1873-1929），他也借用了严复的有关民族认同和种族斗争的思想，并且把美国印第安人也放到了严复关于民族的分类体系中来。梁启超把人类划分为五个主要的民族，这五个民族分别是：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棕色人种及黑人。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对不同的民族进行评价。在他的评价体系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地位和特点是不一样的。最为明显的是，在这一评价过程中，梁启超把他对五个民族的划分分别对应到不同的两分法的对子中来。比如“高贵的”和“低等的”、“优越的”和“低贱的”、“历史的”和“反历史的”，等等。根据这种评价标准，“黄种人和白种人是聪明的，红种人和黑人是愚蠢的；黄种人和白种人是统治者，红种人和黑人是奴隶；黄种人和白种人是团结的，红种人和黑人是分散的。” 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梁启超同样表现了他的很深的民族偏见。比如，他认为印度没有繁荣是“因为受到它的种族的限制。所有黑人、红种人及棕色人种，从他们血管和他们大脑中的微生物来看，都要比白人低等。只有黄种人才同白种人并不是那么不相似。”（梁启超，1941）对梁启超来说，黑人和棕色人种只是懒惰和愚蠢。后来，另一位改革者康有为（1858-1927） 在他那本有名的《大同书》中也提出为了实现世界的和谐，需要消灭较黑的民族。较黑的民 族是劣等的并且需要消除。康有为甚至提出可以通过饮食改变、群体间通婚及迁移来使较黑的民族变白；应该通过绝育而消除拒绝这些做法的的那些人。 所以，在西方民族强大的力量之下，中国人只有通过寻求其他途径来满足作为一个集体的自尊。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通过贬低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来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水平。实际上，对于其他民族的这种负面知觉是非常典型的心理补偿现象。 四、革命与民族国家（1902-1915） 到了20世纪初期，当时的革命者把民族看成是群体定义（group definition）的最终形式。这些改革者把民族看作是宗族的生物扩展，包括居住在黄帝 （Yellow Emperor）土地上的所有人，但是革命者把民族的定义主要限制在中国主要民族群体（也就是汉族）身上，他们并没有把少数民族包括进去。在20世纪的前10年，当时在日本学习的激进的中国学生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民族存在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生把黄帝看成是汉民族的第一位祖先，并且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民族主义者的许多出版物都把黄帝的图象当作封面；从1903年开始，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所创办的激进刊物就根据他们所推想的黄帝的生日作为刊物的日期。 许多年以来，黄帝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也有人（比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对黄帝这一人物的神话基础（也就是他是否存在）提出了批评，但黄帝还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国家的创立者和民族的革新者而为官方所尊敬。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自从189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充满着群体观念。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完成了从群体（group）到民族 (race) 概念的转变。另一位重要的民族主义者章炳麟（1869-1936）进一步扩展了严复思想中的民族基础，并且他还把群体的原则与民族力量联系在一起。1899年，在他的文章“细菌论”（on bacteria）中，章柄麟解释了民族权力是如何与群体能力相对应的：低等的黑人、棕色人种和红色人种都拜倒在黄种人面前，因为他们被黄种人打败了。同时，黄种人也被白人所统治。白人征服了黄种人，因为他们要比黄种人具有更大的能力。实际上，章炳麟还是继承了严复关于世界民族的划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优劣说”，但是他对于这种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也就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同它们各自的民族能力相对应的。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化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继续强调民族群体的观念，儒教的孝道和祖先崇拜的价值观为黄帝崇拜铺平了道路。他们开始把民族忠诚看成是家庭忠诚的扩大。他们把对应于中国氏族的家庭看成是组成民族的单位。另一位革命者陈天华（1875-1905）开始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同民族团结联系在一起，把中国人传统上关于“家”的概念扩展到“民族”的层次上。比如，陈天华就曾写到： 正如常言所道，一个人不可能同另一个家庭的人亲近。当两个家庭互相打仗时， 一个人必须要帮助自己的家庭，一个人肯定不会帮助另一个家庭。所有的家庭都来自于一个有共同起源的家庭：汉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黄帝是一个大祖先，所有不是汉民族的人都不是黄帝的子孙，他们是外族人。一个人肯定不应该帮助他们；如果一个人要帮助他们的话，他就是就缺少祖先意识。 此外，在关于种族的比喻中，人们也灌输了亲属这一术语，这一术语引出了作为亲密关 系而保存的情感特征：“民族感情从人出生开始以后就有了。对一个人自己的民族成员来说，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亲密与爱；对于外国民族的成员来说，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野蛮和残 杀。”因而，亲属这一术语促进了进一步所需要的联系和群体忠诚。 因而，与仍然用过去的参照框架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革新观念的改革者不同的是，民族主义者成功地从文化主义者的传统中脱离了出来。他们详细描述了主要集中在汉民族身上的新的认同意识，强调汉民族是从共同的神话祖先那里而来的持久的生物学单位。然而，直到1915年以前，民族主义者关于种族和领土的观念还是主要限定在政治领域。只有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民族观念才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听众。 五、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民族观念（1915-1949）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并且持续了几年。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全面而又带有破坏性的攻击。当时，一批在日本或西方接受过新型教育的学者决定把国外的科学和文化整合到自己国家的知识革命上来，要年轻人放弃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因素并且把国外的民主、科学和文化作为新秩序建立的基础。 在这场知识革命的激发下，中国人的民族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渗透到大部分知识活动的领域中。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社会科学成为破坏传统文化和支持民族认同的工具，并开始从生物独特性 (biological exclusiveness) 的基础上寻找民族中心感情的依据。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考古学也开始寻找中国人起源的证据。例如，有学者仔细考察了“中华民族”(Chinese race) 起源的所有理论一直到国外移民，但是由于缺乏科学依据而又放弃了它们。当时还有人引用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来证明“中华民族”在中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居住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原始人类” (the most ancient original mankind)。现代考古学必须证实中国传统的民族中心理论。人们把科学灌输到古老的神话中，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信念得以复苏；并在一个群体焦虑 (group anxiety) 的年代为人们提供了生物连续性 (biological continuity) 的意识。 在这种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体质因素继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体质人类学中，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它只是把非洲人看成是“黑人奴隶民族” (black slave race)；而在中国，更有人把黑人划分为“小黑人奴隶民族”(little black slave race) 和“标准黑人民族” (standard black slave race)。更有趣的是，有人认为黑人和澳大利亚人只有非常小的脑袋；他们只达到了中国“愚蠢农民”的文明水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国人的偏见是多么容易投射到新发现的人群中。这样，通过对象黑人这样有色人种的贬低性描写，在中国人的优越-自卑情结 (superiority-inferiority complex) 与西方人的民族傲慢之间所积聚起来的紧张感得到了缓和。这实际上也就是学者们在对民族偏见产生原因的分析中所提到的群体的心理平衡机制。 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对民族的生物学基础的怀疑导致了优生学 (eugenics) 的繁荣。通过两分法（也就是对民族这一“内群体”作进一步划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感到的优越-自卑情结的压力获得了缓解。通过这种划分，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而把较低阶层的人看作是低劣的。因而，在这种划分过程中，所谓的优越更多地是同阶级有关而不是同民族有关，知识分子把自己看着是享有特权的社会群体，是种族纯正的拥有者。而优生学的任务就是消除低劣阶层或者把他们提升到优越阶层的水平上。通过这两种方式，民族优越感将会重新得到恢复。因而，在当时，优生学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的盛行既反映了他们对于民族复兴的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六、新中国之后的民族观念（1949-）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和阶级的概念又合并到一起。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公开禁止种族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族独特性的观念开始成为一种禁忌，是不应该强调和提倡的。但是导致它的表达的基础思想并没有消失。实际上，当时在中国盛行的阶级斗争概念同传统的天下大同的救星观念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对“阶级”概念的强调只是用新的社会术语重新表述了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人为划分。此外，在内部和外部紧张时期，中国人的民族偏见往往会重新出现。比如，在中苏冲突期间，就开始有人强调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生物差异。 （参考文献略） 译 注 � 译自 Frank Dikotter. (1990). Group definition and the idea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1793-1949).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ume 13, Number 3. � 20世纪70年代，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以亨利 ∙ 泰费尔（Henri Tajfel）为首的一批社会心理学家发展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一经问世，就在欧洲社会心理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激发许多相关研究。 社会认同理论主要涉及个人如何把自己与所属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 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联系在一起。泰费尔（1972）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人们对他/她属于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同时对他/她的群体成员身份（group membership）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作为群体成员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认同理论也强调，在与“他群体”接触的环境和情景中，人们更容易产生出对自己群体成员身份（membership）的意识。就民族认同来说，作为整体的民族认同意识也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的环境中才更容易产生。因而，从这两个基本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人民族认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下粗略的考察。本文就是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对作为整体的西方人的群体知觉过程。 但是，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正如文中所分析的，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的群体知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样，本文作者在对于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群体知觉的“知觉”过程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偏颇之处。在阅读此文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文中的观点。 实际上，译者翻译和介绍此文的真正用意在于：在如今越来越异质和多元的社会和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越来越频繁。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应该增加自己的社会理解能力，（互相）认识和接受“他者”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促进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群际关系）向和谐、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 作者此处引用的原文（中文）为文言文。因从英文译出，同时考虑到整篇文章风格的一致，这里用白话文的方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