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包青天

真实的包青天 赵景春   曾在瀛洲（现河间）任知州的包拯，在民间被后人称为“包青天”，是执法如山、为民做主好官，他位极人臣、执掌权衡，据说皇帝曾钦赐给他龙、虎、狗三口铜铡刀——上 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白天管阳间之事，夜间管阴间之事；传说中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就有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儿，还铡过判官……戏曲里的黑脸包公总是那么凛然大气，刚正不阿，他可以使皇权低头，让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并深深的敬畏着这一位清官。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他在正史中的实际作用。   《宋史》中的包拯：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点儿有限的权力未免令我们现代人失望，然而，的确仅此而已。其实，《宋史》中的包拯惟一能摆到桌面的事实只有一件：开门办公让打官司的老百姓能“径造庭下”，同断狱官吏对话，这在等级森严的旧制约束下，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都有所顾忌收敛，历史不会承认民间附会的故事，尽管改造后的故事极富人格魅力和戏剧性。 《续资治通鉴·宋记》记载的包拯的几件大事，虽说牵涉权贵，但也没闹到用铡刀的份儿上。第一件，搞水利规划，拆除势族违章建筑；第二件，拿两任“三司使”开刀，由于他的弹劾，这些同僚被弄得丢官罢职、狼狈不堪：     第一件：有权有势的家族跨着惠民河道修造花园别墅，结果京师发大水，洪水流不出去了，包拯一句话，不管是谁，全给我拆！那些贪图小便宜儿的就找上门来讨损失，有的攥着地券，有的背地里篡改，包拯眼里不揉沙子，末了，这些障眼法都露了馅儿，便宜没找着，还吃了一身的官司。    第二件：有个叫张方平的，曾做过三司使，他在任上的时候，手脚就不干净，据说有“坐买豪民产”的劣迹，包拯翻出旧帐来，狠狠地劾奏这个家伙一本；后来，宋祁接替张方平的职位，不料，又遭到了包拯的非议。    拆势族的房子、抓同僚的把柄，尽管包拯担任御史中丞的职务，这本身就是捅娄子、讨人嫌的差使。他手里并不存在皇帝封赠的“三道铜铡”，与普通官吏一样，他只有在御座面前当值听喝。倘若皇帝不高兴或者发脾气了，能硬着嘴辩白几句已经算直言的诤臣了。这样的言论是要写进正史的——皇帝、大臣都有面子。    《续资治通鉴》和《宋史》都记载了包拯劝谏仁宗皇帝赵祯“设立储君”的史实。这是任何帝王都非常敏感的话题，一开始赵祯就抱有敌意，他反唇相讥，几乎让臣子没有再张口的机会；好在包拯并没有吓得语塞汗流，皇帝问得刁，回答得更刁；虽说这个场面不如戏台的表演精彩，包拯却冒着那个时代的 “撄鳞”大罪，为自己的言行公开辩解。真实的历史中，有几个敢于同皇帝犟嘴、饶舌、拗脖子？两部正史都未遗漏这段典故，这是包拯仕途生涯中的精彩一笔：庚戌，以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群臣数有言者，未审圣意何久不决？”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让包拯约束皇帝，是民间一厢情愿的杜撰；把他宣扬为说一不二、左右朝堂的人物，未免夸大了他的影响力。皇帝跟前不只包拯一个大臣，庞大的文官队伍人才济济，他们的才能与学识不存在巨大落差。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甚至讥讽包拯没有读会几本书，这样的批评往往被老百姓有意掩盖、抹杀了。人们情愿相信一个完美无缺的精神偶像——哪怕被修饰得变态、走型。包拯一连铲除了两任“三司使”，最后自己取而代之，这种做法自然招人戳脊梁骨。欧阳修则公开挑刺儿，弄得包拯更是为难.....。    《宋史》中的包拯晚景十分凄凉和孤寂，没人登门，也无人理睬；年逾花甲的包拯，吃穿用度还非常寒酸。但他仍能严格要求自己与子女，他在遗嘱里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包拯能最大限度地“独善其身”保持晚节，已属不易。（根据史料与网络资料编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